本文收錄於何偉明等主編：《香港中文大學重讀通識經典論文集(一)》（頁183-213）。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2023。網路版文字略有修訂。本文原宣讀於2022年9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重讀通識經典（一）：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討會。

引言
一、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1920-1970）
二、鄭學稼對異化論的介紹
三、異化論與七十至八十年代台灣思想界
四、林書揚對異化論的理解
小結

邱士杰[2]

引言

　　希法亭（1877-1941）的《金融資本》認為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存在某種「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別與聯繫。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種社會運動規律的理論」，「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把這種理論運用於商品生產的時代」。至於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否必然讓人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則未必，「因為認識一種必然性同獻身於這種必然性是不同的兩碼事。」不過，「某人堅信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而獻身於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是完全可能的。而對馬克思主義做出的社會運動規律的認識，總是給予掌握了它的人以優勢；但在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中間，那些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體會最深的人，肯定是最危險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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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法亭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做出的區分，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經常被「非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的某種反映。馬克思主義以其自身的徹底性而說服人、掌握群眾，甚至也說服了非馬克思主義者。這是近代日本和中國都能看到的現象。如丸山真男所言，近代日本出現了「由馬克思主義一手代表社會科學」的獨特思想現象，而「日本知識界因馬克思主義才首次從政治、哲學、經濟等個別視角來理解社會現實，且也因之習得將之相互關聯並總合考察的方法。」[4]因此，甚至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也不得不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架或方法來考慮問題。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近代中國，當國共在1927年分裂，隨後便發生由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左派，以及托派共同參與的「中國社會史和社會性質論戰」。如果將這三派平放在政治上的左右光譜，他們肯定在光譜上處於互為左右的位置（比方國民黨左派相對於中共而言肯定只能是「右派」）。但對他們來說，馬克思主義所標舉的社會形態理論卻是彼此共享的前提。[5]因此，儘管他們之間相互反對，卻能在同樣的知識前提下討論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當成左右翼共享的思想資源的狀況也存在於二十世紀台灣，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論就是二十世紀台灣出現的思想資源共享案例。本文主題即在介绍這個案例的歷史經緯，並評估其意義。

一、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1920-1970）

　　台灣於1895年割讓日本之後，島內就以漢人為主體，展開規模不一旦持續甚久的武裝抗日運動。1915年的西來庵起義失敗之後（這是規模最大的漢人武裝抗日），抗日運動便轉入非武裝抗日時期，即1920年代的十年。直到1930年台灣原住民發動霧社暴動，台灣島上才再次出現武裝起義。

　　1920年代的非武裝抗日運動表現為社會運動的形式。而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是貫穿1920年代的社會運動母體。台灣文化協會一般簡稱為文協，基於漢民族的民族主義以及啟蒙主義而組成。在政治上，文協支持所謂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希望向日本當局請求在台灣設置一個議會，以實現台灣自治。基本上，可以將文協和請願運動定性為改良主義的社會運動。然而，台灣總督府當局在1923年底突擊逮捕了請願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打破了改良主義的迷夢，這就導致台灣社會運動在接下來的1924年出現質變。大陸上的台灣激進青年意識到改良主義不能救台灣，便在中國革命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向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急遽靠攏，並在同年上海成立台灣最早的左翼組織「平社」（內部包含以「台灣赤華會」為名的祕密組織），並發行刊物《平平旬刊》。[6]

　　雖然1924年崛起的台灣左翼分子未能持續自己的組織活動，卻培養出一批活動家。最重要的活動家是文協創立之初就領導其活動的連溫卿。連溫卿在接下來的1927年1月率領左派青年（當時稱「無產青年」）奪取了文協領導權，使文協左轉，逼使右派脫離文協。台灣社會運動的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由此左右分裂。此後，伴隨著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的成立，台灣社會運動也越來越左傾，直到台灣總督府在1931年取締了台灣合法與不合法的全部社會運動，運動嘎然停止。[7]絕大多數的台共黨員被捕入獄，部分同志犧牲。以蔡孝乾（蔡前、蔡乾，1908─1982）為代表的台共黨員則前往大陸，進入蘇區，參與長征，成為當時中共內部有代表性的台籍黨員。[8]

　　日據時期培養起來的左翼運動人脈，為左翼運動在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的復活提供了條件。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黨員幾乎都加入了蔡孝乾在1946年秘密返台後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而台灣省工委就是光復後五年間台灣左翼運動的主體。省工委不但深入各種勞動現場、學校，建立起自己的支部，介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甚至在鄰近1949年的時刻，在台北「鹿窟」之類的荒郊野嶺，建立起許多武裝基地。但是，伴隨著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台灣省工委也迅速陷入危機。國民黨當局在1949年展開的白色恐怖直接逮捕了蔡孝乾為首的省工委領導幹部，台灣地下黨瓦解，日據時期以來的台灣左翼運動至此暫告段落。[9]

　　1949年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分水嶺。伴隨著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展開了三十多年的戒嚴獨裁統治（1949-1987）。而以1949年為開端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更是以直接的大規模逮捕和屠殺肅清了台灣島上的地下黨組織與各種民主力量。台灣左翼運動從此進入長期的低潮期。被捕的地下黨人在孤懸太平洋上的綠島和其他監獄繼續著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其中，1950年被捕的黨員林書揚直到1984年才出獄。他以34年7個月的時光成為台灣左翼運動的一面旗幟。[10]正因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監獄始終關壓著五十年代以來的大量左翼政治犯，因此，當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分別在台灣島內自發產生左翼青年與反蔣運動，這些新一代的左翼青年往往會因為被補而在監獄中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共產黨。其中，六十年代被捕入獄的作家陳映真、七十年代被捕的成功大學共產黨以及淡江大學「台灣人民解放陣線」，就是因為被捕才在監獄之中與台灣左翼運動的前輩接上關係的典型。

二、鄭學稼對異化論的介紹

　　1949年以後長期存在的戒嚴獨裁體制讓馬克思主義在台灣的傳播進入比日據時期還艱難的時代。弔詭的是，雖然大量左翼運動者因為白色恐怖而被捕或者主動噤聲，國民黨方面卻為了對抗大陸和中國共產黨而不得不培養一批對馬克思主義和左翼運動深有認識的「大陸問題專家」。這些「專家」大致有幾種來源：（1）第一個來源是國共的長期鬥爭中變節「轉向」的前共產黨員，代表人物是葉青（任卓宣，1896-1990）、郭華倫（郭潛，1909-1984）與蔡孝乾等人。他們非常了解共產黨的內部運作，對於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定的理論修養。（2）第二個來源則是1949年兩岸分斷之前便已經在大陸論壇上出現的黨外（中共黨外）馬克思主義者，即所謂「第三種人」，代表人物是鄭學稼（1906-1987）、胡秋原（1910-2004）。雖然他們來台灣之後總是聲稱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的思考方式和理論框架，仍然在馬克思主義的制約之下。因此他們往往被視為某種「國民黨左派」，而且對台灣的年輕左派（如陳映真）相當友好。（3）第三個來源則是在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內部鬥爭中「失敗方」的理論傳人，代表人物是林一新（陳聚奎，1908-1987，又曾用名陳代青）與嚴靈峰（1904-1999）。實際上，這類人物往往具有前兩種來源的背景，但他們通常具有某種「國際性」的理論師承，比方林一新是蘇聯哲學家德波林（А. М. Дебо́рин Ио́ффе, 1881-1963）與農業專家馬扎亞爾（Л. И. Мадьяр，1891-1937）的中國學生（這兩位學者都先後遭到斯大林的批判），^[11]嚴靈峰則是同樣具有旅蘇經驗的前托洛茨基派。[12]

　　在左翼運動遭到鎮壓的戒嚴統治時期，這些「大陸問題專家」是台灣思想界唯一「合法」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群體，但最終目的是為了批判馬克思主義。直到七十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在北美等地爆發，海外的台灣留學生才基於海外自由的學習環境而「左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是《資本論》研究者許登源（何青，1937-2009）、知名作家郭松棻（1938-2005），以及左翼經濟學家金寶瑜等人。這些留學生為八十年代台灣思想界重新吸收馬克思主義提供了理論和人脈的關鍵準備，並與七十年代中期誕生於台灣島內的合法左翼刊物《夏潮》雜誌（China Tide）形成隱密的互動。留學生們首先在七十年代創辦了北美台灣左翼刊物《台灣人民》（Taiwan Jinmin）。刊物內部發生統獨分裂之後，反對台獨的人馬進而在八十年代初期與更年輕的留學生（如蔡健仁等）創辦理論水平相當高的左翼雜誌《台灣思潮》（Taiwan Tide）。這些左翼青年結束留學、回歸台灣島內之後，對其後至今的台灣學術界產生了積極影響。[13]

　　八十年代的台灣思想界有能力討論馬克思主義的論者就是上面提到的三組群體：（1）以老地下黨員為中堅的老左派及其後人、（2）國民黨「大陸問題專家」，以及（3）保釣以來在海外求學並最終回歸島內的左翼青年。而七十年代末期在大陸思想界引發討論的異化問題，讓這三組群體產生了某種意外的牽連或交集。從而再次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作為某種「普遍的社會科學」的姿態。

　　「異化」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著名概念。這個概念一般被視為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並圍繞著青年馬克思和晚年馬克思（如《資本論》）之間是否存在思想上的連續性而產生各種觀點、各種論爭。這也意味著異化的確切本義跟異化概念如何得到後世讀者的理解，是兩回事。以下主要關注異化概念如何得到理解的問題。

　　從文本翻譯和傳播的過程來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中國引起關注的時間很晚。手稿在1956年推出第一部漢譯本，即《經濟學-哲學手稿：「國民經濟學批判，附最後一章：關於黑格爾哲學」》，譯者何思敬，校者宗白華。[14]這部譯本直接從德文版翻譯而來，並把異化翻譯為「疏遠化」。何思敬不但從德文直譯此書，還在1957翻譯出版了民主德國研究此書的著作《論卡爾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作者：奧古思特‧柯爾努）。何思敬譯出此書後，大陸學術界一直存在零星討論。然而文革使相關討論長期中斷，何思敬本人也死在文革初期。直到文革結束，手稿才真正獲得關注。1978年起，一些學者開始發表關於異化的論文。1979年6月，劉丕坤推出從俄文翻譯的版本，定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5]此版譯文經修訂，收入同年9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四十二卷。

　　何思敬譯本最早的台灣讀者是1930年代便因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而斐聲大陸論壇的國民黨左派學者鄭學稼。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站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對立面，最終加入國民黨。來台之後，他成為國民黨內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於這樣的背景，鄭學稼成為最早在台灣介紹異化論的學者。他自豪地說，「這個靑年馬克思主義已流行於歐美，硏究它的著作，眞如雨後春筍。在自由中國首先介紹靑年馬克思思想的，就是筆者。」[16]鄭學稼寫成於1972年11月並在1974年5月內部出版的《論馬克思的異化說》是台灣最早研究異化論的專著。[17]在這本書的基礎上，鄭學稼繼續「以大部分時間研究青年馬克思的思想」，[18]直到1987年過世。

　　《手稿》與鄭學稼的最終研究成果在1990-1992年間正式與台灣讀者見面。1990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作為台灣「時報文化」的「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之一而在台灣刊行。這也是《手稿》的首部繁體中文版。「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先後推出三本盜印自大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並擅自加上虛構的譯者名稱。儘管如此，繁體字版的內容完全從大陸的簡體字版移植。第一本移植自中央編譯局1975年翻譯刊行的《資本論》三卷（每一頁每一個字的位置均與簡體字版相同），第二本移植自作為「灰皮書」而內部出版的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三本則移植自《馬恩全》第42卷收錄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992年，台灣的「時報文化」進一步出版鄭學稼詳述異化論的遺著《青年馬克思》。書中涉及異化論的部份均挪用自《論馬克思的異化說》並加以擴寫，因此這兩本書可說是承先啟後的姊妹作。[19]

　　鄭學稼關注異化論的主要理由，是著眼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1930年代蘇聯公刊之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對「正統」體系造成的理論衝擊以及政治影響：

對馬克思主義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手稿》是黑格爾左派馬克思，走進『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橋樑。到了晚年，他和恩格斯都忘記青年期的作品。因此，除了《神聖家族》，別的早期著作遲到恩格斯晚年都不公刊。……

首先注意青年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思想上聯繫者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出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問題，它的第四章『物象化與無產階級的意識』，首先發表和發揮勞動異化說。同時，德共理論家卡爾．柯爾施在他的《馬克思主義與哲學》中，強調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關係。這兩人的著作，引起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在第五次大會上的斥責。……柯爾施後來和共產國際脫離關係……盧卡奇雖受處分，卻討好斯大林，發表自我批判。到1933年《手稿》出版，那自我批判是一個諷刺，因為對的卻是自我批判者。儘管他沈默不語，卻寫《青年黑格爾》大談異化說。

到了四十年代，由於斯大林接連地大殺老布爾什維克的大審判，和他不能掩匿的暴政，使有識之士發聲這些問題：何以在廢除所有制後，蘇聯會發生那殘酷的事？……何以會有與馬克思的《手稿》所說相反的異化和外化？僑居紐約的一些德國學者們，尤其是賀爾海買爾〔即霍克海默〕所主持的弗蘭克府社會研究所和它所辦的《時代雜誌》努力研究馬克思的青年期著作，另把異化說做特別的研究。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實存主義哲學家接受異化說，美日各國的學生運動也公然反對異化。在這個學術氣氛下，沉默已久的莫斯科御用哲學家們，也被迫說話。[20]

因此，鄭學稼的異化論的關注其實蘊含著更深的目標：以青年馬克思的異化論，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宗的「正統」馬克思主義。

　　鄭學稼歸納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引發的七個問題：

《手稿》出版後，發生下面的問題：（1）馬克思的哲學和黑格爾的哲學有何關係？（2）青年期馬克思的思想，和「第一國際」、《資本論》的成熟期馬克思的思想，有何不同？（3）研究《手稿》或其他馬克思的早期經濟學著作，有助於了解《資本論》嗎？（4）何以晚年馬克思不發揮早期的異化說？（5）馬克思的異化說和私有制有何關係？（6）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相互關係，究是怎樣呢？（7）何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異化和外化？[21]

《論馬克思的異化說》的特點，是綜合了鄭學稼當時所能找到的各種外文研究成果，回答以上七個問題。在1970年代的海峽兩岸，鄭學稼這本小書可能是華人學術界對於異化論的最早且最全面的文獻回顧。不過，最值得注意的還是鄭學稼個人對這些問題的觀點。他所歸納的七個問題實際上又可集中為一個問題，即《手稿》的異化論的起源、後續，以及適用範圍。

鄭學稼指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黑格爾哲學基礎上提出了「異化」與「外化」兩種概念，並至少從三個方面界定異化的內容。同時，鄭學稼認為盧卡奇在完全沒有讀過《手稿》的前提下，在其《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首先發表和發揮勞動異化說」。顯然鄭學稼認為《手稿》和《歷史與階級意識》具有同質的連續性。

然而，鄭學稼並不認為馬克思在思想成熟期所撰寫的《資本論》是連接起《手稿》和《歷史與階級意識》的中介──中介另有他人。他在《青年馬克思》指出：

我們就勞動異化論而言，會發生這問題：未曾閱讀過《手稿》的盧卡奇的這一觀點是自發的還是受別人啓示的？對於問題的硏究者的共同答案是：來自他的業師西姆米爾（Georg Simmel）〔引者按：今譯齊美爾〕。西氏以爲：近代工業社會，由於分工嚴密，人只幹一部分工作，失去自我性，這是異化思想的來源。後來，他觀察人的創造性和受社會制度壓迫之不可免的後果，是人的自我異化。[22]

這樣的答案暴露出鄭學稼對於異化問題的認識狀況。雖然《論馬克思的異化說》認為馬克思在思想成熟期完成的《資本論》基於新提出的「商品拜物教」論而形成「異化說之另一論述」，卻又認為異化論與商品拜物教並不相同（「成熟期馬克思〔的〕確放棄《手稿》的異化說，僅發揮商品拜物教性。何以如此？沒有滿意的解說。」[23]）總之，鄭學稼低估了《歷史與階級意識》與《資本論》之間的關係。直到《青年馬克思》一書，鄭學稼才略為承認兩者之間的聯繫（鄭的具體論法是：《歷史與階級意識》討論了《資本論》的商品拜物教論，而《歷史與階級意識》乃因此得出「在《手稿》發表前，任何馬克思主義大理論家都沒有注意到」的異化論，[24]）但總體而言，鄭學稼不甚承認《資本論》和《歷史與階級意識》有思想上的承續關係。

　　從結論來說，鄭學稼認為「馬克思是人本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成熟期的馬克思，不是同一人。」因此《資本論》時期的成熟馬克思，被鄭學稼所稱「三個馬克思」中最需批判與反對的對象：

確有三個馬克思活躍於思想舞臺上。一個是「異化說」的早年馬其思，另一個是由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發生的馬克思，第三個是巴黎公社以後的馬克思。第一個馬克思，因《手稿》而成爲廣大學者注目的人本主義者，他顯然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卽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第二個馬克思的承繼者是列寧，因爲列氏的馬克思主義，幾全引自這一階段的馬氏著作。第三個馬克思的承繼者是考茨基們所領導的第二國際派；他們主張階級合作，議會運動，和只在無產階級成熟後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年代起列寧的馬克思，不斷攻擊第二國際派的馬克思，到三十年代斯大林統治殘暴的眞相畢露，大家才恢復對考茨基們著作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異化說」的馬克思，嚴厲地拋評列寧的馬克思，並且在「社會主義卽人本主義」大前提下，有與第二國際派馬克思建立聯合思想戰線的可能。[25]

三、異化論與七十至八十年代台灣思想界

　　大陸理論界對異化論的大規模討論始於文革結束，並延燒至八十年代初期。1983年3月，周揚（1907-1989）在紀念馬克思去世100週年學術討論會作了關於《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著名報告，主張馬克思直到晚年也仍未拋棄異化論，而異化正是「馬克思主義是包含著人道主義」的理論基礎。周揚試圖藉此反省一直以來將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割裂開來的既有認識。然而，胡喬木（1912-1992）旋即在翌年以《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為題批判了周揚的看法，這場關於異化的討論才暫時終止。

　　大陸理論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異化討論也得到台灣方面的關注。在台灣注視著異化問題討論進展的鄭學稼在其1982年刊行的《共產主義之異化》（台北：黎明文化）指出：

內中最值得引述的是一九七八年八月號《新華文摘版》所載王若冰[王若水]的〈關於異化的概念〉和一九八零年《新華文摘》十月號〈談異化問題〉。他說：「『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

　　鄭學稼和隨後許多國民黨「大陸問題研究專家」對異化的詮釋，基本上都徵引王若水以上定義。根據這個被王若水簡化然後又被鄭學稼簡化之後的定義，鄭學稼試圖論證中國大陸也出現異化現象。然而，鄭學稼此書其實只有一兩處論及異化，因此，異化不過是他用來妝點其整本書的裝飾性概念。就算刪去此概念，整本書也不會有太多不同。相較之下，比鄭學稼更年輕的國民黨中共研究專家蔡國裕則同樣在1982年以更多篇幅討論異化的內涵，並從王若水的前述文本出發，對官僚主義與「權力異化」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討論。[26]

　　徵引異化概念之際的鄭學稼當時正處在一種特別的狀態：一方面，他作為國民黨的理論家，試圖應用大陸上正在熱議的異化來展開他對大陸政治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作為國民黨內的「左派」，卻又試圖保護當時正在國民黨外活動著的台灣左翼青年，特別是1977-1978年捲入鄉土文學論戰並遭到作家余光中舉報為「工農兵文學」作家的陳映真。這次舉報事件也成為余光中生涯中的汙點。[27]

　　陳映真在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座談會（1997）指出：

余光中寫了長篇告發信給王昇將軍，指控陳映真的文藝思想來自「青年馬克思」。王將軍以為正統馬克思他懂得，「青年馬克思」則不熟悉，乃就教於鄭學稼先生。鄭先生看過余光中的密告後，斥為無稽，力言當局不應打擊鄉土文學，反[而]應[該]獎掖…..[28]

〈陳映真致余光中先生信〉（2004）提到鄭學稼等國民黨理論家關注異化問題的背景：

最後是您〔余光中〕有沒有直接把〔檢舉陳映真等鄉土作家的〕材料信寄〔政戰主任〕王昇的問題。我在寫此信之前，特別問了當年告訴我過程，現在於大學教書的鄭學稼先生的學生。他肯定地說，王先生手上確實有這份您的材料，因為涉及「青年馬克思」是什麼的問題，特別向鄭先生請教，自然也要把您的材料奉上。據這位好友說，當時國民黨內「匪情」專家意見分兩派。一派以馬《一八四四年手稿》中的思想有人道主義、異化論等的提出，為傳統馬派（蘇共、中共）所排斥，可以利用，一派認為台灣知識界可能利用「青馬」掩護自己，應該警惕。而您所引用的我的文章，其實是素樸之極的文藝社會學觀點，通俗的文藝社會學詞典上就可以找到，和青年馬克思主義八竿子扯不到一起。……我辦《人間》時辦公處距鄭先生家近，他老人家偶有過訪，常常勉勵。有一次他說：「鄉土文學論爭時有人告你有思想問題。寫文章要注意不要用左派名詞。」他沒有提您的名字，時在一九八五年初，對於鄉土文學論爭的暗潮，我已經大體理解了。[29]

　　儘管國民黨內對於如何看待手稿的態度有兩種意見，但國民黨畢竟反對馬克思主義，因此，批判異化論也仍然是國民黨理論家未曾放棄的工作。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王章陵於1987年發表的《馬克思「異化論」批判》。[30]

　　與國民黨理論家相比，八十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界特別是左翼圈並沒有出現以異化論來論證特定議題的傾向。比較顯著的傾向反而是將異化論當成青年馬克思的不成熟看法。這是因為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路易‧阿爾都塞（Louis P. Althusser, 1918-1990）的理論在八十年代傳入台灣，讓異化論輸入台灣的同時，也讓台灣左翼獲得批判異化論的理論資源。與海外保釣運動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人脈相當重疊的《島嶼邊緣》雜誌在1994年的「保衛阿圖塞」專題由王浩威（心理治療師、作家）執筆，回想了阿爾都塞進入台灣的歷史。即以下引文。而其回想所提及的王菲林則是受到前述《台灣思潮》影響的左翼活動家：

我認識的阿圖塞是發生在1985年底的《南方》雜誌社。原先的編輯少年們和集資的前輩合作不佳而散去了，第二期的專題突然中空，才有人引介了王菲林到《南方》，進行阿圖塞專題。忽然又因為左的姿態令這位集資者聯想到菲林過去的「統派」歷史，這個進行一半的專題旋遭擅自取消了。如果記憶沒有太多的扭曲，這次流產的阿圖塞是我第二次遇見王菲林，這位啟發了我作一位「快樂的左派」而今去世了一年半的朋友。後來，這流產的專輯編成了1986年出版的一本白皮小書《路易‧阿杜塞》，以「文化社／實踐書系」的名義，……地下流傳的階段，其實是菲林帶領文化大學和輔仁大學異議學生之「文化社」讀書會所努力出來的結果。當然，不可否認的，比台灣更早認識阿圖塞的香港，特別是馬國明先生和陳冠中先生的文章，給予他們不少的方便。…..[31]

　　《路易‧阿杜塞》一書收錄的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1965）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界定為馬克思轉入「科學」之前的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階段（人本主義階段）：

人的歷史還是可以還原到人的本質去理解。在這個意思下，歷史是理性異化而變成非理性，是真正的人變為割離的。在不知不覺中，人和自己的本質割離，而只能透過其勞動產品（商品、國家體制、宗教）去體現自己的本質。既然人的歷史構成了歷史，因此人一定是有其先於歷史的本質。換言之，在歷史終結時，已經變成了客體的人只需重新掌握異化於財產、國家及宗教的人的本質，他便真正實現為全人，為真正的人。[32]

但1845年的馬克思決裂於以上觀點：

及至1845年，馬克思徹底地跟所有將歷史和政治建基於人的本質的理論決裂。這時，馬克思開始有一個新想法，這個想法包括三點不可分割的要素：1.徹底批判人道主義的各種理論上的引申。2.界定人道主義為意識形態。3.構想另一套全新的概念，用以分析政治和歷史；計有社會組合（引者按：即社會形態）、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意識型態，經濟的最後決定作用，社會組合各層份的特有運作方式等。[33]

　　阿爾都塞的著作在九十年代台灣得到相當數量的翻譯和討論。[34]因此，阿爾都塞指出的「認識論的斷裂」及其對《手稿》的批判，自然是台灣讀者很難迴避的閱讀前提。雖然談不上「抵消」《手稿》的影響，但阿爾都塞對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批判，構成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間的台灣左翼青年都「起碼」知道的前提，從而與《手稿》並立。就此而言，林書揚這樣的老左派對異化論的接受──以下詳述──就成為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

四、林書揚對異化論的理解

　　出生於日據時期的林書揚（1926-2012）在台灣光復之後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成為省委台南麻豆支部的成員。他在1950年被捕，拒絕轉向，頑強不屈，加上他擁有當時同輩人少有的理論素養，便在獄中成為難友的精神領袖與理論導師。這樣的身分讓他在獄中坐了34年7個月的黑牢，成為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於1984年出獄後，在難友幫助下，以翻譯和撰稿為生。同時，他也運用自己的日語能力，從日文圖書重新吸收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出獄之後，林書揚始終作為主要指導者引領著台灣民間的中國統一運動，直到2010年前往北京就醫，2012年在當地過世。[35]

　　台灣工人運動與中國統一運動是林書揚翻譯和寫作的主要目標。直到他在2010年離開台灣前，異化始終沒有從他的論著中消失。儘管他很清楚異化經常被認為是青年馬克思的不成熟思想、儘管他了解盧卡奇在手稿發現之前通過物化概念而做出的類似努力，儘管他也知道阿爾都塞對異化和青年馬克思的批判，但他仍然積極地引用異化概念在自己的論文。

　　綜觀林書揚畢生著作（均已收入《林書揚文集》），其之所以積極引用異化論，可能是因為他在獄中通過閱讀鄭學稼等國民黨論者的著作，而接觸到青年馬克思思想。當時，將國民黨反馬克思讀物「反過來讀」是左翼政治犯在獄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安全管道和常見途徑。[36]另一個可能則與他出獄後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客觀條件有關：一方面，在將近六十歲的條件下，全心鑽研《資本論》原理的條件有限、可能性不高；另一方面，異化論相對於《資本論》的複雜體系，確實相對容易應用。在八十年代先後形成工黨（1987）以及勞動黨（1989）的台灣工人運動中，從異化論中汲取勞動解放的原理，成為可能且相對快速的資源。

　　由於篇幅有限，此處不詳述林書揚如何圍繞著勞動異化等問題進行理論普及。這裡只介紹其獨特的見解。首先，林書揚在其〈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1986年6月）指出，異化也可能解消：

有人將勞動異化問題的技術層面突出，認為不論生產關係如何，現代大工業生產系統皆不免形成勞動異化過程。實則異化與否，關鍵在於外化勞動是否有回歸的保證，若基本上有此一保證，則縱使因一時的社會窒礙而產生了局部性異化現象，也可經由適當糾正措施而獲得解決，而並非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勞動異化之為結構性問題，為內在的不可解決的根本性矛盾。[37]

　　其次，林書揚積極地將異化用於分析具體問題。他的分析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遵循異化的原意而引用，甚至修辭般的應用，從而產生以下表述：「蘇聯政經改革的異化危機」、[38]「台灣民主改革的異化」、[39]「國民黨在台灣已經變質異化」、[40]「二．二八悲劇之源自一種落後型態的特異的權力運作體系，且是帝國主義世紀中的一種國家異化現象」。[41]

　　另一類則是他對異化概念的反省。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外文學》與《海峽評論》發生的「台灣意識異化論戰」（暫定此名）是林書揚反省異化概念的關鍵事件。論戰的背景如林書揚所言：「《中外文學》第九期，登載陳昭瑛教授的〈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一文。接著《海峽評論》4月號登出陳映真先生的〈台灣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對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之回應〉。翌月，《中外文學》12期再度出現陳芳明先生的〈殖民歷史與台灣文學研究—讀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三陳三篇文章，環繞的是同一個範圍的問題。陳昭瑛和陳映真總的推斷立場是一致的，只是某些命題的展開上有所分歧，距離並不大。陳芳明的文章針對性多，對昭瑛多有批評和反對。」[42]林書揚關於異化的討論，基本上就圍繞著以上三人的議論而展開。

　　「台灣意識異化論戰」的開端始於陳昭瑛提出的「中國意識→台灣意識→分離主義意識」的演化。她認為台灣以其獨特的歷史經驗，而使中國意識在台灣進一步發展為本土化的台灣意識。台灣意識不反對中國，但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因此台灣意識非但不與中國意識相對立，反而是中國意識有意義的發展。[43]然而台灣意識卻在七十年代以來逐漸異化為反中、親帝的台灣分離主義意識，從而走向中國意識的對立面。此處暫且不論陳芳明如何站在分離主義立場而反駁陳昭瑛。值得注意的是陳映真如何批判陳昭瑛對異化論的援引和應用。陳映真認為分離主義意識並不是台灣意識的異化，而應該把反華不反帝的分離主義意識當成是「否定的挫折」。[44]

　　針對以上看法，林書揚提出了某種綜合與超越。他的回應可以進一步看出他對異化論的理解。針對陳映真的主張，林書揚對異化做出了這樣的詮釋：異化意味著某種負面的必然性，但分離主義意識只是負面的存在，不是台灣意識必然的後果。分離主義意識不是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之前因為各種外因介入而偶然出現的插曲。因此「否定的挫折」是適當的評價：

映真可能是難於同意台獨意識被定為時代意識的辯證展開中具有相對妥當性的一個階段，並也懷疑以反華不反帝為主要內涵的當前台獨意識如何能自我揚棄而有一場發展性的回歸（不過這一點僅出於筆者的推料，尚未曾和映真討論過）。於是提出此項異化應是「否定的挫折」，亦即，視為否定外來帝國主義和依附階級的人民力量的挫折的結果。依筆者想法，他不取異化論而指為挫折，是有其意涵的。蓋異化是必然的惡，其必然性賦給它一定（那怕是相對局部的）的存在權威。否定的挫折，則只要能指出關連的條件因素，包括外因性偶發要素，便可解釋甚至預斷。歷史上實不乏在多種造因下，風發一時，卻仍然以插曲結束的事件事象。多屬否定再否定過程中被抖落下來的挫折的結果。亦即，終未取得歷史定位的，質變前的消極因素。[45]

　　針對陳昭瑛的「台灣意識異化為分離主義意識」的見解，林書揚則著重指出：社會意識的發展狀況終究由社會存在決定，但這並不是異化論的青年馬克思已然意識的視野，因此，只從異化解釋社會意識的變遷，是不充分的。分析社會意識必須分析社會存在和物質基礎，即，必須以馬克思在思想成熟期所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才能正確分析社會意識：

我們承認，在短短一個年代裡，以中國為對立體的台獨運動急速地膨脹了。在一般人的常識性理解中，昭瑛在前面提到的幾點因素都有根據，但嚴格說來都只能是台獨意識形成和成長的背景或條件，很難說是基礎。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必定來自於整體社會生活所繫的下部結構的存在樣式或運作方式。關於這一種意識上層性的反思，馬克思本身就經歷了一段成長歷程。如眾所週知，馬氏對黑格爾的，即自—對自的自我否定，初以「疏外」異化等概念建構辯證的自我運動圖式。不久便更深入於具體演繹方法論，逐漸完成了歷史唯物的社會構造和動力理論。在勞動異化方面，也由黑格爾式的觀念符號，往「物象化」「物神性」等概念來具體化勞動、價值，和商品原理中所反映的社會關係。也就是異化的人際關係（馬氏曾說在此人際關係中，資產、無產兩階級同受戕害）。所有的時代意識，都或正面，或反面反映著這種社會的物質基礎。[46]

而決定分離主義意識形成的社會存在或物質基礎究竟為何？林書揚認為實質不外是台灣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從而社會主義中國的必然拒斥，而且是矮化了的拒斥：

總而言之，本土意識何以在其第三階段突變為反中國，何以由反帝變為反華不反帝，陳昭瑛嘆為異化、陳映真痛心否定的挫折，而事實上那不過是資產階級意識的自然投影，視社會主義大陸為對立體，視西方強權為階級同盟的對象，如此而已。當然這樣的心態也表示著台灣本土資產階級仍然處在階級意志的脆弱階段，和政治經驗未成熟的狀態。[47]

在這個意義上，林書揚指出缺乏社會具體分析的異化論必然不足以分析台灣社會的現實。

　　林書揚對異化論的應用還延伸出「本質」是否存在的問題。在1989年5月發表的《評〈到執政之路〉—兼論黨國體制的階級性》一文中，林書揚指出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階級屬性都屬於資產階級，而且國民黨就算曾在過去展現出強大的「半封建」政權特性，其「原質」──作為本質中的本質──也仍然是資產階級：

今天國民黨黨國體制企圖以新的經濟壟斷來代替往昔的半封建支配，實不過資產階級的階級原質在新的物質條件和政治條件下的發揮。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階級原質也潛在於反體制的，至今尚未能擠入特權階層的中產階級之中，甚至在反對運動體之中。因為它一如國民黨，他們最後所依附的也是原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這個被稱為歷史上具有最高效率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都本然地含有侵他性。這種內在的侵他性只能調整而不能拋棄，因為那是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48]

　　林書揚如此定義：「階級原質，與階級本質有所分別。『本質』與現象成一對範疇，是基本的內在規定。『原質』則指階級本質在階層分化後保存下來的特質，是與一定的『變遷』成對的範疇。」換言之，原質是本質中的本質，而且能在歷史的變遷中逐漸彰顯出來。變遷不必然是本質的異化，而可能是本質的純化。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推想林書揚的異化論和他的「原質論」產生在同一個哲學思考的地平，但處理不一樣的問題。

　　不過林書揚並不是某種「本質論者」。更準確地說，林書揚始終關注的是本質與現象之間的對立統一。對他來說的關鍵在兩方面：（一）避免被各種暫時的現象所迷惑，（二）在探尋本質的過程中必須嚴格區別「應然」與「實然」，堅決反對「超歷史地」把「應當確立的狀況」或「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當成運動的基礎。正因如此，林書揚對於中國統一運動的思考從不是基於應然和理想（即：中國本來統一所以應該統一），而是從包含兩岸在內的中國的現實條件出發。從現實的分析中，判斷海峽兩岸無論如何也必須統一。

小結

　　鄭超麟（1901-1998）如此評價改革開放初期的異化討論：「隨著客觀形勢變化而修正某些部份的基本原理，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但明知馬克思青年期在探索中寫出的言論，後來已為本人拋棄了的，現在重新撿起來去修正成熟期所建立的理論體系，即馬克思主義，那是不能許可的。」[49]今天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中，認為異化仍然存在於晚年馬克思想法中的論者大有人在。然而，問題似乎並不是馬克思哪個人生階段的想法比較正確或不正確，而在於馬克思不同人生階段的理論思考為何被馬克思的追隨者和反對者各自有選擇地接受──鄭學稼對青年馬克思及其異化論的接受就是馬克思的反對者吸收馬克思思想的典型實例。

　　這樣的接受史本身，體現了馬克思思想的普遍化。這樣的普遍化讓馬克思的思想（比方社會形態理論）能在特定時期和場合成為某種「普遍的社會科學」（比方戰前日本）。同時，這樣的普遍化也意味著馬克思的思想可能在普遍化的過程中庸俗化。不過，批判異化論的阿爾都塞學說在八十年代以降傳入台灣，因而一定程度抵消了異化論的影響範圍。

　　林書揚對異化概念的應用與警惕值得參考。一方面，他仍然樂意用異化來分析或修飾他所關注的問題；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白異化終究不能取代馬克思晚年形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成果。儘管如此，林書揚畢生的思考終究沒有全面站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思考台灣問題──箇中原因無他，正是戰後台灣長期的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讓他和幾個世代的左翼運動家缺乏更好的學習環境來學習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也難以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台灣社會實際相結合。就此而言，林書揚對異化論的受容恰恰成為一面鏡子──戰後台灣嚴峻的思想禁錮及其後果，正在這面鏡子反射的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輪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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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3] 希法亭著、福民等譯，《金融資本：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第4頁。

[4] 丸山真男著、藍弘岳譯，《日本的思想》（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85-86頁。

[5] 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6]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7] 若林正丈著、何義麟等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台北：大家／遠足文化，2020）。邱士杰，〈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第85-95頁。

[8] 邱士杰，〈中華蘇維埃與台灣(1930—1931)〉，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編，《台灣光復六十五週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第458-474頁。

[9] 台灣省工委沿革的第一手證言可見：蔡孝乾：《詢問筆錄（1950.8.29）》，台北「檔案管理局」藏（編號：0036/0410.9/44904440/1/001）。並參見：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澐、楊揚》（台北：印刻，2012）。

[10] 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

^[11] 林一新的生平可參見：石建國主編，《中國共產黨福州地方組織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450；

林一新等著，《資本論導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11；安徽省陳獨秀研究會、中共懷寧縣委員會編，《陳獨秀研究》第4輯（合肥：黃山書社，2013），頁280。

[12] 嚴靈峰口述，翁佳尹整理，《嚴靈峰的青年時代》，《人間》1988年3月號（台北），第76-85頁。

[13] 海外台灣左翼運動史的基本沿革可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第44-62頁

[14] 馬克思著、何思敬譯、宗白華校，《經濟學-哲學手稿：國民經濟學批判，「附最後一章：關於黑格爾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5] 馬克思著、劉丕坤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鄭學稼，《靑年馬克思》（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第10頁。

[17] 鄭學稼，《論馬克思的異化說》（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4）。

[18] 鄭學稼，《靑年馬克思》，第10頁。

[19] 鄭學稼，《靑年馬克思》，第447-520頁（即第20-23章「經濟學哲學手稿（一～四）」）。

[20] 鄭學稼，《論馬克思的異化說》，第14-16頁。

[21] 鄭學稼，《論馬克思的異化說》，第16-17頁。

[22] 鄭學稼，《靑年馬克思》，第509頁。

[23] 鄭學稼，《論馬克思的異化說》，第17-18頁。

[24] 鄭學稼，《靑年馬克思》，第509頁。

[25] 鄭學稼，《論馬克思的異化說》，第30頁。

[26] 蔡國裕，《中共政權之權力異化與官僚主義》（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2）。

[27] 〈特集：余光中風波在大陸〉，收錄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爪痕與文學》（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第35-109頁。

[28]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①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1998），第226頁。

[29] 〈陳映真致余光中先生信〉，收錄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爪痕與文學》，第107-108頁。

[30] 王章陵，《馬克思「異化論」批判》（台北：正中書局，1987）。

[31] 王浩威，〈保衛阿圖塞〉，《島嶼邊緣》第12期（1994，台北），第7頁。

[32] 文化社編：《造反的哲學人：路易‧阿杜塞：革命哲學／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台北：文化社），第18頁。

[33] 文化社編：《造反的哲學人：路易‧阿杜塞：革命哲學／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第19頁。

[34] 翻譯包含：《列寧和哲學》（杜章智譯，1990）、《自我批評論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譯，1990）、《自我批評論文集補卷》（林泣明、許俊達譯，1991）、《保衛馬克思》（陳璋津譯，1995）。討論則有：《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Alex Callinicos著，杜章智譯，1990）、《馬克思理論的詮釋：阿弘與阿圖塞的對話》（閻嘯平，1990）、《阿爾杜塞》（曾枝盛，1990）、《阿圖塞思想新探》（彭贇，1993）、《阿圖色》（徐崇溫，1999）。以上翻譯和討論有相當部分直接移植自大陸學者的學術成果。

[35] 邱士杰，〈他終於全都是革命：記林書揚先生〉，《人間思想》第3期（2013，台北），第4-50頁。

[36] 可參見與林書揚同時代入獄的知名中國統一運動家陳明忠（1929-2019）對於獄中學習的回憶：陳明忠，《無悔》（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第133-137頁。

[37] 林書揚，〈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 ，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第4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2），第10頁。

[38] 林書揚，〈蘇聯政經改革的異化危機〉（1991年9月），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第4卷，第366-376頁。

[39] 林書揚，〈為什麼搞「新民主論壇」〉（2002年6月19日），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第4卷，第207頁。

[40] 林書揚，〈台灣政局中的三大矛盾和兩岸統一〉（1992年8月），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第3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2），第102頁。

[41] 林書揚，〈二二八還原論〉（1991年2月15日），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第2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0），第38頁。

[42] 林書揚，〈審視近年來的台灣時代意識流──評陳昭瑛、陳映真、陳芳明的「本土化」之爭〉（1995年6月15日），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第2卷，第259頁。

[43] 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此文以不同版本分別發表於《海峽評論》第51期（1995，台北），第50-61頁；《中外文學》第273期（1995，台北），第6-43頁。

[44] 陳映真，〈台獨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對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之回應〉，《海峽評論》1995年4月號（台北）。

[45] 林書揚，〈審視近年來的台灣時代意識流──評陳昭瑛、陳映真、陳芳明的「本土化」之爭〉，第261頁。

[46] 林書揚，〈審視近年來的台灣時代意識流──評陳昭瑛、陳映真、陳芳明的「本土化」之爭〉，第263頁。

[47] 林書揚，〈審視近年來的台灣時代意識流──評陳昭瑛、陳映真、陳芳明的「本土化」之爭〉，第265頁。

[48] 林書揚，〈評《到執政之路》──兼論黨國體制的階級性〉，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第2卷，第198頁。

[49] 鄭超麟，〈「青年馬克思」與異化論〉，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zhengchaolin/mia-chinese-zhengchaolin-1988.htm，2022年7月15日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