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力，現任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wangl033@nenu.edu.cn
本文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3期（2022/12）。按此下載原刊PDF版。

　　如果並非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的專門研究者，今天的學者恐怕很難想象，在1920-1970年代的半個多世紀中，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左派「社會科學」對曰本知識分子曾經有著巨大的「魔術」般的影響力。面對明治維新以來激烈的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深刻矛盾，眾多日本知識分子試圖求助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結構分析來尋求答案，同時一部分知識分子也企圖通過探尋歐洲近代性的精神，批判日本社會精神構造的「後進性」，這也就形成了日本「社會科學」中馬克思主義和「近代主義」的兩大傳統。

　　不過，長期以來，中文學界對這一思想經驗缺乏充分了解。日本思想界曾長期充當西方思想傳入中國的「中介」，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日本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的譯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點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同時在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中國學者也很關注以「唯物史觀」解釋中國歷史的努力，而對同時代日本思想界圍繞日本社會性質問題展開的「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並不關心。[註]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冷戰的到來，中國學生的赴日留學中斷，到1980年代留學重啟之時，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等左派「社會科學」在日本學界的影響力己經下降，不僅在思想界其地位被後現代主義哲學（所謂「現代思想」）所取代，日本社會科學學科內部也發生了由馬克思主義、「近代主義」向美國模式的量化「現代社會科學」的範式轉變；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背景下，當時的中國學者無疑更關心近代日本的「成功經驗」，而對致力於批判近代日本「封建性」、「後進性」的左派「社會科學」缺乏興趣。這種關心導致某種通俗韋伯主義的新傳統主義傾向，即致力於思考「日本文化」如何促進了日本的近代化，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當時日本社會流行的新傳統主義話語不謀而合。

　　中國知識分子的對外部思想資源的關注畢竟來自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因此對日本資源的這種接受方式本身並無可厚非。但對近代日本社會科學的思想經驗缺乏了解，還是會構成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日本知識分子思想經驗的障礙，也造成文化本質主義的乃至「菊與刀」式的日本認識不斷反復。在這種意義上，邱士杰先生的《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一書，無疑為中文學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視角。本書對於台灣經濟研究和現代台灣的思想問題，固然有著豐富的意義，己經引起兩岸學界的討論，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作者所發掘的劉進慶的學思歷程，又內在于日本「社會科學」的思想經驗中。

　　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勾勒了劉進慶的人生軌跡和思想形成過程，從中可以看到劉進慶學術思想得以形成的歷史空間。「抵抗」是本章乃至全書的關鍵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和二二八事件的經驗，構成了劉進慶「抵抗」的「原體驗」；而留學時代在日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政治運動，也構成其「抵抗」得以持續的社會基礎，而不至於像戰時日本左翼知識分子那樣在「大眾」面前陷入孤立，走上所謂「轉向」和「翼讚」的歧途（邱士杰2022： 94-95）。在筆者看來，本書所說的「抵抗」固然首先是政治上的抵抗，即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追求民主；反對分離主義，追求祖國統一；但另一方面，這種「抵抗」也是學問的抵抗，即抵抗俗流經濟學，追求社會認識、社會批判的「主體性」，這也是劉進慶所接受的日本左派「社會科學」的根本精神。劉進慶的「原體驗」構成其學術「抵抗」的基礎，其所處的歷史空間則提供了形成這一「抵抗」的歷史條件。儘管在台灣大學經濟系學習期間，劉進慶並沒有表現出對經濟學研究的濃厚興趣，但市場經濟尚不發達的社會環境和戰後初期台大經濟系處於「過渡期」、學術思想較為多元的狀況，使得他不必被迫接受邊際主義「現代經濟學」的理念，能夠將更多精力用於哲學教養（邱士杰2022： 30-33），他曰後學習馬克思經濟學時，並無思考方式上的障礙，反而對其思辨性的方法有一見如故之感，「像整個人被吸進去般地，是不斷無止境的感動；使我深深感覺到自己更加提高了對社會經濟的辯證認識和學到認識的方法」（邱士杰2022:46）。

　　在這樣的意義上，劉進慶的政治的抵抗與學問的抵抗當然是高度統一的，但是另一方面,讀畢本書也會感到，劉進慶的「抵抗」與「學問」間的緊張關係，構成了本書論述推進的內在動力。這種緊張關係體現為作者所謂「本質與表現之間的張力」，即劉進慶基於「抵抗」的思想立場，致力於分析戰後台灣資本的封建本質，從而低估了資本的資本主義性，並不能很好地說明戰後台灣經濟成長的優異表現（邱士杰2022:211-214）。這一矛盾使得劉進慶在出版其博士論文時刪去了強調台灣社會前近代性「遺制」之強大的歷史論述（邱士杰2022:254），也使《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出版後的劉進慶不斷探索如何在不陷入主流經濟成長理論窠臼的前提下，堅持以政治經濟學視角對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做出批判性的解釋。

　　作者的分析集中在劉進慶本人思想發展的視角，充分闡發了劉進慶學術思想的抵抗精神。但如果從日本左派「社會科學」的思想歷程來看，劉進慶所面對的困難也內在於他所接受的學術傳統。本書第二章「學問的傳承——I960年代東京大學的馬克思經濟學」從劉進慶所接受的理論資源的視角，勾勒了《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日本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脈絡，其中涉及「講座派」的代表人物山田盛太郎及其《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宇野弘蔵及其開創的「宇野派」經濟學、大塚久雄及其開創的經濟史學派等等。考慮到中文世界中相關文獻之貧乏，這部分敘述的意義遠遠超過對劉進慶個人思想的研究，而提供了很多可以進一步研究探討的線索。

　　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在結構上參照了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邱士杰2022： 202-203）。作為「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中「講座派」的代表，山田在《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中運用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勾勒出日本資本主義的整體像,在山田看來，日本資本主義是以半封建的「零細農耕」農業為「基柢」，以國家權力強行「創出」的軍事產業為「旋回基軸」，通過「印度以下的工資」的「半隸奴」的勞動力所支撐的紡織工業實現資本積累的特殊形態（「型」）。作者在第二章中對山田《分析》有深刻的讀解，指出其特色在於它是一種「不過渡」的理論（邱士杰2022： 125）。在山田《分析》中，半封建的農業與低水平的紡織工業構成一種相互規定的關係，曰本資本主義的「型」一旦確立，就只能存續或者最終瓦解，而不具備內在的發展動力，其結果是使得社會停滯在「絕對主義」（封建社會末期）階段，而不能過渡到真正的資本主義。山田《分析》成功運用再生產理論描繪出日本經濟的全體形象,這無疑是劉進慶借住其理論框架構築《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原因。同時，劉進慶也吸收了其「不過渡」的理論，以揭示戰後台灣經濟的半封建本質。

　　劉進慶的對山田《分析》方法的採用幫助其達到了高度的理論成就，其對台灣社會半封建本質的揭露也引起人們廣泛的共鳴，但也由此繼承了山田理論的靜態特點和「不過渡」內涵，從而不能說明戰後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本書的第五章即由此探討晚年劉進慶如何在與各種發展理論對話的過程中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劉進慶主要摸索了兩個思考角度，即從國家資本主義理論角度考察的經濟民族主義，以及重視民間資本和中小企業作用的商人資本性格論。劉進慶的這種探索中包含著非常複雜的態度，他一方面肯定戰後台灣國家資本的經濟民族主義面向（邱士杰2022： 275-276），同時堅持對其「收奪獨裁經濟」的本質規定（邱士杰2022： 281-282）； 一方面肯定商人性格的民間資本可以創造優異的經濟表現（邱士杰2022： 296-297），另一方面仍堅持「商人資本」的非生產性格，認為其本質上是「不好的資本」（邱士杰2022： 307）。如作者所言，劉進慶「思考的矛盾性與複雜性恰恰反映台灣經濟內部各種對立因素間的緊張關係」（邱士杰2022： 309），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同樣的問題性也存在在劉進慶所依據的以山田《分析》為代表的「講座派」理論中。

　　山田《分析》發表以後就遭到與「講座派」對立的「勞農派」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認為他所描繪的日本資本主義「長期凝固於特定的類型而沒有發展」（邱士杰2022： 129）。宇野弘蔵則進一步認為，山田的分析將英國式資本主義道路固定化，而沒有看到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化，必將採用其相應「階段」的經濟政策，而不必遵循「純粹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發展道路（邱士杰2022： 133）。不過山田的功績在於，他在當時還不存在其他的非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化經驗的條件下，成功地描繪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悖論的是，如果不以對日本資本主義「半封建性」的否定性評價為前提，則《分析》完全可以為日本資本主義的「成功」提供比單純訴諸「文化傳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的肯定性解釋。在戰爭時期，這種解釋曾由提倡「皇國經濟學」的經濟社會學者難波田春夫提出，難波田主張，日本由於其優越的「神話」與「風土」，形成了堅韌的鄉村共同體秩序，因此日本的農村能夠一方面忍受高額的土地稅和地租，為明治政府創出軍事工業和重化工業提供資金；另一方面還能夠為輕工業發展提供大量低工資勞動力（牧野邦昭2010： 138）。而在戰後「高度成長」以後，這種解釋又被發展經濟學者重新提起，蓋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則山田《分析》可以被 看作獨自發現了日後發展經濟學所主張的「二元經濟」結構，即傳統產業向近代產業無限制地提供低工資勞動力，使近代產業得以發展（牧野邦昭2010： 140）。

　　極而言之，「講座派」對曰本資本主義「型」的解釋，如果加以反轉與歷史文化的發揮，很容易與讚揚近代曰本所謂「成功經驗」的新傳統主義意識形態殊途同歸。當然，從左翼角度提出這種批評的論者，其方法意涵通常在於反對從所謂「一國資本主義」形成的角度分析日本經濟，而主張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角度解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劉進慶在1980年代初期所面臨的「依附論」的挑戰（邱士杰2022： 264-265）也是如此。不過，日本左翼「社會科學」思想的危機與轉型恐怕還要早於依附論的譯介。在本書第一章中，作者生動地描繪了劉進慶在1968年「東大紛爭」漩渦中堅持研究，寫作博士論文的情形（邱士杰2022： 60-66），而正是在「1968」前後，「講座派」經濟學和「近代主義」思想都被青年學生攻擊為「教養主義」知識分子獨善的權威主義的產物，他們反對有關所謂近代日本「特殊的後進性」的論述和相應的「民主革命」話語，而提倡「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小熊英二2002:569-572）。在這種狀況下，「宇野派」經濟學者岩田弘的「世界資本主義論」受到歡迎。岩田反對以各國資本主義的成立為前提的比較分析方法，而構築了從19世紀中期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形成以來一貫的、統一的世界資本主義景氣循環的理論（杉山光信2001:48-54）。

　　儘管岩田大膽地捨棄「宇野三段論」構築單一的世界資本主義論的做法在「宇野派」內部也屬於異端，但從「宇野階段論」確實不難發展出一種世界資本主義內部不同部分相互關聯的同時性理論，而不必像山田《分析》那樣，將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型」把握為同一資本主義線性發展模式上的不同階段。正因為如此，認同「宇野派」世界經濟論的涂照彥才會在接觸「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時感到並不新鮮（邱士杰2022:268-269）。不論如何，世界資本主義視角之下，研究者可以擺脫對一國或一區域特征肯定或否定性評價的窠臼，從世界資本主義全體的眼光說明個別區域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不過，儘管劉進慶1980年代初期也受到「依附論」的影響，但他最終卻沒有採用「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解釋戰後台灣經濟，而是堅持經濟民族主義和商人資本性格論的內發性視角。

　　平心而論，「講座派」經濟學及其影響下的大塚經濟史學也並非頑冥不化地堅持所謂單線發展的「一國資本主義」理論。早在戰爭時期，深受山田理論影響的經濟學者內田義彥就曾在有關所謂「東亞共榮圈」的經濟政策研究中，探討過如何改革馬來殖民地產業的結構以實現當地的糧食自給這樣帶有「依附論」意味的主題（杉山光信2001:25-27）。1950年代以後山田盛太郎也認為戰後資本主義己經形成了根據資本主義各國發展階段而分工構成的「世界經濟循環」，日本經濟也被編入了美國經濟所主導的再生產過程中（杉山光信2001:14-15）。1960年代，實際上恰恰是大塚久雄為了對抗美國學者羅斯托等倡導的「近代化論」，先驅性地研究了後進資本主義國的產業發展問題，並發展其「兩條道路」理論，認為後進國的產業化過程必然與先進國發生「對抗與依存」，從而在世界資本運動過程的內部形成諸種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類型，造成「不平衡發展的同時存在」（杉山光信2001:34-36）。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劉進慶並未「順應時代潮流」地從「依附論」走向「世界體系論」，而是反而從「依附論」向內生性發展的理論回歸這一思考軌跡就尤其值得深，生如作者所言，劉進慶的思考始終堅持韋伯-大塚久雄式的價值標準，即堅信近代意義上的公私分離和自立的、內生性的「國民經濟」在價值上值得追求（邱士杰2022:309）。這種作為理想的「近代」和「資本主義」，實際上構成了「抵抗」現實存在的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價值基準。而如果沿著「世界體系論」的思考方向前進的話，那麼必然導致以世界市場的形成與變容為中心理解近代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而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相對化，乃至「徹底拋棄『資本主義』這個死結」（貢德•弗蘭克2017:338）。眾所周知，圍繞所謂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一直存在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為中心還是以流通領域的發展為中心來把握的意見對立，在日本馬克思經濟學中的有關爭論中，「大塚認為宇野試圖從『商人直接支配生產』的立場，將商人資本勾勒成現代產業資本主義的祖先；宇野則認為大塚將農村工業當成產業資本的祖先，是過於簡單的推理」（邱士杰2022:139）。既然韋伯-大塚久雄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構成了劉進慶所信仰的某種理念，那麼他最終選擇堅持從內生性發展的角度去認識台灣經濟，也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考慮到劉進慶晚年的思索伴隨著他從曰本不斷往來於海峽兩岸間的經驗，筆者不禁猜想，或許他關於經濟民族主義與商人資本的主張，不僅基於對台灣經濟的同時代考察,也同樣受到大陸蓬勃展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影響。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大陸思想界熱烈開展了圍繞中國現代化道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等問題的討論；經濟上，華僑資本在推動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或許在這一時期的劉進慶心中，懷抱著某種海峽兩岸基於經濟民族主義和華僑資本作用實現共同協調發展，最終克服官商資本的負面因素，走向民族統一和全面產業化的美好願景，也未可知。

　　最後，筆者也感到，劉進慶的經濟思想不僅對認識當代台灣經濟富有啟示，對當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問題也不無啟發。19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改革推動市場化原理發揮作用，帶來經濟活力；另一方面政府主導的投資開發也產生巨大效能，共同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但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輸出經濟和地方主導的開發性投資的過熱，也帶來許多新的「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中美貿易戰的展開以及由此發生的「卡脖子」問題，也使人們意識到掌握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性。「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國的GDP總量哪年能超過美國，而是探討我國是否具備了下一步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還能繼續齊頭並進嗎？還有幾億的農民能繼續城市（鎮）化嗎？貧富差距能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範圍內嗎？在現有的基礎上，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和具體政策是什麼？」（蘭小歡2021:305）如何克服資本利益追求的投機性，實現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利益追求與公共性的平衡，最終推動歷史的前進，劉進慶所堅持的「近代主義」的思考，仍是我們今日未完的思想課題。

[註]當然也存在例外，比如台灣出身的著名記者、日本問題評論家，死於二二八事件的宋斐如（1903-1947）就非常關注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並曾譯介有關文獻。

參考文獻

邱士杰。2022。《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小熊英二。2002。《〈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

杉山光信。2001。〈日本社会科学の世界認識〉。《戦後日本の〈市民社会〉》。頁3 – 72。東京：みすず書房。

牧野邦昭。2010。《戦時下の経済学者》。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蘭小歡。2021。《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Frank, A. G.（貢德•弗蘭克）。2017[1983]。《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