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第七章
「歷史建構」的條件
引 言、舊雨來，今雨不來
第一節、在歷史事件的重新評價中建構「革命史」
1.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國民革命」
2.重新塑造於一九二○年代的「國民革命」
3.關於「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設想及其發展
第二節、1924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1.1924年的排外風潮
2.「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3.1924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後續發展
第三節、結論
1.兩種史觀的抉擇
2.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限制
3.遠非成王敗寇
附錄1：謝廉清的「反帝大聯盟」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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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你們朝鮮，台灣，緬甸，菲律賓群島，暹邏，波斯，埃及，阿剌伯，馬來半島，以及各種黑人們來說說罷。……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4年7月20日[1]
眾位同志！我們三十年前是中國福建台灣人，現在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下的台灣人。台灣人受日本之壓迫的痛苦，說不勝說，我不大會說北京話，要說也說不出來，——諸位只想想那些殘酷無理的強盜，是怎樣劫掠殺害那些善良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我們台灣人是受的怎樣的痛苦了。……
──謝廉清，1924年7月27日，北京「來今雨軒」[2]
引 言、舊雨來，今雨不來
在民國肇建的年代裡，許多新生事物的萌發，大多脫離不了西力東漸的洋化色彩。對於沒有西方式「公共空間」經驗的中國人來說，近代意義上的「公園」就是這類「新生事物」。但在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公園」卻是以一種充滿了民族色彩的方式創設出來的。
1914年，由前清「社稷壇」改建而成的「中央公園」（後名中山公園）──首都北京的第一個公園──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是一座保存了古建築與古柏所構成之中國式造景的公園。但隨著五四以來群眾力量的崛起，這座古意盎然的公園也超出了育樂游賞的功能，成為北京民眾運動新地標。
1915年建立於公園之內的「來今雨軒」茶社則成為許多群眾集會與革命工作的重要據點。「來今雨」一語所具有之深意，一次又一次在各種舉辦於「來今雨軒」的集會中得到體現。[3]1924年7月27日午後，又一場集會在「來今雨軒」舉行。不同的是，一名台灣人來到了這裡。這個台灣人叫做謝廉清（1903-1961）。謝廉清，彰化人，別號紹仲、子夷。[4]1921年3月自台中商業學校畢業，1923年5月進入北京朝陽大學預科，[5]後轉入專門部經濟科第三班，並於1926年6月畢業。[6]他曾於1923年10月前往上海參與上海台灣青年會的成立並兼創會幹部。謝廉清於1924年成為本研究第四章的平社與赤華黨之成員。[7]此外，謝廉清還是「正統」共產黨體系下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會員[8]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9]甚至可能是中共黨員。[10]
在「來今雨軒」那場一百二十餘人的集會中，有七十八人在一小時（三點至四點）之內輪番上台演說。[11]謝廉清是這七十八人之一，更是當天的演講中少數留下講詞於後世的參與者（見本章附錄1）。與謝廉清相比，7月23日（也就是四天前）在台灣彰化發表講演的許乃昌（1907-1975?）就沒有這般好遭遇。許乃昌還沒把話說完，就被臨監警官中止。[12]
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眼中，北京的謝廉清與彰化的許乃昌（1907-1975?）是被相提並論的社會主義者，這兩人被認為「賦予指導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之使命。」[13]他們都曾是1924年上半年曾組建起來的平社與赤華黨的成員，卻在這兩個組織瓦解之後四散，並在北京或者彰化的不同場合裡面臨了不同的遭遇。雖然如此，他們卻仍在運動中活動著。許乃昌去了蘇聯。至於謝廉清，雖然人在北京，卻也同蘇聯產生了關係。實際上，來今雨軒所舉辦的那場集會，正是當時為了中蘇建交問題而舉辦的記者會；舉辦這場記者會的團體，則是極力支持建交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以下簡稱「反帝大聯盟」）。[14]
在一九二○年代的中國革命中，「反帝大聯盟」的出現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的主要成員是「今日派」的餘緒；另一方面，由此掀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促使義和團運動首次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重新評價，從而開啟了中國「革命史」之「歷史建構」。
本章將說明以下現象：越寬泛的「統一戰線」越可能產生或需要「革命史」的「歷史建構」、越需要向過去汲取自己的詩情，並且通常與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論述相結合。一九二○年代「國民革命」在大陸上的發展就是最好的例子。肯定「持續替代」的論述──比方「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述──通常「歷史建構」很有限，因而限制了開展統一戰線的能力。而對同時代屢屢引入「國民革命」概念並同樣面對「歷史建構」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來說，來自大陸的「國民革命」正是重要參照系。
第一節、在歷史事件的重新評價中建構「革命史」
1.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國民革命」
許乃昌與瞿秋白（1899-1935）將「國民革命」引入台灣革命討論的1924年之後，台灣社會主義者仍然關心著「國民革命」。1925至1926年之間，當時正在上海大學就讀的翁澤生（1903-1939）與蔡孝乾（1908-1982）為《台灣民報》傳回了大量關於國民革命的新聞。到了1926年底至1927年初的「中國改造論爭」，在許乃昌、蔡孝乾、翁澤生這三位參與討論的左派代表中，前兩位則極力論證了國民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以此說明中國的前途只能是國民革命，而不可能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當時連溫卿（1895-1957）對於論爭本質的估計──即論爭實借「中國」問題之酒杯來討論台灣問題[15]──是正確的，那末，對於1924年否定台灣應該進行國民革命的許乃昌而言，他在中國改造論爭中的主張無疑是一遽變。
1928年，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的〈政治大綱〉正式規定台灣的革命性質為民主主義革命。並如同1927年之前的中共那樣，稱之為「國民革命」。這意味著瞿秋白在1924年針對台灣革命性質而向許乃昌所提出的建議──「國民革命」──終於在1928年被台灣共產黨所接受（至少在字面上）。但還不止於此。因為台灣共產黨（以及協助草擬綱領的日本共產黨）甚至把「國民革命」這個概念當成歷史建構的材料。在台共的眼中，「國民革命」不僅僅是建黨之後的事情，更是從「台灣民主國」以來就形成的革命傳統。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政治大綱〉認為台灣民主國「表現出一種全民眾性的大眾行動的國民革命型態」，但日共原擬的〈政治デーゼ草案〉卻認為民主國「不是伴隨全民眾性的大眾行動的國民革命」。台共所做的更改是否是中共的指示？由於台共建黨大會上中共代表「彭榮」對政治大綱的意見並未涉及於此，或許可以推測是台共自己更動的。[16]總之，在1928年4月15日建黨的這一瞬間，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與一九二○年代的「國民革命」出現前所未有的等同。在等同中建構起橫跨1895至1928年之間的歷史進步主線。
到了1932年，日本共產黨指導下的台灣文化團體除了繼續肯定「台灣民主國」具有「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外，還進一步從「國民革命」的角度出發，將「噍吧哖事件」定義為未能進展至「全民眾的國民革命」。
詳情是這樣的：1932年，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納普，ナルプ）指導下，留日的台朝左翼份子組成文化小組。「白秀悟」發表於該小組機關報《同志》（カマラード）的〈台灣獨立運動略記〉再次總結了民主國以來的台灣革命運動史。這篇文章明顯與日共為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原擬的〈政治デーゼ草案〉相類似，而與定稿後的〈政治大綱〉不同。（1）就民主國的革命動力而言，〈政治デーゼ草案〉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農地主與小商人」，〈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農地主小作人」（小作人即佃農），〈政治大綱〉則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地主、商人及急進的武士」；（2）在民主國是否具有「全民眾的」和「大眾的」性質的問題上，前二者表示否定，後者則肯定之。（3）〈政治デーゼ草案〉否定民主國為「國民革命」，〈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認為民主國是未能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政治大綱〉則完全肯定民主國是「國民革命」。（4）〈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論及「噍吧哖事件」時，認為那是一場沒能發展至「全民眾的國民革命」的起義。[17]
可見，直至1932年，仍有台灣左翼認為民主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卻不再稱之為「國民革命」；同時，「國民革命」的時代被向後推移，顯示「國民革命」似乎在歷史認識中開始消退。無論如何，從台灣民主國、噍吧哖事件，到台共當下所將進行的革命，「國民革命」被視為一條貫穿這些事件的金線。這條金線意味著過去與當下的革命以「國民革命」為媒介而發生等同，而過去的歷史更因為「國民革命」這一媒介而得到重新評價，形成以「國民革命」為等同之媒介的歷史建構。
將過去的革命納入「國民革命」的歷史沿革，其實是一九二○年代「中國國民革命」期間便已出現的現象。由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所引入的「國民革命」概念正是由此而來，因此，探索「國民革命」歷史沿革在「中國國民革命」中的產生過程，有利於考察引入「國民革命」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
2.重新塑造於一九二○年代的「國民革命」
在國共合作之前，「國民革命」是孫中山與國民黨寥寥使用、長期廢棄，而且意義不同於國共合作下之「國民革命」的一個概念。孫中山首次提出「國民革命」一詞是1906年，但卻是相對於所謂「英雄革命」之語而提出，沒有被具體定義的內容。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縮限了「國民」的概念，認為之前將全國人民名之「國民」，是種「糊塗」，「必其有心贊成共和，而宣誓註冊者，乃得名之曰國民。」[18]
孫中山與國民黨在1924年的國民黨「一大」正式重新啟用「國民革命」口號。但重新啟用這一口號的契機並非來自國民黨黨內，而來自於中共中央。1922年，蔡和森（1895-1931）與陳獨秀（1879-1942）先後在中共中央主辦的機關刊物《嚮導週報》（1922-1927）──這是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發行最久的群眾刊物──創刊號及第二期發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與〈造國論〉兩文。[19]這兩篇文章從中共的立場重新詮釋了「國民革命」。他們的詮釋可概括為幾個設想──
- 第一個設想：「國民革命」由願意參與革命的跨階級的統一戰線所構成。陳獨秀當時所設想的跨階級統一戰線僅限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兩階級：「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這個時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餘年來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呼聲可以證明的。」
- 第二個設想：「國民革命」以反對國內與國外二重敵人為號召。也就是反對蔡和森所說的兩大「中國人民根本禍患」：「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的舊勢力」。其中，「封建的舊勢力」指的是「封建的軍閥與官僚」，特別是軍閥。本研究第六章曾指出：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共主要從「上層建築」去理解「封建」一語，指作為「封建武人」的軍閥及其危害國家統一的「封建割據」。並指出：當時已經出現從「經濟基礎」去理解「封建」的實例。（因此以下行文將儘可能在涉及反對「封建武人」、「封建軍閥」，以及「封建割據」的「上層建築」場合裡，以「軍閥」代稱「封建」。而在涉及「封建社會形態」或「封建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場合裡，逕稱「封建」。）
- 第三個設想：「國民革命」具有某種歷史沿革，而不是國共合作當下才產生的事物。在蔡和森而言，他心目中的「國民革命運動」要從1922年起向前回溯「三十年」。而「三十年以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就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的舊勢力」而「刺激起來的」。
這三個設想的存在本身，體現當時的「國民革命」一語有相當的可塑性。正是因為孫中山與國民黨長期廢棄此概念，中共才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去填充這個概念的內容。然而這三個設想首先只是中共本身的設想而已，這些設想能在社會上獲得多大迴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由於第一個設想直接挑明工人階級的合作對象、直接規定了何種階級是革命動力或不是革命動力（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可稱為「階級分析」），從而最為直白地表現出中共單方面設想的、作為一種統一戰線的「國民革命」。這就決定了「階級分析」對中共本身有意義，對於中共以外的政治勢力卻未必如此。比方，被視為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國民黨就不可能用中共所賦予的屬性來標榜自身。
當然，中共的單方面設想仍可能轉化為社會所接受的革命論述，但需要一個過程。[20]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共並未消極等待這個過程，他們採用了第二個設想：把「帝國主義」與「軍閥」設定為對立面，以打倒這個二重對立面為宣傳口號來構築統一戰線。從國民黨在1924年1月將這兩個口號納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來看，這兩個口號確實足以構成某種底線（至少在國共之間）。從統計上來看，中共對這兩個口號的宣傳力度更是極大。以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發行第一、第二長的《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為例，「帝國（主義）」與「軍閥」是出現頻率很高的關鍵字（見圖7-1）。
圖7-1：依據表7-2的數據T、A、C、D、F而進行的比較
第二個設想所抉出的二重對立面──帝國主義與軍閥──是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最主要的統一戰線口號。這點只需相較於中共所設定的「革命性質」便能知其一二。
「革命性質」的選擇在中共成立之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最關鍵的問題（見本研究第六章）。選擇有兩種：一是工人階級單幹的「社會（主義）」革命，另一則是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特別是某部分資產階級或農民）合作的「民主（主義）」革命。1922年的中共「二大」後，他們開始從「民主」統一戰線的角度設想他們與國民黨的合作。一時間，各種文件充滿了從「民主」設想統一戰線的論述。
雖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通常會進一步將「民族」[21]納入考慮，從而常被稱為「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但因革命性質的根本選擇只在「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革命之間，所以「民主」是本質性的規定，「民族民主革命」不應倒置為「民主民族革命」。[22]
雖然規定革命本質的「民主」並不必然聯繫「民族」，「民族」卻必然聯繫於「民主」。列寧曾言：「毫無疑問，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因為落後國家的主要居民群眾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體現者。」[23]但無論是「民族」或「民主」，當這些源於中共的設想投射在「國民革命」身上，就成為「國民革命」的又一組屬性。否則很難設想為何1923年的許乃昌把「民主」視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屬性；[24]而1924年的許乃昌與瞿秋白又把「民族」視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屬性。
1923年中共「三大」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民族民主的總爭鬥」這樣的語句。同年12月，陳獨秀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進一步從「民族」與「民主」去規定「國民革命」：[25]
人類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種：一是宗法封建社會崩壞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是資產階級崩壞時，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此外又有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含有對內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民族革命兩個意義。
殖民地的經濟權政治權都完全操在宗主國之手，全民族之各階級都在宗主國壓迫之下，全民族各階級共同起來謀政治經濟之獨立，這是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雖然上述見解反映了對外的「反帝國主義＝民族」與對內的「反軍閥＝民主」的觀念，但「民族」或「民主」卻不是中共表述「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主要關鍵字。以《嚮導週報》及《中國青年》為例，其中單獨提到「民族」或「民主」的情況很少（如圖7-2-1、7-3-1），把帝國主義與軍閥當成對立面而攻擊的文章卻很多（如圖7-2-2、7-3-2）。此外，「民族」及其對立面「帝國（主義）」同時出現的文章也很多（如圖7-2-3），「民主」及其對立面「軍閥」同時出現的文章卻很少（如圖7-3-3）。上述現象體現出：後來被規定為革命任務的反「帝」與反「軍閥」，是中共更常用來構築統一戰線的素材，而不是後來被規定為革命性質的「民族」與「民主」。
圖7-2：依據表7-2的數據T、A、B、C而進行的比較
圖7-3：依據表7-2的數據T、D、E、F而進行的比較
3.關於「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設想及其發展
然而「民族／民主」與「反帝／反軍閥」有一個共同現象。就「民族／民主」而言，中共內部將「民族」統一戰線規定為中央戰略的時間落後於「民主」統一戰線；就「反帝／反軍閥」而言，「反帝國主義」的社會迴響落後於「反軍閥」。
先談「民主」與「民族」。
早在1922年的「二大」，中共中央便提出以「民主」構築統一戰線的正式決議文，即〈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但以同樣的方式處理「民族」問題並單獨提出決議文──〈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卻要等到1925年的「四大」。這份決議文從中共與國民黨──「中國民族運動中一個重要工具」──之間的關係，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26]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大會（一九二二年），已經決定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並贊助中國國民黨，提出的口號是：「民主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在此大會後，共產國際派代表向中國黨提議：中國同志們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使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更進一步實現，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加速的進行。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
……
我們參加民族運動，是為了全民族的解放，並且為了無產階級自己的利益，絕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若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鬥，若是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準備，而沉溺在資產階級性的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民族民主運動﹜中，便遺無產階級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並且足以減少民族運動之革命性。這些右傾的危險，我們的同志應該時刻警戒在心。
上述總結表明，中共原先只想進行「民主」統一戰線。這種想法具體體現在他們拒絕加入民族主義的國民黨。但如列寧所云，就用語而言，「民族革命運動」比「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更有利於把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同改良的「民主主義」運動區別開來，從而確保運動的革命性。[27]因此中共從「民主」統一戰線向「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也許不僅僅是為了拉大團結面，而是藉著「民族革命」來突出「革命」。
再談「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
陳獨秀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的報告指出：雖然中共在「二大」時「同意東方民族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只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指示。」「我們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下工作的。打倒軍閥的口號已得到中國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響應，而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還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黨員應該更加注意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28]由此可見，「打倒帝國主義」落後於「打倒軍閥」是曾經出現過的狀況。雖然鄭超麟（早期中共黨員與最早的中國托洛茨基反對派）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打倒軍閥』是隸屬於『打倒帝國主義』的」，這種狀況促使「人們轉移了工農群眾對於本國壓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國主義」。[29]但即便這種狀況存在，顯然也不是一開始就如此。[30]
在中共後來的歷史認識中，直到1925年上海的「五卅運動」才使中共所認定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出現或出現高潮。但在一九二○年代期間，「反帝國主義運動」不但是一個曾經與中共沒有直接關係的專有名詞，並專指1924年由「反帝大聯盟」發動於北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本章後面將提及）。這一奇特現象體現出中共確實曾在「反帝國主義」方面非常不力，以至「反帝國主義運動」竟能成為特定民眾運動事件的專有名詞。
然而中共並非與北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毫無關係。實際上，恰恰是這次運動以及引發這次運動的中蘇建交問題，促使中共針對蔡和森於1922年揭示的第三個設想──「國民革命」歷史沿革──進行大討論與大宣傳。又因為第三個設想在這場運動中與重新評價「義和團運動」相結合，使得中共「自為」但施展不開的「反帝國主義」得到「自在」且規模最大的反帝國主義事件──以「義和團運動」所代表──的補充。這不但豐富了「反帝國主義」的意義本身，更豐富了包含「反帝國主義」在內的第二個設想。
以下，就從1924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談起。
第二節、1924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歐洲各國政府……把一座座村莊燒光，把老百姓趕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這些基督徒建立功勳的時候，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
──列寧，1900年[31]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
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2006年[32]
1.1924年的排外風潮
1924年北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興起於全國逐漸升高的排外氣氛之中。而《平平旬刊》與《婦女週報》（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之間曾經發生的一場論戰正是這種排外氛圍的體現。
《平平旬刊》與《婦女週報》之間的論戰源於《婦女週報》一則新聞。說：紹興一名奶媽因沒照顧好洋人的娃娃，意外致死，便遭西洋人用四根鐵釘釘死在一條長板凳上。[33]事經披露，平平同人賀威聖立於《平平旬刊》指出：此事不但是「某洋人殘忍所致」，更是「資本帝國主義者侵掠弱小民族時所必有的現象」，因此必須「趕走直腳鬼！」[34]
賀威聖的批判引來《婦女週報》一位叫做「馮魯英」的作者提出反批判，「祇看這個題目，就不免有『義和團』的嫌疑了。」[35]對此，平平同人羅任一提出反駁。他承認義和團運動是「罪有應得，死不足惜」的「拳匪」。但他更認為，「因為西洋人欺負我們得太厲害了，這種報復正是除去被欺負的原因，也是要想免卻人類多流血的痛苦。」[36]另一同人「逸民」亦云，「馮魯英先生簡直說『平平旬刊』有義和團的嫌疑，他們眼中的看不起中國人比外國人還要更甚！」[37]義和團彷若是種極不堪的衡量標準，比洋人還要等而下之。羅任一與逸民的見解，反映了一種既想認同義和團運動所代表的「排外」卻又無法認同排外所伴隨的「野蠻」的矛盾態度，同時也反映了全國逐漸升高的排外氣氛。
不久，賀威聖直接投稿《婦女週報》。他回應馮魯英的批評而解釋云，「平平旬刊並不是仇視外人的刊物，有發刊詞作證」。賀威聖「承認」平平同人們的回應「誠然是蠢」、「誠然是疏忽」，但馮魯英「單就『直腳鬼』幾個字而大發牢騷，這恐怕也過於片面觀察。」[38]經過《婦女週報》與《平平旬刊》之間的來回論戰，一位對於此事「情跡」深感「離奇」的讀者，在論戰已經「愈加進到空論難辯的路裡」時，查證了真相。原來此事全為虛構。論戰終於平息。[39]
一場虛構的事件何以輕易引起這種論戰？或者說，這種事件何以能夠輕易被虛構出來並引人相信？這裡有一個時代氛圍的問題，同時也反映當時「義和團運動」的矛盾形象。就在這種氛圍中，「義和團運動」馬上迎來前所未有的重新評價。重評的契機是中蘇建交所爆發的外交衝突。
1924年是中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十月革命之後遭到西方持續抵制的蘇維埃國家（1922年，包含「蘇俄」在內的「蘇聯」成立），於1924年進入大規模建交期；[40]中國與日本則是蘇聯在東亞的兩大建交對象。由於蘇維埃國家成立後即透過各種使者（如加拉罕）宣示了幾次對華友好的政策，中蘇建交遂成為中國人民少數可以期待的平等談判。同年5月31日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通常正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然而中蘇談判並非始終一帆風順。僅僅在3月份的時候，談判就曾遭遇破裂。其他國家的干涉自是原因之一，可是蘇聯不願將中東路與外蒙輕易還給中國也是關鍵因素。於是，即便「期待」與「批判」同樣存諸社會輿論，但是期待的失落卻加強了批判的力量。隨著蘇聯逐漸「讓步」，兩種輿論的力量對比才壓倒性地產生有利於正式建交的消長，得到一個「形式上」放棄大部分對華利權的協定。[41]就「批判」的輿論而言，存在反蘇言論的《平平旬刊》可為典型。其批判多與3月份建交談判之破裂有關。至於言論的基礎，主要來自於民族情緒（而非無政府主義之類的批判）。[42]
「期待」的輿論則可以謝廉清的言論為代表。在中蘇正式簽字前二十天的5月11日，《台灣民報》登出謝廉清來自北京的一則報道。他在題為「中國人不明去就」的小節中提到：[43]
中俄的會議現在是停頓中，究竟中國承認蘇俄是利？或是害？中國民族是永甘久屈服於東交民巷的勢力之下？或是要民族的獨立？脫離壓迫、反抗侵略為是？或是盲從洋大人的使嗾為是？中俄交涉停頓，乃是中國人不能明去就所致罷。
並特別加上一段注言云：
中俄交涉是有帝國主義在外交總長後面種種左右﹛，﹜所以不能承認蘇俄，現在外交總長顧維鈞中國通叫他，洋奴走狗（廉清注）
謝廉清將「中蘇建交」與「民族獨立、脫離壓迫、反抗侵略」畫上等號，立場頗為鮮明。顯然謝廉清並不認為蘇聯與其他外國是一丘之貉。
但中蘇正式建交並非問題的結束，而恰恰是開始。蘇方為表示對於中國的尊重，而將派任中國從未有過的、級別最高的大使級使節赴華（以往最高只至公使級），[44]並要求移交舊俄遺下的使館。但多數尚未承認蘇聯之公使團各國卻以辛丑條約為由，認為使館區不屬於中國管轄甚至不承認蘇聯對於帝俄的繼承權，於是拒將使館交還蘇聯。此事一出，輿情譁然。1900年八國聯軍以及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記憶也重新被喚起。就在全國日趨高漲的排外氣氛中、就在中蘇建交所遭遇的阻礙中──誠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注意到的──一個民間組織與運動就此拔地而起，義和團運動也在這次事件後首次得到正面評價。
2.「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柯文認為：「新文化倡導者把義和團視為落後、迷信和非理性的一群，五四以後人們又把義和團視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者，1924年9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發表的一篇文章最顯著地反映了這一轉變。時為1901年9月7日簽訂的辛丑條約23周年紀念日。在『反帝大聯盟』的建議下，新近改組的國民黨確定9月7日為『國恥日』，接下來的一周為『反帝周』。這時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結成了緊密的聯盟，軍事上也處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階段。在這種形勢下，原來零零星星稱讚義和團為愛國者的言論在激進報刊上匯聚成了大合唱，以中共主辦的《嚮導周報》，為開路先鋒。」[45]
柯文忽略了以下幾點：（1）這一運動的形成深深根植於當時的中蘇建交事件（各國公使以辛丑條約為由拒將使館交還蘇聯）以及「國民外交」風潮，是在這個牽涉到辛丑條約歷史問題的過程中，才將義和團運動拿出來重新評價。而柯文甚至搞錯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並非9月7日「接下來的一周」（the week following as……），而是前後一周，即9月3日至9日。[46]（2）又由於「五卅」普遍被認為是一九二○年代的首次反帝高潮，因此柯文的上述說明，僅僅是為說明「五卅」而做的鋪陳而已。
柯文並未深究1924年這場運動的領導組織、細節，以及背景，而是將整個運動的領導權或此或彼地歸於國民黨與共產黨，或把陳獨秀的文章視為開端。但「反帝大聯盟」其實恰恰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在國共之外產生的組織。
7月9日，參眾議員、國民對英外交聯席會議、北京學生聯合會，社會主義青年團聯合發起通告，號召組織「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7月13日下午二時，一個中國史上首次以「反帝國主義」為名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正式於北京來今雨軒成立，眾議院議員胡鄂公（1884-1951）當選主席。[47]原來3月份還希望能在暑假返台推廣教育、提升台灣文化水平──也就是許乃昌後來在暑假所做的工作──的謝廉清，[48]就在這樣的運動風潮中登上了7月27日的來今雨軒演講台，成為了「一個極熱極勇猛的反帝國主義者」。[49]
由於中蘇建交問題，導致「反帝大聯盟」及其「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誕生。「反帝大聯盟」的主要成員包括不少前「今日派」同人（如：胡鄂公、許興凱、熊得山、林可彝等）。[50]從目前所能掌握的「反帝大聯盟」史料來看，[51]「反帝大聯盟」的主張以及他們對其主張的詮釋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他們並非自始就決意重評義和團運動。在謝廉清發表演說於來今雨軒的7月27日，反帝大聯盟執行委員雷殷（1886-1972，參議院議員）就自稱「我輩之手段異常和平，而所恃之態度又極穩健，斷非義和團排外者之流，深望國人諒解云云。」[52]同日舉行的反帝大聯盟第四次執行委員會，議決發起「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並發出說明通告。但通告全篇只在指控辛丑條約，雖提到「庚子義和團之役」，卻止此七字，並未重評。
隨著運動收攏各方勢力以及各方勢力對於運動提出批評，反帝大聯盟也更改了自己的看法。反帝大聯盟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周」（1924.9.3-9.9）發表的一則宣言中，把義和團隱諱地定位為具有「壯烈精神」的「愛國運動，民族運動」，但不明言為義和團。與此相比，出現在國共合作大本營廣州的「廣州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就公然以「義和團民族反抗運動」名之。[53]不過中共方面對於義和團運動的重新評價更為全面。
中共在1924年這場「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前只有零散幾篇涉及同情義和團運動的言論。這場運動展開之後，在承認義和團運動野蠻有理或否定其野蠻的基礎上，中共大規模重評義和團運動的言論開始出現。如彭述之（1895-1983）所云：「對於義和團運動須得重新沽定其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上之真價值。我們應該替義和團宣雪其廿三年來被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所加之惡名，刷洗中國一班人腦中對於義和團運動之根本錯誤觀念。」[54]
1924年9月3日發行的《嚮導週報》「九七特刊」是重評義和團運動的開始，「他們解釋義和團是中國民族革命史的悲壯的序幕」。[55]陳獨秀首先在該期〈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中指出，義和團運動是「重要不減於辛亥革命」的事件，然而一般人對之懷著兩個錯誤觀念：（1）「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不看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生之原因」；（2）「以為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列強不應因少數人之故懲罰全中國人民以巨額負擔。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於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情形如果是這樣，還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最後陳獨秀說：「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56]
此外，義和團運動還被納入「國民革命」歷史沿革之中。
蔡和森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最足以代表中國革命之客觀的需要與性質的；也只有由這一點纔能真正理解義和團的精神與價值。義和團排外的精神，是中國國民革命精神頭一次充分的表現，可是這種本能的幼稚的國民革命運動並不是沒有缺點。」「假設當時義和團具有一個這樣反帝國主義的政綱，義和團是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至於成功。反之，現在具有這好的政綱之國民黨，若加以義和團排斥外國帝國主義的真精神，國民黨更是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至於成功的。義和團是中國國民革命史上悲壯淋漓可歌可泣的遺產──排外精神，我們希望國民黨雙肩承受這種偉大的遺產！」[57]張太雷（1898-1927）也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最有國民革命精神的運動」。[58]
然而得到重評的不僅僅是義和團運動。如1925年的鄭超麟所觀察到的，直到「最近一年」才「又估定了以前幾次民族運動，如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的價值。」[59]除了這些事件，還包括了更早期的太平天國與更晚近的二七大罷工（1923）與五卅運動（1925）。
其實早在1923年底，陳獨秀就已經做出如下總結：「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可以說自甲午戰敗起，過去歷史已將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後的變法自強運動，第二期是辛亥革命運動，第三期是『五四』以來學生及工人運動。這三期運動之成績雖然都很微末，而加入運動的各階級都以次擴大，這是不能否認的。」[60]但直到1924年的此時，陳獨秀才把義和團納入其中：「現代中國國民運動，起源遠在中日戰爭以後」，「『戊戍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而也只有這四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因為在這四個運動中，都有廣大民眾參加。」[61]
「估定」這些歷史事件能否視為「國民革命」的關鍵指標，是這些事件是否「反帝國主義」。因此張太雷甚至認為，由於辛亥革命不反對帝國主義，因此「完全失掉國民革命的意義」、「在中國國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的意義和價值」。[62]還有人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國國民革命第一次試驗的大失敗」。[63]
就這樣，「國民革命」的歷史沿革建立了起來。當長期廢棄「國民革命」概念的孫中山於1925年彌留之際──由汪精衛（1883-1944）草擬其國事遺囑──把「國民革命」建構為「凡四十年」的存在時，中共也依托著上述歷史事件而建立起「國民革命」的歷史。依托於這些事件而建立起的沿革約三十年，也就是以甲午戰爭馬關割台以及戊戌變法為起點。
3.1924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後續發展
「反帝大聯盟」當時曾被質疑他們為何聲稱只管「反帝國主義」而不管國內政治，特別是軍閥政治。也就是他們為何「反帝國主義」卻不「反軍閥」。因此，雖然「反帝大聯盟」有中共成員參與並接受蘇聯使館資助，[64]大聯盟出現之初仍曾遭遇中共中央的陳獨秀以及各方政治勢力的批評。[65]這些批評可能反映了「今日派」所遺下的獨立性，或者中共北方黨組織與南方黨中央之間的不協調。
在「反帝大聯盟」被質疑的情況下，「反帝國主義運動」走向全國的過程逐漸發生變化：（1）運動主導權從今日派轉到中共之手；（2）其他民眾運動得到刺激，比方「非基督教運動」；（3）「九．七」（辛丑條約簽訂日）成為新的「國恥」紀念日。
運動主導權的轉移可分為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本身被中共所控制。[66]第二個方面則是中共發起了自己主導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也就是1925年「五卅慘案」所激發的一系列運動。如果「九．七」前後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可以視為北京的前「異端」共產黨──「今日派」──所指導的運動。「五．卅」所引發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則可視為上海的現「正統」共產黨所領導的運動。對於今天的學者而言，後一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力當然是最大的，因為很少人記得前一運動的存在與意義。華崗（少峰，1903-1972）為「中國大革命」所撰寫的史上第一本專書，正以「五．卅」為起點。
在中共逐漸取得主導權的形勢下，以1924年「九．七」國恥為契機而首次重評義和團運動歷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被逐漸遺忘。1925年「五．卅」運動成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起點。「反帝大聯盟」與今日派也因融入中共而消失於中共所另外建構的歷史。[67]使歷史得以建構者卻在歷史的建構中隱沒，這就是「反帝大聯盟」與異端共產黨──「今日派」──的歷史命運。
雖然這場1924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一度成為專指這場運動本身的專有名詞。[68]這場運動所取得的此種地位卻逐漸消失。即便如此，首次得到紀念的「九．七」國恥與「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卻是甚有延續性的成功嘗試。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曾在1922年提出以雙十節為「反帝國主義日」的口號，世人知之甚少。[69]然而1924年的「九．七」國恥與「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卻引起大迴響。紀念近十年的「五．七」、「五．九」國恥不但首次遭到取代，非基督教運動也受此影響而設立非基督教周。[70]此後，日期雖有不同，「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卻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形成某種傳統。[71]而且1924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還曾在殖民地台灣引起關注。[72]
回過頭看《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謝廉清史料。書中「與中國國民黨左派人物接近」之語，也許正是指胡鄂公以及「反帝大聯盟」。至於謝廉清是否「於翌年3月前後進入蘇俄，於同年7月左右歸返北京」，則很值得考慮。因為謝廉清與謝雪紅甚熟識，但在謝雪紅的回憶裡，在她之前赴蘇的台灣人只有許乃昌。[73]再者，既然謝廉清能於1926年順利畢業於朝陽大學，是否可能花上四、五個月的時間離校？（或者實情只是出入蘇聯駐京使館？[74]）在謝雪紅眼裡，謝廉清只是汲營於生的「糊塗蟲」。[75]謝雪紅的評價迥異於各種史料所揭示的謝廉清形象；也許她不知道謝廉清的活動，也或許她不願提。囿於材料限制，無法進一步推論。但謝廉清絕非自始至終只是一個「糊塗蟲」。日本激進派鈴江言一（1894-1945）在北京期間即曾與作為中共黨員的謝廉清來往。[76]當時謝廉清曾被組織上評價為「對於主義十分信仰，很熱心服務。」並曾在「洋車夫運動」中擔任組織工作。[77]
謝廉清後來陸續擔任天津地方法院書記官（1926）、北京郁文大學教授（1927）、中國陸軍大學教官（1928）等職，教授日文。但日本特務機關直到1930年都還在監視他，視之為「在支台灣籍民．共產主義運動重要人物」，但也觀察到他似乎在蘇聯大使館被檢舉（1927）後就不再參加活動。[78]抗戰勝利之後，謝廉清因曾參與華北偽政權而一度下獄。最後，與前往台灣的胡鄂公相反，謝廉清留居北京，於1954年任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工作員並終老於斯。[79]
第三節、結論
「土匪氣」很好，何必克服？
──魯迅致蕭軍，1935年
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絕不是奴才。
──魯迅評蕭紅《生死場》，1935年
1.兩種史觀的抉擇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史學界曾就何者才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進步主線」而發生論爭。論爭中有兩派，以學者林華國（2005）的說法，可分別稱為「兩個過程」派或「兩種趨向」派，或稱「階級鬥爭」史觀派及「近代化」史觀派。[80]
爭論起源於「近代化」史觀派對於做為主流之「階級鬥爭」史觀派的反動，而契機則是重新詮釋毛澤東對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定義。下圖中的方形實線框，代表了「階級鬥爭」史觀派所關注的範圍；方形虛線框則代表「近代化」史觀所關心的範圍。箭頭的上下分別代表進步或沉淪：
林華國指出，「近代化」史觀派以黎澍（1912-1988）、李時岳（1928-1996）為代表。他們認為毛澤東僅僅把「半殖民地」視為描述中國主權地位的概念，只有「半封建」才是真正涉及「社會性質」的概念。然而他們的推論比毛澤東更進一步，因為他們試圖論證「半封建」的反面應是「半資本主義」（即民族資本主義），而非僅僅描述主權地位的「半殖民地」。因此他們將民族資本主義視為進步的象徵，而「半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克服「半封建」的過程，就是中國近代史的進步主線。
至於被「近代化」史觀派所批駁的「階級鬥爭」史觀派，則以胡繩（1918-2000）、范文瀾（1893-1969）為代表。他們並不否認「近代化」史觀派所詮釋的毛澤東。但他們更重視由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相結合而產生的「沉淪」。挽救沉淪的力量可以是民族資本主義，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不可能允許它發展；「半封建」的另一半也可以是民族資本主義，但更以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外國資本主義為主體，而且外國資本主義並不導致中國資本主義化。因此挽救沉淪的動力便只能是階級鬥爭（泛指一切革命反抗）。
林華國所總結的兩種史觀在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發生結合的歷史事件上（如：太平天國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共同採取認可的態度。但在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發生分離的歷史事件上，兩種史觀的真正傾向就突顯出來了。對於「階級鬥爭」史觀來說，他們肯定義和團運動（因為革命），但否定洋務運動（因為反革命）。而「現代化」史觀的見解則恰恰相反，他們否定義和團運動（因為不利於民族資本主義，所以他們其實還想進而否定太平天國運動），並肯定洋務運動（因為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換句話說，兩種史觀共同存在兩條歷史進步主線，一條主線是「革命」，另一條主線則是「民族資本主義」。只是兩種史觀所側重的主線不同，而歷史進步主線自然也是歷史建構的主線。至於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之間的分離與結合，也自然是民族資產階級與革命之間的分離與結合，從而是革命動力與革命任務之間的分離與結合。
「民族資本主義」之所以可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政黨所接受的歷史進步主線，並不在於中共擁護「民族資本主義」，而在於他們要同那些有可能對抗外國資本主義（從而可能服從於「民族」利益）的「民族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不過，這並不見得是主要的原因。
實際上，從「民族資本主義」出發，正可在「革命」以外尋得新的歷史建構空間，特別是以此說明中國歷史的客觀趨勢與世界歷史的客觀趨勢之間的關係。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來說，它試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1949）之前──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1840年為下限）之內──補上一個「普世」而且無法證偽的資本主義階段（雖然只是一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81]的階段）。[82]因此毛澤東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83]這也可以證明中國人民「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郭沫若語）
但就「階級鬥爭」史觀而言，「民族資本主義」在歷史建構之中更重要的作用則是要以自身的無力說明「革命」的必要性：雖然中國歷史本來在普世的客觀趨勢之內，卻因帝國主義而走出普遍的客觀趨勢，進入特殊的、只能沉淪的客觀趨勢之中。這種沉淪表現於兩方面，一方面是民族資本主義無法發展。如毛澤東所云，「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84]另一方面則是帝國主義也不可能代替民族資本主義而使中國資本主義化，完成馬克思所謂的帝國主義「雙重使命」。因為帝國主義並不根絕中國的前資本主義勢力，而是與之勾結。由於以上兩個方面，讓中國進入一種只能沉淪的畸形社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中國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革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包括義和團運動在內的各種革命，都得到了肯定。
但就歷史建構本身（或者對於歷史進步主線的發掘）的歷史而言，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晚於革命史的歷史建構。革命史的歷史建構──如本章所討論的──則始於1924年義和團運動的重評。也許因為革命史的歷史建構先行，才限制了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之內容。但這並不意味著，如果革命史的歷史建構能被排除，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就可以獨立存在或者取得其他的內容。因為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至少就當時人的感受而言確實是「不發展」；而這種「不發展」在中國保持形式上之主權地位時更易感受。自國民黨於1927年政變分共並逐步取得全國政權以來，此後十年乃至二十二年陸續以國家的名義或資源開辦了各種資本主義企業，然至1949年之前，中國不但始終沒有資本主義化，而且似乎越發難以資本主義化。[85]如果可以設身處地感受當時人的想法、如果他們的想法也是可推想的，那末，在民族資本主義已經獲得國家支持卻又不得發展的情況下，[86]人們自然容易從中國無法資本主義化去感受問題。畢竟「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民族資本主義在這種現實的環境下反而以著本身的失敗而強化革命的必要性。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直到1928年台共提出「一九二八年綱領」才確認台灣並未資本主義化，並藉由「國民革命」的概念而產生了歷史建構。與之相較，台共成立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即便同情台灣民主國與噍吧哖事件等抗日武裝鬥爭，也並未將之建構成為一條歷史進步主線。因為他們的歷史進步主線很窄，僅僅是資本主義化而已。而在他們認為台灣將因日本資本主義而全盤資本主義化的認識下，他們都把眼光投向了未來、投向了與資本主義直接對立的社會主義革命、乃至僅僅投向了也許可以分化而出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曾說：「19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19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87]出現歷史建構的中國革命反映出中國革命與馬克思所說的「19世紀的社會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中國的現實生活並不會直接喊出這樣的話：
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2.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限制
本研究試圖指出：一九二○年代存在著一種把「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理解為「資本主義」客觀趨勢之展開的觀點（以《資本論》與《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揭示的客觀趨勢為典範），許乃昌、平平同人、山川均、矢內原忠雄都是這種觀點的代表。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只是「資本主義」客觀趨勢的承擔者，除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崩壞之外，資本主義不會造成資本主義以外的結果，所以這種觀點並不質疑被理解的「資本主義」客觀趨勢本身。而是積極找尋客觀趨勢的體現處。他們因此而迴避眼前已經觀察到的現象──日本「資本主義」竟然造成了「資本主義」以外的結果──大量存在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在這種觀點下、在民族資本主義並非在國家支持之下而遭遇失敗的情況下，即便民族資本主義遭遇日本資本主義的打擊而破產，也只被視為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內部矛盾而已（即前章所謂「第二個分化」）。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這種處境所能獲得的感覺，並不是台灣無法資本主義化，而恰恰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本身。
這種觀點雖然否定日本，卻無法徹底否定日本帶來的資本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沉默或不自覺地、甚至被迫接受帝國主義「雙重使命」的觀點。雖然這種觀點可以成為一個通向未來的末世論述，卻難以從「民族資本主義」或者「革命」的方向上出現歷史建構（因為台灣不被認為無法資本主義化）。雖然這種觀點因為承認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而更接近於研究對象相同的《資本論》──其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他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88]為研究對象──卻只能到此為止。
換句話說：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他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方法是否也適用於研究非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例子，可從王亞南（1901-1969）撰寫《中國經濟原論》（1946）時所遭遇的問題談起。王亞南是中國最早完整譯出《資本論》的學者（其合作者是郭大力，1905-1976）。他所撰寫的這本書，以說明中國社會性質為主題，並採用馬克思《資本論》所使用的各種經濟範疇來說明，可謂「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的最後總結，享有「中國式的《資本論》」之美譽。此書一出，即遭爭議。有批評者認為，既然王亞南認為中國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何能採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論》諸經濟範疇？王亞南接受這一批評，但他認為，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來研究非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的社會，就是要說明這個社會的沉淪或不正常性。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比較性的研究。但究竟能不能直面這種兩種經濟型態並存的社會而研究，卻是當時已經提出的要求，也因此，當時的中國才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或者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時才有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從而使得一個本來只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他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為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被擴張的學問。具體成果則以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以及許滌新（1906-1988）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為代表。[89]
直到「中國改造論爭」（1926-1927），許乃昌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認識才出現變化，他開始承認前資本主義不見得會被資本主義所克服、反而被保存下來的事實。[90]到了台共建黨（1928），許乃昌所認識到的事實，終於也成為台灣共產主義者的綱領性認識。──雖然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觀點仍交錯於同時出現兩種歷史建構的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之中。[91]
然而就算能夠出現「民族資本主義」歷史建構，這種建構也是有侷限的。因為它只是一種單線進步史觀。這種史觀所認定的「進步」，就等於資本主義，只是論者更願意正面承認民族資本主義（而非外國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與此相反，「革命史」歷史建構則以「反對沉淪」來定義「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便不會是唯一的進步主線。「革命史」歷史建構其實是多線進步史觀──雖然他們還是必須從中挑出一條最進步的主線；就中共而言，此即「新民主主義革命」。
3.遠非成王敗寇
抗戰初期，其實恰恰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同月月底，楊逵（1905-1985）閱讀了蕭軍（1907-1988）所著《第三代》之後，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愉快」的心情寫下一篇書評。楊逵的「愉快」是這樣來的：[92]
作品中描寫被欺壓的人民不斷加入「馬賊」的故事。所謂的「馬賊」，並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可怕的強盜，而是相對於壓迫者而成長起來的一股對抗勢力。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依這句話的含義，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土匪」、「共匪」、什麼什麼「匪」，其實是……。
但楊逵的筆卻在刪節號之後停住了。
光復以後，過去由日本殖民者所正面標榜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終於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則是各地的舊社會運動幹部群集此日紀念五十年間死去的烈士。1946年6月17日，這天舉行了台灣島內首次的紀念忠烈祠典禮，並在連溫卿、楊逵等人的組織下成立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從1924年首次舉行於上海的恥政紀念日集會，到1946年舉行於台灣島內的紀念忠烈祠典禮，台灣人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悼念成千成萬仆倒在日帝屠刀之下的先烈。在1946年的《台灣新生報》上，楊逵將他埋藏近九年而難言的心底話說了出來：[93]
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清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為了殺戮、侮辱被稱為「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清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為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為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力量稱為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覆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為土匪，而我們尊稱為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
附錄1：謝廉清的「反帝大聯盟」文獻
1924年7月27日，謝廉清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發表演說。其演說詞收錄於《反帝國主義》一書。[94]全文如下：
眾位同志！我們三十年前是中國福建台灣人，現在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下的台灣人。台灣人受日本之壓迫的痛苦，說不勝說，我不大會說北京話，要說也說不出來，——諸位只想想那些殘酷無理的強盜，是怎樣劫掠殺害那些善良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我們台灣人是受的怎樣的痛苦了。
我們台灣人曾經幾次圖謀脫離日本的羈絆，可惜結果屢次都是失敗。諸位看看地圖，就可以知道，日本挾著在被壓迫階級吸收來的雄厚的經濟勢力與奴隸彼國的人民訓練歷年武裝精緻的海陸軍，圍吞我們孤懸海中，飽受掠奪而羸困了的臺灣，自然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們台灣人並不因此灰心，我們只要一日不死，仍常與彼帝國主義的日本奮鬥一日。只要我們能夠繼續努力奮鬥，前途仍然可望得著光明。
因為帝國主義登峰造極的時候，也就是彼要進到墳墓的時候了。帝國主義的日本，此時經濟的勢力固然雄厚，海陸軍的武裝固然精緻，而彼帝國主義的運命，也就必然的要因此顛覆。在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之下的，不僅只台灣人，還有和台灣人的境遇一般的朝鮮人，還有產業落後的中國人，還有名列日本籍而實際上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做彼的奴隸的日本工人和農夫；這些人只要都是一樣要生存，就不得讓彼帝國主義長此壓迫，就不得不要起來反抗！台灣人的流血慘劇，朝鮮人的獨立運動，中國人的排日的運動，日本的社會黨興起，就是反抗彼帝國主義的壓迫，要求生存的表現。帝國主義的日本愈雄厚其經濟勢力，則被壓迫者要求生存愈厲害；海陸軍的武裝愈精緻，則一旦倒戈，彼帝國主義的孽類愈益粉碎的﹝得﹞一個不留！
諸位同志，我們顛覆帝國主義的力量，已經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孕育出來了，只差一種組織將之聯合起來，將之一貫的運動。我們有許多同胞因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日本而離開了故鄉。我現在到北京，就是想四處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同志的。前幾天在報上看見了北京忽然有反帝國主義大聯盟之組織，我是欣喜極了；我是極願意加入這個戰團，做一個攻毀帝國主義的戰士。我並願意介紹我們台灣的同胞，一共與這個大聯盟結合起來，聯成一個廣大的聯合戰線，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攻！
諸位同志早已知道的清楚，帝國主義只知唯利是圖，彼壓迫產業幼稚的國家，弱小的民族，本國的工人，並不分彼此，任何地方，任何民族，同是一樣壓迫的；所以反帝國主義也不是中國一國的事，也不是台灣一隅的事，也不是任何地方一個地方，任何民族一個民族的事，乃是各地方各被壓迫的民族共同的事，所以我們被壓迫的民族是一個階級的；唯一的方法，只有聯合被壓迫階級的，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攻！做階級鬥爭！
諸位同志！我們要堅固我們的意志，普遍我們的宣傳，擴大我們的組織，嚴密我們的陣勢，接連的對著帝國主義攻打，帝國主義自然有被我們攻毀的日子。我們這個反帝國主義大聯盟之成立，是向帝國反攻的開始，我們還要準備著猛烈的戰爭。
諸位同志努力！我們不久就要看見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民族，紛紛樹起反帝國主義的旗幟！
謝廉清所撰寫的專稿〈帝國主義的運命〉亦收錄《反帝國主義》書中。[95]該文有按語謂：「謝廉清同志，台灣人，是一個極熱烈極勇猛的反帝國主義者。這篇文是他被壓迫來華後，百忙中抽暇所做的。我們非常感謝。（編者）」[96]〈帝國主義的運命〉全文如下：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形式，是以科學的技術，利用蒸氣電氣，機械作工具；所以生產量是非常的大；自由競爭是他頭一個的特色，自然與手工業時代的生產量，是相去很遠了。少量的生產，向來常是供不及需的樣子，但一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各資本家挾其資本，而不慮及社會的消費力，就自由競爭的生產下去，結果不但說能夠充分的供給一地方一國內的人的需要﹛，﹜並且還有剩餘的生產品——即所謂過剩生產——堆積如山。機械工業的生產量這般大，所以過剩的生產品是有增而無減的。對此過剩的生產品假使沒有相當的辦法，將此放任下去，則過剩生產品越積越多，結局生產自不得不停頓，工廠也就不得不關閉了。若然，則資本的運用豈有獨存之理？這將與生產的停止和工廠的關閉是同樣的運命的——資本的運用不得不告終；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勢必斃命了！但是狡猾的，聰明的資本家，及其御用的財政，金融，經濟……等學者專家，是很會用變通的辦法的，能夠把垂死的資本主義起死回生的。那種高明的辦法，不外乎割他人的肉，來補他自己的瘡，搾取他人的膏血，來肥滿他自己的身體。
當他們的資本在本國沒有運用的餘地的時候，他們就恃素日訓練來的雄厚的兵力，和強悍的外交手腕，向著經濟落後的國家，弱小的民族，加以武力，施以侵略。比方日本的吞併高麗，佔我台灣，就是一個好例。在本國垂死的資本主義得著了新領土，好像將死的人得著仙丹似的。既然得著新市場——新領土——則國內所有的過剩生產品不患沒有銷路。並且能運用將死的資本了。這個時候的資本主義，可說是已經達到最後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適才所說的佔領新領土，新殖民地——即新市場，我們叫做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期。
帝國主義是國際的性質，在國際自由競爭的市場裡經常要做市場的霸王，是他的根性。社會上的一切，統歸他所有，受他取捨，更是他所希望的。所以每一個資本家（工廠主）都是盡量的生產下去，而他們的政府則極力的將種種的產業保護政策使生產量更增加；使與別的帝國主義的國家的生產品競爭，以期博得最後的勝利。然欲達到這個目的，勢必要求原料的來源與自由銷售的市場，是以帝國主義雖得著殖民地，能供給原料，銷售商品；但是還不能夠滿足牠的社會的性質——生產力有加無已而殖民地範圍及其消費力﹛有﹜限，到一定的時期，總也要告終的。既是不能無窮的發揮它的佔有的性質，就不得不需要能夠毫無障碍的自由銷售生產品和採取原料品的範圍。於是他們的慣技，強悍的外交手腕，雄厚的兵力，不客氣的來脅迫弱小的國家，訂立種種的不平等條約，劃定勢力範圍。比方列強強制中國和他們訂立辛丑條約，及日本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把東三省做他的勢力範圍便是。雖然殖民地之財富，勢力範圍之寶藏，固非取之不竭，吸之無窮，如長江之水似的。但人口與消費力有限，經過一定的時間，自又有過剩的生產，和原料缺乏的恐慌。資本家唯一的侵略工具——金融資本——又擋著了。此是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勢力範圍殞命的時候；這是帝國主義的第二期。
資本帝國主義的謀士，財政家，金融家，經濟學家，到這個地步也就漸沒有變通的辦法，而要束手待斃了。地球上所有的市場，分的分，割的割，以外再也不能夠發現新市場了。帝國主義至此可說是日暮途窮了！死，是帝國主義必然的運命。但臨死的帝國主義，決﹝絕﹞不願將此放任下去的。社會上的弱小民族，經濟落後的國家既侵略殆盡，依他們的根性——社會的性質——乃不得不心與別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決勝負——就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於是離開平和時期而入於衝突時期了。請看侵略中國的各個帝國主義底國家的衝突，就可瞭然。在外交上常有糾紛，便是他們互相衝突的鐵証。如日對美，美對英，英對法，法對日，都免不了相互間的衝突。更舉一個例子說，美國計劃和主張的新銀團與中國的門戶開放，於英日不利，他們就反對起來。又如此回的慘殺案，英日兩國，則大發揮特發揮帝國主義的力量來壓制中國；而美國呢，則乘此機會假仁假義，施了一大推的空人情，欲買中國人的歡心，而圖中國市場的獨占，和排斥與自己分贓的帝國主義底國家。這正是他們相互衝突的好例子。帝國主義者的衝突，依他們的根性發展下去，則彼此的互相排斥衝突是一定免不了的。至於帝國主義者間只能為某種利益而取聯合戰線，或對於或種的事件有時能夠步調一致；但是不能夠說彼此的衝突就打消了，他們依然是衝突。他們的聯合是不可能的。比方此次的屠殺事件，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的步趨將近一致，這是他們各個都看到中國群眾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事例，已經達到很高很可怕的程度；為維持他們的勢力，所以不得不取共同一致的態度。雖然，他們互相的衝突，決﹝絕﹞不因此而打消，是以他們是不會成聯合戰線的。帝國主義者間較大的衝突必然引起戰爭。戰爭的結果，一定有戰敗國的。那我們可以說在社會作孽的帝國主義國家少了一部份。再申言之，帝國主義者間的戰爭，是催促帝國主義的滅亡。這可說是帝國主義如肺病者到了不可醫治的第三期。
資本帝國主義，依他的史的發展，得證明他的崩壞是一種必然的運命。帝國主義的國家那般的衝突，那樣自相殘殺，以促進他們的本身滅亡；他方面又有在他們的制度底下孕育起來長大起來的解放的革命運動，一天一天跟著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而成長，到這個時候其勢力已經風靡了全世界，將爆發的排置，也差不多快排置好了。如各國都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各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各被壓迫民族也都有民族自立的運動。如雨後的春筍，勃勃而起，這兩個運動，都是要帝國主義的死命的。
這兩個革命勢力的聯合，就是帝國主義的催命符。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第四期，即滅亡時期。
幾百年間縱橫天下，搾取和殘殺了無數萬無產者的資本帝國主義呀！死路是你必然要跑到的。轉眼的天下，一定是無產階級的天下！
[1] 《台灣民報》曾刊登這則宣言（〈致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一封書〉）的原始版本（台灣民報, 1924s）。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後來出版的〈會刊〉第1期以及宣傳品《反帝國主義》一書中，這則宣言改成了「我們對你們印度，朝鮮，斐利濱群島，暹羅，安南，緬甸，波斯，埃及，阿剌伯，馬來半島，以及各種黑人們來說罷﹗」（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63: 106; 1926a: 172）。
[3] 關於「來今雨」一語的典故，最普遍的說法是典出杜甫《秋述》詩序，有新舊朋友歡聚一堂之意。
[5] 興南新聞社（1943: 194）。值得注意的是，謝廉清自己所寫的簡歷（收存於女兒謝慧君）是「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預科畢業」（葉芸芸, 2006: 174），而非朝陽大學預科。但可確定的是：朝陽大學有學生須先修習預科的規定（晨報, 1923），而且謝廉清在1924年3月之後確實就讀於朝大。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言，謝廉清於1924年3月入學朝陽大學（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245）。謝廉清給《台灣民報》的投稿亦有「一九二四、三、三、於朝大」的記載（北京廉清﹝謝廉清﹞, 1924）。
[6] 朝陽大學的通訊錄記下這樣的資訊：「謝廉清 台灣台中 台灣彰化街」，就讀於專門部經濟科第三班，1926年6月畢業；此外，還有兩個就讀大學部法律科第六班台灣人與他同屆，即「關錦輝（曉村） 台灣新化街四百零二號」與「周蚶目（翰穆） 台灣台北下奎府町一丁目百十二」（民國二十年大學部畢業同學錄籌備委員會, 1931: 已畢業同學姓名通訊處一覽表頁8, 9, 18）。
[7] 詳見：虛無﹝謝廉清﹞（1924）、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4）。
[8]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及部分會員名錄〉（羅章龍, 1989: 65-67）。
[9]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方團, 2001: 52）。謝廉清屬於朝陽大學的小組，當時全北京只有一百一十名團員。
[11] 晨報（1924）、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206-207）。
[12] 追風﹝謝春木﹞（1924: 14）。並見本研究第六章。
[14] 關於謝廉清以及「反帝大聯盟」的相關史料，在此說明如下：1924年的謝廉清以《台灣民報》記者的身分在北京活動。在目前能確認為其作品的十一篇通訊裡，十篇發表於1924年（北京廉清﹝謝廉清﹞, 1924; 北京廉清虛無﹝謝廉清﹞, 1924; 虛無﹝謝廉清﹞, 1924; 廉﹝謝廉清﹞, 1924a, b; 廉清﹝謝廉清﹞, 1924a, b, c, d），一篇發表於1925年（廉清﹝謝廉清﹞, 1925）。除了《台灣民報》，謝廉清的史料還收存在他所接觸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相關史料中。首先是謝廉清在來今雨軒的演說（謝廉清, 1926a: 110-115）。其次是他撰寫的〈帝國主義的運命〉一文（謝廉清, 1926b: 49-52）。詳情並請見本章後續注釋。
[15] 連溫卿（1928b: 15-16）：「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後，極其多忙長成起來，遂見有兩個潮流的對峙，先是為改組以前，即有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亘三箇月間，而雙方的主張：台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因為有這兩個潮流磅礡了台灣，送給台灣文化協會釀成分裂的動機，而使民族主義者總退卻，即結成了勢力組織著「台灣民眾黨」，以和台灣文化協會對立，自是以後，從來少數者的運動，即變作大眾的運動。」
[1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602; 1989c: 25）、山辺健太郎（1971: xxii, 252, 253）。
[17] 相關文獻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66, 602）、山辺健太郎（1971: xxii）。形成於1928年的〈政治デーゼ草案〉、〈政治大綱〉與1932年的〈台灣獨立運動略記〉之間的關係尚有值得考究的空間，前兩份文件的傳播方式與影響則是更需深究的問題。
[18] 孫中山與國民黨在國共合作之前根本沒有系統性的國民革命論，他們不但長期廢棄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原始意義也與國共合作時期的意義不同。孫中山首次提出「國民革命」一詞是1906年，但卻是相對於「英雄革命」之語而提出的，沒有具體被定義的內容。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縮限了「國民」的概念，認為之前將全國人民名之「國民」，是種「糊塗」，「必其有心贊成共和，而宣誓註冊者，乃得名之曰國民。」直到1924年的國民黨「一大」，孫中山才重新起用「國民革命」口號。此間，應當注意中共是否成為孫中山重新啟用該概念的契機。1922年，陳獨秀在其《造國論》中將民主主義革命以「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名之，呼籲中共黨內接受與國民黨合作的策略，從「社會主義革命」轉換為兩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孫中山重新啟用這個概念，脫離不了中共從中的促成。）某種意義上來說，由於「國民革命」概念在孫中山與國民黨的使用上的變化太巨大，因此可以認為「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具有鮮明的歷史建構之性質。但對今人而言，由於「國民革命」通常被等同於「國民黨的革命」或者「孫中山的革命」，因此其「四十年」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關於「國民革命」意義變遷最精要之研究可見劉曼容（1996: 129-165; 1997）。
[19] 分見：和森﹝蔡和森﹞（1922）、陳獨秀（1922）。以下同出處引文不再另注。
[20] 比方陳獨秀等托洛茨基反對派於1929年提出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陳獨秀等八十一人, 1983: 314-315）就曾批判當時出現的「第三黨」完全照抄中共的革命論述。
[21] 由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民族主義」的概念，因此當時中共經常是在涉及三民主義的情況下才談到「民族主義」，中共本身則偏向於使用「民族革命」或「民族運動」這樣的用語。
[22] 關於錯誤使用「民族．民主革命」而發生的問題，陳映真（2002b: 15）還曾指出：「猶記在六○年代，台灣的報紙報導第三世界反美獨立運動時，常常把外電中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誤譯成『國民民主革命』，這就是不懂得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主義（反帝）的、民主主義的（反封建）的變革理論所鬧出來的笑話。陳芳明的錯誤類此。」此外，「民族民主革命」不應倒置為「民主民族革命」的邏輯也適用於一九三○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之所以不應倒置，是以毛澤東的論述為典範而確立下來的。在這一典範中，「半殖民地」屬於主權概念，「半封建」則是「社會性質」意義上的規定；前者是外爍的，後者是本質的。也因此，毛澤東才會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後的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一步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為東北淪陷了。在台灣，只有劉進慶與陳映真在毛澤東的用詞規範上使用這個概念。令人驚異的是，竟然有人顛倒地責備正確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陳映真是把毛澤東的概念設定讀反了。在中國，除了誤寫之外，只有《資本論》的中譯者王亞南始終在其著作中堅持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概念。吳承明（1996a: 9）讚賞王亞南的這一堅持為「深有見地」。吳承明的稱讚頗令人玩味。此外，學者一般認為，蔡和森於1926年寫作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首先將「半殖民地」與「半封建」連用，而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之語（蔡和森, 1982: 12）。固然詞語的提出並不代表概念的形成，但反帝大聯盟早在1924年就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一語說明中國的處境（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26a: 217），這點值得進一步探索。近年來的相關討論見：陳金龍（1996: 227-231）、陶季邑（1998: 221-225）、張慶海（1998: 226-234）。
[24] 關於在「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上談到國民革命，可參見乃昌﹝許乃昌﹞（1923b: 4）。另外，在「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上談到「資產階級」革命，則可參見：秀湖生﹝許乃昌﹞（1923b: 43-48）。
[26]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89: 334-336）。
[30] 其實鄭超麟（2004b: 278-279）自己也認為，真正以反帝國主義掛帥的運動型態是更晚的事情，他認為是1925年的「五卅運動」。不過鄭超麟的批評卻恰恰擊中斯大林的觀點。斯大林（1956: 125-126）在1924年指出，「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情況下，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的基礎為前提。」「在爭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使違反形式上的民主要求，也是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33] 《婦女週報》於1924年5月14日第38期首次報道此事（婦女週報, 1924: 4; 蘇哥, 1924: 5-7）。
[34] 阿鳳﹝賀威聖﹞（1924c: 2-3）。「趕走直腳鬼」的口號與平平同人「蕾」的「快快地起來把街路上的野獸趕走﹗」很類同（蕾, 1924: 6）。
[40] 如蘇聯學者所言，「1924年好像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上互相比賽的一年。」（Ивашин, 1995: 117-123）。
[41] 關於中蘇建交，目前最新的研究可見何艷艷（2005）與沈志華（2007: 9-13）。
[42] 這些反蘇文章是：赤人（1924: 1-3）、威聖﹝賀威聖﹞（1924a: 8）。
[44] 其他國家當時只派公使駐華。因此，當蘇聯決定派大使駐華，依國際慣例，各國使節在中國的使節團將由最高級別的使節──蘇聯駐華大使──擔任使節團團長。但各國抵制。
[45] Cohen（1997: 241），中譯參考了Cohen（2005: 202）。
[46] 關於「運動周」的制定，是反帝大聯盟第四次執行委員會（1924.7.27）所做出的決定（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26a: 206-207）。當時北京政府的情報檔案（載德, 1991）也是如此記載。
[49] 謝廉清（1926b: 115）。該書編者的全話如下：「謝廉清同志，台灣人，是一個極熱極勇猛的反帝國主義者。這篇文是他被壓迫來華後，百忙中抽暇所做的，我們非常感謝。（編者）」。
[50] 此人物列表係交叉比對自《今日》雜誌撰稿者、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63）所推選之幹部名單，以及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所編《反帝國主義》的撰稿者。
[51] 「反帝大聯盟」的史料介紹如下：《近代史資料》曾於1963年重新刊印「反帝大聯盟」發行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第1期（以下簡稱〈會刊〉）。這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史料的首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重新刊行。〈會刊〉收錄了「反帝大聯盟」1924年7月的活動經過與文告宣言，可略為窺知初創期的狀況。據編輯者言，這份〈會刊〉第一期發行於1925年7月25日，但1925年應是1924年之誤。實際上，《近代史資料》的編輯者正以為「大聯盟」創立於1925年（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63）。若以專題研究而言，目前僅知謝蔭明、王凌雲兩位學者專就「反帝大聯盟」提出三篇專題論文；分別是：謝蔭明（1982）、王凌雲（1985: 332-338）（王凌雲的研究相對詳細，他也注意到謝廉清的活動，惜未深究。）、謝蔭明（1984）。然而以上三篇論文僅是下述史料的簡單堆砌：（1）當時的報刊雜誌。如北京《晨報》、中共發行的《政治生活》、《嚮導週報》等刊物。（2）「反帝大聯盟」出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但不限於重新排印的第1期，他們還使用了第3期（1924.8.20）、第4期（1924.10.1）、第5期（1924.10.5）、第7期（1925.3.10），大概都是直接接觸了原始史料；然而發行狀況、館藏地均不詳，目前台灣也無法取得。（3）「反帝大聯盟」於1926年出版的《反帝國主義》一書。這本書只有王凌雲提及，用以說明「反帝大聯盟」在孫中山逝世（1925.3.12）之後的行動，補充〈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所不及之資訊。王凌雲所用《反帝國主義》（詳細目錄可參見表7-1）值得特別注意，這是「反帝大聯盟」已知的四種文獻之一。這四本書有密切的關係：第一種文獻（李漢石﹝李伯剛﹞, 1925）有正文101頁，是「反帝大聯盟」的歷史回顧與文獻匯集。謝廉清以《台灣民報》記者身份在來今雨軒的演說詞收錄於這篇長文。第二種文獻（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26b）則有正文148頁，是該聯盟所編的論文集，其中包括了謝廉清所專門撰寫的〈帝國主義的運命〉一文。第三種文獻則是前兩種的合輯（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26a），正文267頁。王凌雲用的就是這本書。此書沿襲第二份文獻的排版方式，但在書末補上第一份文獻，將之改題為〈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第四份文獻（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27）有正文214頁，是第三份文獻重新排版後的出版品，不過內容沒有變化。李伯剛（即李漢石）回憶云：「一九二六年，大聯盟準備結束時，編了《反帝國主義》的小冊子，把反帝大聯盟的有關文件幾乎全部都收集在內了。後面有我寫的一篇《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此書質量不高，印數不多，現在可能不易找到了。反帝大聯盟的宣傳經費，蘇聯大使館有些資助。」（李伯剛, 1983: 6）
[52] 雷殷的談話僅為為北京《晨報》所擷取之大意（晨報, 1924: 7）。
[53] 關於文中所提到的反帝大聯盟各種文件，可見：李漢石﹝李伯剛﹞（1926: 198, 216-218, 220）。
[57] 和森﹝蔡和森﹞（1924: 合訂本頁652-654）。
[64] 李伯剛（1983: 5-6）。其中擔任大聯盟執行委員的中共黨員有劉仁靜（用名劉子雲）、李伯剛（用名李漢石）等人。
[65] 在收攏各方勢力的過程中，反帝大聯盟也順著運動的內在要求，更改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他們改變對於義和團的評價之外。最顯著的例子，則是社會各界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宣言〉的批評。〈宣言〉聲明，「我們這個大聯盟，除卻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外，其外任何事物概不與聞」（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1963: 96）。這點被陳獨秀（1924a）、瞿秋白（1988）等人批評有不反軍閥之嫌疑，因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恰恰是軍閥。就連國民黨方面，也有批評者廖百芳（1928: 33）謂之「是不敢向曹﹝錕﹞吳﹝佩孚﹞言思擬議也。」所以江亢虎（1944: 227-228）曾云「今日所謂反帝國主義運動。外間已頗譏其不徹底。」反帝大聯盟的李漢石（李伯剛）則解釋，〈宣言〉所另外提到的「凡有甘願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做我們的漢奸者，我們必須用撲滅帝國主義的手段來撲滅他。」恰恰「包括有打倒軍閥，過問內政的意思」（李漢石﹝李伯剛﹞, 1926: 164）。是否反帝大聯盟自始就有李漢石所言的這般打算，實不可知；然而各方輿論壓力卻可見一斑。
[66] 「反帝大聯盟」，一般是指1924年7月於北京成立者。但受其影響，天津（1924.8.10）、湖南（1924.8）、上海（1924.8.23）、山東（1924.9.7）、武漢（1924.9.5）、杭州、青州、廣州、太原、四川（1925.1.1）分別成立地方的反帝大聯盟，並各自發表宣言。不過學者也指出，這些地方性組織多由共產黨員領導。──就此來看，當反帝大聯盟從北京走向全國之時，反而是逐漸被共產黨控制的。上述各地宣言均收錄於李漢石﹝李伯剛﹞（1926: 178-206）。成立日期則參考了王凌雲（1985: 335-336）。關於各地反帝大聯盟與共產黨的關係可見金富軍與蔡樂蘇（2006: 233）。
[67] 日本記者布施勝治（1886-1953）分析反帝大聯盟的衰落云：「但在是年﹛1924年﹜秋間，第二奉直戰爭勃發，北京的警察廳禁止執行委員會開會，並禁止發行會刊，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的運動一時停頓。到第二奉直戰爭的末段，馮玉祥忽向北京行了『苦特打﹝coup d’etat，政變﹞』曹錕吳佩孚失敗，北京的軍權落到馮玉祥手裏，由馮張提攜，擁戴段祺瑞為執政政府，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又復活了。」「但是這個大聯盟在創立的當初，發起人的中間，有商人，有共產黨員，有國家主義者，有新聞記者，有律師，有學生，……形形色色，分子極為複雜，所以缺乏永久繼續的可能性。果然到一九二五年春，孫中山和國民黨各領袖前後繼續來京，與馮玉祥攜手謀為政治的大活動，並且這時候的政治運動漸與蘇俄接近，這個表面上與國民黨沒有關係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也自然有捲入國民黨革命運動中的趨勢，到是年的夏間，聯盟的組織，漸次解體了。其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就移入共產黨所操縱指揮的學生聯合會手中去了。」（布施勝治, 1926: 331-332），中譯可見布施勝治（1927: 275-277）。但文中的「國民黨」仍要擺在國共合作的脈絡下考慮，並非日後反共的國民黨。
[68] 「反帝大聯盟」在1924年發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曾一度被視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開端。1924年，瞿秋白認為「國民革命的大運動」的「聲勢」始於「北京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首先成立」（瞿秋白, 1988: 630-631）。1926年，日本記者布施勝治指出，「反帝大聯盟」是首次把反帝國主義運動「作為革命的標語」的運動，且是「中國近年國民運動的一大成功」。不過布施將之視為「共產黨的暗中積極活動而來」的產物（布施勝治, 1926: 320-343）。1929年，吳壽彭等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抄錄布施勝治之書，但直接將「反帝大同盟」視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開端（吳壽彭等, 1929: 247-253）。把「反帝國主義運動」理解為反帝大聯盟在1924年所推動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還有著名的日本「中國通」長野朗、陳彬龢，以及幾種辭書或事典，如：長野朗（1927: 134-172）、陳彬龢（1928: 123）、河瀨蘇北（1932: 43，〈反帝國主義聯盟〉條）、長野朗（1940: 167-168，〈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條）、高希聖等（1930: 115-117，〈反帝國主義運動〉條）。
[69] 〈京師警察廳查禁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印刷品有關文件〉（1922.10），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1a: 546-549）。
[70]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影響力可從當時中共所領導的「非基督教運動」的變化得到說明。「非基運動」早在1922年時就已在中共所領導「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而出現於上海。當時主要從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去批判基督教，因此成果有限，迅即消亡。1924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興起後，「非基運動」遂得以從反帝國主義的基礎、從中國史上最大教案（義和團運動）的重評之中而復活，甚至模仿「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運動周」模式（薛曉建, 1998: 19）。
[71] 比方1930年，中共領導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與上海台灣青年團合作，以「6.17」台灣恥政紀念日至「6.23」上海沙基慘案紀念日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紀念鬥爭周」。1931年，中央蘇區則以5月25日至6月1日為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以上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312）、江西省文化廳革命文化史料徵集工作委員會等（1994: 100）。
[72] 1924年的《台灣民報》也曾持續關注中蘇建交與其後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影響力可見一斑。分見：台灣民報（1924b, h,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大川周明（1924）、廉﹝謝廉清﹞（1924a）、蔣渭水（1924）、民國日報（1924j）。
[74] 外務省記錄（1930b）指出謝廉清曾與蘇聯駐京使館有所聯繫。
[76] 鈴江言一（1975: 202）、衛藤瀋吉與許淑真（1984: 37）。其他的研究亦指出：鈴江言一曾以王子言的化名在中國活動，結識了作為「中共黨員」的謝廉清與胡鄂公等人（蔣立峰, 1992: 626），並請參見張友漁（1990: 119-121）的回憶。
[77] 中央檔案館與北京市檔案館（1991: 36, 352）。
[78] 興南新聞社（1943: 194）、外務省記錄（1930b）。這份《外務省記錄》檔案保存不甚清楚，本研究只能概略猜測文意。
[79] 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2006）、葉芸芸（2006: 175-176）。
[80] 「階級鬥爭」史觀派的早期論爭可見《歷史研究》編輯部（1957）所編論文集，王學典（1996）對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回顧也頗能說明「階級鬥爭」史觀派的一些想法。「階級鬥爭」史觀派與「近代化」史觀派的論爭則可參見梁景和（2004）的回顧。但本研究著重參考了林華國（2005）的分析。
[81] 將研究範圍嚴格鎖定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見解，以許滌新與吳承明所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先行本——《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代表（《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編寫組, 1977）。
[82] 本研究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也視為民族資本主義。許滌新指出，「繼承明清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而來的民間企業，即民族資本主義。」（許滌新與吳承明, 2003: 20）
[83] 毛澤東（1967b: 589）。毛澤東最初寫下的1939年版並未出現這段話；此乃1949年後加上的，可參見毛澤東（1971b: 103）。
[85] 汪敬虞（2007: 5）：「我在進行中國國民所得的研究和統計的整理編制時，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並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在進行估計工作之前以致整個過程之中，並沒有想到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更沒有規定一個事先設想好了的目的。我和巫﹝寶三﹞先生都是在看到估計的結果以後才動手寫出……文章。」「我們的驚異到了可怕的程度，說明『中國經濟很難得到發展』是我們當時也不曾料到有如此嚴重、然而卻是活生生的客觀現實，而不是如兩位教授﹝久保亨、牧野文夫﹞所說的『是為了論證共產黨政治統治的必要性』而有意進行不客觀的研究和統計編制。」
[86] 與國家關係密切的「官僚資本」正可視為「民族資本」的最高形式。雖然史學界通常會將兩者加以區分，但通常難以區分。許滌新的一段說明正可說明兩者之間的聯繫。他認為，「雖然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就有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個體系，但並非所有的資本都是『非此即彼』，都可以劃歸這個或那個體系。」因此「我們並不一一區別每家企業是官僚資本或民族資本，不去尋找這種形而上學的煩惱。」（許滌新與吳承明, 2003: 20）這種難以區分恰恰體現兩者之間具有共性。
[89] 關於上述學術史問題，可見陳其人（2005）與吳承明（1996b）的討論。
[91]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政治大綱」認為，台灣民主國之前的台灣已經有資本主義萌芽（「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民主國的「民主革命雖然不曾成功，但在革命過程中，由於內部資本主義之成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性的改革，最主要的土地問題實際上起了一大變化，此乃革命所收的唯一效果。」（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c: 25）
[94]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212-215）。
邱士杰的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