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光錫，浙江海洋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這是延光錫教授在『再思“台灣社會性質問題”：劉進慶思想暨《劉進慶思想評傳》新書討論會』(2023年4月22日，上海)的發言。

　　今天我被賦予的任務似乎是台灣與南韓的比較，尤其邱士杰老師所提出的劉進慶先生與朴玄埰先生的經濟思想之比較的相關補充。

　　關於這一任務，我首先想到1980年代陳映真先生提出「思想的貧困」問題，直接批判台灣的社會科學界或經濟學界無法扮演提供批判思想資源的角色。不同於台灣，南韓的1980年代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時代」，而在批判思想中，社會科學的主導性非常突出。如此狀況曾影響文學界，甚至當時「民眾文學」陣營也出刊《詩與經濟》這樣的刊物，雖然很快遭停刊。在如此過程中，代表南韓社會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就是台社幫我出的書《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2019）所介紹的朴玄埰。

　　不過，經過1980年代思想巨變與後冷戰轉型，我們似乎無法再期待社會科學，尤其經濟學提供批判性思想資源。過去左翼經濟學者或經濟評論家在公共話語空間能夠具有說服力地分析了反映南韓歷史特定性的經濟矛盾，那麼對經過1980年代大轉型後的南韓社會科學界來說，現在南韓的經濟矛盾只不過是全球矛盾的演繹，因此英美等外部世界的經濟分析直接套用於南韓。經濟學似乎不再有國籍，進而南韓的特定性本身似乎不存在。

　　經過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後冷戰轉型與金融風暴，南韓經濟到底是否經歷了正常化或普遍化？我不以為然。我認為，從南韓的經濟批判話語歷史來看，1990年代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批判」取代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批判」以後，南韓的政治經濟學失去了自己的根。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批判，起碼就堅持「新殖民地」這一相應於「主要矛盾」的定性，並且即便援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在更廣範的民族／民眾運動裡面，成為相應於主要矛盾（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反帝／反封建」課題之經濟學實踐。無論如何，從1990年代以來，南韓的經濟學中，關於韓半島與南韓的特定性分析之傳統消失了。不管對左翼或右翼，南韓經濟淪落為西方理論直接套用的對象。

　　邱士杰老師的《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以下簡稱《評傳》，2022）也與上述我的問題意識密切相關。而且，《評傳》這本書所介紹的朴玄埰也一生繼承韓半島和東亞區域批判思想，並以主體姿態分析與批判南韓經濟的矛盾。劉進慶先生也似乎與朴先生共享類似問題意識。今天我完全依靠《評傳》這本書的內容，提出兩位先生若有機會相遇或許可以展開的討論主題。

一、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

　　過去接觸陳映真先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時（主要引導者亦是邱士杰老師），我發現台灣的相關討論似乎不會嚴格區分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或者社會形態定性直接成為社會性質的內容。換句話說，假如作為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一確定，那麼其社會的性質（本質）就成為資本主義。因此，劉進慶先生似乎認為，戰後20年持續的台灣「半封建」社會，後來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此時所謂「不過渡論」是否已廢棄？雖然我沒有充分的把握，不過在我看來，劉先生的想法，似乎從社會性質立場（不過渡論／半封建社會論）轉變成社會形態立場（過渡論／資本主義社會論）。

　　南韓的朴玄埰先生一生堅持所謂「不過渡論」（雖然他沒有用過這樣的概念）。1995年過世前，他對於南韓社會的「半封建社會」這一社會性質定性從未改變過。不過，如此定性只限於社會性質層次。他認為，從日據時代以來，朝鮮／南韓社會持續了半封建社會。不過，從社會形態層次來看，朝鮮社會在日據時代已經確立了資本主義化，而光復後經過一系列過程，南韓社會於1960年代演變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如此見解起初受到戰後北朝鮮學界對日據時代朝鮮社會性質的分析。從思想史來看，如此把南韓社會定性為「半封建」，就是指出，無論作為社會形態的「封建制」的「量」的比重如何，或殖民地／新殖民地條件下資本主義化有多麼深刻，在本質上讓我們能夠把握南韓社會的特定性之「歷史性」（相當於溝口雄三的「基體」）仍然持續著。

　　那麼，「社會性質」層次的「不過渡」，在什麼條件下變成可以「過渡」？我在中國與南韓的相關討論中，把社會性質理解為與主要矛盾相關的概念。而且，如同毛澤東所提出，主要矛盾可視為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因此，社會性質層次的過渡意味著主要矛盾的超克。不過，半封建性，即某種歷史性（＝多元性）賦予超克主要矛盾以具體內容。跟隨毛澤東的矛盾論，朴玄埰常常強調「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總之社會性質層次的過渡，意味著超克把內部矛盾加以轉置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然而如此超克的主體力量的來源是超克「半封建性」的社會力量，因此「反帝反封建」這一革命策略才被提出來。從如此的觀點來看，「不過渡論」其實隱藏著某種「非目的論的過渡」可能性。如果「半封建」具有多元性，那麼往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過渡也應該具有多元性。

二、歷史特定性：「割讓殖民地」台灣（地方）與「併吞殖民地」朝鮮（國家）

　　台灣與朝鮮都受過日本的殖民支配。不過其性質相異。當時作為地方的台灣成為「割讓殖民地」，然而作為國家的朝鮮則成為「併吞殖民地」。這樣的歷史條件便成為把握戰後台灣與南韓的相異性之歷史前提。戰後台灣的經驗可視為地方的「國家化」（台灣／中華民國）。然而，韓半島的經驗可視為一個國家之兩個「國家化」（北朝鮮／南韓）。在新殖民地時期，雖然台灣與南韓都具備了一定的「國民經濟」框架，不過因為分斷、冷戰等地緣政治因素起作用，國民經濟的畸形性格外突出。但是，新殖民性質的相異性也很顯著。

　　尤其，國家化的軌跡突顯了新殖民性的差異。戰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大大高於光復後南韓（大韓民國）。這就成為形成新殖民性與國家化的差異之重要因素，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獨立」問題。Indepen-dence一般意味著「獨立的國家之建設」，似乎也符合殖民地朝鮮的獨立。不過，如此一般性邏輯能否適用於台灣，就有爭議。主要是因為如果我們把去殖民（de-colonialism）視為克服殖民所造成的扭曲、斷裂、分離或剝奪，那麼繼承「分斷」狀態的獨立國家建設，卻與去殖民的方向相互衝突。

　　不過，在我看來，「台獨」主張之所以能夠獲得實質力量，主要是因為在鞏固的冷戰／分斷體制下，中華民國／國民黨這一黨國體制把台灣加以國家化。黨國體制在1950-60年代完成了經濟的台灣化（依附美日經濟區域的新殖民地經濟）。而後在1970年代以後，國民黨的讓步與黨外運動（民主化運動）的成長完成了政治的台灣化。這就可以概括為「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的完成。在此，我們可以確認陳映真先生所提出的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共謀。不過，這是否也是歷史的報仇？此過程也造成了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台灣的非國家化」。台灣對內經歷了國家化，但同時台灣在國際社會成為「非國家」。如此複雜轉變可否視為主體性的確立或剝奪？如此台灣的國家化軌跡與矛盾，也似乎把劉進慶先生對台灣資本主義過渡的評價加以複雜化。

　　相對來說，南韓不是地方，也不是完整的國家。如此國家化與國家性質層次的缺陷，讓我們更警惕社會形態討論的一般化。朴玄埰先生之所以在社會形態層次，提出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同時提醒社會性質層次的半封建性，也是因為如此國家性質層次的先天性缺陷。而且，如果從以國家為前提的社會形態得出社會性質，那麼就有把半國家性的原因之帝國主義與分斷矛盾加以外部化的危險。

三、台灣與南韓的思想主體性特質

　　最後，劉進慶先生展開的公業／私業概念，可視為極為具有原創性的論述，可以和溝口雄三先生的公私概念相互參照，也是需要在區域思想史脈絡加以評價的重要貢獻。如此成就讓我想起台灣與南韓之間思想界特質的相異。而且，如此差異是否牽涉到上述的國家化或國家性質的差異？

　　在戰後台灣的批判思想界，留學派知識分子的主導性一向很突出，包括留日的劉先生以及後來留美的左翼知識分子。如此狀況與南韓形成明顯的對比。南韓的批判社會科學界，雖然與日本思想界保持密切的關係，不過基本上由國內派知識分子掌握主導權。朴玄埰先生也是代表性人物之一。

　　不過，如此對比也讓我思考雙重性意涵：南韓思想界的國內派主導性一方面突出主體性，另一方面造成封閉性。例如，劉進慶先生在日本學術界擁有學習和交流的機會並掌握了中國／台灣特定的公私概念在經濟領域的延續，然而在朴玄埰身上，我們基本上很難找到如此具體成果。朴先生自己表達過他自己無法具體提出朝鮮／南韓的歷史特定性的困惑。他設想「民族經濟」這一傑出的概念，但基本上留在抽象的原理層次。區分民族經濟與國民經濟（區分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作為民族主義的經濟基礎之民族經濟、作為主體範疇的「民眾論」，雖然都具有高度原創性，也有當下性，但南韓思想界的整體封閉性依然制約如此思想的發展。

參考書目

延光錫。2019。《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邱士杰。2022。《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