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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5|從民主國到廣州公社

在廣東的雨季複雜天候中,歷經多次航班更動,24日凌晨終於來到廣州,為的是參加當天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主辦的「歷史政治經濟學.南方論壇」。見到好久沒見的盧荻老師和劭之同學,我也藉此場合發表了一則還不成熟的研究小報告。歷史政治經濟學(HPE)提出找尋的「falsifiable argument」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可操作的切入點。

《牛津歷史政治經濟學手冊》第一篇文章下了這麼個定義:

「首先,所有的HPE作品必須嘗試建立一個可證偽的論點,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可以被測試並被證明是錯誤的論點(或邏輯上相矛盾)。可以採用多種方法來建立可證偽的論點。HPE中的優秀作品可以是定性或定量的,理論或實證的,實驗或觀察的。只要該作品試圖建立某種形式的可證偽論點——無論是隱式還是顯式——它就滿足這一標準。這包括大多數理論作品,這些作品通常旨在提供在理論上至少是可證偽的結論,這需要正確的歷史數據或敘述。這對社會科學家來說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他們的培訓使他們能去理論化或實證測試可證偽的因果論點。」—- Jeffery A. Jenkins and Jared Rubin “What Is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What Is It Not?"

今年(2025)5月25日是台灣民主國起兵抗日一百三十週年。老實說,我從來沒特別記憶這個日子,但這天,冥冥之中,還是走入了民主國運動的相關史蹟。在中山大學曉佳學姊的導覽下,到了維新變法前夕的康有為講學啟蒙的思想基地──萬木草堂──即邱氏書室。民主國抗日失敗後,『1896年6月,丘逢甲首次到廣州萬木草堂,其時草堂已被清廷取締,屋宇也早也歸還丘家。丘逢甲在此先後拜見了廣東巡撫許振禕、翰林院編修劉葆貞、菊坡精舍山長梁詩五等。許仙屏上奏朝廷,陳述丘逢甲抗日護臺的良苦用心和義烈舉動,請求朝廷褒揚錄用,朝廷批覆「歸籍海陽」。這也是丘逢甲第一次到廣州,在邱氏書室寫下了《鎮海樓》、《珠江書感》等20多首詩。』(以上照抄wiki,我就不考證了)。

昨天(26日)晚上看了推遲三年才播出的歷史電視劇《人生若如初見》,正好演到壯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內心無限波瀾,多久沒有回顧這段歷史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從馬關割台到維新變法,再到民主革命與廣州公社。一切盡收廣州。一日步行即可綜覽大半。

曉佳學姊安排的路徑:萬木草堂=>國民黨一大會址+魯迅紀念館=>廣州農講所=>太平館=>豔芳照相館=>廣州起義紀念館。中間還有一家著名涼茶店但我忘了店名…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作為中共黨員而在國民黨一大獲得孫中山重用的毛澤東據說曾言:「這輩子做事情都要對得起孫中山」,「我見到了孫中山,記了一輩子,至今不忘。他們[年輕人]見到了我,也不會忘記我的,會去研究我的。」
廣州木刻家也是近現代中國左翼木刻運動的中心。
魯迅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初居之處,竟然就在此前國民黨一大會場的樓上。這裡也就是魯迅後來所說「在鐘樓上」的那段時期。在這段越來越逼近1927年4月12日的短暫時間裡,由於住處屬於公私不分之所,故不得不在這鐘樓上接待許多人。「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也是當地孔廟所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以及東亞各國革命者發動起義,成立廣州蘇維埃。因有東方巴黎公社之譽,故又被稱為廣州公社。廣州公社的紀念館陳列不少當年的文物,頗為可觀。
午餐在周恩來鄧穎超當年結婚請客的太平館。感謝曉佳學姐和俊熹。 ❤ ❤ ❤

邱士杰|劉進慶及其戰後台灣經濟論

邱士杰(2022年12月)。〈劉進慶及其戰後台灣經濟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3期(台北),頁237-240;241-255。刊行時的紙本PDF按此下載

一、劉進慶的「抵抗」人生
二、劉進慶的「學問」傳承:半封建性與(新)殖民地性
(一)半封建性
(二)新殖民地或殖民地性
三、《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之後
註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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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王亞南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的互動

邱士杰(2022)。〈王亞南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的互動〉,《開放時代》2022年第5期(廣州),頁49-59。[按此到雜誌登載此文的頁面]

摘要:20世紀3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踏入經濟研究領域的第一個十年,也是王亞南經濟思想較少獲得關注的階段。本文將以30年代王亞南與同時代中國思想界的互動爲線索,分析其經濟思想的形成。其中包含四個問題:一是如何確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中國的社會性質,二是如何建構適合中國現實的經濟學體系,三是如何看待以中國經濟學社爲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界及其理論觀點,四是如何評價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建設能力。上述問題雖然在30年代並未得王亞南的徹底解答,却爲其40年代的代表作《中國經濟原論》錨定了理論進向。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生產經濟學 中國經濟學社 經濟建設能力 《資本論》

一、引言
二、起點:與郭大力共約翻譯政治經濟學名著
三、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與中國社會性質的初步探討——從《讀書雜誌》到“閩變”
四、對話中國經濟學社成員的經濟學體系
五、評估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能力——抗戰爆發前後
六、結語:從20世紀30年代向40年代的轉換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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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唯物史觀台灣史的可能性:試論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原稿的台灣史論

DOI: 10.5281/zenodo.15449854

邱士杰(2021)。〈唯物史觀台灣史的可能性:試論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原稿的台灣史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0期(台北),頁1-37。本文初稿先後宣讀於北京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文化運動與空間政治」研討會(2020年10月)以及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新視界」研討會(2020年11月)。本文刊行時的紙本PDF檔按此下載

摘 要: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是以戰後二十年台灣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名著,但其原稿即提交給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卻與正式出版者頗有差異。原稿保留了他以相當篇幅分析近世(Early Modern)晚明到戰後二十年的台灣歷史敘述,並以「半封建性」、「殖民地性」,以及資本主義等切入點,開展唯物史觀式的台灣歷史分期。他認為台灣自近世晚明以來就具有某種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前者根源於持續不斷的移民,後者則根源於漢人社會的封建性向半封建性的自主演化。然而近代(Modern)晚清卻開啟了另一種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並持續到戰後二十年:近代的殖民地性存在於二重經濟,即外來資本主義與本土半封建性之間的並存,近代的半封建性則因外國資本主義的支配與保存而失去自主演化能力。由於劉進慶試圖以上述解釋作為台灣在戰後二十年仍是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社會的歷史背景,導致其原稿的歷史解釋與戰後台灣優異的經濟表現相當扞格,並促使正式出版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努力淡化原稿的近世歷史分析以淡化半封建性。雖其淡化成效有限,未盡之處卻為1980年代及其後的劉進慶留下長期回應的課題,並為唯物史觀可否應用於台灣史留下實驗的印記。

關鍵詞:唯物史觀、半封建性、殖民地性、資本主義、台灣歷史

引 言
一、近世的半封建性──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其內部變遷
二、近世的殖民地性──移民與反共同體性
三、近代正式成形的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社會
四、日本殖民統治與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
結 語
註 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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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

本文資訊:邱士杰(2009)。〈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收錄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頁129-184)。台北:稻鄉出版社。本文為2009年台北「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與會論文。

摘要:本文是一篇關於共產黨如何嘗試在台灣落腳的案例研究。本文將以台共與「大眾黨」戰略──也就是透過一個合法的跨階級「政黨」來掩護並發展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為研究主線,並以台共與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間的關係作為參照系。以上述方式為媒介,本文希望能夠探索共產國際路線、日本社會運動路線,以及島內既存社會運動路線三者間的聯繫及其變遷;尤其是共產黨企圖介入台灣時所發生的問題。本文總結認為:台共所構想的「大眾黨」戰略,既借鑑了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的實踐經驗,也是對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現實格局的一種調適,但在實踐上卻陷入合法與非法、階級性與群眾性之間的兩難。台共一方面企圖以合法政黨作為掩護,另一方面又受限於其地下組織特性及與連溫卿為代表的台灣在地左翼勢力之間的矛盾,結果出現台共先接受「大眾黨」戰略,卻又被迫拋棄這個戰略,然而這個戰略卻又同時被新文協乃至民眾黨等左翼組織所接受,導致為台共帶來意外的外部競爭,從而暴露出台共面臨的結構性困境。透過對此困境的分析,本文試圖反思台灣左翼政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發展侷限與可能性。(這是2025年重新撰寫的摘要)

引 言:如何介入?
第一節、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左右分裂與「大眾黨」問題
(一)1927至1928年間的左右分裂與「共同戰線黨」的提出
(二)「共同戰線黨」的第一種設想:「新政黨組織」(1928.5.18)
(三)「共同戰線黨」的第二種設想:「台灣大眾黨」(也是1928.5.18)
第二節、共產黨與「大眾黨」的關係
(一)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制定過程中的「大眾黨」主張
(二)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發展脈絡下的「大眾黨」戰略
第三節、「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批判的台灣版:以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為中心的考察
(一)被台共溫和對待的「福本主義者」連溫卿
(二)被台灣嚴厲批判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山川主義者」連溫卿
第四節、「大眾黨」戰略的展開與批判
(一)「大眾黨」戰略在島內的展開與「雙重傾向」的出現
(二)文協「三大」上的爭論與「大眾黨」式綱領的通過
第五節、聯繫共產國際遠東局之後: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戰略的批判
結 論:「大眾」崛起的系譜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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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舒潔, 林書廷|東亞跨渡與共同體的旅程——《漂浪的小羊》及其抵抗空間的生成

吳舒潔、林書廷(2025)。〈東亞跨渡與共同體的旅程——《漂浪的小羊》及其抵抗空間的生成〉,《台灣研究集刊》2025年第2期(總198期),頁 90-110。

摘要:《漂浪的小羊》作為14歲旅日少女陳蕙貞的文學作品,附著了殖民地臺灣人複雜的生命經驗。這篇小說以童稚的語言表達了作者堅定的民族認同,同時又展現出豐富的跨文化症候,文本內部的跨文化表達與外部的跨國行動彼此呼應,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抵抗空間。面對這樣一部文本內外高度重合、意義相互補足的作品,需要回歸一個整體性的寫作場域和長時段的視野,拓展文本的邊界,在一個廣闊的歷史機制中理解其文化經驗。通過打撈補綴父親陳文彬的革命旅程,在東亞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共構的視野中考察《漂浪的小羊》抵抗空間的生成,由此呈現作品如何將離散的故事改寫為一段國際主義共同體的旅程,通過逆寫殖民侵略的語言,將跨越世代的生命經驗融匯為民族主體的新生。

關鍵詞:《漂浪的小羊》;東亞國際主義;民族主義;跨文化

引 言
一、從上海到東京:革命中國的在場
二、日本潛行:東亞反帝共同體尋蹤
三、“堀江叔叔”與國際主義的實感
四、接續與對話:民族主體的跨文化表達
五、餘論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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