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舒潔、林書廷(2025)。〈東亞跨渡與共同體的旅程——《漂浪的小羊》及其抵抗空間的生成〉，《台灣研究集刊》2025年第2期(總198期)，頁 90-110。
摘要：《漂浪的小羊》作為14歲旅日少女陳蕙貞的文學作品，附著了殖民地臺灣人複雜的生命經驗。這篇小說以童稚的語言表達了作者堅定的民族認同，同時又展現出豐富的跨文化症候，文本內部的跨文化表達與外部的跨國行動彼此呼應，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抵抗空間。面對這樣一部文本內外高度重合、意義相互補足的作品，需要回歸一個整體性的寫作場域和長時段的視野，拓展文本的邊界，在一個廣闊的歷史機制中理解其文化經驗。通過打撈補綴父親陳文彬的革命旅程，在東亞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共構的視野中考察《漂浪的小羊》抵抗空間的生成，由此呈現作品如何將離散的故事改寫為一段國際主義共同體的旅程，通過逆寫殖民侵略的語言，將跨越世代的生命經驗融匯為民族主體的新生。
關鍵詞：《漂浪的小羊》;東亞國際主義；民族主義；跨文化
引 言
一、從上海到東京：革命中國的在場
二、日本潛行：東亞反帝共同體尋蹤
三、“堀江叔叔”與國際主義的實感
四、接續與對話：民族主體的跨文化表達
五、餘論
註 釋
東亞跨渡與共同體的旅程
——《漂浪的小羊》及其抵抗空間的生成
引言
1946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一周年之際，一本日文小說《漂浪的小羊》（以下簡稱“《小羊》”）在台以“私家版”（指不通過出版社，由私人募資發行的書籍）的形式出版[3]，短短數日銷售一空，引起不小的轟動[4]。小說作者是年僅14歲（一說為12歲）的少女陳蕙貞（1933—2005）。在此之前數月，《小羊》曾獲得《中華日報》小說徵文賽二等獎（一等獎從缺），作者也因此被譽為“14歲天才少女”。這部具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書寫了旅日華僑田尚文一家在日本期間的經歷，雖然文筆稚嫩，卻在日常記事中生動再現了華僑在日本所遭遇的歧視和抗爭，其對於日本的帝國主義殖民和抗日局勢的發展都有著令人驚訝的準確認知，展現出一種難得的“澄徹的知性”[5]。
歷史的戲劇性在於，《小羊》出版的同一天，也是臺灣全面廢止報刊雜誌日文欄的日期。這部日文小說沒能繼續在《中華日報》上連載，且因其攜帶的左翼色彩，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又被禁止刊行，因此流傳有限。1949年，作者的父親陳文彬因從事左翼活動遭到國民黨當局搜捕，一家人先後逃亡大陸，《小羊》也就此湮滅於臺灣。1947年《小羊》曾流傳至香港，《工商晚報》作家“佩玲先生”將部分章節譯成中文後登於該報[6]，因讀者反響強烈，該報有意出版單行本，但由於資金不足而不了了之。直到2005年，在野田正彰、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的努力下，該書的日文完整版才重新問世[7]，後由朱佩蘭首譯成中文刊登於《鹽分地帶文學》雜誌[8]，2015年又由王敬翔再度翻譯成中文，並以單行本的形式在臺灣出版[9]。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漂浪”，《小羊》重新進入臺灣文學的視界之中。
不過，《小羊》能否就此歸屬於“臺灣文學”似又有頗多可以玩味的空間。[10]從殖民地的“外地文學”，到“在日臺灣人”的跨語書寫，抑或是日本華僑文學的“離散寫作”，《小羊》所具有的多重跨語與跨域特徵，在任一種預設的文學版圖中都顯得旁逸斜出。其書寫內容與作者自身經歷的高度重合，也很難完全以虛構文學的敘事手法進行解讀。小說中的田家——也是陳蕙貞一家的化身，在殖民壓迫下輾轉漂泊於中國臺灣、上海以及日本多地，看似“離散經驗”或“流亡情境”的背後，卻隱現著一個跨越東亞的反帝共同體，因此黃英哲稱其為“一部典型的臺灣作家‘抗戰’書寫作品”[11]。面對這樣一部在語言與內容形式上都難以被簡單歸類的作品，既定的闡釋模式未免過於單薄（如女性寫作、離散書寫等[12]），在填補文學史空白的同時，更需要尋找新的解讀方式和批評視野，才有可能展開《小羊》層疊的文本空間。應注意到，《小羊》的寫作本身就誕生於某種懸而未決的情境中。1946年1月，14歲的陳蕙貞在日本等待返台渡輪的一個月內寫就了《小羊》。在這個歷史時間的渡口，日本的故事伴隨著戰敗那一刻的來臨正在終結，而中國的故事還在等待著開啟。
因此，這部小說既是對過往生活的回顧，也是在通過追憶行為展望不確定的未來。未成年的作者身份仿佛也成為某種隱喻——對於被壓迫者而言，“戰後”是否順理成章地意味著新主體的實現？同為旅日華僑的台省籍經濟學家劉進慶認為，亞洲是沒有“戰後”的，那些飽受日本殖民和戰爭侵害的地區——比如臺灣地區，“戰後”仍漫長地處於戰爭的後果之中。[13]從父親陳文彬到女兒陳蕙貞，兩代臺灣人真實命運的共構，使我們看到了民族主體的曲折生成及其頑強的連續性，這是無法為“1945”所斷代和定義的故事。這個作品在1946年的問世，更代表了某種新的集結和出發。《小羊》的文本內部時空雖然限定於1935—1945年的日本，但其所聯結的歷史脈絡與意義結構卻需延伸至更廣，只有在東亞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區域性政治和暴力的演變中，才能夠理解小說所呈現出的特殊的主體經驗。
《小羊》看似稚氣的文學表達，卻是跨越中日的書寫行為與民族身份意識之間交相對話的產物。日本戰敗投降後，在日本的“臺灣人”不僅需要做出返台或留日的抉擇，更面臨著法律身份認定的問題。失去日本（宗主國）國籍的在日“臺灣人”，是否就此在法律地位上恢復“中華民國”國籍，遲遲未有定論。直到1946年6月22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制定“在外台僑國籍處理辦法”，才明確規定在日“臺灣人”可取得“中華民國國籍”。[14]在此近乎一年的混亂時期，陳文彬作為在日華僑的核心人物之一，參與籌組了東京臺灣同鄉會，積極協助處理在日臺胞的返鄉事宜。當時還有一個大陸籍同胞組建的東京華僑聯合會，與臺灣同鄉會的成員雖有省籍之分，但“許多人都有這樣一個共識：無論是臺灣同胞還是大陸同胞，大家同為炎黃子孫，中國又只有一個，沒有理由要兩個平行的僑會、組織”。[15]1946年5月，兩個組織合併為統一的東京華僑聯合會。在此之前，不分省籍的留日學生總會也已宣告成立。[16]
對於在日本的“臺灣人”來說，“戰後”不僅僅意味著漂泊苦難的結束，更是重新選擇歸屬、重建身份認同的開始。研究者慣以“在日臺灣人”[17]這一日語用詞區別於籠統的“華僑”指稱，圍繞此區分而帶來的法律地位與權益問題的討論，牽涉著國籍與省籍的糾纏，也包含了微妙的心理落差。1945年之後，“在日臺灣人”雖也被認定享有“戰勝國國民”的待遇，卻難以在實際生活中得到落實。1946年7月的“澀谷事件”中，“在日臺灣人”和朝鮮人一樣，被視為必須嚴格取締的“第三國人”，美軍國際法庭的不公正判決徹底激起了臺灣人積壓已久的憤怒。無論是殖民時期在日本所受的歧視與壓迫，還是戰後繼續遭受的暴行，“在日臺灣人”的命運既無法以1945年為“原點”或“轉折”，也從來不曾外在於近代中國的民族屈辱。這一群體的漂泊“悲情”，形成於東亞殖民—戰爭—冷戰的連續性暴力對民族共同體的戕害，指出這一根本性的歷史體制，才能看到跨越國族疆界的流徙遷移之下，始終存在著一個難以移易的抵抗結構，這便是《小羊》反覆確證的敘事。
對於時下流行的“離散族群”研究而言，《小羊》的故事或許令人有些失望，它似乎並沒有提供什麼另類的歷史想像，也絲毫沒有表現出“遊牧”身份的困擾。它以淺顯直白的文字表達著堅定的民族主義情感，使得各種後殖民理論、世界文學批評以及例外論（exceptionalism）的認同研究失去用武之地。但另一方面，《小羊》略顯單薄的文本中又展布著豐富的跨文化症候，如民族經驗的對話、語言的轉換、文體的並置等，文本內部的留白延伸向現實世界的行動，形成了一個開放的文本空間。面對這樣一部文本內外高度疊合的作品，更為有效的閱讀方式或許是拓展文本邊界，在一個廣闊的歷史生成機制中理解《小羊》的文化經驗。從父輩到子輩，兩個世代所背負的歷史連綴起一個漫長的敘事時間，這部小說的完整意義，不僅寄託於已然發生的歷史軌跡，更要留待陳文彬和陳蕙貞未來的人生選擇才算最終填補完成。甚至可以說，《小羊》特殊的寫作形態實際上突破了小說的文體定義，它在紀實與虛構、自我表達與全知敘事之間的遊移，在某種程度上組織起了一個更大的時空，使我們看到歷史如何構成小說的生產方式和生產語境——無論是寫作者的生產還是作品的生產。
一、從上海到東京：革命中國的在場
陳蕙貞1933年出生於上海[18]，《小羊》的故事則是從1936年母親玉華帶著女兒乘船遠渡日本開始講起，結束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小說的歷史時空完全設置為在日本的十年，對一家人赴日前的情況，僅以尚文被逼輾轉臺灣、上海、東京的流亡生涯略作交代。《小羊》實際上疊加了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田家身為被殖民者在日本的生活經歷，以慧真的成長為主體內容；另一條則是以父親尚文為中心的反帝抗爭。後者通過女兒懵懂的視角散點側記，雖無完整的情節發展，卻反過來支撐了整部小說的主題架構和情感走向。因此，對於《小羊》的閱讀，不能僅僅聚焦於作者陳蕙貞的個人經驗，更應注意到父親的人生軌跡與思想情感對小說構成的潛在形制。
《小羊》令人稱道之處在於能將孩童的日常生活與歷史變局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成長的體驗和對家國社會的觀察相互呼應。西安事變、中日交戰、汪偽政府成立、太平洋戰爭爆發、東京大空襲，這些歷史事件不完全只是故事的遠景，而是深刻參與了慧真的成長，一步步影響了她對於民族國家的認知。《小羊》出色的社會認識和表現力令人讚歎，也難免被質疑是否經過陳文彬或他人之手修改潤色。對此陳蕙貞回應：“只是因為我置身日本，自然而然就是一副戰鬥的姿態。不過的確是我寫的哦。我想父親看了的話應該會覺得寫的不錯吧。當時回臺灣之後父親非常忙，應該只是看了一下，沒有時間認真讀的。”[19]儘管如此，陳文彬的言傳身教卻對女兒的民族情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每逢週末，陳文彬就會在家中進行家庭教學，給孩子們講授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20]小說中也提到，到日本後，兩個女兒把母語都忘了，因此每週日下午都要跟著父親學中文。[21]在女兒看來，“尚文的心情，歸根究底就是‘為了祖國’。除去為了全人類，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的目的之外，個人家庭與家族的繁榮發展只不過是其次”。[22]年幼的作者尚不能完全瞭解父親的思想和行動，但是小說細心地觀察父親的言行，揣想父親的心理，寫作仿佛成為了父女之間的對話，同時也是兩種主體經驗的溝通。
在此有必要先對陳文彬的經歷進行一番爬梳。面對這樣一個並不算耀眼的左翼活動家，我們所能獲得的資料相當有限，已有研究也多有疏漏。[23]但從那些跨越上海、臺灣、東京的稀疏軌跡可探知，陳文彬曾經在20世紀上半葉的東亞革命網絡中扮演了重要的樞紐性角色。陳文彬1904年出生於臺灣高雄，屬乙未割台後的第一代新文化人。他在幼年時即對辛亥革命有所瞭解[24]，西來庵事件[25]中又親睹族人罹難，埋下了反抗的種子[26]。高中畢業後，陳文彬前往上海法政學院學習古漢語語言學和社會學，“五卅慘案”後轉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社會學。[27]1931年，他帶著妻女返台，卻因在船上宣傳孫中山革命思想而被日本特高課視為眼中釘，後被迫再赴上海投奔友人李劍華[28]。
陳文彬在上海僅生活了不到三年，但這段歲月卻可說是他整個革命生涯真正的起點。他一邊在復旦大學教書，一邊進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網絡，參與潘漢年系統的工作。陳文彬的主要任務是教授地下黨員日語，學員之一便是日後“潛伏在日偽心臟”的“左聯”成員關露。[29]前面提到的李劍華，是關露的妹妹胡繡楓的丈夫，夫婦二人後來也都成為隱蔽戰線的地下黨員。從現有的資料可以窺知，陳文彬雖然沒有入黨，但是與李劍華過從甚密，通過後者所聯繫的“左聯”和“社聯”群體，與黨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積極投身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化戰線。1931年，李劍華等人創辦了左翼刊物《流火月刊》，陳文彬也在其中協助編輯。該刊主要發表左翼文學作品和時事評論，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刊號（1931年11月）的第一篇便是胡風從東京寄來的長詩《前奏曲——仇敵底祭禮》，借日本全國勞動組織協議會的口號“不要打中國的兄弟”來抨擊日本侵略者[30]，表現出濃厚的國際主義色彩。因為主編李劍華是勞動問題專家，《流火月刊》也發表了多篇討論勞工法、勞工現狀的文章。
《流火月刊》僅發行三期便因經濟困難停刊，作為接替的《現象月刊》於1933年3月創刊，仍由李劍華擔任主編。[31]《現象月刊》是“社聯”機關刊物，陳文彬也是刊物的作者之一。[32]在這兩份刊物上，陳文彬以本名陳清金為名，翻譯了一些日文的左翼理論文章，如《屠爾幹的似是而非的唯物論》（R. Joly著，根據淺野研真的日文譯文翻譯，《流火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1932年第2卷第1期）、《“哲學的科學”之辯證法》（山本三郎著，《現象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地理學的唯物論”批判》（星野輝著，《現象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日本經濟恐慌的現狀》（鐵冷契夫著，《現象月刊》1933年第1卷第5期）等。這些翻譯文章顯示出陳文彬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持續鑽研。在《屠爾幹的似是而非的唯物論》一文的譯者小序中，他表達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服膺，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牛刀”是如何直擊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屠爾幹社會學，將其中心問題“一刀一刀地剖析無遺”。 [33]
在1933年秋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中，《現象月刊》因“宣傳蘇聯，煽動階級鬥爭，攻擊政府，詆毀國民黨”的罪名遭停刊。[34]同年底，包括李劍華在內的大批左翼文化人被捕，陳文彬也聞訊逃亡日本。在上海這個革命的坩堝裡，陳文彬參與了左翼文化鬥爭最熾熱的階段，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共同為著民族和階級的解放並肩作戰。後文將會述及，陳文彬和“佐爾格小組”成員堀江邑一之間的持久合作，正是始於上海時期。通過參與組織性的革命活動，陳文彬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了淬煉，為其後來在日本長期的孤獨抗爭提供了潛在的支撐。
在這樣的視野中，陳文彬一家從上海到東京的旅程就不僅僅是去國離鄉的流亡，同時也可視之為革命的某種轉進。正如我們將在《小羊》中看到的，上海經驗疊化入東京十年的旅居生活，不斷提示著革命中國的在場。在初次拜訪父親的摯友堀江叔叔時，小說提到兩人正是在上海結識的：“已經被警方盯上的堀江叔叔，和律子夫人一起到了上海，與尚文只見過一次面，就成為肝膽相照的摯友。”[35]而母親雖然和堀江的太太律子夫人緣慳一面，卻也“已在心中成為摯友”。短短兩句話，如閃回鏡頭般提示出上海的激情歲月。抗戰全面爆發後，報國無門的尚文“按捺著心中燃燒的愛國之情，雙手抱胸看著被戰亂摧殘得不忍卒睹的上海”[36]，甚至產生了求死之心。上海經驗一方面作為故事的“前史”反覆出現，同時也寄託著尚文一家對於祖國的嚮往。而對於僅在上海生活了四年的慧真來說，上海經驗雖然單純，卻構成了她認識日本的初始參照系。她會將神戶低矮的木造房屋和上海的豪華洋樓進行對比，也會被銀座的資本主義繁華所吸引，即使從小已經看慣了摩登上海的街頭。上海既是孩子們心中最直觀可感的中國，也牽繫著父親火熱的革命生涯。上海符號的頻頻出場，為東京的故事構築了一個穩固的基底，在展開異國圖景的同時也使其成為故國的一種延伸，營造出文本中跨越時空與世代的革命共感。
二、日本潛行：東亞反帝共同體尋蹤
到日本後，陳文彬在日本法政大學找到了教職，礙於特高警察的監視，難以繼續從事革命活動。[37]1933年，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虐殺，以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為首的大批日本共產黨轉向，左翼政治運動幾乎潰滅。與此同時，進步的留日學生和華僑聚集東京，和日本、朝鮮等地的左翼人士秘密結成各種圈子，以文化活動的形式繼續宣傳左翼思想[38]，陳文彬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他常常帶日本朋友和中國留學生聚會交流，並與來自大陸的經濟學家馮和法等人動議創辦“不二書店”，計劃把留日朋友的著作帶回上海去出版。“不二書店”雖然最終胎死腹中，沒有正式成立，但得到了郭沫若的書稿（《豕蹄》）支持[39]，後又掛名出版了呂振羽的《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和玉木英夫的《中國農村社會論戰批判》[40]，在1930年代的社會科學領域留下了值得記錄的一筆。
此外，作為學者的陳文彬在日本期間還有一個頗為獨特的學術交往圈。法政大學素以自由進步的學風為傳統，崇尚民主主義精神，當時位於北輕井澤的宿舍區“法政大學村”聚集了谷川徹三、野上豐一郎和野上彌生子夫婦等反戰文人，奉守“知性、健全、樸素的共同生活”[41]，保持著平等民主的問學氣氛。谷川徹三[42]和陳文彬亦師亦友，兩家過從甚密，陳蕙貞和谷川的長子谷川俊太郎一生都保持著篤厚的交誼。野上豐一郎和野上彌生子夫婦也是陳文彬的摯友。[43]“同路人作家”野上彌生子曾在日記裡提到陳文彬的來訪（1936年8月1日），稱其“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對自己的中國認識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44]
專攻古文字研究的陳文彬和藤堂明保（1915—1985）、倉石武四郎（1897—1975）等日本中國語學者也有頗深的交往。古文字學雖然專精古奧，但陳文彬和倉石武四郎一樣，在他們的語言文字研究中灌注了對於中國文化和現實政治的省思。1941年，陳文彬翻譯出版了童振華的《中華的國字問題》（《中華の國字問題》）[45]一書，他在譯者序中闡明了文字大眾化普及的必要性：“這五千年間的漢字歷史，以及依憑其所建構起來的中國文化等，仍僅是一部分上層階級（占比全體中國人數不足兩成）的文字歷史與文化。”“再者，這些漢字與現代中國人的口頭用語並不一致，還具有極大差異。即便是在約兩成的識字的中國人中，能夠自如地運用漢字，充分發表自己的思想之人實亦未幾。”[46] 身在日本的陳文彬對中國新文字運動一直保持關注，通過學術研究與國內的左翼運動遙相呼應。臺灣光復後，擔任建中校長的陳文彬積極推動國語普及，支持從閩南語方言學習國語的策略。[47]1949年之後，陳文彬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參與制訂了《漢語拼音方案》，該方案在1958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獲頒實施。歷經20多年，跨越中國與日本、臺灣與大陸，陳文彬對於祖國不渝的赤子之心，持久地累積於中國語言文字的革新和普及工作中，這種鬥爭的韌性，也是《小羊》點滴再現十年旅日生活所凸顯的主題。
因材料所限，陳文彬在日本的經歷仍有許多空白未明之處。他的交遊網絡橫跨中日且多為私人性交往，很難找到足夠的史料去完整拼湊他在日本十餘年的活動版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正如《小羊》中慧真的視角，只能從尚文的言辭舉止中去揣想他的社會活動，在文本內外不斷往返以連綴起那些隱秘的革命軌跡。《小羊》抓取了尚文幾次重要的行動事件，其一是西安事變爆發後，熱血沸騰的留學生們聚集在尚文家裡秘密商討回國抗日，“八個榻榻米大的客廳擠得水泄不通”，“聲音雖然低沉，充滿熱情的話語卻如電光石火般，傳遞在彼此之間”。[48]野田正彰在陳蕙貞的傳記裡也印證了相似的場景，年幼的蕙貞常常從父親和友人的談話中模糊感受著時局的演變，如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惡行也多從家中聚會的留學生口中聽聞[49]，由此可知陳文彬在愛國留學生群體中擔負著重要的組織角色。臺灣留學生許文思曾回憶道，自己在日本留學時“受了在日本大學教書的陳文彬先生的影響，讀了一些當時屬禁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接受了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後來即加入了日本共產黨，立志以科學救中國。[50]《小羊》還專辟一章描寫了尚文對郭沫若先生的全力支持，當時日本媒體鋪天蓋地指責郭沫若回國抗日是對日本“忘恩負義”，但小作者卻能理解父親和郭沫若等中國知識分子彼此共通的心境，認識到“愛國之情高過了兒女私情”，這無疑與父親的言傳身教有著直接的聯繫。
三、“堀江叔叔”與國際主義的實感
在陳文彬的日本友人中，對陳蕙貞影響最深的恐怕是前文提到的堀江邑一，即《小羊》中的“堀江叔叔”。陳蕙貞曾被寄養在堀江家中七年，相比於嚴肅而有大男子主義的父親，養父堀江邑一更令她感到親近。[51]從小說裡也可以看到，慧真不僅對堀江夫婦有很深的感情，並且知道堀江叔叔時常被捕，對其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的瞭解：
堀江叔叔雖是日本人，但對中國知之甚詳。而且由於他熱烈擁護共產主義，因此作為軍閥與財團鷹犬的警察經常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他認為面對這個已經徹底腐敗的社會，絕不能靜待遙遠的願景實現。所以必須改變私有財產制度，並且否定世襲特權，主張個人平等，應該儘快從根本顛覆現有的社會組織。目前社會大眾一直被資本家強迫勞動，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認為必須拯救勞工階級的他，因為同志過少，曾擔心實現心中理想世界需要很長的時間。但他仍相信正義終將獲得最後勝利，全世界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絕非癡人說夢。[52]
小說中雖然也不時提及父親對於社會不公的批判，對於底層人民的同情，但側重表現的是父親的愛國精神，然而在堀江這裡，小說則直言不諱地將其共產主義者的身份和盤托出。那麼堀江邑一究竟是何許人，他和陳文彬的交往又帶出了怎樣的歷史網絡？
堀江邑一早年在京都大學師從著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河上肇，1927年在德國留學時受到魏特夫等人的影響，開始研究中國經濟，並且和日本留學生創立了“柏林社會科學研究會”，共同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53]留德期間，堀江撰寫了《中國農業經濟的崩壞及其影響》等多篇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表達了對中國底層勞動人民的同情。[54]1932年，堀江與日本共產主義者尾崎秀實、細川嘉六在大阪相識，三人都是思想立場相近的“中國通”，很快便成為志同道合的戰友。[55]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尾崎秀實接到回大阪的命令，便和細川一致推舉堀江作為繼任者接力“佐爾格小組”在上海的任務。1933年3月，堀江遂以撰寫中國經濟研究的博士論文為名，前往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訪學，也因此與陳文彬相識。[56]
此後的半年內，堀江一邊在東亞同文書院進行中國經濟研究，一邊從事“佐爾格小組”的情報工作並積極結交中日文化人士。雖然目前暫無從瞭解堀江和陳文彬如何結識，但連接起二人的秘密網絡已經隱約浮現。堀江所在的東亞同文書院從1920年代末開始逐漸成為中日左翼分子活動的一個據點，其中的關鍵人物王學文也是河上肇的弟子。王學文在東亞同文書院設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會講授政治經濟學，在其影響下，西里龍夫、中西功等日本進步青年成立了地下左翼團體“日支鬥爭同盟”，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57]以王學文為中心，西里龍夫、中西功、尾崎秀實等日本左翼分子與“左聯”“社聯”的同志多有交往，由此也形成了中共情報系統和“佐爾格小組”等多條隱蔽戰線之間的相互支援協作。而陳文彬雖未直接參與情報工作，但他與潘漢年系統以及 “社聯”的種種合作，與堀江的活動圈有很大的交集。在這個前仆後繼的中日革命網絡中，兩人的相遇似乎也是必然的了。
堀江在上海的活動僅維持了短短半年。1933年下半年，堀江此前任職的高松高等商業學校爆發了“左翼學生事件”，他遭受牽連而被特高遣送回日本入獄，《小羊》中對此也有記錄：“堀江叔叔因思想犯的罪名，被逮捕回日本入獄。”[58]1934年出獄後，堀江與尾崎、細川一起加入了昭和研究會下設的“中國問題研究會”。在這個服務於近衛體制的國策團體中，堀江繼續從事中國經濟研究和情報工作，利用研究揭發帝國主義傾軋下中國經濟的崩壞。[59]同時，堀江還翻譯出版了《中國經濟地理概論》，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視角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提出批判。[60]1939年，堀江開始在“滿鐵”調查部擔任顧問（囑託），年末在尾崎的舉薦下本欲赴“滿鐵”大連總部任職，但終因1942年的“滿鐵事件”牽連而被捕入獄[61]。《小羊》中僅提及在1938年夏天，慧真寄住於堀江家時得知堀江叔叔“沒有做壞事，又被抓去坐牢”，由此也可見堀江被捕的常態化。
儘管堀江和陳文彬兩人的研究領域殊異，後者也沒有捲入“佐爾格小組”的諜報活動，但兩人因共同的左翼信仰和對中國的關切引為至交。筆者在爬梳陳文彬的生平時發現，1938年，日本農村文化協會發行的《農政研究》“滿支農業政策問題”專號上刊載了陳文彬撰寫的文章《中國農民雜感》[62]。陳文彬並非農業問題專家，為何會在這份為“滿蒙開拓”張目的國策性刊物上撰文，推測應與堀江當時的調查工作有關。陳文彬在文章中假借“日滿一體”的名義，籲請日本施政者體察中國農民的道德慣習和中國農村社會特點，實則隱晦批判東亞協同體式的經濟開發罔顧中國民族文化，其殖民邏輯不可能真正解決近代以降中國農業經濟的衰敗。這種寫作策略和堀江撰寫的中國經濟研究報告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或可由此一窺兩人在思想和行動上更深層的共通性。
從上海到東京，堀江邑一和陳文彬的交往串聯起了1930年代中日左翼共同體的核心網絡。堀江的不斷被捕、陳文彬的輾轉逃亡、郭沫若的避難和歸國，以及留日學生的秘密集會等，將這些小說中斷片言說的事件一一比對復原就會發現，在童稚的眼光所未能深入觸及的角落，埋伏著一條堅韌不拔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除了堀江叔叔，慧真也知道父親援助的銀座咖啡店侍女和子，其男友同樣是因“成為了思想犯遭到逮捕入獄”[63]。和子的男友不幸在獄中遇難，更使作者認識到，日本的法西斯統治同樣施行於本國國民身上。[64]這些親身接觸的人和事，潛移默化地塑造著小作者的認同，在日常生活的實感中逐漸積累形成樸素的左翼觀念，同時也將《小羊》的“漂浪”故事熔鑄於波瀾壯闊的國際主義實踐和情感之中，書寫出一份厚重的歷史檔案。
四、接續與對話：民族主體的跨文化表達
無論在《小羊》文本內外，父親的革命人生都構成了女兒不可剝離的成長情境，“漂浪”是兩代人共有的生命經驗。慧真雖然自幼生活於日本，但因遭受日本老師和同學的歧視幾度轉學，曾短暫寄住堀江家中，又因空襲遠離父母疏散至新潟，後跟隨家人到山梨避難，生活遷徙無定。然而兩代人之間，漂浪的延續也伴隨著反抗的繼起。相較於父輩蟄伏壓抑的籌謀，慧真對於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歧視則大膽發出抗議，童言無忌的書寫本身其實也在對抗著父親巨大的隱忍沉默。作者努力呈現兩代人之間的可溝通性（communicability），但並沒有使自我的成長完全附隨於父親的邏輯。尚文強烈的民族情感有時顯得不通人情。小說記敘了在靖國神社祭典時，妻兒因害怕被人責駡，想和其他人一樣在家門口掛上日本國旗，不料遭到尚文暴跳如雷的強硬反對，致使“孩子們高興的心情完全被踐踏”。[65]這一情狀透露出小作者眼中父親的民族情感與“人之常情”之間微妙的縫隙。
對於在日本長大並接受教育的慧真而言，祖國認同與他者的生活方式可以並行不悖，子一代在跨文化的穿梭中探尋著民族主體新的表達形式。不僅日語早已成為慧真的日常語言，日本的文化與美學對其更是影響至深。小說中多次出現和歌與俳句，在戰時的疏散生活中，獨自在外的慧真便“經常以俳句或和歌表現思家之情，其和歌集已經累積不少作品”。甚至在敘事形式上，《小羊》也帶有鮮明的和風。小說基本上是以時間為敘事線索，在每一章的開頭，往往通過風景描寫提示時節的更替流轉，又自然帶入生活境遇或時事背景的變化。這種時事推移的敘事方式，以及對四時物候的纖細體察，充滿清新活潑的生活志趣，明顯脫胎於和歌、俳句的四季吟詠。與此相對，父親尚文則是通過漢詩寄託自己的家國情懷。山河板蕩而難以行動報國，“束手無策的尚文，只能拿起愛用的拐杖去登山，回到家就關在書齋裡，吟著自己所做的漢詩，聊獲一點點安慰”。[66]尚文托詩以怨，慧真抒懷而歌，漢詩與和歌兩種不同的民族文學體裁在《小羊》中和諧並置，形成了類似於詩詞唱和的溝通與呼應。例如在《東京老家》這一章中，平日不輕易表露兒女之情的尚文，只有將對慧真的思念化入漢詩之中：
憶吾兒慧真疏開遠別
三更還獨坐 花影月移長
何處歌聲起 蟲鳴人斷腸
前題慧真住長恩寺
十天如十載 白髮鏡中新
夜夜成誰夢 長恩寺裡人[67]
而遠在新潟的慧真，則於家書中寫下自己創作的和歌，抒發思念母親的煎熬：“無論雨中或風中，/都想起遠在東都的母親。/雨聲中無法入眠的想家夜，/眼前總浮現出母親的臉。”[68]和漢之間的往復連綿，並沒有產生兩種民族美學的隔閡或對立，反而通過兩種文體的接合，創造出了一個新的表意空間，將遺民式的漢詩傳統與和歌的現代自我相勾連，使民族意識獲得了轉化和更新。
在陳蕙貞成長的時代，和歌（短歌）、俳句作為“國民文學”的代表被大力推廣以服務於天皇制“國體”的規訓，戰時的大量“愛國歌”即取材於和歌典範《萬葉集》。[69]若將視線延長，在日據臺灣，和歌、俳句則成為實施“國語教育”、灌輸“國民精神的涵養”的重要手段，以此達到“同化”乃至“皇民化”的統治目的。[70]通過練習和歌、俳句，慧真的日文寫作日趨純熟優美，並且也學會了表達自我，以“我”的視角觀察萬物流變。比起漢詩在懷舊與當下之間錯位的沉重，和歌俳句的生活感顯然更易於形塑少兒的情感經驗。春天的八重櫻、夏天的蟬聲、秋天的紅葉、冬天的白梅，俳句季語在小說中的化用，以及不時流露的物哀感喟，營造出一種典型的日本美學氛圍。
但作者並沒有耽溺於此，而是能從家國政治反思日本文化，打破所謂“日本性”的神話。例如《西安事變》這一章的開頭如此寫道：“天下太平之世，世間的俳人與詩人，就可以吟詠山上美麗的紅葉，歌頌著落葉，細膩地描寫著蟲聲，甚至與寒風為友。”[71] 然而最宜“平靜地吟詠”“充滿風雅情調”的秋天，卻“突然發生了西安事變”[72]，使這種風雅轉眼間變成莫大的諷刺。隨著日本生活的深入以及戰事的演變，和歌的心緒與漢詩的心志逐漸交融，給小說陰柔纖弱的筆觸增添了新的氣象。以下這段文字即表現了這種交融轉換：
充滿嫩葉萌芽氣味的五月初，尚文病後消瘦的身體，躺在寬廣的房間外廊藤制躺椅上，每天過著百無聊賴的靜養生活，並遙想千里之外戰亂的祖國而作詩吟詠。今天又只能看著灰濛濛的天空，吟詠著蘊含愛國純情的漢詩聊表安慰。
病盲腸住院
流落他邦幾度秋
東風醫館動新愁
病床日夜心馳處
唯是中原四百州[73]
由“充滿嫩葉萌芽氣味”（若葉匂ふ）的和式感覺過渡至漢詩的遙想愁思，眼前實景與“日夜心馳”的中原意象彼此映照，可見年幼的作者是如何以自身的視角盡力描摹父親的情志。這一章以“愛國詩”為題，將父親的去國之痛以及規劃返台的愉快心情收攝於漢詩感時觀物的文學空間中，經由情緒的幾度轉折，仿佛也疊映出東京—臺北—中原的千里輾轉以及父女兩代人生命經驗的嵌合。抵抗的表達借助於逐漸清晰的跨文化反省得以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提及的重要歷史節點，抗戰爆發、郭沫若回國、日本投降……幾乎總有漢詩的出場。作者在小說自序中特別申明“文中的漢詩系由家父所提供”[74]，似也提醒我們應在某種程度上將陳文彬視為小說的寫作者之一。《小羊》的漢詩不僅使尚文濃稠的民族情感和隱秘的政治理想獲得了一個暫寄場所，也將小說的時空環境開拓至更遠大的向度，使一個無法近身觸摸的中國頻頻出場，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日語寫作的情境氛圍——遠隔重洋的中國與眼前的日本生活相接交錯，同時也帶來了文化政治形式的拉鋸。
《小羊》在不同的民族美學、文類以及語言之間的遷移，建構了一個多層次的意義網絡，也打開了我們對於民族書寫的理解。作者對於這種跨文化表達多音性（polyphonic）有著明顯的自覺，其中一個特別的實驗體現在閩南語的巧妙現身。尚文一家旅日期間曾短暫回到故土臺灣，小說在記敘慧真初學閩南語的趣事時，採用了漢語句式、閩南語詞匯、片假名注音三者相結合的方式：
我愛吃テッコウ（私「テッコウ」を食べたい）。（意為“我愛吃竹篙”，引者注）
甚麽？（なに？）[75]
因將“甘蔗”的閩南語誤讀為“竹篙”（テッコウ）而令人忍俊不禁，此番童趣只能由兼通閩南語和日語的讀者心領神會。作者有意使用“我愛吃”“什麼”這樣的漢語表達，又輔以片假名標注的閩南語發音，聲音與文字參差錯位，
奇特的書寫形式生動再現了孩童的新鮮感。慧真懂事以來第一次踏上父親的家鄉，面對親切又陌生的文化，自然而然調用多種語言。語言之間的切換翻譯，在戰後的臺灣讀者看來又何嘗不熟悉！《小羊》所預設的讀者是光復後焦灼於語言轉換的同胞，而身為語言學家的陳文彬支持何容、魏建功等人借閩南話學習國語的主張，強調中介語言的積極作用，《小羊》中的注音表意，似可視作這一理想的某種微型實踐。隨著光復後國語運動的高歌猛進，日文在一夕之間停廢，由閩南話引渡國語的政策也被棄用[76]，《小羊》的跨語實踐因而也就無人注意了。
五、餘論
日本戰敗後，日本國內對於中國人的侮辱並沒有就此消失。為此陳蕙貞在歸國前寫下《來自一位中國少女的呼喊》一文向東京最大的報紙《讀賣報知》投稿。作品雖見刊載，卻被刪改得面目全非，陳蕙貞和父親憤然前往報社抗議，翌日原稿才重新見報。[77]這一事件開啟了陳蕙貞以筆抗爭的寫作歷程。返台後，陳蕙貞又以日文作品《日本歸來》應徵《人民導報》的公開徵文，獲總編輯蘇新的讚賞並於1946年3月7日、8日分兩天在日文欄連載。《人民導報》的“編者導言”如此介紹這篇文章：
陳蕙貞小姐是此次返台的東京臺灣同鄉會負責人陳文彬先生之次女。各位讀者恐怕難以相信這樣的文章是出自一個十四歲少女之手，或者說，很難想像本文所呈現出來的思想，是一個十四歲少女所能掌握的吧。這個生於上海，長於東京的少女，在夢中描繪著“臺灣是個好地方”，但是回來實際看到之後……。不知道臺灣的各位為政者，以及民間的領導者，是如何看待這個天真無邪的少女所寫下的一字一句呢？[78]
光復後在臺灣創辦的《人民導報》由宋斐如擔任社長，聚集了白克、蘇新、陳文彬、黃榮燦、呂赫若等兩岸左翼文人，旨在宣揚民主運動，針砭時弊，揭露國民黨政權的腐敗。陳蕙貞此文描述了自己回到故鄉時的所見所感，目睹臺灣的“貧民階級仍保持著他們曾受極端帝國主義壓迫的樣子”[79]，從希望跌落到“失望的昏暗谷底”。文中認為，“我們臺灣省民的當務之急，就是專心學習國語”，促進軍、官、民的溝通，儘快洗刷臺灣社會中的日本色彩。[80]幾個月後，《小羊》即在宋斐如、蘇新等人的支援下出版。從以上一系列事件不難推測，《小羊》的出版與《人民導報》知識群體在光復初期的文化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不僅緣於陳文彬與宋斐如、蘇新等人是日據時代起就共同參與反帝鬥爭的故知[81] ，更是因為《小羊》的故事生動契合了這批左翼文人“啟蒙、發揚與溝通”的臺灣文化重建的目標[82]。
《小羊》跨越了語言與文化的藩籬，無論在哪一種文學座標中都稱得上是全新的“臺灣文學”。它既不像呂赫若等日語世代作家在“皇民化”的籠罩下背負著殖民語言的重軛，更與自我同化的“臺灣文學少女”[83]黃鳳姿（1928—）的日語寫作背道而馳。後者與陳蕙貞屬同時代人，在日語家庭的養成下積極呼應帝國的殖民規訓，以書寫臺灣的民俗生活證實著“南方共榮圈”“國語教育”的“輝煌成果”，向日本人展示“臺灣家家戶戶的生活是如何充滿豐潤與美”。[84]而陳蕙貞則以自己“逆向”的寫作[85]繼承了父輩的國際主義情志，更證明了民族主體與民族意識的育化並不為殖民語言所規定，也不因去國離鄉的異文化經驗而阻斷。兩位同時代的“天才少女”截然相反的人生，提示出了“東亞”共同體的不同取徑與構造。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時任臺北建國中學校長的陳文彬積極鼓勵教職員工與學生參加起義，後被國民黨警備司令部拘捕，關押兩個月。[86]1948年，陳文彬與中共省工委取得聯繫，和呂赫若等人一起編輯省工委的機關刊物《光明報》，陳蕙貞姐妹則負責將報紙郵寄給國民黨人士和社會大眾。[87]1949年為逃避國民黨當局緝捕，陳文彬一家先後逃往中國大陸[88]，從此定居北京。陳蕙貞改名“陳真”，進入北平新華廣播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前身）擔任日語播音員。1949年，她作為電臺代表參加開國大典，通過電波將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達給日本人民。[89]陳蕙貞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日文化交流事業，她的日語廣播和日語節目深受中日人民的喜愛，1990年代後她又應聘在日本NHK主持漢語節目。可以說，她以嶄新的方式續寫了父輩的東亞團結，也徹底逆轉了殖民語言的意義，借助跨語實踐重新連接起中日兩國的人民大眾。
在《小羊》私家版的原稿封面上，陳蕙貞用紅筆留下了題字“漂浪的小羊”，她後來回憶道：“那時候，我把希望寄託在了這深紅色上。”[90]1982年，陳文彬在遺書中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一直把實現祖國統一，使臺灣人也能作為中國的一分子，堂堂正正的活下去作為我終生的目標……為實現這一希望，我甘願犧牲個人的一切。”[91]陳文彬和陳蕙貞父女以他們的人生選擇展現了遷徙和流動中獨特的生命形態。圍繞著《小羊》的文本內外，我們看到民族主義如何突破傳統的物質與文化邊界，在政治暴力和語言碰撞下重新建構起一種開放的形式。《小羊》童稚的視角反而能夠克服身份政治的話語限定，在離散的故事中繪製出一段國際主義共同體的旅程，將殖民侵略的語言逆寫為民族對話的載體，將跨越世代的生命經驗融匯為民族主體的新生。這個作品的復活，使我們看到了那個漂浪的時代裡最具韌性的民族心靈，在歷史的幾度轉折間，抵抗的思想如何胎動、如何形成於革命中國和殖民地支配與反抗的多重構造中。在這個意義上，《小羊》並非中國文學的異物，反而是20世紀中國自我突圍、在斷裂中以革命的能量接續起過去和未來的生動寫照。
註釋
[1]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2]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學。
[3] 時任《人民導報》總編輯的蘇新在臺北古亭町的陳文彬家看完《小羊》原稿後大為讚賞，鼓勵陳蕙貞“應該去從事寫作” ，並召集友人成立“陳蕙貞文藝出版後援會”，促成了《小羊》的出版。“後援會”成員有：李修、宋斐如、沈榮、林文樹、林江海、林東淦、陳湖派、黃朝生、蘇連長和蘇新等10人。其中宋斐如為《人民導報》社長，和陳文彬是台中一中同學，在“二•二八”事件中遭當局綁架殺害。李修是高雄人，經營藥店和布莊，是臺灣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工作員，“二·二八”事變中遇害。黃朝生為陳家遠房親戚，是個醫生，沒有特別從事政治活動，在“二•二八”時被屠殺。沈榮是台南人，日本大學法學部畢業的律師，也當過台南州會議員，是陳文彬友人。林文樹是嘉義人，台南州地主會的理事，也是《興南新聞》的監察人員。林江海出生於台南，也是台南州會議員。林東淦是高雄人，早稻田商學部畢業的企業家。其他人身份不詳，只知都是陳文彬的親友。參見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65頁；［日］岡崎郁子：《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台灣作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年，第135-136頁。
[4] 褚朔純、劉北憲：《在日本，許多人叫她“老師”——記享譽東瀛的對日漢語講座主持人陳真》，收錄於張振華主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編著：《聲音傳遍全世界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故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第107頁。
[5] ［日］野田正彰：《關於陳真和她的<漂浪的小羊>》，收錄於陳蕙貞著，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編：《漂浪の小羊》，台北：南天書局，2005年，附錄第12頁。
[6] 佩玲先生的選譯自1947年5月16日至6月7日（5月18、22日及6月2、3日未刊載）分19期刊登於香港《工商晚報》第2版“文獵特稿”一欄。
[7] 2005年，下村作次郎、黃英哲合力選編臺灣戰後初期出版的臺灣文學作品與文學評論，並集結為《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叢刊》，由南天書局出版。下村經野田正彰介紹，得與陳蕙貞面談，獲得《小羊》再版的許可，《小羊》成為收於叢刊的首部作品。
[8] 《鹽分地帶文學》第36-40期（2011年10月-2012年6月），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9] 陳蕙貞：《漂浪的小羊》，王敬翔譯，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
[10] 梅家玲指出，《小羊》獨特的中日“語言”對話，“讓我們思考這部小說的屬性，它是日語文學，還是華語文學？放在現今‘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述框架中，將會引發怎樣的討論？ ”（《臺灣文學史外一章——〈漂浪的小羊〉》，《漂浪的小羊》，王敬翔譯，第12-13頁） 。王德威則將《小羊》視為“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外，現代臺灣文學另一重要源頭”（王德威：《漂泊中展開人生，越境中發現認同》，收錄於黃英哲：《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VII頁）。
[11] 黃英哲：《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第16頁。
[12] 關於《漂浪的小羊》的研究論文主要有：王敬翔：《離散少女，漂浪小羊：談陳蕙貞〈漂浪的小羊〉》，《幼獅文藝》第774號，2018年6月；豊田周子「陳蕙貞『漂浪の小羊』に描かれた女性たち:光復後初期台湾女性文芸の発見」、『中国学志』第33巻、2018年10月。
[13] 劉進慶、駒込武等「追悼特別掲載：『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第1期、2006年秋。
[14] ［日］岡野翔太：《去殖民化中在日臺灣人身份定位的再建構：以日本神戶“臺灣省民會”（1945-1946）為例》，《臺灣史學雜誌》（臺北）第24期，2018年6月。
[15] 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頁。
[16] 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第149頁。
[17] 何義麟認為：“‘在日臺灣人’是具有擴散性的議題，稍作延伸就會觸及臺灣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上‘法的地位’問題。 在日臺灣人與臺灣之‘法的地位’、臺灣人之認同等，至少有這三個層面的問題，聯結起來錯綜複雜，也牽涉到‘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等。”見氏著：《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臺北：五南出版社，2015年，第1頁。
[18] 野田正彰在書中寫到陳蕙貞是1932年6月14日出生於東京，在日本生活了14年。但據陳蕙貞自述，她是1933年在上海出生，4歲時同父母赴日，在日本生活10年。（陳蕙貞自述參見《大公報》（上海）1947年1月4日，第9版）結合陳文彬在上海的活動時間，本文採用後者所述出生年月。
[19] 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41頁。中文為筆者翻譯。
[20] 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47頁。
[21] 陳蕙貞：《漂浪的小羊》，王敬翔譯，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第89頁。下文所引中文版小說內容皆出自此書。
[22] 《漂浪的小羊》，第91頁。
[23] 目前比较重要的研究有野田正彰的《陳真——戰爭與和平的旅程》（《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柳絮飄落的北京——與麥克風共同走過的半個世紀》（《柳絮降る北京より──マイクとともに歩んだ半世紀》）和藍博洲的《遺恨未見九洲同——建中校長陳文彬的道路》（《沈屍·流亡·二二八》，北京：時報文化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
[24] 陳文彬在《記臺灣余清芳的反日武裝起義》中回憶道：“在我十來歲的時候，父親有一個親密朋友，叫蘇登科……他特別喜愛我，常和我聊天講故事。他講的最多的是孫逸仙和辛亥革命的故事。這些故事母親已經給我說過一些，現在蘇登科又用‘說書’的形式更詳細生動地講給我聽，使我對孫山中（注：此處有誤，應為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打倒清政府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63年，第503頁。
[25] 西來庵事件，1915年發生於噍吧哖（台南玉井），又稱“噍吧哖事件”。事件領導者為余清芳，起義人員逾一千人，席捲整個南部臺灣。這是日據時期臺灣漢人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遭到日本的殘酷鎮壓。
[26] 《記臺灣余清芳的反日武裝起義》，第502頁。
[27] 據商務印書館原黨委副書記陳鋒同志回憶，陳文彬在大革命時期即已入黨，大革命失敗後脫黨，但仍與地下黨員保持著個人的聯繫。見陳鋒：《懷念女作家關露：憶“文革”前後關露在商務印書館的日子》，《新文化史料》1999年第1期，第33頁。
[28] 李劍華（1900-1993），社會學家、法學家，1921-1925年留日進修社會學，“社聯”成員，1934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為作家關露的妹夫，與其妻胡繡楓一同在潘漢年系統從事地下工作。
[29] 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19頁。
[30] 胡風（署名“谷非”）：《前奏曲——仇敵底祭禮》，《流火月刊》1931年創刊號，第1-8頁。
[31] 李劍華：《關於社聯一些情況的回憶》，見史先民編著：《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資料選編》，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01頁。
[32] 《現象月刊》的情況參見沈宏禮：《三十年代初期社聯〈現象月刊〉簡介》，《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8年第5期。
[33] R.Joly：《屠爾幹的似是而非的唯物論（未完）》，陳清金譯，《流火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
[34] 沈宏禮：《三十年代初期社聯〈現象月刊〉簡介》，《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8年第5期。
[35] 《漂浪的小羊》，第68頁。
[36] 《漂浪的小羊》，第74頁。
[37] 林煥平：《從上海到東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雜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683頁。
[38] 有關當時留日學生的交往情況可參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第五章，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
[39] 據《郭沫若年譜長編》1935年12月載：“接待來訪的陳北鷗，支持他與馮和法、陳文彬、張鬱光等人籌辦‘不二書店’，並應允為其撰稿。”林甘泉、蔡震主編：《郭沫若年譜長編》第2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585頁。
[40] 馮和法：《憶不二書店》，收錄於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出版史料》編輯部編：《出版史料》第5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第129-130頁。
[41] 岩瀬みゆき「戦前期へのノスタルジア─作家野上弥生子と『北軽もの』」，Review of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no. 46（2021.12），pp.109-113.
[42] 谷川徹三，日本自由派哲學家、評論家。
[43] ［日］下村作次郎：《关於陈蕙贞〈漂浪的小羊〉》，《漂浪の小羊》，附录第4-5页。
[44] 宋波：《論日本作家野上彌生子的中國觀與戰爭觀》，《五邑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
[45] 原書即童振華所著《中國文字的演變》，上海生活書店1937年出版。
[46] 轉引自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20-21頁。中文由筆者翻譯。
[47] 參見陳文彬：《國語與台語》，《人民導報》1946年4月21日，第1版；《利用“台語”推行國語》（上、下），《人民導報》1946 年5月10日、11日，第1版。
[48] 《漂浪的小羊》，第60-61頁。
[49] 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48頁。
[50] 許文思：《難忘到了臺灣未入境的回鄉之旅》，《海峽評論》2020年8月號，總第356期。
[51] 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17頁、48頁。
[52] 《漂浪的小羊》，第68頁。
[53] 加藤哲郎「ワイマール期在独日本人のベルリン社会科学研究会」、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455号（1996年10月）。
[54] 堀江邑一「支那における農業経済の崩壊とその影響」、『香川大学』第7巻第2-3號（1932年）、94-254頁。
[55] 堀江邑一「尾崎秀実と私」、『尾崎秀実著作集（月報4）』、東京：勁草書房、昭和53年（1978年）8月、4頁。
[56] 堀江邑一「尾崎秀実と私」、『尾崎秀実著作集（月報4）』、4頁。
[57] 參見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年，第86頁。
[58]《漂浪的小羊》，第68頁。
[59] 堀江邑一「支那の経済建設に関する堀江邑一氏の報告」、昭和研究会事务局『支那問題研究会会合要録(二)』1937年4月22日、5月4日、1-55頁。
[60] ニム・カザニソ/堀江邑一訳『支那経済地理概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38年。
[61] 堀江邑一「尾崎秀実と私」、『尾崎秀実著作集（月報4）』、3-5頁。
[62] 陳文彬「中國農民雜感」、農山漁村文化協會編「農政研究」17巻5號、1938年。
[63] 《漂浪的小羊》，第39頁。
[64] 《漂浪的小羊》，第40頁。
[65] 《漂浪的小羊》，第90頁。
[66] 《漂浪的小羊》，第91頁。
[67] 《漂浪的小羊》，第150頁。
[68] 《漂浪的小羊》，第150頁。
[69] 村井紀「滅亡の言說空間——民族‧国家‧口承性」、『創造された古典——カノン形成‧国民国家‧日本文学』、東京：新曜社、1999年、282頁。
[70] 磯田一雄「戦後台湾俳句小史（一）·戦前期台湾の国語教育と俳句・短歌――生活表現の『日本化』・『近代化』」、『成城文藝』（239），2017年4月。
[71] 《漂浪的小羊》，第60頁。
[72] 《漂浪的小羊》，第60頁。
[73] 《漂浪的小羊》，第104頁。
[74] 《漂浪的小羊》，第27頁。
[75] 陳蕙貞著，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編：《漂浪の小羊》，台北：南天書局，2005年，第99頁。
[76] 有關光復初期魏建功、何容等人從閩南語學習國語的主張，可參見曾健民《打破刻板印象，重回臺灣語言問題的原點》，《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1年秋冬號，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年；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6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臺北）2005年第1期。
[77] 『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54頁。
[78] 《漂浪的小羊》，第193頁。
[79] 節選自陳蕙貞：《日本歸來（一）》，原載於《人民導報》1946年3月7日，收錄於陳蕙貞：《漂浪的小羊》，王敬翔譯，第194頁。
[80] 陳蕙貞：《日本歸來（一）》，王敬翔譯，第194頁。
[81] 參見陳文彬口述、陳文彬女兒記錄：《老蘇啊！你安息吧！》，寫於1981年11月，收錄於蘇新：《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臺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第389-390頁。
[82] 《〈人民導報〉發刊詞》，原載《人民導報》1946年1月1日，轉引自《宋斐如文集》第2卷，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年，第385頁。
[83] 参见原登美夫：《台湾の綴方少女 黃氏鳳姿さんを訪ねて》（《台灣的寫作少女 探訪黃氏鳳姿小姐》），《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22日，第3版。
[84] 池田敏雄「台灣の少女·後記」、黃氏鳳姿『台灣の少女』、東都書籍、1944年、後記3頁。該資料由賀迪提供，特此致謝。
[85] 後殖民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逆寫帝國：後殖民的理論與實踐》（［澳］阿希克洛夫特等著，任一鳴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一書中對於世界英語文學的文本策略進行了討論，指出“語言作為權力的媒介，其關鍵作用就是要求後殖民寫作通過掌握帝國中心的語言，並且將它重置於一種完全適應於殖民地的話語中，從而實現自我界定”。第三世界大量的英語寫作文本通過對英語的本土化改造，挑戰了英國英語的權威性，作者將這種逆轉中心-邊緣關係的後殖民文本策略稱為“逆寫帝國”。陳蕙貞的日語寫作具有某種針對帝國日語的逆向性，但並非處於殖民地-宗主國之間語言對抗的緊張情境中，也無意形成挪用、重置帝國語言的寫作策略，因此並不能完全適用於後殖民文本的分析框架，本文僅借用這一表述所指涉的寫作現象。
[86] 《一封感人的遺書——記臺盟盟員陳文彬》，《臺灣同胞抗日人物集》第3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15年，第225頁。
[87] 藍博洲：《愛情像滿天的流星雨》，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第443頁。
[88] 1949年5月，陳文彬在宋斐如之妻區嚴華的協助下經由香港逃往大陸，1950年區嚴華因此事被捕，次年被槍決於馬場町。1973年陳文彬曾作漢詩《懷念二烈士宋斐如、區嚴華同志》以表悼念，全詩為：“病床心事有誰知?廿餘年來未息時。華姐志貞成白骨，斐兄英烈竟沉屍。神州統一期明日，故里終歸展赤旗。”收錄於《宋斐如文集》第5卷，附錄，第1521頁。
[89] 褚朔純、劉北憲：《默默耕耘的人——記歸僑廣播工作者陳真》，收錄於《回國五十年 建國初期回國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第19頁。
[90] 『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71-72頁。
[91] 《一封感人的遺書——記臺盟盟員陳文彬》，第223-224頁。
The Journey of Trans-East Asian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The Homeless Lamb and the Becoming of Its Space of Resistance
WU Shujie, LIN Shuting
Abstract: The Homeless Lamb as a literary work by 14-year-old Taiwanese girl Chen Hui-zhen during her sojourn in Japan, bears the complex life experiences of colonial Taiwanese people. This novel expresses the author’s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childlike language, while also exhibiting rich cross-cultural symptoms, constructing a unique ethnic literary space within the cross-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across East Asi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mploy a “poetry-history mutual verification" reading approach, using history to verify poetry and poetry to supplement history. By bridging the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ext of The Homeless Lamb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at traverses the novel and history. It explores how,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reading “The Lamb" and the story of Chen Hui-zhen’s family reveals how The Homeless Lamb transforms fragmented stories into a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ist solidarity. By counter-writing the language of colonial aggression, it amalgamates life experiences spanning generations into the rebirth of the national subject.
Keywords：The Homeless Lamb, East Asian left, internationalism, national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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