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資訊：邱士杰（2009）｡〈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收錄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頁129-184）｡台北：稻鄉出版社｡本文為2009年台北「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與會論文｡

摘要：本文是一篇關於共產黨如何嘗試在台灣落腳的案例研究。本文將以台共與「大眾黨」戰略──也就是透過一個合法的跨階級「政黨」來掩護並發展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為研究主線，並以台共與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間的關係作為參照系。以上述方式為媒介，本文希望能夠探索共產國際路線、日本社會運動路線，以及島內既存社會運動路線三者間的聯繫及其變遷；尤其是共產黨企圖介入台灣時所發生的問題。本文總結認為：台共所構想的「大眾黨」戰略，既借鑑了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的實踐經驗，也是對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現實格局的一種調適，但在實踐上卻陷入合法與非法、階級性與群眾性之間的兩難。台共一方面企圖以合法政黨作為掩護，另一方面又受限於其地下組織特性及與連溫卿為代表的台灣在地左翼勢力之間的矛盾，結果出現台共先接受「大眾黨」戰略，卻又被迫拋棄這個戰略，然而這個戰略卻又同時被新文協乃至民眾黨等左翼組織所接受，導致為台共帶來意外的外部競爭，從而暴露出台共面臨的結構性困境。透過對此困境的分析，本文試圖反思台灣左翼政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發展侷限與可能性。(這是2025年重新撰寫的摘要)

引　言：如何介入？
第一節、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左右分裂與「大眾黨」問題
（一）1927至1928年間的左右分裂與「共同戰線黨」的提出
（二）「共同戰線黨」的第一種設想：「新政黨組織」（1928.5.18）
（三）「共同戰線黨」的第二種設想：「台灣大眾黨」（也是1928.5.18）
第二節、共產黨與「大眾黨」的關係
（一）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制定過程中的「大眾黨」主張
（二）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發展脈絡下的「大眾黨」戰略
第三節、「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批判的台灣版：以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為中心的考察
（一）被台共溫和對待的「福本主義者」連溫卿
（二）被台灣嚴厲批判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山川主義者」連溫卿
第四節、「大眾黨」戰略的展開與批判
（一）「大眾黨」戰略在島內的展開與「雙重傾向」的出現
（二）文協「三大」上的爭論與「大眾黨」式綱領的通過
第五節、聯繫共產國際遠東局之後：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戰略的批判
結　論：「大眾」崛起的系譜
注　釋

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 「大眾黨」問題

邱士杰

引言：如何介入？

拘留在小樽警察局裡的全部人犯都被押解到札幌去了。警察局立刻空了。只有牆上的題壁，在無人的屋子裡顯得特別引人注目。大家住過的屋子的牆上，幾乎不約而同地、仔細地刻著：……日本共產黨萬歲！……勞働農民黨萬歲！

──小林多喜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當下就是一個歷史問題，一個不容忽視而又迫切需要此般中介物（mediation）的問題。我們必須試試看。

──Lukács，《歷史與階級意識》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作為世界性政黨而存在的共產國際（1919~1943）是國際政治中的一道特殊風景。基於十月革命經驗而出現的蘇維埃俄國，首次使社會主義克服第一、第二國際以來的系列挫敗而使理想成為現實。就工人階級政權的實現而言，蘇維埃俄國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繼承人；但就保持一個政權而言，蘇維埃俄國則遠遠超越巴黎公社並透過「共產國際」而首次把世界革命進而提上議程。共產國際是因蘇維埃俄國之存在而出現的世界革命組織，並且是大多數共產黨的母體。

按某種「官式」說法，共產黨應是本地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相結合後的產物。但實際經驗卻顯示：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許多共產黨可以先於上述結合而出現，並進而促成上述結合。東亞的狀況尤其如此。由於東亞各地共產黨最初都具有由外輸入的強烈性格，因此各共產黨都必須由外而內去找尋一個在本地生根立足的方法，必須面對既存的政治生態與社會運動，必須在運動中辨別敵我友並接近群眾。傳統上來說，自馬克思恩格斯乃至十月革命以來，介入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手法是支援作為馬克思主義最低綱領的民主主義革命，或者支援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但上述支持均屬於原則或理論層次。實際介入必須另尋辦法。

一九二零年代東亞各共產黨最突出的介入手段就是透過一個或者合法、或者公開、或者知名的既存政黨或政治集團作為黨的寄存對象。在中國，被視為「四個階級聯盟」的中國國民黨就是共產黨從工人運動轉向民族民主運動之後的寄存對象；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朝鮮，共產黨以全國性民族主義團體「新幹會」為掩護。在日本，共產黨則在當初被通稱為「無產政黨」或「大眾黨」的各合法左翼政黨中，以1926年3月成立的「勞動農民黨」作為共產黨參與議會政治及宣傳自身的媒介。

本文是一篇關於共產黨如何嘗試在台灣落腳的案例研究。本文將以台共與「大眾黨」戰略間的關係為研究主線，並以台共與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間的關係作為參照系。以上述方式為媒介，本文希望能夠探索共產國際路線、日本社會運動路線，以及島內既存社會運動路線三者間的聯繫及其變遷；尤其是共產黨企圖介入台灣時所發生的問題。

至於研究的起點，還得先從1927年文協左右分裂以後的島內社會運動形勢談起。

第一節、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左右分裂與「大眾黨」問題

（一）1927至1928年間的左右分裂與「共同戰線黨」的提出

1927年1月的文協左右分裂是台灣社會運動產生一系列對峙的開端。文協舊幹部脫離文協而成立台灣民眾黨（1927.7.10成立）則是雙方對峙的又一階段。在文協與民眾黨的對立中，工人運動成為雙方競逐的新場域。文協以實現「台灣總工會」為目標，並以組建「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 （1928.1成立）為「台灣總工會」的組織準備。¹然而民眾黨也不是省油的燈。1928年2月，民眾黨搶先在文協之前直接組成了台灣第一個全島性總工會──「台灣工友總聯盟」。

然而當時所謂的左右鬥爭並未達到不可彌合的程度。其具體體現就是運動中的左右兩翼分別向對方發出的合作呼聲。1928年1月開始，民眾黨的《台灣民報》展開了關於各派合作的輿論準備；並在在農民組合的呼籲下，1928年2月1日由工友協助會、台北機械工友會、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等代表召開了「反對壓制政治協議會」。²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以下簡稱《台灣社會運動史》）編纂者的說法，這個會議來自於當時決定回日本參與首次普選的勞動農民黨黨員、台灣農組顧問古屋貞雄的提議。之所以有此提議，則是勞動農民黨希望台灣各團體實現共同戰線。於是，古屋才鼓動簡吉（農組）、連溫卿（文協）召開這次會議。³

這場有古屋參加的會議終至流產，因為民眾黨認為自身就是一個具有共同戰線的政黨。「鑑於台灣民眾黨的全民運動的立場，本身即應為共同戰線黨，如合流於農民組合的主倡，則為不顧黨的本質。」連溫卿則妥協地主張以案件為中心來實現協調。⁴由此可見，雖然左右兩方都有謀求合作的想法，合作的形式卻有歧異。聲稱自己就是足以聯合左右兩方之「共同戰線黨」的台灣民眾黨，顯然不能滿足左派。

（二）「共同戰線黨」的第一種設想：「新政黨組織」（1928.5.18）

1928年5月18日所刊行於東京的台灣文化協會機關刊物《台灣大眾時報》第三號是左派表態的一個信號。在本號題為〈進出政治鬥爭〉的社論中，號召當時已有經濟鬥爭（如農組）與思想鬥爭（如文協）的運動水平進一步上升為「政治鬥爭」。經濟鬥爭與思想鬥爭不但可以透過「政治鬥爭」而得到進展，並可避免如台灣民眾黨由於「以少數人的利益為運動的對象」而「必然的陷於投降支配階級的運命」。因此，〈進出政治鬥爭〉所號召的「政治鬥爭」還同時是「大眾鬥爭」，因為「我們的政治運動須得到戰鬥的農工大眾的參加和支持才能夠得到全面的進展。由大眾的鬥爭才能夠保證我們解放運動的成功。那以少數人的利益為對象的運動便必然的陷於妥協和怯弱，終至投降於敵人。」⁵

並舉「政治鬥爭」與「大眾鬥爭」的這期社論並未說明具體的作法。但同樣登載於這一號的「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卻提出了明確的方案：組黨。一方面，「一切的鬥爭非以階級鬥爭為歸依不可」，另一方面，階級鬥爭又不能只是經濟鬥爭，「我們由過去及現在的經濟鬥爭的情勢給於今日我們的重要的職任就是進出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的進出！那是迎媽祖似的行動嗎？决不然的。我們的行動始終非有統制的、有紀律的、有秩序的行動不可。我們的政治行動須要有個政黨來領導。在政黨的綱領、政黨、主張等的規定來指導全被壓迫大眾的政治行動到正當的方面去。沒有鞏固的政黨來指導大眾的政治行動，那不過散漫的、冒險的、盲目的政治行動罷了。有了政黨才能夠徹底的指導大眾，糾合大眾到整個全面的政治鬥爭！⁶

「組織新政黨！這是台灣的當面的情勢給於我們的職任啊！」──雖然台灣的左翼順利地奪取文協領導權，但右翼方面所先後成立的台灣民眾黨（1927.7.10）與台灣工友總聯盟（1928.2.19）卻使新文協接連在政治結社與工人運動上喪失先機。現在，新文協終於在兩個問題中先就政治結社問題而表態了。但問題是，應當組織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政黨？

陳芳明將《台灣大眾時報》的這一號召理解為此篇文章發表之前宣布建黨的台灣共產黨（1928.4.15）。⁷這個見解並不正確。因為：

• （1）以「大眾」作為刊名的《台灣大眾時報》從來不以共產黨所必須訴諸的工人階級為唯一的對象，而是號召跨階級的聯合，即所謂「全被壓迫大眾」本身。在共產國際存在期間，任何想要成為「國際」支部的共產主義政黨都不可能在涉及政黨自身階級基礎的問題上有任何模糊；共產黨必須是無産階級政黨，也就是工人階級政黨。台灣共產黨明確在「一九二八年綱領」指出：「台灣的無產階級佔全人口的百分之……這就是建立共產黨的基本條件」，⁸因此黨的基礎必須是工人階級本身的「大眾」，而不是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所組成的「全被壓迫大眾」。
• （2）此外，《台灣大眾時報》還宣傳一種組織及其指導思想的自然長成論，「我們已認定有組織新政黨的必要，那末，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什麼呢？那就是公然的討論，由真劍的討論才能夠得到新政黨的正確的理論。」⁹如果這種見解是指組織共產黨，那就意味著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共產黨的前提，而是討論之後可有可無的結論。然而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不可能的。所謂「今後對於新政黨的組織問題、黨的性質、黨的綱領及政策等，定然努力再有討論的機會」¹⁰的論點，正說明了所謂的「新政黨組織」絕不可能是認識到「共產黨絕非大眾日常鬥爭下的自然產生物」¹¹並已提出各種綱領的台灣共產黨。¹²
• （3）雖然〈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發表在台灣共產黨建黨之後，而且《台灣大眾時報》同人中的編輯與記者又有許多台共成員（如：蘇新、蔡孝乾、翁澤生）。但所謂「新政黨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是台共的原因，在於《台灣大眾時報》對於台灣共產黨其實表示過態度，而這一態度完全接不上〈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的號召。〈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發表之後，次號（第四號，1928.5.21刊行）與再次一號（第五號，1928.5.28刊行）的《台灣大眾時報》接連報導了台共關係人在建黨之前與之後分批在上海遭到逮捕的事情。¹³在這兩篇新聞中，台灣共產黨以帶伏字的「台灣ⅩⅩ黨」之名出現，並視「台灣ⅩⅩ黨」為日本領事館栽髒伎倆下所使用之詞彙，以至有「支配階級為要糊造ⅩⅩ黨……」之語。雖然這些新聞可以從負面向台灣大眾報知台灣共產黨建黨的消息，但《台灣大眾時報》的寫作方式卻只能使這些消息成為日本殖民暴行下的又一罪證，而不能聯繫於所謂的「新政黨組織」。總之，「新政黨組織」絕不可能指台灣共產黨。

（三）「共同戰線黨」的第二種設想：「台灣大眾黨」（也是1928.5.18）

在《台灣大眾時報》存在的整個期間（1928.3~7），「新政黨組織」問題只出現在登載〈進出政治鬥爭〉與〈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的《台灣大眾時報》第三號。因此《台灣大眾時報》本身並沒有辦法說明「新政黨組織」是什麼。但在《台灣大眾時報》第三號發行的1928年5月18日，一名筆名「海東」的作者在台灣海峽的另一端提出了他的回答。「海東」在18日那天完成了一篇題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的文章，並於同月25日開始在南京《中央日報》副刊《國際事情》上連載數日。其中一段話寫道：

台灣文協在運動的過程中，越愈感覺其使命的重大，自不待言。該會在這幾年，尤其是在這一兩年來所得的經驗和教訓非常豐富，而感覺著有以文協的構成份子為中心，另外組織一個嚴密的政黨的必要。因為該會非依照治安警察法所定的手續組織的政治團體，故在政治運動上也就難免有非常不便的地方，而且目前台灣的客觀形勢，亦急需代表全民眾的利益而奮鬥的正式政黨。現該會的領袖王敏川，連溫卿，陳阿聰，洪石柱等，正在積極籌備中，不久當能實現，其名稱亦已豫定為「台灣大眾黨」。¹⁴

「海東」在南京所說的「台灣大眾黨」是否就是《台灣大眾時報》在東京所謂的「新政黨組織」？如果是的話，在南京報端上所披露的「台灣大眾黨」組黨消息，也許就是台灣文化協會的一項政治宣告，一項在東京與南京先後（或同時）進行的宣傳攻勢。

但「台灣大眾黨」真能簡單地視為文協「新政黨組織」計畫的延伸或公開嗎？

第二節、共產黨與「大眾黨」的關係

（一）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制定過程中的「大眾黨」主張

如前所述，「新政黨組織」不可能指台灣共產黨；名稱叫做「台灣大眾黨」的黨也當然不可能是台灣共產黨。不過，無論「新政黨組織」、「台灣大眾黨」，或者兩者之間的關係，都不可能撇開台灣共產黨而獨立說明。雖然不能簡單看成時間先後的問題，但台共確實在時序上處在最早的位置：

1928年4月15日	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所提出計畫，詳見後文）
1928年5月18日發表	《台灣大眾時報》的〈進出政治鬥爭〉與〈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	提出「新政黨組織」計畫
1928年5月18日完成（同月25日開始連載）	《國際事情》的〈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	提出「台灣大眾黨」計畫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研究視角與時間必須提前到「新政黨組織」與「台灣大眾黨」的口號之前，提前到1928年4月15日上海霞飛路金神父照相館樓上所召開的台灣共產黨建黨會議之上。

台共建黨會議的重點是通過黨的各項綱領。雖然關於台共各項綱領的起草、翻譯，以及版本，是迄今仍須探究的問題。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綱領並未在建黨會議上引起太多爭論。（這點可能反映了建黨會議前的準備夠充分）。即便是會議前已讀過台共諸綱領的中共代表「彭榮」，他所提出的意見也相當保守；彭榮只把工人運動草案帶回審議，對於其餘綱領的意見則幾乎只涉及字句用語是否足以精確到不違背共產黨的原則。 ¹⁵但是，恰恰在「彭榮」所沒有意見的問題上，參與建黨的台共代表之間產生爭論。《台灣社會運動史》指出：

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大體上按原案通過。但對有關大眾黨的組織略有異議。本問題在準備會亦曾被提出討論，雖決定採取利用大眾黨的方針，但對諸如利用大眾黨是否該利用民眾黨、抑或以文化協會、或者農民組合為中心重新予以組織；或即令以文化協會為中心，究應完全利用原有文協、農組呢，抑或派同志進入工會、農組等積極活動，或讓積極份子加入文化協會，俟時機一到改組文化協會為大眾黨等；頗有爭論。上述方案經提大會討論後，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為中心，將積極份子揪合於文化協會，經一定時期後將文化協會改組為大眾黨這一方案被採擇。¹⁶

據資料更原始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所編《秘密結社台灣共產黨檢舉之概要》（1928.5.26）所示，「大眾黨」乃是林木順的提案。該史料指出：「A案」認為要以「文協、左派工會農會及右派的進步份子」組織大眾黨；「B案」贊同「A案」，但則認為要透過「工會、文協、農民組合的進步份子」來組織。「A案」所說的「右派的進步份子」可能就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民眾黨。此二案其實差異不大，而且都沒有說明應該怎麼落實。唯一關鍵的差異在於「A案」把「右派的進步份子」也視為可能爭取的對象。

於是中共代表「彭榮」提出了折衷方案，也就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為中心，將積極份子揪合於文化協會，經一定時期後將文化協會改組」。「彭榮」的「中央案」以五票贊成及兩票反對而通過。此外，這份日譯手抄檔案的頁面空白處還記下一段話：「一種是中央案，另外的是A、B案，A是翁[澤生]？」從疑問的語氣來看，可能是抄譯本文的日本領事館人員所記。¹⁷

台共顯然意圖透過以「兩黨論」為本質的「大眾黨」戰略介入台灣既存社會運動或台灣的「政治」。而且中共中央代表「彭榮」不但沒有因為「中國黨」在1927年慘遭「兩黨論」──即國共黨內合作──所害而直接否定林木順的提案，還提出具體方法。此既顯示了「彭榮」謹慎的一面，也顯示了當時的中共可能並未徹底否定「兩黨論」。

在台共諸綱領中，這一策略的具體表述如下：其一，共產黨需要與黨外大眾團體進行非法與合法相搭配的鬥爭：

……在黨組織中，斷不可將非法性活動與合法性活動分裂行事。也不可將工會及其他大眾團體的合法性鬥爭，放任由其他團體自行推動，而黨僅實行非法性活動。工會、農會及其他大眾團體的合法性活動亦為黨的活動。但黨必須以獨立性組織與動，引導為建設當面利益而推行的合法性大眾鬥爭。¹⁸

其二：共產黨與黨外大眾團體──特別是「大眾黨」──的性質不同：

黨乃為實現無產階級歷史性使命的無產階級前衛組織，故不論在政治方面、組織方面，都必須是一切納入組織體下的政治結社。且必須是以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武裝，在第三國際政綱下結合的政治結社。因此，黨與工會或大眾黨並不相同。……黨能把廣泛的一般大眾及大眾團體爭取到它的指導之下。但黨的獨立組織與活動，絕不是將大眾團體內的黨從大眾團體割離出來，也不是黨的活動與大眾團體的活動分離存在。¹⁹

其三：但「大眾黨」是台共所需要的合法性掩護。其階級組成包括工、農，以及透過打擊民眾黨而爭取來的群眾：

工人、農民各階級的聯合體──大眾黨的組織──為不可或缺者。目前必須利用文化協會將它加以組織，藉以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亦即一方面克服文化協會的幼稚病，拉攏工農先進份子及青年份子參與文化協會；另方面極力暴露民眾黨的欺瞞政策，促使在他們指導下的群眾左傾，逐漸改造文化協會使其成為革命聯合戰線的中心，在一定時期使成為大眾黨的組織。²⁰

其四：對於社會上某些不需要成立全域性或獨立性組織的集體來說，應透過「大眾黨」來伸張其利益，如婦女：

婦女切忌單為婦女的特殊利益而鬥爭。要同時努力使其參加一般的國民革命運動。有關她們的各種特殊利益問題之要求，應提出於大眾黨之上。²¹

從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所提到的「大眾黨」（1928.4.15，上海），到文協《台灣大眾時報》所號召的「新政黨組織」（1928.5.18發表，東京），再到「海東」所提到的「台灣大眾黨」（1928.5.18完稿，南京）。東亞三地先後出現了上述三種意圖在台灣透過某些既存的運動團體（特別是文協）為媒介，組織一個以「大眾」為對象的「合法」政黨。由於現有史料的不足，因此尚不可能從因果性的角度探索這三種主張之間的聯繫（無疑，時間的先後並不必然反映因果性），也不可能探討這三種類似的主張為何集中在1927年4月至5月之間出現。然而，既存運動團體（文協）或新建運動團體（台共）都曾有過極為類似之戰略，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二）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發展脈絡下的「大眾黨」戰略

但無論前述三種主張之間的因果關係如何，都未立即在島內成為問題。主張首先只是主張。或者說，這些主張首先僅僅是在呼應包括日共在內的日本社會運動。可是，當「大眾黨」公開在島內社會運動中被提起時，「大眾黨」就不只是對日本社會運動的呼應，而更是島內運動如何與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新路線及日共新路線相脫節的象徵。

先談共產國際的路線變化：

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劇變。傳統上構成「第二國際」主體的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與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所率領的各國新興共產黨分道揚鑣，彼此打擊。但在歐洲革命形勢屢遭打擊的情況下，共產國際開始思考如何爭取各國社會民主黨影響下的工人階級。對此，1921年的共產國際「三大」與《十二月提綱》提出了「工人統一戰線」戰略。1922年的共產國際「四大」再次肯定這一戰略並提出了「工人政府」與「工農政府」口號，但主要是「工人政府」。德國共產黨的實踐經驗是「工人政府」口號提出的關鍵，而共產國際對於這個口號的肯定促使了德共得以在1923年同社民黨共同在地方議會中組成聯合政權。但是，由於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兩個國際組織──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於同年宣布合併（1923年5月），共產國際內部便出現反對與社民黨共組「工人政府」的聲音。共產國際從1923年6月開始著重宣傳「工農政府」口號並放棄「工人政府」口號。這種變化乍看之下是強調工人與農民的聯合，實際上卻是由於不再爭取同樣由工人所支持的社會民主黨，所以要著重爭取農民。²²

無論是哪種「政府」（government）都能體現共產黨把「奪取政權」視為最重要任務的理論認識。但在這兩個圍繞著「政府」而提出的口號之前，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奪取政權」的設想是圍繞著「專政」（dictatorship）而產生的。巴黎公社失敗之後，馬克思得出了工人階級必須先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專政）的結論。²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則在十九世紀末期從工人階級專政延伸出工人與農民聯合專政（＝工農民主專政）的想法，並引起長久的論戰。

因此，當「工人政府」與「工農政府」口號提出之後，馬上就面臨到如何解釋這兩個新興的「政府」口號與古典的「專政」論述之間的關係。左傾的解釋通常是強調「政府」就是「專政」，右傾的解釋則是強調「政府」是通向「專政」之前的步驟。當「工人政府」口號被放棄之後，「政府」與「專政」之間的關係急遽轉向左傾的解釋。1924年的共產國際「五大」將「工農政府」解釋為「無產階級專政」。此後，由於革命形勢在歐洲與中國出現空前挫敗，遂使共產國際日趨左傾。1928年7~9月的「六大」不但繼續強調反對社會民主黨，更開始把社民黨視為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不再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右翼。總體來說，「六大」的戰略意圖是把各國的階級關係簡單化，因此要求各國共產黨打擊同樣也有工人階級基礎的社民黨，並要求各國共產黨放棄因為各種因素而產生的「兩黨論」，以避免產生任何可能同社民黨混同的政黨並削弱共產黨的力量。自此之後，共產國際從統一戰線時期進入了所謂「（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時代。

再談日本共產黨的路線變化：

以一個「大眾黨」（或稱「無產政黨」）合法參與政治並宣傳日共，曾是日本共產黨所支持的戰略；1928年2月首次舉行的普選就是日共執行這一戰略的高峰。這項戰略在1928年3月15日的日共大檢舉（「三‧一五事件」）以及日共的「大眾黨」──勞動農民黨──遭到解散之後仍繼續執行，因此就有了重新建立一個「大眾黨」的打算。當時所謂「新黨組織準備會」就是重建「大眾黨」的準備。但重建「大眾黨」的計畫旋即夭折：（1）一方面，共產國際「六大」強烈批判了存在於世界各地共產黨內形形色色的兩黨論；（2）另一方面，思想上與日共漸行漸遠的勞農派（以山川均為首）在「新黨組織準備會」存在的情況下組建起合法傾向更重之「無產大眾黨」（1928.7.22成立），這是日本第一個把「大眾黨」寫入黨名的「大眾黨」。

日共在上述形勢下放棄了以「大眾黨」掩護「共產黨」的兩黨論，改行共產黨在非合法鬥爭中直接面對「大眾」的路線。日共把各種企圖重建合法「大眾黨」的派系稱為「左翼」或「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並將彼此間的關係上升為敵我矛盾。而被稱為「勞農派」的山川均等人就成為了日共在共產國際「六大」路線之下所決意打擊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²⁴

雖然日本共產黨在批判社會民主主義的過程中連帶放棄「大眾黨」戰略，而且台共也立即在1928年同年跟上批判「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以連溫卿為箭靶──的步伐。但「大眾黨」戰略卻在台灣社會運動中持續存在至1930年2月。這種脫節現象是怎麼回事？以下，本文將以兩節的篇幅，分別就島內批判「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的過程（第三節）以及「大眾黨」戰略的發展（第四節）進行比較性的說明。

第三節、「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批判的台灣版：以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為中心的考察

（一）被台共溫和對待的「福本主義者」連溫卿

若提到台灣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多數人不免會聯想到把這頂帽子戴到今日的連溫卿。但連溫卿之所以在形象上變成一個「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台共爭奪島內工人運動領導權的過程之中產生的。

在台共勢力產生明顯可指的影響之前，島內左翼社會運動內部便已在工運及農運戰線上出現裂痕。致力於工運的連溫卿與投身於農運的楊逵則是遭到打擊與排擠的一方。路線矛盾是從工人運動中開始的。如前所述，在《台灣大眾時報》存在期間，「新政黨組織」的號召不過是驚鴻一瞥的主張。這個現象實非偶然。因為當時的文協花了更多心力於工會組織，而不是以「大眾」為對象的「新政黨組織」。而當民眾黨搶先在文協之前成立全島性的工會組織之時（台灣工友總聯盟），文協方面的「台灣總工會」計畫就更是當務之急。²⁵

當時對於「台灣總工會」的設想是：先把尚未被台灣工友總聯盟吸納的各地左派工會組織起來，形成一個與台灣工友總聯盟相對立的全島性組織。但當「台灣總工會」的籌備會議正式召開時（1928.6.3），上述設想卻遭到挑戰。有代表認為，工人階級沒有左右翼之分，不應該採取對立的方式組織總工會，而應該在各個地域的範圍內實現左右派工會的聯合，然後再實現全島性的組織。持這種主張者反對「台灣總工會」的名稱及其設想，而提出「全島勞動運動統一同盟」之名並獲大會通過。²⁶

上述兩種主張的差異可以簡述為「是否應該在工人階級或工會之間製造左右對立」：

• 甲、「台灣總工會」論者主張先不管右派工會，而是透過左派工會幹部在上層的統一去促進工會會員在下層的統一。這種論點認為「由上而下」的方式可以「即時實現」所有左派工會的聯合。
• 乙、「全島勞動運動統一同盟」論者則認為：應該先透過左右兩派工會會員在下層的統一，以逐步促成左右兩派工會幹部在上層的統一。這種論點認為「由下而上」的方式可以「逐步實現」左右派工會的聯合。

據《台灣社會運動史》編纂者的判斷，「台灣總工會」與「全島勞動運動統一同盟」分別屬於文協內部連溫卿與王敏川兩派人馬的見解。日後連溫卿憶起此事，也承認兩種工會組織路線的對立；並稱支持「台灣總工會」者為「反幹部派」，反對「台灣總工會」者則為「上大派」。²⁷

由於連溫卿預料到「全島勞動運動統一同盟」的實現將有困難，便在台北自行組織以左派工會的統一為目標的「臨時工會評議會」（1928.7.20~21），並陸續宣布正式組成和發表「聲明書」（1928.8.1~8）。²⁸連溫卿與無政府主義者湖柳生以「台灣自由勞動者聯盟」的代表身分出席該會。²⁹

直到「臨時工會評議會」為止，連溫卿與王敏川兩派在工會問題上的爭論尚未發展至動用組織手段處分彼此的程度。但在農民運動中，楊逵卻首先遭到被農民組合開除中央委員的處置（1928.6.24~27）。根據《台灣社會運動史》編纂者的見解，這是所謂「幹部派」（以簡吉等人為首）為了避免楊逵與連溫卿聯手而採取的先制攻擊。³⁰

《台灣社會運動史》編纂者指出，無論是工運中的王敏川派或者農組所謂的「幹部派」都支持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1927.7.15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12.14定稿³¹），連溫卿與楊逵則支持所謂「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的山川主義」。³²但從該書所收集的史料來看，連溫卿與楊逵最初被扣上的帽子都不是所謂「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的山川主義」──楊逵被扣上的帽子是「托洛茨基派」，連溫卿被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所扣上的帽子則是「福本主義」。

今天來看，楊逵反擊農組打壓時所要求的「公開的理論鬥爭」，³³體現楊逵可能更接近福本主義而非托洛茨基主義（同理，《台灣大眾時報》所強調的「公然的討論」其實也有福本主義色彩）。³⁴但當時的農組之所以指控楊逵是托派，必然有農組如何理解所謂托派的理由。³⁵同理，連溫卿必然因為某種作為，而使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認為連溫卿的工運路線是「福本主義」。

「福本主義」乃是日共為了克服所謂「山川主義」而產生的指導思想，但「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同時遭到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清算。雖然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受到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的影響，卻沒有同時清算這兩種思想，而是著重批判了島內工運所存在的「福本主義」。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在批判「山川主義」上所出現的空白，正反映了「山川主義」在台灣的不存在，或反映了連溫卿並非台共眼中的「山川主義者」。

「一九二八年綱領」將工人階級與工會組織之間人為製造的左右對立，視為「福本主義」之體現。由於連溫卿強調優先實現左派工會之聯合（而非左右工會優先聯合），因此他被視為這條路線的執行者；易言之，「一九二八年綱領」眼中的連溫卿其實是個「福本主義者」。³⁶若以分別代表兩種工會組織路線的連溫卿與王敏川來打比方，那末，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工運路線就是同時肯定連溫卿與王敏川的主張，但以王敏川的主張為優先。因此台共指出，左右翼工會的統一運動應當成為「工會運動當前的主要任務，同時對於勞動運動而言，也是我黨目前應注意的主要任務。」³⁷

但對於建黨初期的台共來說，雖然「福本主義者」連溫卿是個應該批評的對象，卻不是必須打倒的人物；這種態度與接受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批判的福本和夫的處置相同（從而與不接受的山川均相反）。實際上，僅從蘇新、蔡孝乾、翁澤生竟能同時參與台共建黨又與連溫卿共同編輯文協機關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便可發現兩方人馬並沒有深如鴻溝的矛盾，而蘇新甚至還是該報的「編輯發行兼印刷人」。也因此，後來的台共就曾檢討當初「不僅怠忽對連派的鬥爭，反而採取疏離主義的、觀望的態度，亦即和平的態度」。³⁸

（二）被台共嚴厲批判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山川主義者」連溫卿

前面所提到的派系鬥爭大致是這樣：一方面是王敏川派與農組「幹部派」，另一方面則是連溫卿與楊逵。由於這兩方面的矛盾都在台共建黨之後才激化，因此台共與上述鬥爭之間的因果關係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當台共產生明確可指的介入時，兩派人馬的矛盾與兩條路線的矛盾卻發生了弔詭的對調。若再以分別代表兩種工會組織路線的連溫卿同王敏川來比喻，那末，此時的台共雖仍支持王敏川，但在不否定王敏川所代表的工會路線的前提下，將連溫卿所代表的工會路線視為優先。只是，此時的連溫卿竟開始成為台共眼中水火不容的敵人。

上述轉變始於台共中央委員兼秘書長林木順以「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島內發出的〈農民問題對策〉（1928.10）³⁹以及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所寫下的〈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1928.11）。這兩份文件共同把連溫卿視為台灣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並大加撻伐。⁴⁰

自1929年起，台共對連溫卿的攻擊公開化。1至4月間，日共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與理論誌《馬克思主義》雜誌分別登出攻擊連溫卿的新聞與論文。《馬克思主義》雜誌上登出的論文是林木順專就島內工會組織問題而撰寫的。⁴¹文章的重點仍在批判連溫卿，但更提出區別對待連溫卿及其「台灣總工會」運動的策略。早先〈農民問題對策〉──後來交到農組領導人簡吉（1905~1950）手上並要求農組接受台共指導──曾經指出，「目前農民組合應支援左翼工會的統一，以助台灣總工會的實現。然而，這是指支援真正的左翼而言，絕不是支援反革命的連溫卿一派。」⁴²林木順更公開批評台共島內機關對於「台灣總工會」的組建存在著「因為是連溫卿的主張所以不行」這種「笑煞人」而且「不值得提出來批判」的見解。⁴³他認為同樣主張「台灣總工會」的台共與連派的差別在於：

連溫卿一派的所謂全島性左翼總工會結成論，根本上和我們相對立。他不僅否定共產黨，且拒絕與右翼的共同戰線，在意義上是完完全全分裂的合理化論，也是主張分裂永久存在之必然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分裂論。他們是將山川解黨主義的主張培植上福本的分裂主義的一個巧妙例子。⁴⁴

在台共從島外展開的公然進攻之後，島內農民組合於1929年11月召開的文協第三次全島代表大會上提出〈關於排擊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派告諸位代表書〉（寫於1929.11.3），對連溫卿歷來的「罪行」算了一次總帳。文協內的無政府主義者早在這次大會之前便已紛紛退出，而連溫卿則在此次大會後慘遭除名（1929.12.31），退出了台灣社會運動的舞台。

由於島外台共在工會組織問題上所首先發生的路線變化，而使台灣社會運動內部也對所謂「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展開批判。這一路線變化體現出，台共不但很早就發生路線修正（與建黨同年），而且還能即時修正自己的路線以回應外在──如共產國際或日共──的路線變化或指示。⁴⁵路線修正的立即性不但有助於窺見許多「帽子」的不可靠性（比方連溫卿從台共眼中的福本主義者變成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路線修正本身還體現了台共能夠區別對待特定人物及其路線（連溫卿變成台共的敵人，但連溫卿的路線卻被台共所接受）。關於這些帽子的不可靠性與連溫卿的政治立場，本文後面將繼續檢討。

但是，相較於台共在工會組織問題上的路線修正，同樣發生過路線修正的「大眾黨」戰略不但無法展現出相同的立即性，路線修正的時間也來得很晚。

第四節、「大眾黨」戰略的展開與批判

（一）「大眾黨」戰略在島內的展開與「雙重傾向」的出現

與首發於島外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批判不同，「大眾黨」主要是一個在島內展開的戰略：

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在連溫卿開展「台灣工會臨時評議會」組織前不久，農組、文協、民眾黨、以及幾個工會團體曾召開以「台灣解放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為名的共同戰線組織（1928.7.3）。《台灣社會運動史》判斷此即台共的「大眾黨」的籌備。⁴⁶雖然現存史料無法進一步證實「台灣解放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與「大眾黨」戰略之間的關係，但島內左翼各團體謀求合作的願望（以及《台灣社會運動史》編纂者的觀點）卻由此可見。

從《台灣社會運動史》所揭示的過程來看，台共介入島內社會運動以及籌議「大眾黨」的實際起點是農民組合：

• 1.1928年8月29日：在農組本部，謝雪紅列席農組中央委員會，商議謝雪紅為農組所擬定的三提綱（青年、婦女、救濟部），並就召開農組第二次的全島代表大會進行商議，日期預定為12月底，並決定在此之前完成包括「組織大眾黨」在內的事項。⁴⁷
• 2.1928年9月底，台共黨員在農組本部開會，依據謝雪紅的提議，商議支持台共的問題。⁴⁸謝雪紅此後至10月間，十三次在農組參與討論會。⁴⁹
• 3.1928年10月5日，農組召開籌備第二次大會的中央委員會，並於該日通過「第二次全島大會議案」，其中包括「支持新黨案」⁵⁰與「促進成立大眾黨案」⁵¹
• 4.1928年12月30~31日，農民組合在台中召開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該會〈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宣言〉云，「大眾黨組織促成問題……等等問題，都是在殖民地政策蹂躪下的我們不可須臾忘記的問題。」⁵²

據台共黨員陳來旺所述，當時的「工會、農組、文協中充滿了組織大眾黨的傾向。」⁵³但在「大眾黨」議案開始以農組為中心展開討論的同時，由於「兩黨論」在共產國際「六大」遭到批判，致使積極重建「大眾黨」的日本共產黨旋即放棄該戰略。在國際與日共均改弦易轍的情況下，正在推動「大眾黨」的台共自顯不合時宜。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在其批判連溫卿的〈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一文中連帶批判了台共在島內的「大眾黨」戰略。他認為這一戰略不但解消共產黨，更有把群眾引向民眾黨的危險。按市川的批評，台共所應執行的戰略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大眾黨」，並使共產黨本身走入「大眾」：

二、黨的思想影響極為貧弱。黨亦不曾時時刻刻將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或事件等，以本身的政策見解向大眾傳示過。黨獨自展開的鬥爭更不用說，勞動者農民對台灣共產黨的存在毫無所知。

然而勞農大眾逐漸對政治開始有所自覺，熾烈地要求政黨的組織。勞動組合、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各次大會，每有促進大眾黨組織的議案的提出，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更因此組成了協議會。

黨仍舊隱匿於大眾之外，而兩黨論（需要有共產黨以外的某種黨的意見）竟支配著黨。黨並沒有將勞農大眾的革命意願加以正確的指導，或宣傳共產黨為無產階級的唯一的政黨，或組織各種加入和協助共產黨的努力，台灣共產黨本身就歪曲了大眾的革命性要求，竟想引導走向合法性勞動大眾黨（或右翼國民黨──也許可以說引向民眾改良黨的台灣民眾黨更為貼切）的組織。⁵⁴

當時的台共是否知道日共中央的這一批評？⁵⁵無論如何，「大眾黨」戰略在島內出現變化卻確實是在此之後的事。1929年起，島內社會運動對於「大眾黨」戰略的態度出現奇特的雙重傾向：一方面，大眾黨的組建問題得到普遍的肯定：但另一方面，認為文協不能成為大眾黨的見解也同時出現。相較於前述1928年所出現的三種以文協為組黨之母體的主張，此時出現的雙重傾向是一次轉折。

這種雙重傾向始於文協。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1929.1.10），文協決議自身的本質「非為大眾黨組織。雖為思想團體，但關連經濟鬥爭及政治鬥爭。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團體。文化協會的組織應以工人、農民、小市民為細胞。」⁵⁶但文協並沒有放棄討論「大眾黨」的組織問題：「在政治鬥爭時，須聯絡全島解放運動團體，進行糾彈運動，以統一各團體之行動。促進各團體間共同鬥爭委員會之實現，有關大眾黨組織、救援會設置問題等，則附於臨時代表大會審議。」⁵⁷

《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1929年針對農組而來的「二‧一二事件」，連帶導致文協「全部計畫頓受挫折，大眾黨的組織也無法達成具體化。」⁵⁸但事實上，「大眾黨」戰略仍然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同年11月，島內先後召開了兩場與「大眾黨」問題息息相關的會議。首先是該月3日召開的台灣文化協會「三大」，其次則是該月29日召開的台灣民眾黨「三大」。

（二）文協「三大」上的爭論與「大眾黨」式綱領的通過

文協「三大」就是導致連溫卿遭到除名的那場會議。雖然大會將「促進大眾黨的實現」列為大會的重要議案之一，⁵⁹但當文協在年初否定自身為「大眾黨組織」的決議因為新綱領的通過而遭實質否決時，爭論就出現了。此時跳出來反擊的，竟然是文協內的台共黨團；這意味著台共修正了「一九二八年綱領」關於以文協作為「大眾黨」母體的決議。《台灣社會運動史》描述當時的狀況云：

共產黨黨團的吳拱照、莊守與農民組合員等人策應，以文化協會之目的為確定事項，因此不需要固定綱領為由，主張採用行動綱領；但因不得暴露其和共產黨的關係，故其論旨有欠徹底；王敏川等乃做妥協之論，強調固定綱領跟行動綱領須要並置，經過甲論乙駁一番，最後，決定採用王敏川的固定綱領修正案。⁶⁰

所謂「固定綱領」與「行動綱領」間的爭議其實是文協歷次轉變中都曾出現的問題。固定綱領與行動綱領的差別在於：固定綱領較為長遠、抽象，條目較少，是真正意義上的綱領，並是該組織之政黨性質的體現；行動綱領則較應景、具體，條目較多，具有政策性質。⁶¹以作為「大眾黨」之日本「勞動農民黨」來說，該黨所分別開列的三條「綱領」就是「固定綱領」，而其卅三條「政策」則是「行動綱領」。實際上，勞動農民黨的「政策」原來就叫「行動綱領」，是為了避免遭到禁止組黨才改的。⁶²

台灣文化協會發展史的階段性差異，都能在「固定綱領」與「行動綱領」的出現及變遷得到反映。左派於1927年1月奪取文協領導權之後，文協首次設立「綱領」，並修入〈會則〉之中。當時通過的「綱領」內容是以一條總綱領搭配十條小綱領，可謂具有固定綱領與行動綱領相容的性質。⁶³同年10月再次修改〈會則〉，刪除十條小綱領，並突出總綱領中的「大眾文化」一語，綱領遂成為現所熟知的「促進大眾文化之實現」。當然，這是固定綱領。⁶⁴

左轉後的文協設置了與日本各種「大眾黨」相類似的綱領形式。雖然兩者之間的共性多寡尚待考察，⁶⁵但文協「三大」所通過的新綱領卻使共性大為增加。該綱領規定，「我等揪合無產大眾，參加大眾運動，以期獲得政治、經濟、社會的自由。」⁶⁶此固定綱領與「日本大眾黨」（1928.12.20成立）第一條綱領──「我們希望根據我國國情、以實現勞動者[＝工人]、⁶⁷農民及無産市民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⁶⁸──如出一轍。但日本大眾黨的綱領則完全模仿1926年的勞動農民黨綱領。⁶⁹

總而言之，無論「三大」之前的文協如何思考「大眾黨」問題、無論這種思考是否發生變化或如何發生變化，「三大」通過之固定綱領都具有使文協更像一個「大眾黨」的意圖或結果。比起1927年所改定的〈會則〉，「三大」此舉更為鮮明。雖然《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編纂者並未意識到「三大」此舉的意義，但在大會上跳起來反對的台共黨團恐怕清楚地認識到這點。台共在文協「三大」前便已私下決議文協應當成為「大眾團體」（而非「大眾黨」，參見圖一的定義C）並提出自己的〈會則〉修正案，只是他們失敗了。⁷⁰

圖一。黑線框起之處，表示定義類似。（各定義出處詳見正文及其注釋）

日後《新台灣大眾時報》曾分析當時「固定綱領」一派的想法：⁷¹

這個綱領的提案者，是把文協看做一個政黨[。]雖「大眾黨」的組織消聲匿跡，⁷²但左翼之ⅩⅩ[鬥爭？]的經驗薄弱，剛左翼運動停頓的當時，政黨和大眾團體之關係完全混同，雖認「文協」是一個大眾團體，仍然主張要置固定綱領，這是在轉換過程的現象，這綱領雖很抽象的，但事實上既對立著無產階級的政黨的。

「無產大眾」是包括擴大的工農無產市民等不同階級[，]怎能結成同一的政黨？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台共黨團在文協「三大」上的行動，意味著台共修正了「一九二八年綱領」以文協作為「大眾黨」母體的戰略，並顯示「一九二八年綱領」並非只有工會統一問題得到路線修正。但上述修正是否正是徹底否定「大眾黨」戰略之後的結果？最能回答這一問題的，理應是那些同時有台共黨員出席並審議「大眾黨」議案的場合（如前所列）。但因史料不見得說明了台共黨員與這些議案之間的關係及態度，因此這些議案即便得到通過，也不見得能進而說明台共黨員的態度（可能促進、可能姑息，也可能反對但反對無效）。⁷³

類似場合的最後一次出現，是在據說有台共黨員王萬得、謝雪紅出席的、由連溫卿一手創立的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二大」（1930.2.10），該次大會並通過了「促進大眾黨實現案」。⁷⁴不久之後，已與島外中斷一陣子聯繫的島內台共終於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接上線。同年4月，謝雪紅派遣林日高赴上海找遠東局。林日高是島內台共中央與日共、中共斷絕聯繫之後第一個派出接線的聯絡員。恰恰是在台共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這次接觸，「大眾黨」戰略在島內進行的實態才得到首次披露。

第五節、聯繫共產國際遠東局之後：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戰略的批判

林日高正是台共黨內最早針對「大眾黨」問題提出批判的人。林日高於1930年4月離開台灣並於5月與上海的台共黨員翁澤生碰頭，然後寫下一份向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島內形勢與黨組織發展的報告。在題為〈台灣共產黨活動情況〉的報告中，林日高著重批判了台共自建黨會議以來所採取的三條機會主義路線：過高估計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台灣民眾黨（People’s Party）的革命性、過分強調左右工會聯合而忽略左翼工會首先統一、錯誤決定組建「一個大眾黨」（a Mass Party）。⁷⁵

關於左翼工會統一問題，林日高的見解基本上與林木順發表在《馬克思主義》雜誌上的論點相同。此處暫且略過。林日高認為：「大眾黨」是為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而產生的產物（如圖一定義C所示），既然黨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並已經組建民眾黨，決議組織「一個大眾黨」就成為矛盾（an antagonistic point）。他認為此舉不但放棄以工農為黨的基礎，也過高估計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意義，「大眾黨」戰略因此造成台共發展的實際障礙。

林日高指出：意圖「使共產黨在大眾黨內而合法化」的戰略已被島內中央所糾正，但合法主義的傾向仍然無法消除。而在島內黨組織的指令傳達出現上情無法下達、下情也無法上達的狀況下，島內中央反對「大眾黨」的決定與原因無法為底層組織所了解。⁷⁶

翁澤生的補充意見則云，林日高把「大眾黨」理解成以民族資產階級為對象的統一戰線組織是對「一九二八年綱領」的誤解，同時也沒有表達出他們日常討論的見解，即：雖然蔣渭水與林獻堂分別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與紳士，但民眾黨並非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party），而是地主、資本家，與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集團（bloc）。當年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所提出的民眾黨對策乃是要加速促使小資產階級從民眾黨分化而出，並形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大眾黨」。⁷⁷

翁澤生的說明基本上正確闡述了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大眾黨」戰略。（試比較圖一的定義A與定義E），但僅如此。同年10月20日，一份據推測為翁澤生與潘欽信（?~1951）共同完稿的報告正式對「大眾黨」戰略表態。該報告指出，台共在建黨初期確實同時需要「大眾黨」與共產黨。但在資產階級反動之後便應放棄「大眾黨」。可是島內的黨卻是在聽到共產國際的決議之後才放棄，因此體現了黨內存在非常濃厚的合法主義意識型態。該報告批評云，「當時，大眾黨的組織幾乎變成了黨的中心任務。對於某些同志來說，組織大眾黨似乎比組織[共產]黨還重要。這是取消主義的傾向。」⁷⁸

誰是「某些同志」？此事並不好猜測，至少當時在島內領導工作的謝雪紅後來被捕時認為「大眾黨」戰略錯了。不過親近謝雪紅的楊克煌後來則給予這一戰略既肯定又批判的評價；就像上面那份報告那樣。⁷⁹

林日高、翁澤生，與潘欽信所提出的報告可以歸納出幾點：（1）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之階級基礎的認識似乎很混亂。（2）「大眾黨」曾一度成為黨的中心任務，並有某些同志熱於其中。（3）島內台共中央至少在林日高離台之前便已放棄「大眾黨」戰略，具體時間不明。（4）即便島內中央放棄該戰略，卻無法貫徹實行。

以上幾點對於了解台共「大眾黨」戰略雖有很大價值，但若他們能說明島內台共「大眾黨」戰略從執行到放棄的時間點、說明台共與其他團體之間的關係，就能說明更多事情。此外，雖然他們的報告可以部分地了解台共內部關於「大眾黨」戰略的想法，卻絲毫沒有提及黨外勢力如何思考「大眾黨」戰略，這是最可惜的缺陷。

如果台共以外的勢力想要組織「大眾黨」，也不意外。一方面，自1927年左右分裂以來，台灣社會運動中始終存在著重新聯合的主張。另一方面，既然「大眾黨」在日本原來就不是日共指導下的「勞動農民黨」所獨攬之物，那末台灣當然也可能存在非共產黨的、以「大眾黨」的實現為目標的願望與勢力。（從這一可能性出發，當年《台灣大眾時報》的「新政黨組織」也可能是文協獨立產生的想法！）台共所反對的固定綱領之所以能在文協「三大」通過，就反映了「大眾黨」戰略的傾向或傾向的餘緒在台共黨外也存在。民眾黨「三大」的「大眾黨」傾向更明顯。雖然民眾黨很早就宣稱自己是共同戰線黨，但民眾黨「三大」所秘密頒佈的大會宣言（寫於1929.10.17）更重新以「大眾黨」的概念宣示民眾黨應「成為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並視之為「本黨唯一的希望。」⁸⁰

由於台共黨外也有組織「大眾黨」的傾向，無論台共是否已然接受共產國際「六大」反對兩黨論的指示，都必須在順勢而為與逆流抵制之間進行選擇；但無論台共如何選擇，產生於台共黨外的「大眾黨」之傾向都未必因此而更好、更糟、更長，或短。「順勢而為」可能並不為台共所陌生。如果王敏川‧農組「幹部派」同連溫卿‧楊逵之間的矛盾不是台共指導下的結果，就將是台共順勢批判連溫卿的媒介。但「逆流抵制」更能說明前述「雙重傾向」出現的原因。從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把文協（而非自視為「大眾黨」的民眾黨）視為「大眾黨」母體，就顯示台共絕非無條件的順勢而為。因此，台共之所以反對文協通過「固定綱領」，或許也是台共逆流抵制的反映。

結論：「大眾」崛起的系譜

從1921年文協創立到1927年文協左轉，文協經歷了「綱領」從無到有的變化，並在這一變化中廢除了創會時所決定面向的「台灣文化」⁸¹而代之以「綱領」所標榜的「大眾文化」。但「大眾文化」不是1927年才產生的號召。據領導文協左轉的連溫卿所言，許乃昌發表於1924年的〈沙上的文化運動〉才是台灣「要求大眾文化的萌兆」。⁸²

〈沙上的文化運動〉抨擊了中國的舊文化以及日本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批判所謂的台灣文化運動為沙上之塔。許乃昌認為，真正的新文化必須能夠反映勞動大眾與現代經濟組織間的關係及其變化：

我們認為文化經常是依經濟組織的變化而變化，時時刻刻進展的經濟組織將時時刻刻產生新的文化。文化之所以有新有舊，乃在於其止其所根基的經濟組織的時間隔離多久而定。故而才說，不與我們的時代的經濟組織相矛盾的文化，才是新文化、合理的文化。看吧！我們台灣各處可以看到高大的製糖工廠的煙囪，那巨大的煙囪經常吐出漆黑的煤煙。在那煙囪下面，有許多男女甚至孩童在配合著機器而勞動。這就是說，我們心的文化必須是這製糖工廠實景的反映才對。⁸³

從1924年的許乃昌到1927年的連溫卿，他們對於「大眾」的關心伴隨著台灣社會運動的主訴求──「文化」──而得到發展。但自1927年之後、在台灣社會運動越發脫離「文化」的過程中，正在興起的「大眾」卻逐漸與「無産」二字結合。從而大量出現日本社會運動中早已存在的「無産大眾」之語，用來泛稱工人、農民、「無產市民」所形成的集體。這一現象在《台灣社會運動史》、《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等史料中屢見不鮮；這是從「台灣文化」而「大眾文化」而「無産大眾」的變化。

因為「無産大眾」不是「無産階級」（即「工人」階級或日語中的「労働者」階級）、兩者是前者包攝後者的關係，所以「無産大眾」一語既同時體現「無産階級性」與「跨階級性」兩種性質，也體現各階級「大眾」有因破產（或貧困）而趨同於（或類似於）「無産階級」的傾向，更體現當時曾有這種看問題的方式。⁸⁴

但在日本與台灣的社會運動中，當「無産大眾」與「無産階級」兩種概念上升成為政黨性質的表述時，就成為互不隸屬的存在。對於共產黨而言，「無産大眾」所構成的政黨應該是「無産階級」所構成的政黨（即共產黨）的工具。但對「無産大眾」所構成的政黨而言，卻未必願意如此。因此，當1928年的共產國際「六大」改走激進路線，決定大加打擊全世界的社會民主主義並否定形形色色的「兩黨論」時，日共或台共都只能取消自己的「大眾黨」，而難以阻止其他「大眾黨」的產生或保存。也因此，之所以「大眾黨」與「連溫卿」在台灣所遭到的批判具有顯著的時間差（前者較晚），除了可能是島內外的信息「交通」問題之外，還可能是「大眾黨」與「連溫卿」的群眾基礎厚薄不同的反映。對於群眾基礎較為雄厚的議題或勢力，立即批判或徹底批判恐怕有其難度。

但需注意一點：之所以共產國際對於「左翼」與「右翼」「社會民主主義」所進行的批判被套用在台共對於連溫卿一派的排擠，並不是因為連溫卿是個「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或日本「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山川均的私生子」。這是因為：

──雖然共產國際所指稱「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上應當是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但在實踐上，通常是把佔據主流地位而且站在共產黨右邊的社會主義者都冠以「社會民主主義」的帽子。周恩來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共產國際打擊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想法：「不講利用中間勢力，這也與斯大林過去的公式有關，斯大林一直認為中間派是孤立和打擊的對像，說它是最危險的。這個公式當然是錯誤的，應該是孤立和打擊頑固派，爭取中間派。」 （吳冷西轉述）⁸⁵由於連溫卿在台灣社會運動左右光譜中居於只比蔣渭水‧民眾黨稍左的中間地位，因此台共在全球排擠「中間派」社會主義者的形勢下，接受「國際」指令而排擠相對「中間派」的連溫卿，是合理的事情。

──也就是說，關鍵並不在於台共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帽子扣在連溫卿頭上，也不在於連溫卿是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甚至不在於台共扣這頂帽子在連溫卿頭上的原因是不是私人恩怨或者什麼愛恨情仇。關鍵在於連溫卿（乃至蔣渭水）是一個在台灣社運之中舉足輕重的社會主義者，而共產國際要求各地共產黨都打擊這種存在。但是，雖然連溫卿相對於各種運動勢力處於「中間派」地位，然此未必能夠反映連溫卿的「主義」立場。連溫卿本身不但從未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只有在台共攻擊連溫卿的史料裡，才會看到作為一種貶義詞的「社會民主主義」。除了台共攻擊連溫卿的史料以外，任何指稱連溫卿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說法幾乎都是二手之說。⁸⁶ 為此，連溫卿二度訪日時（1930.2~3），曾為了《馬克思主義》雜誌上那兩篇指控連溫卿是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山川均代理人的文章（林木順撰）而為自己辯誣：⁸⁷

在O報分社，F君把來自臺灣的我介紹給前來找他的H.T君的弟弟，他立刻問我「你認不認識一位叫連溫卿的人呢」，旁邊的F君笑著看我，替我回答說「他就是連先生」。原來他正在閱讀《馬克思主義》，去年的三、四月號中刊登著有關我的記述，印象很深，一聽是從台灣來的人，立刻想打聽連溫卿其人。因為那份記述是不實的，我有義務澄清，我逐條說明給他聽了。

連溫卿的上述反應體現出：不能不加批判地把連溫卿推想為社會民主主義者乃至山川均的台灣代理人。如果簡單肯定這種推想，就不能說明連溫卿為何寧可從一種「自己如何被他人看待」的角度來說明自己與山川均的關係（如「又視連[溫卿]為山川均之友人」一語⁸⁸），卻未曾直言自己與山川均之關係究竟為何。

共產國際「六大」對於「兩黨論」的批判並非只針對日本，而是對於許多共產黨所採取之類似的總清算。但各黨的實踐「兩黨論」的方式不同。中國式的「兩黨論」形成於公開的兩黨合作。共產黨非但不隱蔽，還發展出「國民會議運動」、民眾暴動（如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以及軍隊戰爭（如北伐）等公開奪取政權的方式。據說，國共破裂後的毛澤東還曾主張再建一個可以替代國民黨功能的「工農黨」。⁸⁹日本式的「兩黨論」則形成於共產黨的無法公開、形成於左翼陣營的廣泛分裂（從而出現許多「大眾黨」），以及形成於議會政治及普選運動之中。在「大眾黨」戰略出現於台灣島內之前，有「大眾黨」──特別是日共指導的勞動農民黨──存在的日本政治曾為無法參與政治的台灣各運動團體所期待。這是台灣人民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外另一種關於議會政治的設想、另一種參與或接近日本政治的方式，也是台灣與「大眾黨」戰略的另一層關係。但在議會政治與普選運動畢竟無法延伸至台灣、勞動農民黨遭解散、台灣民眾黨對立於於台灣左翼各團體，以及台灣共產黨秘密建黨的情況下，建立台灣自己的「大眾黨」遂在不同盤算的各方勢力中成為立即的共同需求。

嚴格來說，「大眾黨」並非「政黨」（party），這是「共產黨」所特有的認識。對於共產黨來說，政黨必須代表特定階級並為其利益服務；而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並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服務。由於兩個以上的階級所構成組織不可能完全調和不同階級間的利益，所以政治目標與組織維持力都低。⁹⁰如果一個政黨能使特定階級在某個跨階級組織中取得主導權，有可能支配該團體。然而一個組織究竟由哪些階級所構成？主導權在哪個階級手上？這些問題所最初獲得的答案往往在歷史事變中被否定。以國民黨來說，最初被共產國際定義為「四個階級的聯盟」，但反共之後的國民黨卻被定性為民族資產階級或買辦資產階級政黨。因此，當「兩黨論」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所被批判的與其說是以「政黨」與「政黨」之關係為考量的戰略，不如說是那些本來預設彼此為「政黨」與「跨階級組織」之關係（從而取得正當性）而執行的戰略。「兩黨論」批判更體現了共產國際意圖塑造各共產黨更像共產國際支部的傾向，使共產黨的「名」能相應具有共產黨的「實」。這就是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化」，也是「共產黨」為何總可同時表述政黨性質與政黨名稱的原因。總之，當時共產國際認為作為一種政黨的「共產黨」是一種具有特定模式、可以複製而且應該複製的組織。這種見解在世界範圍內少見，卻也形成特色與問題。

如果說，以「國民革命」代稱台灣當前的「民主主義革命」並藉以建構台灣民主國以來的革命史是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中最能反映中國革命影響的一項規定。⁹¹那末「大眾黨」戰略以及革命性質的規定（台灣革命是能夠急速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民主主義革命」）就是最具日本特色的主張。「大眾黨」反映了日共的現實作法；革命性質則完全與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的規定相同。但無論是「國民革命」或「大眾黨」，都在台共後來的改革中遭到刪易，只剩下革命性質不變。而當「大眾黨」戰略退出歷史舞台，被「大眾黨」戰略視為母體的台灣文化協會也隨之產生「解消」的爭論。然此已非本文所能盡述之問題。

《新台灣大眾時報》（1930~1931）使「大眾黨」戰略首次得到公開批評，但更精確的說，是批評一個黨名叫做「台灣大眾黨」的「大眾黨」。在收錄最多「大眾黨」史料的《台灣社會運動史》裡，「台灣大眾黨」只出現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編纂者的旁白敘述內，而不出現在該書所收錄的任何文獻中。1928年「海東」寫下「台灣大眾黨」之後第二次出現的地方可能就是《新台灣大眾時報》。而台共黨員蕭友山、楊克煌在更後來的時光裡也都以「台灣大眾黨」作為討論「大眾黨」戰略的對象。⁹²如果「台灣大眾黨」就是當時想要組織的「大眾黨」之名，那麼1928年的「海東」與1930年後的《新台灣大眾時報》也許正象徵著「大眾黨」戰略的起始，以及結束吧。

注釋

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106。 ↩︎
2. 可分見：〈共同戰線の問題〉，《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第十版；〈須要統一共同戰線。民眾黨文協農組的合作如何？〉，《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第二版；〈各派の戰線統一。農組が提議する〉，《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第十版；〈共同戰線的問題。各宜平心考慮〉，《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第二版；東京林外僧〈「共同戰線」聯結に對する考察〉，《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第十二版；彰化言午氏〈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合作問題的愚見〉，《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第八版。 ↩︎
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117~118。 ↩︎
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18。 ↩︎
5. 〈[社說]進出政治鬥爭〉，《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1928，東京），頁2。 ↩︎
6. 〈[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1928，東京），頁3。引文中的黑體字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
7. 可參見：陳芳明，〈《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收錄於氏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202~205。 ↩︎
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17。 ↩︎
9. 〈[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頁4。 ↩︎
10. 〈[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頁4。 ↩︎
1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7。 ↩︎
12. 《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所登載的這兩篇文章有很濃厚的「方向轉換論」色彩。該報屢屢出現的「方向轉換」一語以及作為「方向轉換論」核心內容的「走向大眾」與「走向政治鬥爭」就是明證。「方向轉換論」來自於山川均〈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換〉（1922年7月）一文，這是日本共產黨為了呼應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路線而要求山川所寫的文章。雖說這篇文章同時代表了日共與山川均在建黨初期的共同觀點，但在山川均與日共分道揚鑣之後（特別是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後），「方向轉換論」也就成為日共所清算之山川路線的錯誤根源。因此《台灣大眾時報》重提「方向轉換論」可以視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所共享的某些理論資源的再現。但是，如果認為重提「方向轉換論」正是《台灣大眾時報》親近山川均路線的象徵，那末提出「新政黨組織」的《台灣大眾時報》就更不可能與共產黨有關。因為當時的山川已遭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批判了。關於「方向轉換論」與日共的關係，可見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自己的說法，見：市川正一，《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北京：世界知識社，1954），頁48~49。 ↩︎
13. 可分見：〈上海被捕學生押回了〉，《台灣大眾時報》第4號（1928，東京），12；〈上海的台灣青年又被捕〉，《台灣大眾時報》第5號（1928，東京），頁7。 ↩︎
14. 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第19號，1928年6月1日，第3版。 ↩︎
15. 〈台湾共産党検挙の概要〉，收錄於山辺健太郎解說，《台湾（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252~253。 ↩︎
1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2~13。 ↩︎
17. 〈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紀錄〉，收錄於「在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編，《秘密結社台灣共產黨檢舉ノ概要》（1928.5.26），收錄於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185100（第41頁影像）、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台湾共産党関係（I.4.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1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9。 ↩︎
1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8~19。 ↩︎
2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34。 ↩︎
2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80。 ↩︎
22. 共產國際成立之後的統一戰線戰略史有相當規模的研究積累，本文敘述該戰略史的發展過程時，參考了下列論文（在後續敘述中，本文將不再詳注出處）：[蘇]Ф.Н.菲爾索夫，〈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策略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摘錄），《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4輯（1985，北京），221~243；宋洪訓，〈共產國際歷史上的兩次策略轉變〉，《國際共運史研究》第1輯（1987，北京），26~44；程玉海，〈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策略演進的曲折性及其原因〉，《國際共運史研究》第2輯（1987，北京），67~79；許可成、孔寒冰，〈從「工人政府」口號到「工農政府」口號──共產國際前五年策略思想的兩次轉變〉，《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1988，北京），1~19；李忠杰，〈評共產國際對中派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1988，北京），20~37；[蘇]Ф.Н.菲爾索夫，〈關於1921-1924年統一戰線策略的問題〉，《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1988，北京），221~243；[蘇]阿‧鮑‧列茲尼科夫，〈共產國際第五、六、七次代表大會對東方政策的進一步制定（摘譯）〉，《國際共運史研究》第5輯（1988，北京），179~200。 ↩︎
23.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論述，參見：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紀念國際成立七週年──摘自關於1871年9月24日倫敦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871），以上均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2、125~126。 ↩︎
24. 關於日本無產政黨的發展史，可參見：蕉農（宋斐如），〈日本無産政黨研究〉，收錄於氏著、深圳台盟編，《宋斐如文集》，卷3（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頁753~824。本文原發表於《新東方》第1卷第11、12期（1930，北京）。 ↩︎
25. 《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判斷如下：「在台北左翼青年群眾間夙有聲望的連溫卿，感到在文化協會內部統一與強化以前，有被民眾黨奪去勞工階級指導地位之危險，遂急忙準備統一文化協會指導下的勞動運動。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先投入全島機械工會的統一工作……」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99~100。 ↩︎
26. 這個過程可參見：〈全島四十勞働團體代表，於三日會集蓬萊閣，努力統一全島勞働運動！〉，《台灣大眾時報》，第8號（1928，東京），頁6~7；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81~188。 ↩︎
27. 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187。連溫卿與《台灣社會運動史》都認為連溫卿與「全島勞動運動統一同盟」間存在對立。因此認為前者領導後者之成立的看法，顯然有誤。比方：陳芳明，〈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建立〉，收錄於氏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75。 ↩︎
2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11~112；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187。 ↩︎
2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10。 ↩︎
3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1~122。 ↩︎
31. 此綱領全文及其版本與傳佈過程可參見：山辺健太郎解說，《社会主義運動（一）》（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頁xxix-xxx、lxi；84~95。此書所收「一九二七年綱領」是綱領定案後於1928年發表於《マルクス主義》3月號的版本，發表時內容多伏字，並有部分文字遭竄改。全文考證版可見：村田陽一編訳，《資料集。初期日本共産党とコミンテルン》（東京：大月書店，1993），頁194~225、375~378。 ↩︎
32. 以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與「山川主義•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兩派對立之見解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12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331。 ↩︎
3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1~124。 ↩︎
34.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花了很大篇幅討論各種福本主義的現象與概念，比方「理論鬥爭」、「分離結合」。 ↩︎
35. 當時（以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為代表）指控楊逵等人是托派的理由，是認為他們主張台灣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無需先經過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並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將農民混同於無産階級所導致的理論混亂。雖然排除了楊逵的農組是最早接受台共指導的團體。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農組往往被視為主張社會主義革命或者過分突出農民作用的代表。1930年由農組首先提出「文協解消論」之後，反對文協解消論的謝雪紅等人指控農組裡頭有「民粹派」（the “Narodnik” school）。需注意，民粹派乃十九世紀下半期出現在俄國的農民社會主義運動，他們主張俄國可以依靠農村傳統的農村公社（mir）跨越資本主義而進入社會主義。為此，以列寧為首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極力論證資本主義已在俄國取得一瀉千里的發展並使村社消滅。以上，關於農組的「社會主義革命傾向」、「托洛茨基派」，以及誤解農民為無産階級的文獻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31~32、61~6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1~125。關於謝雪紅一派的指控可見：“The Culture Association of Formosa,”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pp.495-501. ↩︎
36.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關於連溫卿與「福本主義」關係的論證集中於〈勞動運動對策提綱〉，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39~41。不過，為何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當時臺灣的「福本主義者」是王敏川？以親歷那段歷史的蘇新來說，他就認為，「王敏川一派傾向於福本主義，連溫卿一派傾向於山川主義。當時福本主義支配著日本共產黨，是極左派，他們認為山川主義是『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台灣文協的上大派也認為連溫卿一派是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蘇新的說明其實弄混了一些在不同時間順序上出現的事情。日共在「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前與之後都批判過山川均及其所代表的路線，也就是兩次打擊。「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前，改以「福本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日共所打擊的山川均路線被稱為「山川主義」。「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後，日共雖然同時批判「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但主要在克服作為當下之問題的前者。到了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之後，日共再次打擊並大力打擊的山川均路線則被稱為「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就蘇新透過日共與山川均之間的矛盾來把握問題而言，是對的；但兩者之間不可能存在「福本主義」時期的日共打擊「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之山川均的狀況。也因此，雖然蘇新給王敏川帶上一頂「福本主義」帽子是錯的，但就蘇新認為王敏川執行日共路線從而打擊連溫卿而言，蘇新的見解實際上正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判斷相同。實際上，從王敏川在文協分裂之後與台共合作無間的狀況來看，把一個先後被日共與台共所批判的「福本主義」扣在王敏川頭上，實不合理。從楊克煌稱王敏川為「老革命家」，卻把連溫卿稱為「某氏」，也可部分體現台共對於王敏川的溫情與敬意。以上分見：蘇新，〈連溫卿與台灣文化協會〉，收錄於氏著，《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頁103；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頁104、162。 ↩︎
3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45。 ↩︎
38. 可見台共1929年「二月指令」：〈勞工階級的階級性結成與黨的任務〉，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24。 ↩︎
39. 據〈農民問題對策〉文末所記「第十一次革命紀念前七日」所示，該文應完成於十月三十一日前後。見：〈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42。 ↩︎
40. 〈農民問題對策〉認為連溫卿是「反革命」、「機會主義者」、「投資主義者」、「逃避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陰謀分裂主義者」，以及「黃色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的策略。市川正一則更把連溫卿視為「山川的落胤[私生子]」。以上分見：〈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39；市川正一，〈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05。 ↩︎
41. 1929年1月7日，日共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發表〈台灣○○黨彈壓的重大意義〉（署名「一台灣人」，寫作日期1928.12.27）一文，該文公開談及「台灣○○[共產]黨」的存在，並大肆攻擊連溫卿。又過了一個月，台共二月指令〈勞工階級的階級性與黨的任務〉傳回島內，據《台灣社會運動史》稱，二月指令之前還曾有一個十一月指令，但因島內謝雪紅拒絕接受而退回重擬。而林木順依據二月指令要旨而以「林先烈」的筆名在《馬克思主義》上發表〈台灣的勞動組合統一運動與左翼的黨前任務〉與〈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兩篇文章。以上分見：一台灣人，（台湾○○党彈壓の重大なる意義〉，《無產者新聞》，1929年1月7日，第4版。林先烈，〈台灣に於ける勞動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當面の任務〉，《マルクス主義》第55號（1929.3，東京）以及林先烈，〈: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についての訂正と補足〉，《マルクス主義》第56號（1929.4，東京）。但筆者目前所見此二全文收錄在：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1282~1288。 ↩︎
42. 〈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35。 ↩︎
43. 林先烈，〈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33。 ↩︎
44. 林先烈，〈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33。日共領導人志賀義雄曾指出，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具有同質性：「自「二七年綱領」以來，山川的傾向被稱為解黨主義，福本的傾向被稱為宗派主義。然而如果把兩者加以形式邏輯的分割，認為前者沒有宗派主義的傾向，後者沒有解黨主義的傾向，便錯誤了。」「堺、山川、荒畑的解黨主義，是把黨限於百分之百的革命家的宗派，使它跟在群眾的自然成長的組織之後加以操縱的辦法。反之，福本的傾向，是由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知識份子站在群眾的自然成長的組織前面而加以指導的辦法。在拒絕把黨造成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這一點上，還是重覆了前者的傾向。總之，前者由形式看來是解黨主義，由內容看來是宗派主義。反之，後者由形式看來是宗派主義，由內容看來是解黨主義。」見：志賀義雄著、張銘三譯，《日本革命史上的人物》（北京：學習書店，1951），頁66~67。 ↩︎
45. 目前關於台共工會路線的研究有一種奇特而且矛盾的錯誤解釋。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把林木順在《馬克思主義》雜誌發表的第二篇文章解釋成林木順放棄了「左翼總工會優先結成」論，並認為林木順的「放棄」說明了他承認島內中央的權威。但如本文正文所述，林木順的第二篇文章恰恰是繼續堅持他的「左翼總工會優先結成」論，因此陳芳明完全讀反了林木順的第二篇文章。而且林木順在第二篇文章之中還批判了島內台共機關云：「台灣的同志時常會云權威。但是絕不可隱匿自己的錯誤而在大眾面前虛張聲勢。那樣既無權威亦無什麼。要經常自我批判、討論新意見，如果發現錯誤則迅速公然承認其錯誤、清算錯誤，重新按照正確方針行動，這就證明黨對勞工階級的誠實與忠實。只有如此嚴肅認真忠實的行動，黨始能在勞動者階級間保持莊嚴、權威。我們要斷然與使黨石化、無力化的官僚主義傾向鬥爭。」如果當時的島內機關確實如陳芳明所說由謝雪紅主持，那末林木順的上述嚴厲批評反而恰恰是針對謝雪紅而來。而且，如果考慮到林木順在1928年10月以「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島內發出〈農民問題對策〉之指令，就不能簡單地認為林木順會輕易「尊重」島內機關的意見，而必須考慮林木順當時可能有把共產國際乃至日共的路線轉變貫徹到台灣島內的意圖。以上分見：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全新增訂版）》（台北：麥田出版，2009），95~100；林先烈，〈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33；〈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42。 ↩︎
46. 「及至台灣共產黨的勢力波及於組合，當時的黨的方針需要結合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及其他左傾各勢力，以建立合法的無產大眾黨，為求其實現，於各地進行建立共同的宣傳，終於以臨時協議會的形式，使其具體化。」以上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18~119。 ↩︎
4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06、126。 ↩︎
4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4~125。 ↩︎
4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16~117。 ↩︎
50. 「新黨」就是指日本的「新黨組織準備會」。 ↩︎
5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7~128。 ↩︎
5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44。 ↩︎
53. 陳來旺，〈台湾の党に関する状況〉，收錄於山辺健太郎解說，《台湾（二）》，頁164。 ↩︎
5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04。 ↩︎
55. 比方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死在基隆碼頭的渡邊政之輔就可能是為了包含這一戰略在內的問題而來台灣。但是，既然東京的「台共中央」可以在一九二八年底與二九年初將一系列指示傳回台灣，兩地間的聯繫恐怕也不是立即斷絕。 ↩︎
5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20。 ↩︎
5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22。 ↩︎
5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23。 ↩︎
59. 「促進大眾黨的實現」是九條議案中沒有被臨監警察禁審者。但因沒有審議結果留存從而無法知曉當時如何決議文協與「大眾黨」之間的關係。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5。 ↩︎
6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5~336。 ↩︎
61. 1931年的文協曾定義「行動綱領」是「因應每一時每一刻的重要方針，故需於最短期間內制定。」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71。 ↩︎
62. 關於這個過程的介紹可詳見：蕉農（宋斐如），〈日本無産政黨研究〉，收錄於氏著、深圳台盟編，《宋斐如文集》，卷3，頁797。 ↩︎
6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268。 ↩︎
6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280。 ↩︎
65. 以1931年台共所指導的文協機關報《新台灣大眾時報》來說，就認為文協在1927年至1929年間被文協幹部與一般大眾「看做指導台灣左翼的政黨」，甚至因為模仿日本勞動農民黨而呈現出「大眾黨的指導形態」。見〈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新台灣大眾時報》第2卷第1號（1931，東京），頁21。 ↩︎
6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8。 ↩︎
67. 日語中的「勞動者」就是中文所謂的「僱傭勞動者」、「工人」，或「無產者」。 ↩︎
68. 勞動農民黨綱領及政策可參見：〈日本無產政黨的陣容（一）〉，《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第8版。 ↩︎
69. 可參考：蕉農（宋斐如），〈日本無産政黨研究〉，收錄於氏著、深圳台盟編，《宋斐如文集》，卷3，頁808。 ↩︎
7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3。 ↩︎
71. 〈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新台灣大眾時報》第2卷第1號，頁31。 ↩︎
72. 所謂「『大眾黨』的組織消聲匿跡」應如何理解？如果理解為全台灣社會運動中已沒有「大眾黨」的組織運動，就不能說明文協「三大」為何還把「促進大眾黨的實現」列為議案。故應理解為「將文協改組為大眾黨的活動消聲匿跡」才合理。也因此，台共黨團與固定綱領支持者之間的爭論，應視為「反對文協改組為大眾黨，文協不應具有政黨性質」與「反對文協改組為大眾黨，但文協仍具政黨性質」之間的爭論。──但須注意，「『大眾黨』的組織消聲匿跡」乃是《新台彎大眾時報》日後的講法，未必是文協「三大」時的實際狀況。 ↩︎
73. 但從史料來看，除了否定文協改組為「大眾黨」之外，還沒看到否定「大眾黨」議案的。 ↩︎
7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06~107。也許正是根據這條史料，因此黃（陳）旺成編纂《台灣省通志搞》，卷九「革命志抗日篇」的時候，稱該聯合會接受王萬得指導。連溫卿晚年則氣憤地指出：「陳旺成在其『抗日篇』謂台灣機械工聯合會接受王萬得之指導，我不知陳之根據為何，若陳本人親為王萬得之代辦人，或有其事也未可知。不然，此說係天下之大謊，恐貽誤於後人，故順便在此明白之。」連溫卿並指出，雖因該工會與文協都追求「以階級鬥爭為無產者之解放，被壓迫民族之解放」而有共通之處，「然而，由於自一九二九年以後，文協等欲利用組合主義者以利自己的行動，竟發生彼此乖離，終發生台北特別支部的改造，而聯合會則斷然拒絕再與文協進行聯繫。」由於1929年後的文協已為台共所滲透，而台共打擊連溫卿派的方式之一就是取消連溫卿勢力之所在的文協「台北特別支部」，因此連溫卿上面這段話頗有暗示機械工會聯合會並未被台共所掌握的意味。假使台共並未掌握這個由連溫卿一手創立的工會，而且該工會「二大」確實通過「促進大眾黨實現案」，那末王萬得與謝雪紅出席該工會的「二大」的動機與作用就很值得探究了。見：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220、295~296。 ↩︎
75. “The Situ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P of Formosa.”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p.291-292. ↩︎
76. “The Situ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P of Formosa.”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p.292-297. ↩︎
77. “Supplementary Notes by Ong Ding Chuan..”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303.「Ong Ding Chuan」即「翁定川」，翁澤生的化名。 ↩︎
78. “Доклад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партии Тайваня,”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p.344-348. 這份檔案是該書所收錄共產國際台灣檔案中最後一次以「Mass Party」翻譯「大眾黨」者，此後所出現的「Mass Party」都是指台灣民眾黨。雖然可能是譯者不同所致，但也可能反映了民眾黨終於與台共眼中的「大眾黨」沒有差別，因為台共此時對「大眾黨」的態度轉向了反面。 ↩︎
79. 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頁154~157。 ↩︎
8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221。 ↩︎
81.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會則〉第一章第二條規定，「本會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191。 ↩︎
82.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927，東京），頁12。 ↩︎
83. 沫雲，〈沙上の文化運動〉，《台灣》第5年第2號（1924，東京），頁37。 ↩︎
84. 比方，晚年的連溫卿曾將「Lumpen Proletarier」（今譯「流氓無産階級」）翻譯為「浮游大眾」，這可體現「無産階級」與「大眾」在他眼中的聯繫。見：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26。 ↩︎
85. 吳冷西，《十年論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10。周恩來的這段談話後來在公開的報刊上得到如下表述：「例如斯大林曾經有過這樣的公式：在各種不同的革命時期，基本的打擊方向是使那個時候的中間的社會政治力量陷於孤立。對於斯大林這個公式，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有分別地看待它。在某種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可以是正確的。但是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都是正確的。按照我們的經驗，革命的主要打擊方向應該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對於中間勢力，則應該採用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並且應該力求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它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它和我們成立聯盟，以便有利於革命的發展。」見：人民日報編輯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北京），1956年4月5日，第1版。 ↩︎
86. 由於連溫卿曾於1924年首次前往日本時，曾拜訪山川均夫婦，因此連溫卿的政治傾向常常同山川均聯繫起來。又因為山川均與連溫卿分別被日共與台共打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山川確實在戰後參與了日本社會黨的建設，因此，把山川乃至連溫卿兩人（的一生）簡單視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或者鐵板一塊的整體就變成最現成的解答。但這種成見是很危險的。因為：（1）雖然山川均或堺利彥等日共創黨領導人後來紛紛與日本共產黨決裂，但這些領導人在日共創黨初期就代表著日本共產黨。因此不能脫離日共的組織運動脈絡去理解連溫卿與山川均等人的接觸，不能把當時的山川均視為一個與日共無關的存在。（2）連溫卿本人的思想很複雜。他在1924年東京街頭遭遇五一節遊行隊伍時所產生的感想正能體現這種複雜性：一方面是共產主義（以布爾什維主義為代表）、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而那聲音漸近，歡呼之聲如遠雷一樣，殷殷傳來，少頃，則旗影井然可觀，前半都揭著黑的會旗，而後半是真紅的，表出日本社會運動的傾向，前者是安那其主義派的組合，主張自由聯合的，後者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組合，主張統一合併的。……」「看那黑旗在空中振搖，而遊行的步武[步伐]堅踏著地上，緩緩而進，這時候我的感想是用筆紙難以表現出來，這不是勞働者指示他們的力量[，]崩壞著那金字塔的社會嗎；[？]這不是勞働者欲在那光明地方建設新社會的實力麼；[？]」見：越無[連溫卿]著，〈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三十六回。連溫卿對於「黑旗」的感動體現了他的無政府主義傾向。這種傾向貫穿其一生。其實，證明連溫卿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現象還有不少。（1）從組織上來看，連溫卿與無政府主義者胡柳生等人所組織的「自由勞動者聯盟」就有一個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名稱（「自由勞動」）。此外，連溫卿以「機械工會」為對象而組織工會的方式，則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以「機器工會」為對象而組織「行業別」工會的方式相同，從而迥異於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的「產業別」工會。請參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66~173、181~188、235~220；黃藝博，〈無政府主義者在廣州搞工會運動回憶〉，收錄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編，《中國無政府主義資料選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1982），507~521；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937~939。（2）從活動上來看，連溫卿則始終熱中於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語，而且畢生未曾與無政府主義者斷絕交往。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於四零年代旅台期間，曾與連溫卿有密切來往；大陸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赴台之後，亦曾為連溫卿撰寫極為欽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總督府的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裡，也曾將彭華英與連溫卿（且只有此二人）並列為無政府主義者。總督府的這一歸類雖不無啟發，然在忽略彭、連二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下，這一判斷顯然又過份武斷了。見：向井孝著，《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1974），157~159；毛一波，〈哀悼連溫卿先生〉，《台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台北），1~2；若林正丈，〈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1號（1978，東京），165。然而連溫卿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也是存在的。關於連溫卿承認馬克思主義有效性的論述，可見：越無[連溫卿]著，〈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五、七十六回。 ↩︎
87. 連溫卿著，林勞歸[林書揚]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台灣風物》第36卷第1期（1986，台北），76。 ↩︎
88. 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192。 ↩︎
89. 李立三曾指出，「當時毛澤東同志有這樣的意見，以為國民黨已經死了，應該建立一個新的黨──就是工農的黨，但當時很少注意這個意見。」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2.1），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2。 ↩︎
90. 這個問題其實還牽涉到俄國革命中所提出的、工人與農民能否同時掌握一個政權（即「工農民主專政」）的問題。這是一個與「無産階級專政」相對立的問題。 ↩︎
91. 關於「國民革命」、「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關係，可參考：邱士杰，〈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92. 分見：蕭友山，《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收錄於蕭友山、徐瓊二著，陳平景譯，《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頁28~33；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頁154~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