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劉進慶及其戰後台灣經濟論

邱士杰(2022年12月)。〈劉進慶及其戰後台灣經濟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3期(台北)，頁237-240；241-255。刊行時的紙本PDF按此下載。

一、劉進慶的「抵抗」人生
二、劉進慶的「學問」傳承：半封建性與（新）殖民地性
（一）半封建性
（二）新殖民地或殖民地性
三、《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之後
註釋
參考書目

劉進慶及其戰後台灣經濟論*

邱士杰**

我第一次見到劉進慶先生是2002年7月。此後，在林書揚先生（1926-2012，入獄34年）、陳明忠先生（1929-2019，入獄22年），和作家陳映真先生（1937-2016，入獄7年）等社會運動家的指導下，我開始學習台灣左翼運動史，因此我一直有機會見到他們非常熟識的劉進慶先生並學習他的著作。陳映真先生曾在2004年建議我在劉進慶先生返台定居之後協助整理他的文稿。但因劉先生在2005年突然過世，因此，直到長期參與旅日華僑左翼運動的林啟洋（1942-2014）先生找我主編《劉進慶文選》（2015年），我才真的獲得整理劉先生文稿的機會，並開始認識他既有「抵抗（レジスタンス）」，也有「學問」的人生。「抵抗」指的是劉先生爭取民主、反對壓迫、投身華僑左翼運動的歷程；「學問」則是他為支持自身的「抵抗」，而發展出來的戰後台灣經濟論。

2022年1月刊行的《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是我過去四年間集中寫作的成果。其中寄託了我對劉進慶教授及其同世代的台灣左翼運動者的懷念，也包含了我對解答自身問題的渴望。劉進慶以他的個人軌跡而形成的台灣左翼運動史特別是旅日華僑左翼運動史，是這本小書的歷史背景，而劉進慶作為博士論文而在東京大學獲得學位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這本書，則是我分析劉進慶經濟思想的主要依據。

一、劉進慶的「抵抗」人生

委託我編輯《劉進慶文選》的林啟洋先生是與劉先生長期參與華僑左翼運動的戰友，同時是台灣霧峰林家的直系後代。林啟洋和劉進慶等台灣旅日青年在1970年代中期秘密成立「中國統一促進會」（原擬名稱「台灣革命解放黨」）。[1]他們不但與旅日左翼華僑組織產生聯繫（如「台灣省民會」、「東京華僑總會」），劉先生個人也和陳明忠為代表的台灣左翼政治犯結為「生死之交」。雖然日本和台灣當局對劉先生等人的活動進行了監控（日警長期定期約談劉進慶）和鎮壓（日方「強制收容」林啟洋；台方秘密逮捕陳明忠），卻讓劉進慶和他的戰友們鍛鍊出堅韌的感情。這就是林啟洋在其癌症末期將《劉進慶文選》的編輯作為人生最後工作的原因。

林啟洋先生從劉進慶東京寓所帶回的大量文稿，讓我首次接觸到劉進慶在社會運動和經濟研究兩方面留下的原始材料。這些材料成為《劉進慶文選》的基礎。我第二次接觸到劉進慶的原始材料則是2019年。那時，我親自拜訪了東京的劉家，並前往東京大學圖書館尋找材料。（1）劉家提供了林啟洋當初沒帶回台灣的劉進慶筆記，共26本，其中鉅細靡遺記錄1960年代劉進慶求學東京大學經濟學科期間的課堂筆記，以及台灣經濟史料的閱讀摘要。由於劉進慶每次寫筆記都標註日期，因此他在1964-1969年之間的修課記錄與思考過程，甚至可以在逐日逐月的時間表上重現出來。（2）東京大學則保存著劉進慶的修士論文原稿和博士論文原稿。博士論文的原稿就是日後正式出版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母體，但又包含正式出版時刪除的第一章以及全書與第一章相關的論述，這部原稿便因此產生特別的理論價值。可以說，劉家與東京大學保存的史料是認識劉進慶「學問」形成歷程的主要橋樑。──儘管劉進慶從未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從上述材料可知，他通過東京大學經濟學科而完整繼承了20世紀日本「馬克思經濟學」（マルクス経済学）截至1960年代為止的的兩大流派：一是山田盛太郎、大塚久雄、隅谷三喜男所代表的「講座派」傳統，這是劉進慶直接繼承的學脈。二是宇野弘藏與大內力所繼承的「勞農派」傳統，此亦構成劉進慶知識體系的有機部分。

劉進慶從日本馬克思經濟學繼承的理論視野和分析方法，正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並未得到台灣讀者真正理解的地方。首先，台灣讀者可能知道《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是批判戰後台灣經濟、控訴國民黨專制統治的著作，卻無人提及劉進慶應用在這本書中的方法。其次，台灣的繁體中文版並沒有很好地翻譯出劉進慶使用的術語以及相關的理論表述，因此台灣的讀者客觀上不可能真的通過繁體中文版而真正讀懂這本書。其三，以節省篇幅而在出版時遭刪除的部分不但充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特色，也交代了整本書的基本範疇。原稿的刪改實際上造成讀者不可能真的理解劉進慶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式。這是此書的一大遺憾。

若要理解劉進慶的「抵抗」人生，最可靠的材料是其自傳〈我的抵抗與學問〉，以及駒込武為他做的口述訪談〈生在沒有「戰後」的東亞．台灣〉（劉進慶 2003；劉進慶、駒込武 2006）。這樣的第一手材料在目前台灣的「主流」歷史敘事之外提供了很相同、但又很不一樣的證言。地主－商人家庭出身的劉進慶，在殖民地條件下過著優渥的生活，但家內堅持著漢民族的生活方式，並配合著不識字的母親而使用漢語閩南話。劉進慶父親在家內潛移默化的民族教育，成為他克服皇民化運動的情感基礎，他也更深地感受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構成的「二重社會」的苛烈。雖然劉進慶歡欣鼓舞地迎接1945年的台灣光復，光復後爆發的連串事件卻讓劉進慶遭遇無法預期的打擊。首先是1947年的二二八慘案，這件慘案成為他憤怒終身的「原體驗」；其次是國民黨在1950年代發動的農地改革，作為大地主的劉家因此家道中落。劉進慶截至農地改革為止的經歷，是許多日後走向台灣獨立運動的同世代者都能說出來的共同「證言」，然而劉進慶不但走上中國統一運動之路，對於農地改革的必要性也予以積極的承認，甚至對於戰後台灣沒有「清算對日協力者」也有深刻的反省。（實際上，劉進慶的個人證言也是同世代台灣左翼知識分子群體的共同看法，可參見林書揚、陳明忠、戴國煇等人的論著。）用劉進慶自己的話來說，同樣的個人體驗卻造成不同的政治認同，這是他同世代的台灣人之間常見的「同根異果」現象，也是劉進慶的自傳和口述所留下的貴重證言。

二、劉進慶的「學問」傳承：半封建性與（新）殖民地性

作家陳映真（2005年11月20日）曾說：「劉進慶教授是第一個以『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規定1945年到1965年的台灣社會性質的學者。」[2]盧荻（2022年5月6日）進一步指出：「按照劉進慶的論述，戰後二十年（1945-65年）的台灣是『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蘊含著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經濟，殖民地無論新與舊意味著本地經濟剩餘攫取者的買辦性，封建無論是否完全意味著寄生性，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對立面。二是政治，與寄生性和買辦性相聯繫的，是統治階級的掠奪導向，也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再生產內在地具有催生、依靠專制政治的傾向。」若要扼要地把握《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基本範疇與學問上的傳承，陳映真與盧荻共同指出的「半封建」和「新殖民地」正是必先掌握的兩大範疇。

（一）半封建性

「資本主義」往往被視為近代的同義詞。但正如劉進慶〈台灣資本主義性格的探討與國家權力〉一文所言──《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幾乎沒有採用「資本主義」一語（劉進慶 2015：156）。儘管台灣經濟的蓬勃增長已是1960年代的劉進慶直觀可見的事實，但他不認為這樣的經濟增長等於經濟發展，也不認為資本的存在即等於資本主義的存在，因此他才嘗試區別戰後台灣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本質，即回歸到馬克思的理論立場：「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馬克思 2003：925）。為了揭示戰後台灣經濟本質，《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徵引了當代的台灣經濟研究幾乎不可能使用的各種概念如「半封建性」、「殖民地性」、「二重經濟」、「絕對主義」（或「家產制國家」）、「前期的資本」、「官僚資本」、「小農以下」，等等。同時，他還自創「公業」、「私業」、「官商資本」之類術語。這些概念與術語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積極發掘的經濟事實，卻無法納入近代經濟學認定的經濟事實之列。而劉進慶的目標就是具體論證戰後二十年間台灣經濟在本質上帶有強烈的前資本主義性格，即前近代性（日語又稱「前期性」），藉以譴責國民黨政權從而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的統治。

「半封建性」是劉進慶概括戰後二十年間台灣經濟本質的核心概念。如果暫且將「封建性」定義為「傳統經濟特有的前近代性」，「半封建性」就是受到近代資本主義影響而發生自我演化、自我保存的「封建性」。中日兩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曾用「半封建性」指涉本國本地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本質。不過，「講座派」主張「封建性→半封建性」的演化動力來自日本自身，特別是維新後成立的絕對主義國家和本國資本主義。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則主張「封建性→半封建性」的演化動力來自外部，特別是外國資本主義以及土著社會被強加的殖民地性。《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兼具以上兩種觀點。[3]

為了具體論證戰後台灣經濟存在的「半封建性」，劉進慶有意識地在中日兩國馬克思經濟學各自的理論成果中找出共同點。

第一個共同點是關注「國家機器」。「講座派」主張維新後成立的「絕對主義」天皇制國家為資本開闢了道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則在1945-1949年間首次提出國民黨政權與官僚資本相結合。雖然中日兩國的歷史背景很不相同，但劉進慶注意到絕對主義論和官僚資本主義論都強調資本與前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結合，甚至留意到韋伯所稱的「家產官僚制」也有內容相當的意涵。因此《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特別是原稿）可以看到「絕對主義」、「官僚資本」，以及「家產官僚制」三者同時指向戰後國民黨政權。

第二個共同點是關注「前期的資本」。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起源有「兩條道路」，第一條是「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的道路，這條道路真正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起源──即導致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原始積累。第二條則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這條道路雖也促進原始積累，卻更常危及第一條道路的開展（馬克思 2003：373-374）。也就是說，第二條道路意味著資本不必然產生資本主義，這樣的觀點帶給日本的大塚久雄以及中國的陶希聖等人以靈感。他們都認為：以商人資本為代表的「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馬克思 2003：671）──大塚稱為「前期的資本」而王亞南稱之「原始性資本」──往往無法推動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可能反過來強化了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本身。劉進慶著重吸收了大塚和陶希聖的觀點，進而主張戰後台灣經濟內部的各種資本都多多少少具有「前期的資本」的特性。

第三個共同點則是設想「理想的資本主義」。為了克服中國的半封建性，毛澤東主張以「新民主主義」即「理想的資本主義」取代舊中國經濟。在日本，「講座派」認為維新後的日本經濟因為各種前資本主義殘餘而無法在一國範圍內均質實現資本主義化（日本戰敗之前是資本主義與半封建的並存；戰敗之後則是「二重構造」的存在）。因此「講座派」也將「理想的資本主義」作為社會變革的階段性任務，期待變革後的日本經濟能由統一的資本主義原理所支配，並為下一個階段的社會變革提供準備。「講座派」的代表論者是山田盛太郎。他所撰寫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為《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雖然勞農派認為日本經濟在維新之後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宇野弘藏為純化《資本論》體系而提出的「純粹資本主義」概念卻非常接近「理想的資本主義」。儘管宇野所稱的「純粹資本主義」只是一個近乎韋伯「理想典型」（ideal type）的抽象，劉進慶卻把「純粹資本主義」視作「理想的資本主義」，從而也成為他衡量戰後台灣經濟的潛在標準。或者說，劉進慶對戰後台灣經濟的批判態度，讓他在「講座派」和「勞農派」之間找到了日本學界未必重視的共同點。

（二）新殖民地或殖民地性

「新殖民地」在《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出現頻率其實非常低。實際上，《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更常使用的概念是名詞「殖民地性」以及形容詞「殖民地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界定的「殖民地性」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之間抽象出來的共同特性。依據荷蘭學者Boeke的「二重經濟論」，只要一個地方的經濟長期並存著外來性（如資本主義）與土著性（如半封建性），這種二重經濟就體現出「殖民地性」（ブーケ 1979）。劉進慶刪除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原稿第一章對此提供了詳細的界說。就此而言，「殖民地性」的概念其實甚至可以應用於表面上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只要這個國家實際上存在二重經濟。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原稿明確指出戰後二十年的台灣的「殖民地性」源自「半殖民地」地位（劉進慶 1972：57）。劉進慶在80年代接受陳映真訪談時進一步指出「半殖民地」概念不夠準確，故主張以依附論主張的「邊陲性經濟」概括戰後台灣（陳映真 1987：22）。而邊陲性經濟就是90年代劉進慶對「新殖民地」的定義。事後來看，劉進慶眼中的「新殖民地」其實是「半殖民地」概念的再提煉，因為兩個概念都強調帝國主義勢力也能實質支配著形式上擁有主權的地區。就此而言，「新殖民地」不能視為「殖民地」的某種升級或變形──因為「殖民地」連形式上的主權都沒有。

劉進慶對戰後台灣「殖民地性」的關注源自於1960年代旅日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政治分歧。那時，「左統／左獨／右統／右獨」的思想分化已在旅日台灣人政治運動中出現。然而，相對於思想分化和政治對立更為嚴峻的1970年代，1960年代還存在著「左右統獨共闘」的空間。從社會運動的層次來說，「左右統獨共闘」表現為劉進慶就讀東大期間屢次組織的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救援劉佳欽、顏尹謨、陳中統、陳玉璽等）。從理論的層次來說，「左右統獨共闘」則表現為不同政見者的某種理論相似性，比方，當時以史明、王育德為代表的獨立派都主張戰後台灣仍然是「殖民地」，劉進慶也有類似的看法。但當「左統／左獨／右統／右獨」的分化和對立越來越深，如何解釋戰後台灣的「殖民地性」就變成嚴峻課題。史明和王育德將國民黨的支配視為「殖民地性」的來源，並主張這樣的「殖民地壓迫」促成台灣本地人民向「台灣民族」的轉化。但對劉進慶來說，美國和日本以國民黨政權為中介的支配才是殖民地性的根本來源，而且他並不認為有任何類似「台灣民族」的共同體的出現。

三、《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之後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提出的「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是與劉進慶同世代的台灣左翼所共享的基本認識，不是劉進慶獨有的看法。以2000年在《聯合文學》發生的台灣新文學史論爭來說，陳映真針對什麼才是戰後台灣「殖民地性」的實質，對陳芳明提出批判。陳芳明認為國民黨政權就是日本殖民者離開之後繼續壓迫台灣人民的再殖民者，直到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及其垮台。陳映真則認為，無論戰後台灣島上的政權怎樣轉移，美日支配戰後台灣的實質都沒有改變，因此台灣在政黨輪替之後仍是美日支配下的「新殖民地」。同樣是2000年，知名保釣領袖林孝信（1944-2015）在他為《左翼》雜誌撰寫的發刊詞指出，國民黨當局是一個半封建政權，從而引來《連結》雜誌社的商榷。之後則有曾健民等人對林孝信的看法提供了支持。[4]

相較之下，傾向於否定台灣經濟內在的半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的主流研究則可說是羅易（M. N. Roy，1887-1954）「去殖民地化理論」（the theory of decolonization）的直系子孫。根據羅易的看法，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殖民地（比方羅易的祖國印度）終究能在外來的資本主義滲透本地社會的條件下，克服封建性乃至半封建性，進而藉由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來擺脫殖民地的地位。雖然海外台獨運動以及當代台灣的主流敘事都強調台灣近四百年都是「殖民地」，但「去殖民地化理論」所代表的思想傾向，始終是他們評價台灣近四百年間不同歷史階段發展狀況的基礎，也是論證台灣經濟何以走到今天的基本假設。不管將「去殖民地化理論」應用於解釋戰後台灣經濟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把資本主義化等同於去殖民地化，可說是台灣版的「去殖民地化理論」的核心預設。

劉進慶畢生未在「去殖民地化理論」的延伸線上分析台灣經濟，但當台灣在1980年代成為「新興工業經濟地域」（NIE）的一個典型，劉進慶也不得不承認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有意思的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原稿從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展開的下述分析，正是他進一步論證戰後二十年「之後」的台灣實現資本主義化的基礎：

第一條是「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的道路。劉進慶重視的「生產者」是作為獨立自由的自營農民的「小農」──這是《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特別重視的資本主義發展主體──也就是大塚久雄（1969）以英國「ヨーマン」（Yeoman）為典型而提出的「中產的生產者」。「中產的生產者」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堅力量，也是追求民主主義的主力軍。據此，劉進慶認為農地改革後的台灣只存在「小農以下」的「零細農民」，這樣的農民不可能作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體為原始積累創造條件。

第二條則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的道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原稿特別注意研究台灣歷史各階段推動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本土經營主體，也就是劉進慶所稱的、與公營事業（「公業」）相對立的「私業」。台灣歷史上的私業包含了：（1）清代的「小租戶」以及清末的「豪族資本」；（2）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人「土著資本」，與日本資本相對立；（3）戰後與國家資本（公營企業）相對立的「民間資本」。劉進慶意在以私業為線索，勾勒台灣經濟史的進步主線。在這條進步主線上，一代又一代的經營主體先後出現，逐漸支配生產，營運活力也越來越強。私業一方面被台灣歷史積累起來的各種二元性（二重經濟、二重構造、二重社會）所束縛，卻又成為挑戰二元性的中堅力量。但因「商人直接支配生產」終究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正道」，私業再有活力也未能在戰後二十年間顛覆半封建性。無論如何，獨立自主而且進步的經營主體是劉進慶努力在台灣歷史上尋找的線索。這種思考非常接近於努力論證獨立的「個人」之成立的「近代主義者」（如大塚久雄、丸山真男）或「市民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如：平田清明 1968），這也導致劉進慶從不以未來的社會主義作為批判當下現實的準則。

劉進慶依托私業而建構的歷史進步主線非常接近政治馬克思主義者E. Wood所稱之「商業化模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商業化模式」的典型，而資本主義的發展被「商業化模式」當成人類活動特別是市場擴大以及經濟生活商業化不斷擴大的自然結果，表現為「一種大規模的量的積累」，從而看不到資本主義與早期社會形式之間的本質性斷裂，即原始積累（Wood 2015：11-28）。劉進慶對私業歷史沿革的敘事仍很接近「遺忘斷裂」的「商業化模式」。

1980年代以來的劉進慶對以上「兩條道路」的分析進行了某種綜合。大致分為三方面。

首先，沒辦法沿著第一條道路在戰後台灣找到「小農」的劉進慶，在第二條道路的私業特別是民間資本的中小企業確認了戰後台灣自己的「中產的生產者」。劉進慶（1989）認為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內部最具資本主義活力與韌性的經營主體（相對於低效率的公營企業），甚至認為民間資本走向壟斷之後也難以擺脫中小企業特性。[5]

其次，第一條道路才能有效支持的原始積累也存在於台灣。劉進慶將「半封建性」限定在戰後二十年，並稱之「收奪獨裁」階段，「收奪獨裁」之後則是以高速增長為特徵的「開發獨裁」階段。他認為NIEs各地普遍出現的高速增長正是原始積累。據此，他承認台灣經濟本質的半封建性在「收奪獨裁」和「原始積累」之後轉型為資本主義，然而台灣資本主義形成了特殊的類型，而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此即浸潤了台灣資本主義周身的「商人資本性格」，也就是公業、私業、各種資本身上殘存的前近代性。換言之，劉進慶仍然試圖區別經濟現象和經濟本質，但他開始從「資本主義的類型化」的視角重塑自己的理論。商人資本性格所支持的資本主義當然是不理想的類型，但也以此反襯出「理想的資本主義」是可以追求的目標。[6]

其三，既然原始積累使資本主義取代（或吸納）半封建性，分析台灣經濟本質的重點便相應轉移到「殖民地性」（此時劉進慶更多地用「新殖民地」而非「殖民地性」來界定戰後台灣在國際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特殊處境）及其如何影響「資本主義的類型化」。如盧荻（2022年5月6日）所言：

隨著台灣經濟在1960年代進入高速工業化階段，以及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關係普遍滲透，「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愈益顯得不足以解釋現實。於是，劉進慶的台灣論述進入新階段，在一系列論著中闡釋「新殖民地NIE」論（NIE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簡稱），將重心從「半封建」轉到「新殖民」。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並不意味著擺脫不發展，更加與擺脫專制無涉，歸根究底，這是因為「資本倚仗強權，犧牲廣大小農經濟和低廉勞工的利益推動原始積累，其本質仍然是附庸依外」。換言之，「半封建」主導的社會中經濟剩餘被浪費掉，「新殖民」主導的社會中經濟剩餘則主要是被發達國家攫取了，而這兩者都是有賴於壓榨小農和工人，盡量強制他們生產和提供經濟剩餘，這就是從根本上背離了民主和發展。

「在客觀分析中拒絕客觀主義、在經濟分析中嚴拒經濟主義。」──這是毛利健三對《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的評價（毛利健三 1971：155），但這樣的評價也適用於《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劉進慶期許自己勿以「奴隸的語言」分析戰後台灣經濟（劉進慶 2003：18），因此這部著作不但洋溢著「強列的陽性的主體性」（凃照彥 1975：83），也努力超越各種「政治正確」的羈絆而提出自己的判斷。比方，《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原稿明確指出台灣已因日本殖民統治末期新興的中小工業而打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但也認為日本接管前夕的清代台灣已經擁有繁榮程度不遜於同時代日本的商品經濟。[7]對於抱持著不同的「政治正確」的讀者而言，劉進慶在書中提出的各種判斷一定有「政治不正確」之處，因此各種判斷之間可能存在矛盾。然而，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判斷正是對戰後二十年台灣經濟最全面的素描，而且恰恰幫助這部「政治不正確」的著作不被台灣政治舞台上的各種力量所收編。在這個意義上，儘管今天的台灣經濟史研究已經取得非常豐碩的成果，劉進慶對「奴隸的語言」的拒絕，仍然是研究者可以參考的態度。

註釋

* 本文先後宣讀於台社論壇「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從劉進慶的台灣社會性質論談起」（2022年4月23日）以及「新世代アジア史研究会」（2022年6月18日）。此間得到陳美霞、盧荻、佐藤幸人、駒込武、林哲元、延光錫、汪力等教授的評論與意見，特此致謝。

** 服務單位：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1] 林啟洋曾跟我說，這是一個完全認同中國與社會主義的團體，因而連他們以「牛馬社」名義刊行的機關刊物《洪流》都模仿北京的《紅旗》。但活躍於1960年代末期日本左翼運動中的「華青闘」（華僑青年闘爭委員會）曾經以「海燕社」發行機關刊物《底流》。類似的社團名稱和類似的刊物名稱讓我不由得想到：劉進慶等人組織起來的華僑左翼組織或許也能放在華青闘代表的少數族群（マイノリティ）運動脈絡裡考察。

[2] 台灣代表性的左翼中國統一論者（如林書揚、陳映真）都主張以「新殖民地」界定戰後台灣社會。

[3] 歷史上最早提出台灣經濟存在半封建性的論者，是1928年成立於上海的台灣共產黨，然後是1946年進入台灣的中共台灣省工委以及後來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接下來就是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

[4] 以上論爭史參見邱士杰（2009：1-68）。

[5] 雖然劉進慶是個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但他始終以經營主體是否具有資本主義活力作為分析的標準。因此他幾乎不討論台灣是否存在著「民族經濟」或「民族資產階級」（不管是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相較之下，同樣受到講座派特別是大塚史學影響的韓國馬克思經濟學家朴玄埰則試圖找尋有民族主義意志的經營主體，進而在韓國近代史上勾勒出「民族經濟」的發展系譜（박현채 1989：74-75）。劉進慶直到過世前幾年才開始談民族經濟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但他是從台灣能否產生具有中國民族主義取向的民族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談起。著重參見劉進慶2001年所接受的訪談〈當前台灣的經濟困境與勞動處境及其未來出路〉（劉進慶 2015：285，288）。

[6] 商人資本性格其實不是劉進慶個人的看法，而是隅谷三喜男和凃照彥共有的思考。他們在90年代合著的《台灣之經濟》總結的商人資本性格是：地下金融與投機盛行、生產研發意願與能力薄弱，家族企業普遍存在，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態度更像商人而不是工人階級，等等（隅谷三喜男、劉進慶、凃照彦 1992）。商人資本性格論關注的問題是目前「經濟社會學」關心的課題（可著重參見中研院社會所的研究成果：李宗榮、林宗弘 2017）。

[7] 近年的台灣經濟史研究存在兩種思路，一種強調戰後國民黨經濟官僚基於救國理想而對戰後台灣經濟做出的貢獻，另一種則強調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取決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物質生產力準備、土著資本培育，以及經營知識養成等方面的基礎。如果劉進慶活到今天，他會怎麼看兩種思路的矛盾？劉進慶1987年的一段話也許可以作為參考：「經濟成長的因素無他，無論任何時代，基本上應該歸功於這些勤勞的台灣勞動大眾。如果說是歸功於當代統治政權的本領，那末，日據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統治，清末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滿清腐敗政權或者英帝國主義之支配。站在民眾立場，這是說不通的」（劉進慶 1987：94-95）。

參考書目

박현채。1989。《민족경제론의 기초이론〔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서울：돌베개。

ブーケ（Boeke）。1979。《二重経済論：インドネシア社会における経済構造分析》。永易浩一訳。東京：秋堇書房。

大塚久雄。1969。〈株式會社發生史論〉。《大塚久雄著作集》第1卷，頁1-522。東京：岩波書店。

毛利健三。1971。〈ファシズム下における日本資本主義論争〉。《近代日本経済思想史II》，長幸男、住谷一彦編，頁起迄。東京：有斐閣。

平田清明。1968。〈範疇と日常語：市民社会と唯物史観〉。《思想》526（東京）：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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