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17)。〈日據時期朝鮮與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者交流〉， 《台灣研究集刊》2017年第2期(廈門)，頁77-85。本文刊行時的紙本PDF檔按此下載。

摘　要：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殖民地臺灣和朝鮮分別產生了近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臺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始於1920年代，並先後經歷了無政府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的合作與分裂兩階段。在這個合作與分裂的過程中，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是與臺灣無政府主義者保持長期合作的代表性人物。申采浩與林炳文──臺灣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的叔叔──在1928年以“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的名義在東北和臺灣分頭展開秘密行動。雖然兩人分別在兩地遭到逮捕，但他們為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付出的努力以及為此形成的中韓兩國革命者的合作卻值得後人的記憶與述說。

關鍵詞　無政府主義　東亞　申采浩　林炳文　林海音

日據時期朝鮮與臺灣的無政府主義者交流
──以申采浩與林炳文的活動為中心^[1]

邱士杰^[2]

引言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1920年代是臺灣迄今為止唯一有顯著的無政府主義活動之時代。雖然無政府主義本身所特有的反組織性格，使得研究者無法輕易經由任何定義來描述“運動”的質與量。但無政府主義者的產生與存在，卻是1920年代臺灣所擁有的、無法否認的、空前絕後的一道獨特風景。

　　從臺灣籍的無政府主義者產生以來，他們便如同朝鮮、日本，乃至大陸上的“主義者”^[3]們一樣，展開了跨地域的交流與活動。但臺灣的“主義者”有些活動特點：由於臺灣島本身的狹小地域與嚴格的思想管制，致使臺灣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不得不具有顯著的跨地域性格，而其活動範圍至少及於1920年代的東北亞。某種意義上，如果捨棄了這樣的跨地域視角而抽象、孤立地談論所謂的“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運動本身的對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4]）便沒有得到發掘乃至彰顯之可能。

　　其中，臺灣、朝鮮兩地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交流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兩地的“主義者”幾乎都得在兩地之外的第三地才能實現交流。眾所皆知，兩地均因日本的侵略而淪為殖民地，臺灣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淪為殖民地、朝鮮則是舉國成為殖民地。兩地人民有敵愾同仇之共同情感。然而兩地“主義者”之間的連帶與合作，基本上展開於社會主義思潮譯介領先東亞各國的殖民母國日本，以及革命運動尋迅猛發展的半殖民地中國。^[5]（也因此，他們的連帶與合作往往也能看到大陸與日本之“主義者”的參與。）若先撇開此種現象的成因不提，這種現象幾乎是任何研究者粗讀相關原始史料之後所必能得到的基本印象。以臺灣來說，最經典的史料自然是臺灣總督府於1939年秘密編纂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以下簡稱《臺灣社會運動史》）。

　　在兩個殖民地的“主義者”主要在兩地以外的第三地展開連帶的前提下，任何迥異於此一普遍現象的特殊歷史事件顯然特別值得矚目。雖說現在尚未發現臺灣無政府主義者前往殖民地朝鮮活動的記載，我們卻能看到朝鮮無政府主義者前往殖民地臺灣活動的紀錄。這個紀錄，就是由1928年被捕於臺灣的朝鮮知名無政府主義革命家──申采浩（丹齋，1880-1936）──所寫下的。

　　絕大多數的臺灣人當然並不認識身兼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歷史學家，以及革命家等多重身分的申采浩。但恰恰是這位冒險前往臺灣開展革命與連帶的朝鮮無政府主義革命家，為1920年代的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留下了一頁濃墨重彩、無可抹滅的篇章。

　　以申采浩與臺灣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交流為中心，本文將藉此梳理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史的某些側面；本文並將以現知的1920年代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發展史為線索，說明申采浩在該運動史上的特殊位置。其中本文將著重介紹兩個方面的史實，一是申采浩在臺灣被捕的相關臺灣史料紀錄，另一則是與申采浩同案被捕、卻長期為其同胞所遺忘的臺灣無政府主義者林炳文──臺灣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的叔叔──的短暫人生。

一、1920年代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概述

　　關於無政府主義在臺灣的萌芽，現知最早的證詞來自於日本大阪地區的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1903-1981）。根據他的說法，1915年發動“噍吧哖起義”──這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最大、最後的一次漢人抗日武裝鬥爭──的余清芳（1879-1915），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逸見指出，當年余清芳因向學心切而曾渡海前往日本橫濱，結識了幸德秋水“大逆事件”倖存者所組織的“直接行動派”，並得其成員吉田只次（1877-1963）之指導。後來，餘清芳將其學到的無政府主義聯繫於臺灣實際，發動起義。^[6]

　　目前的史料尚無法說明1920年代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是否從余清芳的行動中為自身的誕生汲取任何養分，甚至無法證明逸見所說情節是否屬實，但運動確實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點上、在殖民母國日本，為1920年代的運動形成了初步的人際關係網。

　　1920年代的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是一個無法孤立敘述的對象，它是在臺灣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一主要潮流之下，伴隨著台籍馬克思主義者的出現而同時產生的新生事物。根據目前得到發掘的史料與研究，有兩組相互交纏而又彼此拒斥的人際圈，可以作為敘述當時“運動史”的主要線索。第一組人際圈可稱為“AB合作（安布合作）”圈。“A”者，指無政府主義，漢語音譯為“安那其主義”（“A”narchism）；“B”者，則指“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布爾什維主義開始在世界範圍裡成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又一同義語。而當時漢語裡所謂的“AB合作”或“安布合作”，指的就是一種主張兩種主義相互合作的路線。第二組人際圈所走的則是一條全然迥異於前者的無政府主義路線，這條路線反對與布爾什維主義合作。此處姑且將圍繞著此一路線而形成的人際圈稱為“純粹A派”圈。

　　臺灣“AB合作”圈的核心人物是來自四川的羅任一（羅豁，1897-1965）以及來自臺灣的彭華英（1891-1968）。在臺灣的社會運動中出現四川人，乍看可能令人意外，但他卻是說明此段運動史時最關鍵的人物線索。──實際上，沒有跨地域參與者的社會主義運動恐怕才是難以想像的事情。^[7]

　　1915至1916年，先後奔赴日本留學的羅任一與彭華英，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參與發起了以黃介民（中）、金錣洙（朝）等人為中心的跨地域組織“新亞同盟黨”。^[8]1920年前後，這兩人又共同在日本參與了李大釗（中）、權熙國（朝）、堺利彥、宮崎龍介、大杉榮（日）等人列名其中的“可思母俱樂部”（コスモ俱樂部，1920-1923）。^[9]後來，兩人先後奔赴中國大陸。1924年，他們在上海參與發起社會主義組織“平社”並發行機關刊物《平平旬刊》；在平社以及《平平旬刊》的基礎上，臺灣出現了最早的社會主義政黨，那就是將“赤色”之“中華”寫在自己旗幟上的“臺灣赤華會”（或稱“赤華黨／Red China Party”）。^[10]

　　臺灣“純粹A派”圈的核心人物則是來自臺灣的范本梁（一洗，1897-1945）。前往日本留學的他也同樣參加了可思母俱樂部，甚至曾當面得到大杉榮的指導。1921年6月，可思母俱樂部在前述青年會館舉辦“人類愛的結合講演會”，這是可思母俱樂部留下最多記載的一次事件。在這次聚會中，范本梁起而發言，卻遭臨監警察終止，甚至遭到拘禁。在此事件之後，范本梁便如同羅、彭二人一樣離開了日本，但他轉赴北京。^[11]

　　可思母俱樂部是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也是一個跨主義的“AB合作”團體。^[12]雖然可思母俱樂部日後的發展傾向於“B派”，但恰恰是這樣一個“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同時為臺灣“AB合作”圈與“純粹A派”圈的組織化培養了最初的“主義者”。^[13]

　　兩個圈子的主要組織者共同離開日本並轉赴中國大陸，反映當時的中國大陸逐漸成為東亞各地“主義者”們實踐其理想之新根據地。范本梁前往大陸之際，正是中共即將在上海召開“一大”（1921年7月）之時。據當時的日本情報，一大代表陳公博（1892-1946）所借居的“大東旅社”正好也有一群東亞各弱小民族革命者召開著秘密集會，計畫前往即將召開的華盛頓會議請願。某種意義上，此時聚集了弱小民族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大東旅社正是東亞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14]范本梁日後曾大力讚揚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1893-1928）當時也在上海。^[15]據日本情報，蔡惠如（1881-1929，臺灣抗日民族主義運動家）、彭華英等人曾作為“大阪一派的可思母俱樂部成員”而列席於和田於上海舉辦的宴席。^[16]

　　但當時的“主義者”們並不只聚集在各國勢力縱橫交錯的上海，而還包括了范本梁所奔赴的首都北京。正是在這個積澱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古都，申采浩登上了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舞臺。

二、申采浩與臺灣無政府主義者范本梁的交會（1923-1924年）

　　范本梁抵京後，除了旁聽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更在1922年11月至翌年1月間，與滯留於中國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共同出席了景梅九（1882-1961）所主持的“北京無政府主義者聯盟（北京AF）”會議。^[17]景氏是著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當時他所主辦的《國風日報》副刊“學匯”乃是全國最重要的無政府主義活動新聞紙。由此可以想見北京在當時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地位。

　　實際上，北京在當時運動中的地位，更直接地表現在東亞各地的“主義者”以北京為中心的集結。特別是朝鮮的“主義者”們。誠如朝鮮共產主義者張志樂（金山，1905-1938）所言：“那時候[1919-1923]，在北京有800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300名學生。”“在北京為數不多的朝鮮人竟然出版七份雜誌，這在任何少數民族中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18]朝鮮獨立運動者李又觀（丁奎，1897-1984^[19]）的自作年譜以及朝鮮無政府主義革命家柳子明（1894-1985）的回憶錄，更直接披露了一個同時包括朝鮮與臺灣無政府主義者在內之跨國人際圈的形成。李又觀指出：

1922年（26歲），與友堂李會榮、丹齋申采浩、北京師大教授魯迅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俄國盲詩人瓦西裡‧愛羅先珂、臺灣革命同志范本梁等郊[交]遊。^[20]

柳子明則回憶：

在我被關在看守所的時候，最讓我煩惱的一件事，就是通過《朝鮮日報》而得知我最敬愛的丹齋申采浩先生，與李志永（임지영）、林炳文一同被日本警察所逮捕，關進了大連監獄。林炳文是臺灣人無政府主義者，我是在1924年於北京結識了林炳文與范本梁。由於我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以交流比較密切。當時林炳文供職於北平（북평）郵政局，寄宿於前門外泉州會館。由於我的生活比較拮据，通過林炳文的介紹，而曾在泉州會館工作過一段時間。丹齋先生亦透過我結識了林炳文。

當時，李志永從首爾（서울）到北平來，通過我而認識了丹齋先生與林炳文。他們之後前往天津活動，被駐天津日本租界的日本領事館警察所逮捕。移送大連日本監獄。我聽到我所敬愛的恩師丹齋先生被日本人逮捕的消息，心底非常痛苦。丹齋先生，就這樣在日本監獄裡辭世了。^[21]

雖然他們的記載都不能說明范本梁是否認識申采浩，但范、申兩人屬於同一個人際圈，卻可由此得到證實。

　　在上述兩位革命家的回憶中，柳子明的回憶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他所提到的臺灣朋友林炳文，正是申采浩在下一個歷史階段再次出現於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時的重要同志。然而申采浩與林炳文並非被捕於天津。下一節將就此提出說明。

　　總之，范本梁與群集中國的東亞各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有很深的交往；正是在這樣的交往中，我們得以首次看見申采浩的身影。雖然這些記載首先只是范本梁之個人“活動”，但這些由范本梁、景梅九、林炳文、羅任一、柳子明、李又觀、山鹿泰治等東亞無政府主義者所形成的跨國籍、跨國界交往，也恰恰是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重要體現。

　　范本梁的活動在1924年間達到高潮。1923年，他以北京為基地，在知名台籍文學家許地山（贊堃，1893-1941）的幫助下組織起無政府主義色彩尚不鮮明的“新臺灣社”（機關刊物《新臺灣》）。1924年，當彭華英等人以上海為基地著手組織平社之時，范本梁一度前往上海對抗平社。此時他繼續發行《新臺灣》，但將新臺灣社改稱為“新臺灣安社”，並鮮明地舉起無政府主義的旗幟。1926年，范本梁由於北京局勢丕變而返回臺灣，卻旋即被捕。以范本梁為中心的“純粹A派”圈就此正式覆滅。^[22]

　　羅任一與彭華英的活動也在1924年走向高潮，但以他們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AB合作”圈卻在這一年發生了劇變：

1. “AB合作”圈發生了向“純粹B派”圈的轉化；
2. 伴隨著這一轉化的過程，以臺灣社會主義者為主體的組織真正得到了形成。

雖然《臺灣社會運動史》將羅、彭兩人組織的“平社”及其《平平旬刊》視為書寫臺灣共產主義史的起點，雖然包括景梅九之《學匯》在內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在當時曾將“平社”視為同志，也雖然早期的《平平旬刊》確實登載過批判“B派”的文章。但“平社”及其《平平旬刊》其實乃是一個高度跨地域的“AB合作”團體。除了羅、彭二人，裡面還包括了朝鮮共產主義者尹滋瑛（尹蘇野，1894-1938）、日共領導人佐野學（1892-1953）臺灣最早的中共黨員及留蘇學生許乃昌（秀湖、沫雲，1907-1975?）、中國基督教思想家謝扶雅（1892-1991）、知名無政府主義者“抱朴”（秦滌清，生卒年不詳）、盧劍波（1904-1991），以及為數甚多的、以上海大學學生為主的大陸各省左翼青年（這些青年後來大多加入中共）。^[23]

　　許乃昌遞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指出，這樣一個“AB合作”的跨地域團體在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下瓦解。^[24]但與此同時，以台籍社會主義者為主體的“純粹B派”團體卻逐步形成。這就是幾乎與平社同時發展起來的“臺灣赤華會／赤華黨”。但當歷史的腳步從“AB合作”的平社走向“純粹B派”的“臺灣赤華會／赤華党”之時，羅、彭兩人也便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任務，逐漸離開了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舞臺。^[25]起而代之的，則是此後直到1927年為止臺灣最重要的“B派”理論家──許乃昌。^[26]

三、申采浩與臺灣無政府主義者林炳文的跨地域合作（1928年）

　　雖然以范本梁為中心的“純粹A派”圈因其返台被捕而瓦解，但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不但開始在島內生根發芽，留滯在中國大陸的台籍無政府主義者也繼續活動著。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申采浩再次登上了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舞臺。──雖然這次的登場，竟標誌著申采浩革命生涯的結束。

　　就在范本梁在台遭到逮捕的1926年，旅居中國的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樹人（柳絮，1905-1980）提出了“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的主張，希望各地的運動可以克服偏狹的民族革命而導向社會革命。柳樹人估計“遲在二年以內，極力使他成立。”^[27]韓國學者曹世鉉指出，“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乃是繼承亞洲親和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之傳統而於1928年組建起來的亞洲人無政府主義聯合體。“據說，此團體中有中國、日本、韓國、臺灣、越南、印度、菲律賓等七國代表200餘名參加。他們團結了東亞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自由聯合的組織原理下，強化了國際連帶，確保了民族自主和個人自由。他們為了建設理想的社會邁進，還發行了名為《東方》雜誌。”^[28]

　　申采浩就是為了發展“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而前往臺灣，並因此遭到逮捕的。

　　關於申采浩在臺灣基隆的被捕，當時臺灣的報紙曾經繪聲繪影地描述了此一“解禁”記事。雖其記事內容未必比今日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韓國史學界的研究成果──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但其內容至少能夠反映當時的臺灣報紙如何披露這則消息：^[29]

　　1928年4月23日，臺北的郵局發現從北京“華北物產公司”匯給中國人“劉文祥”的偽造郵政匯款兩千元（五張四百元）。當局發現後，立即回報臺北警察署南署，引發日警重視。翌日，新竹郵局發現以“劉孟源”為收款人的偽造郵政匯款。此後，陸續在基隆、台中、台南，以及高雄各郵局發現以“華北物產公司”或“林炳文”為匯款人的偽造郵政匯款。其金額總數高達一萬元。為了逮捕犯人，日警當局封鎖了消息（直到全案破獲後的5月9日才使新聞解禁），展開了全面搜查。

　　同年5月8日，一名從日本門司搭船前往基隆的中國船客引起基隆日警的高度關注。據船客名冊之登記及該船客的名片，該名中國船客自稱“北京前門內安福劉文祥，號孟源”。於是，基隆水上派出所一名叫做“世山”的刑事便跟縱著這位恰巧與郵政匯款偽造事件之收款者同名同姓的“劉孟源”，一路跟蹤到了基隆郵局的匯款窗口，就在“劉孟源”準備簽名蓋章，領走現金之時，“世山”刑事就將他逮捕了。

　　“劉孟源”被捕之後，先後接受了基隆警察署的警部補“山元”與臺北州保安課前來支援的警部“山下”之審訊。面對此一審訊，“劉孟源”矢口自稱為中國人，只懂北京話，不懂日語和朝鮮語。於是審問者便找來一名會說北京話的中國人與之對談，“劉孟源”卻依舊緘口不語。即便採用筆談，警方也一無所獲。就在“山元”喝斥其“你就是鮮人申丹齋吧！”（お前は鮮人申丹齋だらう！）並要將之帶進留置場的時候，“劉孟源”忽然激烈反抗並痛毆“山元”。9日晚，“劉孟源”終於承認自己就是申采浩。

　　當時臺灣的報紙是這樣介紹申采浩的：申采浩，四十九歲，朝鮮忠清南道人，別名申壽千、申瑞、申丹齋。對於漢學深有素養，二十五、六歲時，曾在京城的《皇城新聞》擔任漢文論說記者。他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想之後，便奔走於上海、北京、沿海洲間島各地糾集同志、宣傳主義。

　　但當時的申采浩為何捲入郵政匯款偽造事件並為此前來臺灣呢？當時臺灣的報紙將之歸因於臺灣新竹頭份人林炳文的“陰謀”。就在臺灣各地陸續在4月份發現偽造的郵政匯款之後，同月25日，大陸東北的大連與旅順郵局也陸續發現兩千至四千元的偽造匯款。由於其手段巧妙，大連警察署便判斷為精通郵局事務者所為。26日晚，依據國際郵局的通緝電報，犯人似乎就是一名正以自稱為中國富豪並留宿於大連“大和飯店”的一名青年。警方為此展開了警戒。28日，就在安東火車站的停靠列車上，潛伏在內的警方逮捕了這名青年，並押赴大連審訊。審問的結果，這名青年就是來自臺灣“新竹州竹南郡頭份莊”的二十三歲青年──林炳文。

　　據報載，當時正在北京的國際郵局匯兌科工作的林炳文，曾在1927年9月同臺灣、朝鮮、安南、日本、印度，以及中國大陸等六地參與者，在大連共同組織了“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為了獲得宣傳費十萬元，才展開了這場以偽造郵政匯款向中國大陸、關東州、朝鮮、日本、臺灣各地郵便局^[30]詐取經費的大規模跨地域行動。

三、林炳文的抗日足跡

　　這位來自臺灣新竹並在遼寧安東被捕的林炳文，其實正是臺灣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1918-2001）的親叔叔。^[31]

　　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後，許多不願接受日本統治的臺灣人紛紛轉居大陸。雖然多數離開的臺灣人總會選擇閩、粵等地作為落腳發展之所，但也有一部分的臺灣人直接前往北京發展。比方許地山、作家張我軍（1902-1955）、無政府主義者范本梁（1897-1945）、社會主義者謝廉清（1903-1961）、或者稍晚一點的宋斐如（1903-1947），都是這樣的臺灣人。

　　林海音的父親林煥文（1889-1931）也是這樣的臺灣人。他帶著妻子及年幼的林海音，在北京郵政總局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不久，林炳文一家也離台赴京。在林煥文的安排下，他也進了郵局工作。此時是1920年代中期，林海音當時還不到十歲。

　　林炳文被林海音喚做“屘叔”（客家話“年紀最小的叔叔”）。林炳文是全家最疼林海音的人。照片中的林炳文就如林海音所說的那樣“漂亮瀟灑”。然而這樣的長相卻是看相者眼中“骨肉不連”、必然短命的面相。雖然這可能只是看相者隨便亂說的瞎話，但死亡的噩運卻真切地撲向林炳文。林海音回憶云：

他本是一個美滿的小家庭，但這時屘叔暗地裡和一些朝鮮人做抗日工作，朝鮮人的抗日，常以暴力方法，我聽母親說，他們的床下竟藏置炸彈。抗日固然很對，但是他們利用叔叔在郵局工作，匯錢方便，叔叔為了逃避父親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橋的家，帶了妻兒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是他們叫叔叔帶款乘南滿鐵路。他們不肯自己去，因為過了鴨綠江就是朝鮮，容易被發現。年輕不更事的叔叔，可說是有勇而無智，到大連被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裡，父親去收屍，傷心生氣，回來不久也吐血病倒……叔叔真是一個反日的無名英雄，……。^[32]

林海音的女兒夏祖麗補充云：

心碎的屘嬸，帶著年幼的獨子朝楨和年輕丈夫的骨灰回臺灣。北平是她的傷心地，她自此再沒回去過。屘叔的死，在英子[林海音]無憂無慮的童年留下了陰影。考小學時，是屘叔牽著她的小手去的；第一次臨柳公權玄秘塔的字帖，是屘叔買給她的；是屘叔抓著她握毛筆的小手，一筆一筆教她寫。屘叔是那麼溫和親切，但他的照片登在日本報上，怎麼完全變了呢？他瞪著眼，兩手交胸，從沒見過他這麼凶的樣子，非常可怕，煥文先生看了痛哭起來。^[33]

　　“屘叔”的死，讓林煥文一病不起，死於北京。失去了父親與“屘叔”的林海音為此決意不回臺灣念書。在她寫給祖父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不願意失學，但是我們不能半路插進讀日本書的學校。而且，自從屘叔在大連被日本人害死在監獄之後，我永遠不能忘記，懷恨著害死親愛的叔叔的那個國家。還有爸爸的病，也是自從到大連收拾屘叔的遺體回來以後，才厲害起來的。……所以，我是不願意回去讀那種學校的，更不願意弟弟妹妹從無知的幼年就受那種教育的。^[34]

林炳文死後，他的夫人──也就是林海音的“屘嫂”──帶著失去了父親的五歲孩子與丈夫的骨灰回到了臺灣頭份。光復之後，1949年前夕，林海音也伴著自己的夫婿而舉家回到臺灣。蒼老的“屘嫂”拉著她的手哭著說：“轉來^[35]好，轉來好，你的爸爸和屘叔怎麼就沒有轉來的命呢！”一時間，林海音也痛哭了起來。^[36]

　　據一份1930年9月之後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刊物《黑色青年》所載，大連地方法院對申采浩判處“徒刑十年”，林炳文則“尚在審訓（訊）中”。^[37]但實際上，無論是申采浩或林炳文，後來都慘遭日本人殺害。不同的是，申采浩成為韓國民族運動史上的著名革命家，林炳文迄今卻未能廣為其同胞所知。

四、結語

　　雖然申采浩與林炳文雙雙在海峽兩岸被捕，但海峽兩岸之間的無政府主義交流卻未曾因此中斷。以臺灣島內的無政府主義組織“臺灣勞動互助社”（1929年成立）為例，當他們遭到日本警特破獲之時，曾發現他們從柳樹人以漢語白話文在上海出版的《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抄錄了許多片段。^[38]這種抄錄現象不但反映出范本梁之後的島內臺灣無政府主義者基本上未能留下比范本梁更具體系的理論，更反映出臺灣與朝鮮的無政府主義者即便相隔於海峽之兩岸，也能有思想交流的存在。

　　此外，眾所周知，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渡邊政之輔也在同樣的1928年前往臺灣，並在申采浩遭到逮捕的基隆拒捕身亡（10月）。一般相信，渡邊正是為了聯繫同年4月才建黨於上海的臺灣共產黨而來。與此同時，朝鮮民族革命家趙明河（조명하，1905-1928）也於同年企圖在台行刺久邇宮邦彥王但未果（5月）。可見1928年的臺灣開始成為東亞各種“主義者”所欲發展的新目標。補充一點：在臺灣共產黨的建黨大會上，除有中共中央代表“彭榮”（化名）親至現場指導大會之外，朝鮮共產黨也派遣了呂運亨（夢陽，1886-1947）作為代表出席，並有多名朝共黨員為大會做保衛工作。^[39]從尹滋瑛在1924年參與平社，到呂運亨在1928年參與台共建黨，我們也可以看到臺灣與朝鮮革命者為了追求殖民地解放而綿延不斷的戰鬥友誼。

　　及至目前，海峽兩岸學界關於無政府主義的研究仍多限於漢語史料，而未能將史料收集的觸角延及韓語及日語材料。因此，本文關於申采浩和臺灣無政府主義者之交流的介紹，必然只能是極為初步的梳理。若能在日後結合起韓國、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相信可以揭示出更為豐沛飽滿的朝鮮‧臺灣無政府主義者的交流史像。對於關心此一問題的研究者而言，這應該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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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重大課題“六十年來臺灣社會思潮的演進與人文學術的發展”，項目編號：16ZDA138。

[2] 作者簡介：邱士杰（1982-），男，臺灣，漢族，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政治經濟學史，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

[3] 在當時臺灣的報紙中，各式的社會主義者，都被簡稱為“主義者”。這可能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各地媒體的共同用語。

[4] 此處所使用的“對象性”一詞，引自馬克思《資本論》關於“價值”如何成為“對象”的論述。“對象性”問題之所以在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研究中特別重要，至少有兩點原因。首先，無政府主義“運動”基於其主義上的信仰而不積極“組織”自身，因此現象上難以作為一個對象。其次，192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特別是包含共產主義運動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經常被臺灣的歷史學界視為研究可能性極低的對象；或者說，只有在否定當時的運動可以被視為運動的時候，當時的運動才在被否定的意義上被視為一個對象。其典型觀點可參見若林正丈與吳密察關於“臺灣共產黨”與“臺灣文化協會”（1920年代臺灣島內存在時間最久、規模最大的運動組織）缺乏研究之可能與條件的對話。關於第一點原因的討論與反駁可見：Arif Dirlik，《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10頁。關於第二點原因，可見：吳密察與若林正丈，《臺灣對話錄》（臺北：自立晚報，1989），第152-157頁。

[5] “民眾運動”與“武裝鬥爭”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慣用的成對術語，這對術語反映了中國革命本身的特色。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強調中國革命必須通過以軍隊為主體的武裝鬥爭才能勝利。參見：毛澤東，〈戰爭與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08-509），托洛茨基反對派則認為暴動式的“民眾運動”才是中國革命之正途。參見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第248、282-283頁。日本的國民革命研究先驅學者野澤豐首先從學術上將“國民革命”區分為“國民會議”運動以及“北伐”戰爭兩個階段﹐從而成功地將把運動內部的區分納入學術研究。參見：野沢豐，〈序章　中国の国民革命についての序論的考察〉，收錄於野沢豐編，《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硏究》（東京：靑木書店，1974）。

[6] 逸見據此認為：噍吧哖起義並不是日本官方所曲解的那種通過迷信而得到驅使的反文明暴動，因為餘清芳等人所謀求的是由臺灣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會，只是為了使運動大眾化，才將帶有宗教性的“大明慈悲國”口號調和入他的武裝起義之中。參見：逸見吉三，〈台湾独立運動に散った無名鬼〉，《現代之眼》第12卷第4期（1971，東京）；逸見吉三，《墓標なきアナキスト像》（東京：三一書房，1976）。

[7] 此外，將特定的地域身分（比方：彭華英的臺灣人身分）同特定地域的運動的形成連系在一起（比方：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也是過分簡單的判斷。以彭華英這種得以依憑著雄厚的家世而在1910年代前往日本留學的臺灣青年為例，他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出身背景，究竟有多少不同於同時代的日本青年？又有多少得益於他的殖民地背景？他究竟更像是個（日本）社會主義者，還是一個具有殖民地特色的臺灣社會主義者？雖然關於運動萌芽的研究不可能脫離個別運動者而展開，但若不加判斷地某地域之個別運動者的活動等同於該地域運動整體的發展，運動的諸面相實無法得到良好的揭示。

[8] 參見小野容照針對“新亞同盟黨”內部的台灣－朝鮮連帶而展開的討論：小野容照，〈植民地期朝鮮‧台湾民族運動の相互連帯に関する一試論―その起源と初期変容過程を中心に―〉，《史林》，第94卷第2號（2011，京都），頁35-68。

[9] 參閱松尾尊兊以“可思母俱樂部”為對象的研究：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26号（2000，京都），頁19-58。

[10] 關於平社、《平平旬刊》，以及“臺灣赤華會／赤華黨”，請參見以下考證及研究：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第155-187頁；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3).: 14-15；К. М.  Тертщкий and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編，《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Moscow：AST, Vostok-Zapad，2005）: 43-44。補充一點：在1928年一份關於臺灣形勢的共產國際英文檔案裡，赤華党被同時翻譯為“The Red Celestial Party”（意譯）與“Sehikwotow”（根據“赤華黨”或“赤光黨”三漢字之日語發音而來的音譯）。К. М. Тертщкий推測“Celestial”當源於一個仍然指涉中國的名詞：“Celestial Empire”。參見：К. М.  Тертщкий and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編，《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266.

[11] 關於范本梁與可思母俱樂部的關係，請參見：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26号，頁33-74；警視庁特別高等係，〈特別要視察人状勢調（大正十年度）〉（1921）。收錄於：松尾尊兊（編），《社会主義沿革．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第76頁；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第244頁；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第3頁至於他與大杉榮的關係，可見其自述：范一洗[范本梁]，〈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鐘》，第1卷第8期（1924，廣東）。

[12] 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26号。

[13] 1924年，共產國際從臺灣第一個留蘇學生許乃昌的手中取得了第一份由臺灣人親手撰寫的報告。在這份報告列舉的十三名臺灣左翼積極份子中，就有四名間接或直接與可思母俱樂部有關。呂磐石與黃登洲直接參與了可思母俱樂部，蔡珍曜與蔡炳曜則是據傳也曾參與過可思母俱樂部的蔡惠如的兒子。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表4-9；〈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独立運動計画ニ関スル件〉（（1921年9月22日）。《不逞団関係雑件／台湾人ノ部》（4.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4] 邱士杰，〈建黨偉業背後的中國與世界〉，《經略》（網刊），第8期（2011），頁54-60。Retrieved February 13, 2016, from: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851/c20.

[15] 范一洗[范本梁]，〈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鐘》，第1卷第8期。

[16]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独立運動計画ニ関スル件〉（（1921年9月22日）。《不逞団関係雑件／台湾人ノ部》（4.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表4-1。

[17]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东京：青蛾房，1974），第87-88、221頁。

[18] 尼姆‧威爾士與金山，《阿里郎之歌──中國革命中的一個朝鮮共產黨人》（趙仲強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第90頁。

[19] 金良守，〈日本佔領時期韓國和臺灣地區接受魯迅之比較〉，《當代韓國》，2004年冬季號（2004，北京），第73頁。

[20] 이우관，《又觀文存》（서울：三和印刷出版部，1974）。轉引自：金時俊，〈流亡中國的韓國知識分子和魯迅〉。收錄於魯迅博物館編，《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5），第53頁。

[21] 류자명，《나의 회억》（심양：료녕인민출판사，1984），第108-109頁。原文為韓文，此處引文為譯文。

[22] 關於范本梁的活動與生平，及其與許地山的合作，請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第119-153頁。至於范本梁前往上海及其與平社的對立，請參見以下回憶錄：張深切，《里程碑》（臺北：文經社，1998），第256、272、273頁；謝雪紅，《我的半生記》（臺北：楊翠華，2004），第153-155頁。

[23] 關於平社及《平平旬刊》成員的真實身分以及刊物的思想傾向，請參見以下討論：坂井洋史和嵯峨隆編，《原典中国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解題‧総目次”（東京：綠蔭書房，1994）；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第171-175頁、表4-4。。

[24] 參見：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14-15)；К. М.  Тертщкий and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編，《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3-44；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第175-176頁。

[25] 羅任一後曾一度加入中共，卻又退出另組第三黨。他所參與創建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成為民主黨派之一。彭華英沒有參加“臺灣赤華會／赤華黨”的組建，並在日後轉向成為了右翼份子。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第122-123、172、185頁。

[26] 關於許乃昌的生平與思想，請參見：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史繹》，第35期（2007，臺北），頁69-140。

[27] 柳絮[柳樹人]，〈主張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節錄）〉（1926）。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第716-719頁。

[28] 曹世鉉，〈東亞三國（韓、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比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2月號（2005，湖南），第57頁。

[29] 以下內容均引自《台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不再另注：〈偽造を發見した‧全島郵便局‧警戒が嚴重なので‧一文も詐取出來なかつた〉，《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8年5月11日，第七版；〈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を組織‧宣傳費十萬元を‧巧妙な國際為替詐欺で騙取した事件‧主犯は新竹州生れの林炳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年5月11日，第二版；〈宣傳無政府主義之‧鮮人逮捕詳報‧被係官質問猛然反抗‧終自吐露事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朝刊》，1928年5月12日，第四版；〈お前は鮮人の申丹齋であらうと‧係官に一喝され‧猛然として反抗した‧基隆署逮捕の劉文祥‧遂に泥を吐く〉，《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年5月12日，第二版；〈為宣傳陰謀費‧偽造郵便為替‧冀詐取數萬圓〉，《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年5月12日，第一版。

[30] 雖然報紙羅列了這些地方，但只有大連、旅順，與臺灣各地是當時的報紙能夠詳述其“詐騙”行動的地點。

[31] 以下關於林海音與林炳文的相關記述，如非特別注明，則均引自：林海音，〈番薯人〉，《中國時報》（臺北），1984年07/26；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32] 林海音，〈番薯人〉《中國時報》，1984年07/26。

[33]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第40-41頁。

[34]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

[35] “轉來”：客家話“回來”之意。

[36]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

[37] 〈內外消息〉。《黑色青年》，第6期（出版地不詳，1930）。

[38] 分別是原書的“C.殖民地革命黨不應該與統治國的勞働政黨連絡”，“E.革命的組織”，以及“F.組織的原則”、“G.戰略”。參見：柳絮[柳樹人]，《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上海：中山書局，1929），第20-30，36-51頁。這些段落均保存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第41-51頁。

[3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第10頁；謝雪紅，《我的半生記》，第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