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

邱士杰(2013)。〈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分〉，《跨時革新版》第一期(香港)。

引言

起源於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有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分別為：第一期日據時期（1931年以前）；第二期台灣回歸台灣回歸中國後五年間（1945到1949）；第三期七十年代至今。[1]這三個階段所培養的人脈和理論資源，在不斷的斷裂與接續中，逐漸積累而形成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史」與「論述史」。「組織史」正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

在漢語世界中，「組織史」往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研究有關。「組織」有幾重意思，首先是核心的黨組織；然後是派生出來的青年團、軍事武裝組織與及各種群眾性組織；最後是黨在各黨外團體中的黨組黨團。[2]這些組織的裡與外，都有領導與被領導的明確分工。若按時間序列觀察組織發展，甚至能夠觀察到組織的收縮或膨脹趨勢。

「組織史」可以指狹義的共產主義運動史，但亦可有更廣的含義。本文探討的不僅僅是某個組織本身的發展史，還包括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各種組織的多樣性統一，而形成的歷史。不同的組織，意味著不同的人際網絡所形成的集合體。有些人際網絡得到了長時間的發展，有些中途夭折，有些彼此整併。這些狀況可能是共時的，也可能是歷時的。

更重要的是，各種人際網絡都不能只以台灣一島作為考察範圍。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自始至今都是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問題只在於如何成為其一部分而已。

雖然電影並未結束在歡笑聲中，我卻是在從未停止的笑聲中看完這部電影的。

宮崎駿的《風起》（風立ちぬ）還沒上映就已造成轟動。一方面，宮崎宣稱這是他告別長篇動畫的最後作品；另一方面，宮崎同一時間發表的反對修改和平憲法的言論，也讓這部電影和現實政治產生了聯繫。對於台灣人而言，大概只對第一個方面感到興趣吧。因此，不難想像，大概是有這樣多的觀眾，懷抱著如同觀賞《龍貓》或者《天空之城》這樣的心情來電影院的。於是，當整部電影只剩下虛構但詼諧的人物「黑川」（男主角堀越二郎的上司），所有希望看到笑點的觀眾便不斷隨著那唯一包含著笑點的人物而發笑（而且還有點強迫地要左右臨眾一起笑）。──我實在不能掩飾我的不耐。 繼續閱讀 →

古都北京，是二十世紀初期許多拒絕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奔慕而往的地方。有些人去得早，比方知名作家許地山（1893~1941，台南人）。馬關割台之後不久，年幼的許地山便隨著全家遷往大陸，後來於一九一七年前往北京念大學。在安平上船離台之前，他的母親做了兩件事，一是去豬圈看看那隻無緣登上「天公壇」獻祭的公豬；另一件事則是去關帝廟求籤，問台灣何時才會歸回中國，「簽詩回答她底大意說，中國是像一株枯楊，要等到它底根上再發新芽底時候才有希望。」因此，許地山的母親「深信著台灣若不歸還中國，她定是不能再見到家門底。但她永遠不瞭解枯樹上發新枝是指什麼，這謎到她去世時還在猜著。」（註一）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