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22年12月)。〈劉進慶及其戰後台灣經濟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3期(台北)，頁237-240；241-255。刊行時的紙本PDF按此下載。

一、劉進慶的「抵抗」人生
二、劉進慶的「學問」傳承：半封建性與（新）殖民地性
（一）半封建性
（二）新殖民地或殖民地性
三、《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之後
註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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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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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社會運動的社會主義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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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第一節、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1.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一般說明
　　2.山口小靜的返台與馬克斯研究會的形成
　　3.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歷史意義
第三節、結論
　　1.島內社會主義者與島內外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
　　2.蔣渭水眼中的路線對立
　　3.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總趨向：左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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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的台灣解放運動有兩條路：一是後退，一是前進。前一條路是引導向自由主義妥協的，脫離解放陣營，退到屈服帝國主義，與其妥協，受其保護，與御用紳士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和好，與他們握手變成法西斯主義，最終和帝國主義陣營合體，這是把台灣拉回到十年前大逆不道的大反動道路。後一條是解決群眾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即啟蒙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和小資產者的群眾鬥爭意識，指導日常鬥爭，努力把它組織化，加強群眾運動，促進向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及小資產階級的同盟（集團），走非資本主義的解放道路。

這兩派的對立，是為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運動，和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之間爭奪主導權的鬥爭。爭奪這個主導權的鬥爭，是要走非群眾性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群眾性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分歧點。

──蔣渭水，1930年7月16日[1]

引　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一九二○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初次形成並組建許多組織於島內外的時期。如果組織的延續與否可以反映組織的重要性或影響力，也許當時最重要且最有影響力者就是存續時間最長的台灣文化協會。作為島內第一個群眾組織[2]的文協最初以民族主義為共同底線而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中堅力量，[3]進而支持了以東京為活動舞台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協是各種組織從中分化的母體，但這種組織分化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性質。若將「治警事件」（1923.12）到文協分裂（1927.1）間的三年視為過渡期，則分化於過渡期之前的組織（如表2-1所列）多在未充分的發展的情況下因《治安警察法》的逐次打擊而分別瓦解、消沉，或被迫外移，只有文協撐下來並形成過渡期中的主力。

過渡期後的文協仍是分化的母體，卻以敵對的姿態發生分裂。1927年連溫卿（1895-1957）等左派奪取文協領導權之後，蔣渭水（1890-1931）所率領的民眾黨即退出文協。1929年，文協內部發生「台共／連溫卿」的對立。1930年，民眾黨內部則發生「民眾黨（蔣渭水）／自治聯盟」的對立。

過渡期之後的組織分化以顯著的路線對立為特色，這是過渡期之前所看不見的現象。不過1930年的蔣渭水認為，兩條路線的鬥爭貫穿了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謂之「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間的對立。自由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路線，民主主義則代表了非資本主義路線。而蔣渭水將自己在1930年所面臨的民眾黨分裂，視為台灣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種前途上的對決點。

蔣渭水第一次成對使用「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時機其實是1929年。當時蔣渭水比較了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1879-1940）與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1888-1938）對於國共分裂的不同見解。布哈林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描述國共兩條路線的對立，[4]蔣渭水則以此成對概念分析1930年民眾黨分裂前夕的台灣社會運動。不過蔣渭水亦非首位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分析台灣社會運動路線對立之人。1928年，一名叫做「海東」的作者（見南京《中央日報》副刊[5]）就曾以完全相同的概念與邏輯描述文協創立以來所蘊含的兩條路線。然而海東眼中的路線對決點卻是1927年的文協分裂。

用什麼概念描述兩條路線實非重點。關鍵在於蔣渭水與「海東」都承認兩條路線的存在。雖然兩人對於兩條路線的對決時間（1927或1930）有不同看法，然而兩人都將過渡期後的組織分化視為既有矛盾的激化與延伸，而這個既有矛盾就是「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對立。易言之，既有矛盾早在過渡期之前即已存在。如果「海東」與蔣渭水的分析是對的，是否可以認為過渡期前的組織分化早已蘊含了過渡期之後的路線矛盾，而這種矛盾因為某些原因而未能立即激化？

由於「無產青年」乃是幫助連溫卿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重要助力，因此蔣渭水與連溫卿聯手拉拔並壯大於過渡期之中的「無產青年」乃是考察路線對立的最好對象。然而，在表2-1所列各組織遭受打擊之後才以「台北青年會」名義浮上檯面的「無產青年」並非憑空而來。表2-1所列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分別是島內第一個政治結社與《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島內社會主義組織先驅，就是無產青年崛起的重要背景，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考察對象。

本章目標之一是從左右路線對立的角度說明一九二○年代島內社會運動的轉折與總趨勢。目標之二則是探尋1927年之前的左右路線對立，特別是先後出現表2-1所列各組織的1924年之前。目標之三則是說明當時運動者──特別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眼中的路線對立，及其眼中的對立如何反映島內外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而蔣渭水與連溫卿之間的關係將是研究的重要線索。

第一節、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

鮮少作為研究對象的新台灣聯盟（1922-1930），乃是島內最早登記成立、持續最久，而且很快便陷入有名無實狀態的合法政治結社。日後分別居於右、中、左派的歷史當事人葉榮鐘（1900-1978）、蔣渭水、連溫卿，都曾各自針對新台灣聯盟成立的原因提出解釋。

葉榮鐘認為，由於議會請願運動的政治性無法掩蓋、目標又高，而文化協會又以啟蒙為主，不宜拖累，因此必須形成一個目標較低且可以解決社會大眾之現實問題的政治結社以消除「對於現實的個﹛別﹜問題則格於規定無法顧及」的問題。[6]雖然葉榮鐘並未詳加說明何為「現實的個別問題」，但既存社會運動無法自我修正以滿足大眾要求，卻由此可見。所以只能另立新性質的組織以謀發展。

葉榮鐘沒說明白的「現實的個別問題」也許可由連溫卿來回答：一方面是文化協會遭到鎮壓，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在此內外煎熬的形勢下，「若無政治團體之存在，則將陷於不能統一大眾之意見的狀態」。[7]連溫卿所講的第一個現實問題乃指總督府打擊文協及請願運動之「八駿事件」（1922.9）。在這次事件裡，總督府強迫文協八名領導人（特別是林獻堂）表態脫離請願運動，震動了文化協會。連溫卿所講的第二個現實問題則是台灣人內部的階級對立，而作為台灣社會運動先聲的佃農爭議，就是因為蓬萊米改植而產生的階級對立：[8]

在被壓迫地位的台灣，有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僅僅在歐戰後數年間而已。……

然自歐戰以後，貧富的懸隔益甚，一般之工人、農民的生活已極了生活線下。若中南部之農民，在這時候雖沒有具體的運動出現，然而一般形勢，卻是屬於不穩，而「業佃協調會」之組織已在這時候出現了。這是大正七年──一一年間之概觀，自是以後台灣的社會運動亦漸形具體的型態，而為其對象當局的一個「妖怪」了。[9]

……

大正十二年在不景況底下的台灣經濟界、因為內地種米的耕作成功，而農民爭議發生了。這是欲更換從來租谷﹝穀﹞的標準為高價的內地種米，究竟都未見衝突，而即折衷解決，……[10]

蔣渭水也有類似於上述兩大現實問題的見解。就第一個現實問題而言：[11]

到了十一年，什麼犬羊禍﹛八駿事件﹜出現了，任三爺﹛林獻堂﹜被困在犬羊城裡。形勢太壞了，我以為非更加一層的決心去做事不可了。遂組織新台灣聯盟，這是本島政治結社的嚆矢，且是全島唯一無二的政治結社。後來因為事多人少不能彼此兼顧，致使這個政治結社全沒有活動的機會，這是我的一大遺憾事啊！總是今日同志已大昌盛了，後來定有活動這個政社的時期。這發會式的宣言書，以出版法違反，被罰去二十金。

上述見解被連溫卿批評為「蔣渭水之主觀意見」，[12]也許他是就蔣渭水突出個人「更加一層的決心」並孤立看待八駿事件之影響而論的。雖然被連溫卿直稱為同日本人「野合」的「土著資產階級」的林獻堂並未遭到蔣渭水的同聲批判，[13]然而蔣渭水並非沒有意識到連溫卿透過批判林獻堂而引出的第二個現實問題，也就是台灣的階級對立。

蔣渭水在新台灣聯盟發起會上以〈動搖時代的台灣〉為題的講演表露了他對第二個現實問題的看法。蔣渭水認為台灣當時正處於「對台灣而言是最幸福的」「過渡時代」或「動搖時代」。動搖有二：就世界性的動搖而言，是帝國主義的崩潰與頑抗以及被虐者的反抗與解放；就台灣的動搖來看，則是「台灣人全體」與「少數階級」在內地延長主義之下誰將獲利的矛盾。「有了今日的動搖，才能有明日的進步，即動搖終究會導向進步，實乃進步之母」。[14]這兩大動搖因為日本同時是帝國主義與內地延長主義的推動者而結合：「到底能不能同化，可另當別論。首先是否全體台灣人，一視同仁受其恩惠，抑是止於有利害關係的少數階級，容我不加躊躇地說一句話，恐怕還是後者吧。無忌憚地說，過去所行的設施與現行設施，形式本身是變了，但是內容呢？似乎與民眾的利害關係背道而馳了。但是世界大勢是不會捨棄台灣而不顧，反而彼之設施促使民眾覺醒，使民眾充分領悟自己的立場。被因習傳統所桎梏的本島人啊！該覺醒的時刻已來到了！」[15]

蔣渭水的「少數階級」與連温卿的「土著資產階級」，都因共謀（或「野合」）於日本而成為背離台灣多數人利益的存在。台灣社會內部日漸顯著的分裂更因「階級」概念的引入而得到反映。然而兩人對於階級對立的理解未必相同。連温卿以林獻堂作為引出「土著資產階級」概念的媒介，但蔣渭水卻在不涉及林獻堂的場合批判「少數階級」。兩者的差異提示了一些問題：從殖民地人民之中分化而出並且所占少數的資產階級，究竟是整體反動（比方包括林獻堂）還是部分反動（比方不包括林獻堂）？如果既存社會運動（如議會請願運動）無法面對由於「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而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該怎麼辦？

被《台灣社會運動史》視為新台灣聯盟特色的社會主義傾向，也許正是上述問題的答案。但《台灣社會運動史》是從聯盟無法擴大活動的原因去理解這種傾向的：由於請願運動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統一戰線得到強化、「社會主義傾向」尚不成熟於當時的台灣，而且「姐妹團體」社會問題研究會遭受打擊，所以聯盟活動無法擴大。[16]

連温卿所聽到的一則傳聞也可證明聯盟的社會主義傾向：「台灣諸運動的中心，﹛據﹜說是間接的﹝地﹞由中國方面渡來，新台灣聯盟成立當時，有說是廣東「新青年」的影響。因為這樣緣故，和在中國人們書信的往復，一一皆要抄錄發信受信的氏名住所去報告。」[17]「廣東新青年」應即《新青年》雜誌，當時已將編輯部遷往廣州並在中共直接影響之下。[18]雖然《新青年》對新台灣聯盟乃至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並不容易估計，但至少說明新台灣聯盟社會主義傾向的可能來源。當時有一位叫做黃逢霖（1901-1993）的學生從台北寫信給曾為《新青年》同人的胡適（1891-1962）：[19]

我自從會讀報章以來，和我做過精神上鼓勵切磨的好朋友的，可算是《新青年》，但是它短命中絕了，到本年﹛1923年﹜十月我才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圖書室裏重複遇見它，書面上現出一種手執紅色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精神來，使我一腔愛護它的熱誠重複發現出來，以為有遠超現代的精神革命出版物做我們青年人的指導，本著奮鬥的精神，向我們黑暗無光、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努力！奮鬥！

黃逢霖是在台的大陸留學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陸續在中共以及中華蘇維埃擔任不少重要職務。他的信件顯示《新青年》在台灣並非難以取得。而他所讀到的「手執紅色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之《新青年》，則是在瞿秋白（1899-1935）指導下改組為季刊形式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1923.6.15發行第1期「共產國際號」）。其實，當《新青年》從內容到封面設計都「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的時候，胡適就已對《新青年》路線頗表不快。[20]此時直接在封面繪上「手執紅色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新青年》，則已完全同胡適無關。因此，黃逢霖給胡適的信，無疑是錯愛。但這封信卻也生動地為連溫卿所獲知的《新青年》傳聞作下註腳，同時說明了這份刊物的影響力。

《台灣社會運動史》從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運動路線的對立，說明新台灣聯盟之衰亡，頗能呼應蔣渭水與連温卿從階級對立出發的見解。〈新台灣聯盟宣言書〉實際上已暗示了聯盟的對抗性質：歐戰以來，幾千年的「特殊階級」頓失權威，平民則崛起於「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的潮流之中。面對這一潮流，有人想要逆勢而行。新台灣聯盟的成立，就是為與反潮流者對抗而組織的「研究」團體，除此之外，「夫豈有他意也哉」。[21]這份〈宣言書〉強調自身的「研究」性質並強調除此之外別無用意。只從這裡來看，根本不可能猜到聯盟竟是台灣第一個政治結社。這種定位不清的性質也許正是新台灣聯盟無法順利運作的原因，然而當時對於「政治結社」的設想也可能就是如此。但若考慮到以文化為名而有政治之實的文化協會竟能以同樣定位不清的性質持續運作，就不得不推測新臺灣聯盟恐怕具有反潮流者所不能接受的性質。

連溫卿綜合這些反潮流者的階級屬性（資產階級）與路線（民族主義）而稱之為「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連溫卿認為一戰後萌發的蓬萊米移植與業佃爭議導致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這種背景促使新台灣聯盟得以形成並促使其消亡。由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無法面對經濟矛盾的激化，「恐其波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置之而不顧」，乾脆架空新台灣聯盟。而且「新台灣聯盟之成立終引起治安警察法之實施，與台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會之結成，此為民族主義者對於政治運動之見解，開始醞釀分歧的端緒。」[22]「因此，該聯盟雖不致夭折，亦等於無。而聯盟的構成分子欲利用此機會另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23]居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陣營的葉榮鐘謂其「實踐上似乎不無鞭長莫及的困難」，「可惜這個臺灣第一號的政治結社，結局就因為上述的原因，無法展開活動。」[24]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1.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一般說明

倘若新台灣聯盟是以自我的被架空預示了台灣社會運動所內含的左右分歧，1923年所公開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也許即可視為社會主義運動表面化的象徵。「社會問題研究會」正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為的島內社會主義運動之濫觴。

多數與新台灣聯盟有關的史料都把社會問題研究會視為「姐妹團體」。《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自然消滅是打擊新台灣聯盟的因素之一。[25]連溫卿則認為新台灣聯盟所遭受的打擊促使聯盟成員藉機另立「社會問題研究會」。[26]雖然兩者因果不能確定，但因果絕不僅在兩者之間。《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是連溫卿與蔣渭水分別受到日本及中國的社會運動影響而發生的產物：[27]

在東京，新民會的結成、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以及接著而來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等本島社會運動的勃興真令人眩目。

如此，這些運動雖然在民族自決主義下以大致成功的統一戰線發展下來，但是，在東京及支那各地的諸思想運動也逐漸影響本島人。糾集在接受共產主義者山川均指導的連溫卿，與在中國國民黨革命運動影響下的蔣渭水等麾下的青年同志，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性表示灰心，早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七月，即結成台灣社會問題研究會，……

《台灣社會運動史》並認為，研究會是連溫卿與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1901-1983）合作的成果，不但煽動了青年群眾，更為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了準備：[28]

此時，居住台北市的連溫卿與山川均取得連絡，並與島內左翼思想家及居住長春之共產主義者謝文達一起，結成社會問題研究會，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以此對其指導下的青年加以宣傳、煽動，對於當時的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戰線，逐漸地釀成了無產階級運動抬頭的機運。

不過社會問題研究會並非1923下半年才形成的團體。實際上，它是以「馬克斯研究會」（「マルクス研究會」，可見本研究第一章之介紹）[29]為基礎而形成的組織。[30]因此社會問題研究會於1923年的「成立」其實是「公開」。而且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反映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而誕生的組織：[31]

其間，台灣曾因蓬萊種米之改植成功，發生小作料（佃租）之換算的爭議，這種爭執蔓延各地。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之「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在這經濟狀態下誕生出來的，這未公開出現以前是個研究會，每星期開會一次，會員中亦有日本人參加，其目的是「立腳於近世科學，基于一定社會條件而研究之」。其趣旨如左錄，發起人是謝文達、蔣渭水、連溫卿，趣旨書是後者擬的，辦事處在永樂町五丁目連家。

文中所謂的日本人，就是將社會主義運動從日本引入台灣的山口小靜（1900-1923），「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同人有：連溫卿、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1891?-?），另外有一位日本人，即山口小靜。」[32]

2.山口小靜的返台與馬克斯研究會的形成

如第一章所介紹，山口小靜的出身背景很特別。她是一個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父親山口透則是台灣神社的宮司。出身可謂高貴了。自幼獨立思考的小靜，高中畢業後即返回日本學習，結識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山川均與山川菊榮。她加入了「赤瀾會」（婦女解放組織）、「水曜會」，積極地參與運動，甚至為此慘遭退學。後來，為了療養長年積累的肺病，小靜遂於1921年10月返台，並與連溫卿等人接觸。「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33]小靜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住院。[34]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為了響應日本社會主義者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而與她的高中校友們舉辦賑災音樂會（1922.9.22-23）。這是台灣史上首次舉辦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活動。與此同時，小靜與「馬克斯讀書會」的同人也在台日兩地的文獻傳遞之中展開了《共產黨宣言》的讀書會。讀書會曾因警察扣留來往於兩地的書信而招致恐嚇，除此之外，「馬克斯研究會」的詳情並不清楚。

當時正在「改造社」出版社工作的琉球社會主義者比嘉春潮（1883-1977）回憶：[35]

為了我至東京而作各種聯繫、並為我的就業進行周全準備的饒平名智太郎與仲宗根源和二位，在當時已與堺利彥、山川均、荒畑寒村、德田球一作為核心，牽連於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秘密結成，並是其中的重要成員。組織的組成本來就於極機密之下進行，當時在外圍的我無從知悉詳情，縱使知道一些，以認同者的立場做進一步的探究，總是不禮貌的事。

……雖與山川夫婦是初見面，但我在沖繩的時候，便經由通信而與台灣的獨立運動家R氏﹛連溫卿﹜、山川夫婦有著友好聯繫，從而才可能透過運動而在R氏、山川，以及我之間建立特殊的關係。

……她﹛山川菊榮﹜的學生有作為法官[36]的女兒卻投入社會主義運動的山口小靜這位女性。她在台灣支持社會主義者的獨立運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也就是爭取臺灣人之政治利益的運動。大約是大正四、五年前後，[37]其中的運動同志之一便經由她而得以聯繫上山川均，並且請教了運動的理論指導。

……當時長谷川如是閑他們的《我等》雜誌刊出了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世界語手記〈盲學校生活的一頁〉一則譯文。我認為這是一篇優秀而且動人的文章，所以從他們的編輯部取得原文，油印送給沖繩的世界語學者與其他各處。台北的世界語學會也收到了，由此我才同山川均先生有來往的R氏有密切的交往。山川先生不只指導台灣的運動，也常常將自己的著書版稅投入，作為資金援助。以後各種的聯繫與匯款都由我經手，那時對於警察而言仍是無名小卒的我，比起知名度高的山川均先生來說，做起事來比較安全。

1923年3月，小靜在裕仁抵台前夕因肺病而逝世於台北。也許《台灣社會運動史》是因小靜早逝才未視之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成員。然而《台灣社會運動史》所多列出來的蔡式榖（1884-1976）卻不為連溫卿所承認。[38]只是，假使蔡式榖並未參加，何以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旨趣書[39]仍列之為同人？這是連溫卿沒講清楚的問題。

不過，若先撇開長期在島外從事飛行事業的謝文達，[40]那末，餘下的蔣、石、蔡、連四人，實即依次為表2-1所列之四團體的核心幹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也許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被視為文協組織脈絡下的、由核心幹部所組成的、並以「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為主的理論研究團體。

為了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他們印刷了五百份旨趣書散發於島內，卻因此而觸犯了總督府當局的出版法規，「趣意書的發表，又被罰了四十金。」[41]但問題並不只是罰錢而已，「石煥長、蔡式榖等逐漸與連溫卿、蔣渭水的思想傾向迥異，事實上研究會已趨於消滅。」[42]

謝文達與石煥長日後的主要活動地，並不在台灣。蔡式榖、蔣渭水、連溫卿則由右而左步向殊途並分別在1927年文協分裂之後，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右派）、台灣民眾黨（中間偏左），以及新台灣文化協會（左派）的核心領導。曇花一現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或者正是文協及其後續發展的縮影與預示。

3.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歷史意義

與〈新台灣聯盟宣言書〉相較，同樣是連溫卿所起草之〈社會問題研究會趣意書〉明確宣示研究會成立於「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如佃農爭議）之下：[43]

最近我輩同人鑑於新店發生之小作﹛佃農﹜爭議與南部地主小作人協調會之創立，而依照趣旨及綱領組織，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

人類無一人不被社會束縛、暗示，是故有感於社會之缺陷者，相信以其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為對象，而謀求解決。但其所求解決為何？此為吾人所欲知之處，又為組織本會之所以也。

不但直言歌頌俄羅斯十月革命：

人類有二大歷史時代，即由法蘭西及俄羅斯所表現之革命也。一切古舊傳統主義者及保守主義者因固執頑迷之宿命，對既已突破歷史時代革新期而到之新人類，愚蠢地以嗤笑、罵詈及威嚇欲將瞞著看過。

更質疑當前的社會型態（暗指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恆性：

希望較高幸福生活之人類意識的，果能視為一時之現象乎？受一定生產條件影響之社會果能永久保持其永續性與調和性乎？

看！將要踢破社會制度軀殼之所有問題，如勞資問題與小作爭議，在所謂武陵桃源之台灣已舉起狼火矣，此教示人類如何，乃我輩同人所欲研究也。

因此他們決定「立腳於近代科學，基於一定社會條件以研究之。」

也許恰恰是上述鮮明的左傾訴求，才使社會問題研究會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進步份子所不能接受」、「一般人缺乏理解」，從而「任憑支配階級之謾罵惡言」的組織。但連溫卿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雖被彈壓，但其影響所及，決﹝絕﹞不能謂之甚少。蓋在其主張過程中，無意識所喚起的反日本帝國主義之民族意識，已如燎原之火，由台灣之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之少數分子，乃至於青少年各階層、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決起鬥爭即其反映。」[44]

連溫卿強調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影響力，並視新台灣聯盟的成立為《治安警察法》在台實施的導火線。[45]但事情未必如此。《治安警察法》正式在台灣施行之後（1922.12.28），新台灣聯盟立刻依據該法而被中止過集會；[46]也許當局確實意圖透過該法以整治這些運動份子。但無論是新台灣聯盟還是社會問題研究會，當時總督府當局的對付方法除了整治某些個人（如石煥長[47]）之外，主要仍從《台灣出版規則》的罰則入手。新台灣聯盟被罰「二十金」，而社會問題研究會被罰了「四十金」。僅僅這樣的懲罰就使兩個組織就走向消沈。[48]相較於《治安警察法》直接加在議會請願運動頭上的打擊，依據《台灣出版規則》而來的打擊顯然只是彈壓的前奏。1923年初，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台北被禁止；同年底，請願運動者便遭遇到全島大檢舉，即所謂的「治警事件」。

從文協成立至治警事件，請願運動匯集了島內外最多的力量並遭遇最大的打擊。此間，社會主義運動也在島內萌芽起來，只是萌芽未能長成樹。但如魯迅所云，「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關鍵並不在於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火種滅絕，而是刺激這些組織產生的打火石何在。這裡的打火石至少有二，首先是全世界自十月革命以來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從島外的蘇聯、日本、大陸源源不絕地敲擊台灣；其次則是連溫卿所觀察到的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蓬萊米改植，佃農爭議增多）。在這種形勢之下，階級矛盾在民族矛盾之外逐漸激化。

山口小靜還活著的時候曾說，「諸君先為民族戰爭來戰鬥以前，一定要先從不公平的迫害和壓迫中得到解放。」[49]在「民族戰爭」之前所應先「得到」的「解放」是什麼？也許小靜是指「階級」上的解放吧。然而台灣社會運動的水平卻處於一種低度的狀態，無法上升到小靜所言的層次。連溫卿曾對山川菊榮說，「總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層，雖然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的。」[50]但要如何使旗幟的顏色轉為赤紅，如何使階級旗幟打出來呢？社會問題研究會也許正是對於這一問題的初步回答。

雖然社會問題研究會是島內核心幹部在文協左右分裂前的最後集結，卻不等於社會主義運動在島內的中絕。當連溫卿試圖以「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解釋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時，或許可以把從中成立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理解為「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51]的社會主義組織吧。

第三節、結論

1.島內社會主義者與島內外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

若林正丈曾以「本地地主資產階級」的概念分析日本在台殖民政府（若林稱之「現地權力」）與這一階級透過「交換」及「仲介」而形成的互利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所體現的「政治」。對於這種關係的不滿將導致「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游離出民族主義者，「而往台灣社會大眾的方向靠近，也就是往民族主義的方向前進。」[52]最具體的例證即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過，若林的說明僅止於說明請願運動的主體是「本地地主資產階級」中的民族主義者。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否還會超越自己的主體，向下，將「台灣社會大眾」延攬為運動的動力？如果要延攬，又該如何為之？

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說是台灣社會運動領導者（特別是青壯派）思考這一問題的反映。不但反映在青壯派領導人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也反映在他們希望能透過社會主義了解或解決正在台灣發生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矛盾。既然「請願運動」無法滿足多數「台灣社會大眾」的要求，意圖反映多數人之更多利益（也許並不包括既有的社會運動領導者）的社會主義運動便可能因此登上歷史舞台。所以連溫卿才會再三強調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是在島內經濟矛盾激化的狀況下誕生的，因為這些矛盾恰恰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正面臨的利害所在。1925年8月，《台灣民報》設了五個問題讓讀者投書回應。其中，連溫卿以「施行蔗農組合法」回答「目今政治急要施政的事項」這一提問，並以有關於經濟的「竹林事件」與「蔗作事件」回答「五年以來發生的重要事項」這一問題。[53]顯見連溫卿對於「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的關心。或者說，社會與經濟狀況的變化已經顯著到連溫卿不得不注意的地步了。

僅由幾個領導者關心底層民眾的生活當然未必能解決民眾的問題或爭取民眾參與運動。而且「治安警察法」的實施以及隨後爆發的「治警事件」都打擊了這些領導者所組織的社會主義小團體。在這種形勢下，島內運動一時萎縮到原點，只剩文化協會。自此而至1927年初連溫卿率領文化協會左傾化之前，台灣島內的社會運動進入了以文化協會為主體的過渡期（1923.12～1927.1）。過渡期本身反映了運動所遭遇的挫敗，卻也成為運動再興的準備。

島外的社會主義運動始終起著觸發並維持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的開頭語云，「本島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其一為東京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者，其二為支那留學生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與吸收。前後兩者皆應追溯到大正十年﹛1921年﹜前後來考察。」[54]對於當時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來說，他比較擔心從日本而來的「侵入的途徑」。[55]山口小靜與連溫卿在台日之間所架起的聯繫就是田所擔心的那種「不穩」來源。而連溫卿在1924年前往日本拜會當地社會主義者的舉動，不但可以視為島內社會主義者重謀再起之信號、更可視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深入台灣的前奏。當然，無論當年山口小靜的返台或者後來連溫卿的赴日都是以個人之活動牽繫著運動整體發展，這種現象反映了社會主義運動形成初期的實況。最後，誠如連溫卿在1924年便已所揭示的：由大陸而來的社會主義，也在此時逐漸形成了另一條「侵入的途徑」。[56]

2.蔣渭水眼中的路線對立

連溫卿在1924年便意識到路線鬥爭的存在，並視之為「無產階級運動／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之間的矛盾：[57]

現在台灣的政治運動，只是根據這階級要求參加政治而已，不是根據無產階級的運動，以求解放他人即是解放自己。現在的只是要解放他人——即所謂﹛「﹜解放同胞，非自己獲得政權立在議政壇上，﹛否則﹜同胞一定是不能解放﹛」﹜的自由主義範圍內﹛，﹜去表現一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蔣渭水直到1927年文協分裂才意識到同樣的問題。1927年分裂之初，蔣渭水曾用「階級鬥爭／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或者「階級鬥爭／民族運動」區分兩條路線。由於其區分的基準是能否爭取更多的台灣人民參與運動，而「民族主義」就是實現爭取全部台灣人的最好的統一戰線之訴求。因此蔣渭水當時譴責階級鬥爭、支持「民族運動」。[58]但至後期，蔣渭水則以「階級運動（但明言不是階級鬥爭）／全民運動」來表述民眾黨自己的路線，並稱「我們在政治上主張民主主義，經濟上提倡勞資協調」。[59]蔣渭水的變化反映了他對左右翼重新結成統一戰線的渴求（當然當時的左翼也有這種要求），然而這一渴求尚未達成之前，他自己的陣營內部就先發生了分裂。

晚年的蔣渭水開始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概念。區別路線的基準則是此前並未成為焦點的「民主主義」。此時不談「民族主義」而使用「民主主義」的蔣渭水，將反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即將分裂而出的地方自治聯盟參與者──視為不可團結的對象，並將這些不可團結的對象以「自由主義」名之。

雖然連溫卿早在1924年就已經把「自由主義」當成一條應當批判的路線，但蔣渭水此時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概念的淵源卻是布哈林、是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所提出的分析。[60]然而布哈林的敵我友分析也是有淵源的。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來，「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別，有時候指資產階級內部的不同派別，有時候又指工人階級（工人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之間的差異。而「民主主義」總是正面的、是工人階級與某部分資產階級所能共享的屬性；「自由主義」則有時正面、有時負面。[61]

在中國革命的經驗中，共產國際最初把國民黨視為「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並要求中共與之合作。[62]當國共合作於1927年破裂，共產國際內部則就「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能否繼續服從「民主主義」統一戰線而發生論爭。反對派托洛茨基自始否定這個階級的革命性，主流派布哈林則經歷了從部分肯定到完全否定的轉變。[63]雖然共產國際對於國民黨的階級屬性與中國資產階級的分析還有很多複雜的見解（比方把國民黨規定為「四個階級的聯盟」），但在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場合中，「民主主義」通常用來指涉某種統一戰線的性質，「自由主義」則通常用來指稱某些資產階級的性質。

雖然1930年的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概念與分析方式，但他並未說明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還是工人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這體現了蔣渭水政治立場的曖昧性。而且同奉「民主主義」為口號的蔣渭水與共產主義者（特別是台灣共產黨，及其文協、農組）亦未因著相同的口號而產生合作。可以說，此時舉起「民主主義」旗幟的蔣渭水，主要是向右（「自由主義」）區隔，而不是向左聯合。但既然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論述，應當承認，他為左翼之間的聯合保留了空間。

3.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總趨向：左傾化

在扥洛茨基為伊羅生（H. R. Isaacs, 1910-1986）所寫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序言中，他針對了工人階級政黨能否同「自由資產階級」在「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下合作進行了討論。更正確地說，托洛茨基另外抉出了「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然後把中國革命中的「民族資產階級」類比於俄國革命中的「自由資產階級」而展開論述。[64]

托洛茨基所做的類比體現了這兩個概念有共通性；但既然畢竟是兩個概念，也就存在著差異。一方面，兩個概念並存至1949年，另一方面，兩個概念又很少同時被使用。[65]雖然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尚待深入研究，但托洛茨基所提及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疑最為人知。僅從這個概念作為一顆「小五角星」而被繪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之上，便可得到說明。而這個概念之所以最為人所知，正因這個概念曾經得到最多使用並在政治上起到實際作用。僅從這個概念的涵義非常複雜，也可證明這點。而其所以複雜，正因為這個概念始終在「指涉部分資產階級以及指涉整體資產階級」之間擺盪：如果比較的對象是外國資產階級，本地的資產階級整體可能被籠統通稱為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比較的對象是本地某一部分的「反動」資產階級，則可能縮限民族資產階級的範圍於另一部分的「進步」資產階級。但是，「進步」與「反動」之間的區別又進一步在「部分或整體資產階級已然的實際政治表現以及未然的預期政治表現」之間擺盪：已然「進步」者，可能保持進步；一旦變為「反動」，則可能繼續反動；或者乾脆綜合「進步」與「反動」而稱某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有「兩面性」。[66]這一擺盪也導致作為階級分析之基礎的經濟分析（如果有的話）處於猶疑。

以上二重擺盪也曾出現於殖民地台灣，蔣渭水最為典型。如果1930年的蔣渭水眼前所將出現的分裂是整個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內兩條暗流的總對決，他理應在1927年或更早的時候就擺出對立的姿態並支持已經展開對決的人（如連溫卿），而不是站到後來他所反對的陣營。然而蔣渭水所體現的二重擺盪又是一個逐漸縮小振幅並確定自我定位的擺盪。在這個縮小的過程中，蔣渭水所選擇的道路愈發明確而艱難，這是一條左傾的道路。

與連溫卿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相比，蔣渭水的色彩始終曖昧。眾所皆知，在文協左右分裂時，雖然蔣渭水並未站在連溫卿的左側這邊，卻選擇了中派立場。直到文協右派最終選擇另外組建民眾黨時，蔣、連二人的政治聯繫才徹底撕裂。晚年的連溫卿也許仍對蔣渭水有意見（比方蔣渭水個人的「決心」能否促成新台灣聯盟之誕生）。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將他們倆人推回相近的道路上。1929年，連溫卿遭到已被台灣共產黨所掌控的新文協開除，成為孑然一身的社會主義個體戶。1930年，蔣渭水也同當年的文協右派分手，民眾黨最終走上連溫卿當年所選擇的左傾路線。

蔣渭水死前數月，曾與陳逢源（1893-1982）等人在《台灣新民報》上發生論戰。陳逢源是1926至1927年間「中國改造論爭」的右翼代表，左翼主將則是許乃昌。當時的論爭預示了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時過四年，右翼代表依然，左翼主將卻換成了蔣渭水。論戰的主題之一是蔣渭水對待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陳逢源（署名南都生）批評蔣渭水云：[67]

如果渭水君對於台灣解放運動的指導原理，已認定三民主義完全錯誤，非歸依於馬列主義不可，這亦是個人自由的志向，我也不必究改其宗了。然而他卻硬說「三民主義可以發展到馬列主義」這種極不透澈的理論……在來蔣君所信仰的三民主義假使有八分，而添上馬克斯主義二分，如今蔣君倒反信仰馬克斯主義八分，三民主義只剩二分了。

陳逢源的批評無非是對立看待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得出「八二開」或「二八開」的結論。關鍵卻在於，如果蔣渭水確實如此調和為之，也必然是其眼中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具有共性才可能調和。然而這樣的共性是什麼呢？這樣的共性是否正是蔣渭水一以貫之的信仰呢？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這麼寫道：[68]

……十年後的展望是越來越進展、深刻、尖銳化，會跳過許多墮落社會運動家的屍體，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吧。

非資本主義，並不意味著歷史的倒退也是一種選項。而是在進步的意義上，超克資本主義。而此正是社會主義。如果「非資本主義」就是蔣渭水所要追求的對象，那末，蔣渭水（乃至整個台灣社會運動）貫穿整個一九二○年代而逐漸明確的想法，不正是社會主義？老台共蕭友山（1907-1992）是這樣看的：「體會到在帝國主義壓制下解放運動合法性之極限的蔣渭水氏，之後也與台灣共產黨保持聯絡，就在這運動繼續展開之時，﹛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午後七時四十分，他滿懷無產階級必勝的信念，因患傷寒症，與世長辭，留下了這樣的遺言」：[69]

台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極力奮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實所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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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蔣渭水（1930）。譯文引自王曉波（2005a: 197-198）。

[2] 群眾組織是相對於「指導」型組織而論的，比方島外的東京「新民會」。東京「新民會」雖然出現早於文協、延續時間也長（也達十年），卻是少數台籍菁英的內部團體。因此東京後來才出現以新民會為「指導」團體，其下另設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組織──東京台灣青年會（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25）。

[3] 誠如台灣總督府編纂之《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觀察：「這些運動興起以來，……大體上，係以民族自決主義為基調，組成聯合陣線，持續地集中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7）。

[4] 蔣渭水引用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論述，集中於蔣渭水（1929）。中譯文可見王曉波（2005b: 540-541）。

[5] 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用語，成對使用於文協分裂，首見於南京《中央日報》副刊《國際事情》，當時曾連載一篇題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署名「海東」的文章（海東, 1928a, b, c）。

[6] 葉榮鐘（2000: 407）。本段在蔡培火等人改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略有改寫（蔡培火與陳逢源等, 1983: 355）。

[7] 連溫卿（1988: 80）。

[8] 連溫卿（1927: 12）。

[9] 這種筆法，頗有《共產黨宣言》的遺風：「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

[10] 在農民爭議之外，連溫卿緊接著便談到工人的罷工鬥爭，「而工人方面，則有印刷工三百二十名的大罷業，自﹝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九月三日互相對峙，卒見成功。……」，但因此事發生於新台灣聯盟成立之後，故先略去。

[11] 蔣渭水．雪谷（1925: 45）。

[12] 連溫卿（1988: 62）。

[13] 連溫卿（1988: 62）認為，雖然「八駿事件」是「土著資產階級與支配階級」之間的「野合」，但也「刺激了民族主義者在台北組織政治結社。」

[14] 蔣渭水（1922: 47-49）。

[15] 蔣渭水（1922: 49）。中譯文可見王曉波（2005b: 686-687）。

[16] 「依照規約，新台灣聯盟的目的，在於『基於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共存共榮的原理，研究在台灣所反映的事實，必要時隨時發表演講為目的。』於是，屢次集合會員，研議有關政治問題。」「在當時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的陣營，新台灣聯盟上述的結成原委，雖是相當進步的特異存在，但因時值一般人對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期待升高，輿論的動向也多支持，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傾向在本島當時的狀況下顯然尚未成熟，而可算是姐妹團體的社會問題研究會又惹出了違反出版規則事件，乃陷於自然消滅的狀態，當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組織計畫形成，終於陷入有名無實的存在。」（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b: 9）。

[17] 越無﹝連溫卿﹞（1924: 第九十七回）。

[18] 關於《新青年》的詳細介紹，可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a: 28-29）。

[19] 黃逢霖（1979: 220）。

[20] 「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是胡適的話。這句話是指《新青年》在內容上大量翻譯出版於紐約的Soviet Russia雜誌。相關討論與考證可見石川禎浩（2006: 40-45）。

[21] 〈新台灣聯盟宣言書〉：「過去數千年來。於政治社會經濟上之所謂特殊階級。因歐戰之影響。剝脫其假面。頓失其權威。一面如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等之思潮。有非使人人覺醒歸於平等自由不止之勢。磅礡汎瀾﹝泛濫﹞浸潤生殼。換著表象熱烈正義之自由衣。乘希望之風。而突進於煌煌烈烈世界最高之理想之時也。然其間多有橫行無視此崇高純真之思想者。急於維持自己之地盤。動輒蒙蔽人類之聰明。攪亂人類所欲進之前途。當此之時。使猶趦趄逡巡。日復一日。實非吾人之自棄而甘於退步歟。奚是吾人不揣僭越。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計。組織新台灣聯盟。而以嚴肅態度為之研究己耳。夫豈有他意也哉。」（新台灣聯盟, 1922b: 40）。

[22] 連溫卿（1988: 81）。

[23] 連溫卿（1988: 121）。

[24] 葉榮鐘（2000: 407）。本段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蔡培火與陳逢源等, 1983: 338）中略有改動。

[2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b: 9）。

[26] 連溫卿（1988: 121）。

[2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b: 6-7）。

[2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4）。

[29] 「『馬克斯』研究會」之名乃連溫卿所明確提及者（連溫卿, 1927: 12），故此處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譯名「馬克思」替代「馬克斯」。

[30] 「一方面在台灣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即有「馬克斯研究會」的組織，而為大正十二年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之先驅，然皆沒長命存立於世至今。」（連溫卿, 1927: 12）

[31] 連溫卿（1953b: 71）。

[32] 連溫卿（1988: 122）。

[33] 山川菊栄（1972: 350-351）。

[34] 山川菊栄（1972: 351）。

[35] 比嘉春潮（1997: 102-104）。

[36] 此處有誤，應為神官。

[37] 此處有誤，「大正四、五年」時，小靜才十五、六歲，尚未認識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

[38] 連溫卿（1988: 121）。

[3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7-248）。蔡式榖即列名其中。

[40] 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而加入「社會問題研究會」，尚不清楚。但他當時確實具有左傾思想。他在1923年5月住進長春的病院之後，便稱「今將為無產者而活動」而退出飛行事業、登報言之，大有挑戰栽培他的日本當局之意（台灣日日新報, 1923e, f）。此舉獲得連溫卿的高度評價（連溫卿, 1954a: 38-39）。同年底，謝轉赴日本，12月3日拜訪了東京的《台灣民報》社，16日正式入社參與編輯；直到1924年5月25日才「退社回長春」（台灣民報, 1923b; 1924a, j）。

[41] 蔣渭水．雪谷（1925: 45）。

[4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4-5）。

[43] 這份文獻的中文版由連溫卿所自譯（連溫卿, 1988: 121-122）。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相關文獻，《台灣社會運動史》分別在「文化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兩章收錄其旨趣書。但「文化運動」章多收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規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244-248; 1989c: 4-5）。

[44] 連溫卿（1988: 122-123）。

[45] 連溫卿（1953b: 71; 1988: 81）。

[46] 台灣日日新報（1923c）。

[47] 石煥長在1923年時身陷誹聞與醫療糾紛之中。關於誹聞可見台灣日日新報（1923b, d）；關於石煥長醫療糾紛之事，則可見《台灣民報》為之叫屈的新聞（台灣民報, 1923a）以及1923年2月8日後《台灣日日新報日刊》的系列報導。

[48] 在針對新台灣聯盟違反出版法的審判上，法官甚至當面斥責蔣渭水「在改造社會之前，要先改造自己的頭腦」（台灣日日新報, 1923a）。

[49] 山川菊栄（1972: 249）。

[50] 山川菊栄（1972: 353-354）。

[51] 恩格斯（1995b: 721, 739）。

[52] 若林正丈（2007: 432）。

[53] 台灣民報（1925: 53）。

[5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1）。

[55] 田健治郎於1923年指出：「因對岸充滿危險思想，恐此會侵入台灣來，但本人卻以為從對岸侵入不大，反而此種思想會由內地（日本）而來。在內地東京等處，思想動搖頗利﹝厲﹞害。在勞動者及學生間甚為利﹝厲﹞害。」「新思想雖好，但動輒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傳染，此又自然流入台灣，想有多少影響波及」上述言論轉引自連溫卿（1988: 86）。

[56] 越無﹝連溫卿﹞（1924: 第九十七回）。

[57] 越無﹝連溫卿﹞（1924: 第四十回）。

[58] 可分見：蔣渭水，〈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1927.5.1）、〈階級爭鬥與民族運動〉（1927.5.15），以上二文在《台灣民報》發表時並未署名，經指認為其作品後，收錄於王曉波（2005a: 123-124, 131-134）。據聞蔣渭水還曾將運動區分為「現實派（穩健份子）、理想派（急進份子）、折衷派」以及「賢人運動、大眾運動（民眾運動）」。以上分見〈解放運動的派別〉（1927.2.13）、〈民眾運動的過程〉（1927.5.1），以上均收錄於王曉波（2005a: 104-107, 118-122）。

[59] 可分見：蔣渭水，〈我的主張〉（1927.7月以後），收錄於王曉波（2005a: 125-130）。該書將〈我的主張〉判定為1927年3月，誤。按內文所述史實（提及民眾黨於7月成立），至少在7月之後。

[60]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是從引用布哈林的一段話中引申出「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的。但他只說引自布哈林，而未說明其出處。實際上，他所引用的是布哈林為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總會而擬的〈中國革命的諸問題〉（1927.5.39）決議。譯文與介紹可見：村田陽一（1981: 179-190, 566-567）。

[61] 如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1851-1852），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列寧，〈紀念赫爾岑〉（1912）、〈兩種烏托邦〉（1912）、〈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1913）。

[62] 這個概念的使用可見共產國際確立國共合作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1981）。

[63] 關於兩人的爭論，可詳見孫武霞與許俊基（1985）所編史料。

[64] 托洛茨基為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所寫的〈導言〉（伊羅生, 1947: 37-50）。

[65] 中共於1945至1949年建國之間的時段最能體現這種同時存在的狀況。當時中共將其所欲爭取的「資產階級」表述為：（1）「民族資產階級」，見：〈中共中央對時局口號〉（1947.7.5）、〈中共中央關於對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給東北局電〉（1949.5.31）。（2）「自由資產階級」。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1948.5.1）、〈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紀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1948.6.28）、〈中共中央關於爭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協助接管上海工作的指示〉（1949.4.7）、〈中共中央關於民主同盟性質的指示〉（1949.5.25）。（3）「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見：〈中共關於邊區政權性質給邯鄲局的指示〉（1948.1.16）。此外，「小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曾被同時使用（〈中共中央關於民主同盟性質的指示〉），「中間派和中產階級右翼份子」則被作為區別對待的對象而被同時使用（〈中共關於對中間派和中產階級右翼份子政策的指示〉）。而中共為何在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與〈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紀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使用「自由資產階級」而不使用「民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時期交叉使用的原因又是什麼？這是很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上述文件可分見：中央統戰部與中央檔案館（1988: 160-162, 183-184, 195-197, 200-201, 263, 267, 268-269）。

[66] 德國學者羅梅君有類似的觀察。她指出中共在抗戰期間的階級分析與被分析的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實際作為有關，而這一作為又主要體現於對外關係上。她認為，中共「鑒於國民黨投降妥協的立場而稱之為落後力量，這樣，共產黨人實際是把外交行為當作確定社會性質的標準了。與在歐洲通常可見的詞彙應用不同，這裡的『進步』和『倒退』概念主要不是從內政方面定義的範疇。」羅梅君更總結認為，「毛﹝澤東﹞在區別賣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時，考慮較多的也是他們的政治行為而不是諸如與外國資本的聯繫等經濟標準。」（羅梅君, 1997: 130）

[67] 南都生﹝陳逢源﹞（1931: 5）。

[68] 蔣渭水（1930: 18）。譯文引自王曉波（2005a: 198）。

[69] 蕭友山，《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蕭友山與徐瓊二, 2002: 64-65）。原書出版於1946年，為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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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乃慈、小胖、小關、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