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与台湾(1930-1931)从苏新的“两岸苏维埃统一论”谈起[1](邱士杰[2])

邱士杰(2012)。〈中華蘇維埃與台灣(1930—1931)〉,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編),《台灣光復六十五週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58-474)。北京:九州出版社。本文初稿宣讀於2010年重慶「第一屆臺灣史研究論壇——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

摘要

台湾共产党的反殖民主张因为长期的扭曲而呈现为单向度的解释。老台共苏新所提示的“两岸苏维埃统一论”则揭示了台共反殖民主张的多样性。本文将说明台共从“一九二八年纲领”转变为蕴含“两岸苏维埃统一论”的“一九三一年纲领”的必然性,然后考证台湾如何与一九三〇年的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产生联系。就结论而言,苏新的提示是可信的。

关键字 台湾共产党 “一九三一年纲领” 中华苏维埃 远东局 苏新

引言

为了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成立于上海法租界的台湾共产党在其“一九二八年纲领”中提出一系列明确的反殖民口号,但由于台湾在光复之后在国共内战以及国际冷战之下所经历的一系列复杂变迁,使得台共当年的政治主张往往被镶嵌在某种人为、人造的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之中。这不但取消了台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更掩盖了台共当年反帝、反日、反殖民主张的本质,特别是台共当年为了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所提出的种种政治设想

根据历史当事人老台共苏新(1907-1981)的提示,台共的政治设想除了“一九二八年纲领”强调台湾同日本的分离之外,台共改组后的“一九三一年纲领”还进一步提出两岸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新设想。历来的研究完全不讨论“一九三一年纲领”的新设想,因此本文将针对苏新提示的新设想进行理论与史实上的检讨,期望揭示台湾共产党在其短暂生命中所做的多样性努力。

本文第一節将先从台共“一九二八年纲领”内在的理论矛盾,说明台共为何必然以“一九三一年纲领”(主张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之)取代“一九二八年纲领”(主张台湾“民族独立”之“台湾共和国”)。又由于台共在“一九三一年纲领”中提出“台湾苏维埃”的口号,因此本文将经由探讨台共与中华苏维埃之联系,验证苏新的提示(以上第二至三节)。第二节将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之间的冲突,说明台湾如何被纳入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第三节则将以共产国际台湾档案为主要史料,披露一九三〇年之初几乎成行的、从台湾派遣代表参加中华苏维埃建国的计画。

第一节、从台共的两份纲领以及苏新的提示谈起

由于台湾共产党“一九二八年纲领”提出的“民族独立”与“台湾共和国”口号在日后引起争议,老台共苏新特别为此写下解释性专文〈关于“台独”问题〉。苏新认为这两份纲领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下列几条“具体提法”:[3]

第一纲领(即台共成立时的纲领)的提法是:

第一条:打倒总督专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条:台湾民族独立万岁。

第三条:建立台湾共和国。

第二个纲领(即一九三一年的新纲领)的提法是:

第一条:颠覆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独立。

第七条: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

第八条:国内民族一律平等。

苏新认为两种提法的关键差异是如何解释“民族”与“独立”:[4]

两个纲领提法不同之处是“台湾民族独立”和“台湾独立”(少了“民族”二字)。

本来这两句话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差别,只是用词的差别而已。

我们这里说的“台湾民族”,指的是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和“高山族”,并不是指别的什么“台湾民族”。因为世界各民族中,不论是政治学上,或人类学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台湾民族”这个名词。

但是,“台湾民族独立”这个词,严格推敲起来,在字义上可能会引起误解,被误认为是指一种民族叫做“台湾民族”的独立。所以我们第二次(一九三一)讨论这个纲领的时候,做了一些修改,把“台湾民族独立”改为“台湾独立”,删去“民族”二字。

同样,“台湾民族独立运动”,字义上也做二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台湾”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种解释是:“台湾民族”的“独立运动”。我们这里指的是第一种解释。

……

当时的所谓“独立”,当然是指“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自己成为“独立的国家”。当年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任何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都是采取这种方针的。……

苏新的诠释聚焦于“民族”与“独立”问题,可能是为了反击对此最感兴趣的并任己发挥的海外分离主义运动。但当苏新把问题聚焦在与分离主义运动同样狭窄的范围,就同时忽略了同样需要解释的其他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传统去考察这两份纲领更能说明“一九三一年纲领”取代“一九二八年纲领”的必然性。这可以从国际共运理论传统中的“专政”、“统一战线”,以及“革命性质”问题谈起。

“专政”与各阶级间的“统一战线”是一体两面的问题。要使当下的统一战线成为可能,就必须以未来的专政作为号召。又因为未来的专政性质决定了当下的统一战线到底由哪些阶级所组成,便决定了革命性质,也就是一九二〇年代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及共产国际主流派之间各执一词的“社会主义革命”及“民主主义革命”的选择问题。如果主张无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就没有统一战线问题,或者只剩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问题;而此时的革命性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5]但若主张两阶级专政(比方工农民主专政)或者多阶级专政(比方人民民主专政),专政就直接成为了统一战线;此时的革命性质则是民主主义革命。[6]

台湾共产党“一九二八年纲领”中的“政治大纲”是台湾“运动”史上最出名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该纲领并将民主主义革命别称为“国民革命”)。[7]虽然该纲领提出两种政权的设想并指出革命要分两步走,但“民主主义革命”的专政性质却没有被这份纲领所提及:

  • 第一步设想:“共和国”口号。这个口号同该纲领的“台湾民族”概念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该纲领认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可以争取有关。
  • 第二步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与“工农政府”口号。“一九二八年纲领”将二者视为在将来的“一定的时期”才要提出的口号。

“工农政府”在字面上长得很像“工农民主专政”,从而像是在表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权。但当时国际共运中的“工农政府”定义有歧义。有人将之视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同义语,有人则视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8]由于“一九二八年纲领”将“无产阶级专政”与“工农政府”并称,因此台共比较可能将两个口号视为同义。因此,“一九二八年纲领”显然只谈“共和国”而不涉及“共和国”与专政的关系──这是很有问题的提法。

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纲领”是考察台共“一九二八年纲领”问题之重要参照系。[9]共产国际为日共设计的这份纲领也规定日本的革命性质为民主主义革命。又由于该纲领认为日本的革命性质可以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只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权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并同样以“工农政府”称之。

由于台共也认为台湾的革命性质可能直接转变,因此他们不谈民主主义革命的专政问题的理由可能与日共相同。但革命性质的转变既然有直接性,被台共列为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共和国”就没有提出的必要,或应该把“共和国”口号同样列属于将来“一定的时期”──即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之时──才要提出的口号。正因“共和国”口号存在上述矛盾,就不难理解台共为何在后来的“一九三一年纲领”中废止这个口号,并另外提出精确度更高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口号。[10]

“一九三一年纲领”的“苏维埃”口号其实还蕴含着台共当时更复杂的估计。根据苏新的说法,“一九三一年纲领”的“苏维埃”口号与当年中国各地的“苏维埃区域”行将汇合为“中华苏维埃”的局势有关:[11]

至于“独立”以后,怎么办?第一个纲领是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第二个纲领是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此时,大陆瑞金已有中央苏区)。其他,我们就很少去考虑了。因为我们是现实的“革命者”,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家”。当年,我们只能考虑到这一点,至于以后怎么办?那就要看全世界尤其中国革命的发展来决定了。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台湾应不应该归还中国,旧台共的人并不是没有考虑过。问题是,台湾要归还什么样的中国?

……

当时,整个中国正由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理人蒋介石统治着,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打倒国民党”的人民革命战争。在那样的情况下,在台湾的共产党人能提出,“台湾归还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中国”吗?当时,旧台共只能提出“拥护中国革命”。

至于台湾能不能归还中国,什么时候归还中国,那是中国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情。但思想上是有“台湾归还中国”的准备。因此,建立政权时就考虑到采取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同样建制(第二个纲领),这一点非常重要。

按苏新上述见解,台共当年为“一九三一年纲领”制定的“苏维埃”口号其实蕴含着台湾合并于中华苏维埃的估计。

苏新的说法可以有多种的理解方式:(一)如果认为苏新作为当事人的诠释完全是政治性的后见之明,自然可以弃之为敝屣;但与此同时,对于其他非当事人的诠释,自然必须要有更高的保留。(二)如果认为苏新的诠释有道理,则还必须考虑到拥有实际的统治区的“中华苏维埃”在当时还具有“东方苏维埃”的性格,因此,如果两岸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苏维埃”的统一,也将是把“民族再统一”包摄在内却又同时超越“民族再统一”的统一。(三)更重要的是,就算“一九三一年纲领”的“苏维埃”主张确实有苏新所说的那种打算,这种打算是否真的得到实践?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时间还得先从“一九三一年纲领”拉到更早的一九三〇年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才能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节、一九三〇年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与台湾问题的浮现

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在一九三〇年的大致过程如下──

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九三〇年之初的中共中央决定推动全国性的苏维埃运动。[12]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布同年五月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区代会):“大会的布置将由发起者通知各地,中央拟定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重要代表,将先集一地开一预备会议,讨论并起草一切议案,然后再开大会于某一被指定的苏维埃区域,同时举行全国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示威运动。”[13]而“区代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实际上是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之间,地点在上海。[14]

“区代会”之后,曾有一时间以拥护“区代会”为主要号召,[15]但旋即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替代之。[16]此外,为了顺利召开“一苏大”,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筹备机关。七月十八发布的〈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指出:“区代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代表参与组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当时称中准会或苏准会,以下简称苏准会),以筹备“一苏大”的召开。[17]

同年九月起,“一苏大”的“准备运动”显着提上日程。中共中央指出:“最近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领导起极广大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18]然而“一苏大”的召开日期却在此时发生转变。原先中共各项文件与通告都指出“一苏大”的召开日期为同年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19]但从九月开始,“一苏大”的时间推延至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纪念日。[20]原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改为各地召开地区性代表大会的底线日期。[21]

从十月起,虽然中共仍打算以广暴纪念日为开会日期,盼“使广暴纪念节的全国苏维埃大会能开得成功”,却也坦言:“假使因为发动群众的缘故,各特区的苏维埃政府与派赴全国大会的代表不能赶在广暴纪念节前选出,则全国大会可依照实际情形延长到明年开幕”。[22]最后,大会确实没有在广暴纪念日开成,因此“苏准会”决定“一苏大”延期至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京汉大罢工纪念日),在赤色区域举行开幕式。[23]但到会议真正召开之时,已经是一九三一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了。

综上所述,一九三〇年的苏维埃准备运动大致以该年五月的“区代会”为起点、以“苏准会”中继,并由“苏准会”筹备最终不断延期的“一苏大”。

如果从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档案来看这个由“区代会”、“苏准会”,以及“一苏大”所构成的过程,将会发现这一漫长过程存在着许多冲突与争论。众所周知,一九三〇年的六至八月是立三盲动主义路线取得支配地位的时期。当时的向忠发=李立三中央不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上海)的反对,在全国进行惨遭失败的总暴动。然而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之间的冲突不只表现在总暴动问题,还同时表现在苏维埃准备运动──这是既有研究尚未深入讨论的问题[24]──台湾与中华苏维埃的关系就是出现在这些争论与冲突之中。

一九三〇年五月底召开的“区代会”是争论与冲突的中心点:

  • 中共中央认为:依据远东局的指示,应先召开“区代会”的“预备会议”,然后召开“区代会”的正式会议;又由于中共中央考虑到许多代表未能到会出席,因此临时决定直接将这场会议从“预备会议”改为正式会议。[25]
  • 远东局则与《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设想一致。远东局指出:所谓的“预备会议”乃是指“区代会”为“一苏大”的“预备会议”,因此这场会议召开之后便应接着召开“一苏大”。[26]

由于两方对于“区代会”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1. 远东局认为:由于中共中央的作法相当于以“区代会”取代“一苏大”本身,因此中共中央必须以“预备会议”(即“区代会”)的名义在三个月后召开“一苏大”。[27]
  2. 中共中央则辩称:他们召开的确实只是“区代会”,不是“一苏大”,因此从“区代会”的“预备会议”转变为“区代会”的“正式会议”并不会犯任何政治错误。[28]

如果仔细观察当时中共中央的言论,可以发现远东局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并非没有根据:

  1. 中共中央在“区代会”结束之后所做的公开宣传,确实是把五月底的召开的“区代会”当成“一苏大”在宣传。因此宣称“区代会”结束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全国性政权。[29]
  2. 虽然中共中央的公开报刊宣称“苏准会”与“一苏大”乃是“区代会”闭幕之际便已有规划的任务。但从“区代会”闭幕到“苏准会”与“一苏大”得到公开宣传的这段期间,没有任何文件提到要再开“苏准会”与“一苏大”,这一空白恰恰反映当时的中共中央把五月的“区代会”当成“一苏大”在宣传。[30]
  3. 最后,只须看日后的许多文件非得不断重申“区代会”不是“一苏大”、不断重申“区代会”并未使中国出现两个政权之对立,[31]便可看出端倪。恰恰是因为中共中央确实把五月的“区代会”当成“一苏大”在宣传,而对此提出批评的远东局最终取得了上风,[32]所以中共中央才需要不断在文件上“亡羊补牢”。[33](因此,所谓“区代会”闭幕之际已有“苏准会”与“一苏大”之规划的说法,可能也是事后的补救说法,未必是历史之真实。[34]

总的来看:在“区代会→苏准会→一苏大”的阶段性发展中,由于“苏准会”得到组建并开始积极推动“一苏大”的实现,因此“区代会”迅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之中消失;“苏准会”以及预计召开的“一苏大”成为宣传上的最大主题。这一阶段性发展的三次变化并不容易得到注意,以杨奎松(1991)为例,由于他将〈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红旗日报》,1930年9月20日,第4版)的日期搞错,遂错认一九三〇年曾出现从“区代会”变“一苏大”再变成“区代会”,最终在五月底召开的“区代会”中直接自我转变为“一苏大”的过程。不过,杨奎松有一个观点颇有洞见。他指出,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共中央曾打算从“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角度考虑“一苏大”的召开条件。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一苏大”必须在城市(而非农村)召开。

在批评中共中央的过程中,“台湾”被远东局提了出来。一份远东局批判中共中央意图以它们所召开的“区代会”替代“一苏大”的文件指出:为了参与“一苏大”,已有“二十名中国人,三名安南人日内动身,五名菲律宾人按计画应于二十四日离开菲律宾。关于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代表还很不清楚。”[35]远东局之所以提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各殖民地“代表”,可能确有其事,但也可能远东局希望藉此做为批评中共中央的论据。但无论这一论据是虚是实,都显示“台湾”已经纳入远东局的视线之中,而非偶发之举:

同年五月一日,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36]

你们不应该热衷于对革命做出预言,说什么革命应该首先在中国“爆发”(第一页第二段)。我们应该振奋群众的情绪,向他们指出必须与印度、朝鲜、菲律宾、安南、台湾等地的工人和农民密切合作,印度的革命形势正在迅速成熟。你们的决议对这种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却只字不提。

同年五月十八日──即“区代会”召开前夕──远东局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37]

八、关于大学生问题。……我们还请求确定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名额,而从其他国家(印度支那、菲律宾、台湾等)汇出为此目的所需的经费,因为现在我们有找到学生的一些可能性,而这个问题从为远东培养骨干的角度看是极其重要的。

……

十二、总的组织问题。……我们应该在远东工作。但如果我们需要经费,例如赴新加坡的旅费(200美元)却遭到拒绝,对菲律宾、台湾等地拨款同样如此。或许这不是国际联络处的过错。或者它有这方面的正式命令。但你们设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工作呢?……

自台共建党以来,便因各地官宪的镇压而随着地域上的不同而分割为三大块。其中,由于地处日本的台共东京特别支部因为日本共产党遭到检举而连带覆灭,因此台共很快就失去从日共取得指示的条件。直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岛内台共机关先后派遣林日高与陈德兴前往上海,才透过翁泽生而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人员接上线,而岛内台共机关因此重新获得从岛外取得指示的条件。[38]值得注意的是:林日高与翁泽生联袂向远东局提交报告的时间,正是远东局屡屡提到台湾的五月份。[39]又由于滞留在上海的台共成员(如翁泽生、林木顺)仍在上海积极活动、纠集台湾青年组成台湾青年团(或称台湾革命青年团、台湾青年会),并与中共、远东局保持密切联系,因此翁泽生才有条件成为上海与台湾的沟通媒介,而上海与台湾之间也才可能透过翁泽生产生联系。更重要的是,由于岛内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爆发雾社事件,因此台湾的革命形势更成为上海方面不得不注目的焦点。

第三节、台湾与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的联系

除了远东局开始关注台湾问题之外,中共中央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也开始关注台湾。当整个准备运动经过远东局的纠正而公开打出“苏准会”与“一苏大”的旗号后,中华苏维埃更为台湾打开了参与的大门。

虽然──如前所述──远东局在“区代会”与“苏准会”之间已经考虑从台湾找“一苏大”代表,但“区代会”重视的是苏区、红军,以及工会等革命团体。[40]直到“苏准会”才特别强调苏区与非苏区、乃至国民党军队都必须(或可以)派遣代表参加“一苏大”,并特别提出一套“区代会”所不重视的选举办法,要求透过过程繁冗的“初选”及“复选”来完成选举并达成群众宣传效果。[41]可以说,直到“苏准会”开始运动,作为非苏区的台湾才真正拥有参加“一苏大”的文字依据。不过“苏准会”最初的思考方向还不是把台湾当成“非苏区”并从中选拔“一苏大”代表,因为“苏准会”最先注意到的是上海这个“非苏区”的台湾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上海台共党员所领导的台湾青年团。

由于台湾青年团为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上反)的下属组织,因此台湾青年团与整个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的联系是透过“上反”而实现的。依据〈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反帝同盟”应选代表一人,[42]各区域的具体选举条例由苏准会另订。[43]但当“一苏大”的召开日期改订为一九三一年“二七”,“苏准会”则决定上海的所有革命团体必须各自选出初选代表之后前往苏准会报到,然后从中“复选”出四名“一苏大”正式代表,并要求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之前去苏区参加“一苏大”。

根据《红旗日报》,当初选举的细节如下:

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报道:[44]

各革命团体,由苏准会负责召集初选代表开会复选。现苏准会已通告各团体,进行复选的准备。自昨日起各团体初选代表纷纷报到,计有韩国独立革命同盟会一人,社联一人,剧联一人。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报道:[45]

苏准会预备日内召集各革命团体苏大会初选代表复选,前天报到者四个团体,代表四人,昨日继续报到者又有:台湾青年团代表一人,自由大同盟代表三人,左翼作家联盟代表二人云。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报道:[46]

苏准会于昨日召集各团体初选代表,举行复选,到有台湾青年团、韩国革命团体同盟会、社会科学家联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美术家联盟,剧联等各一人;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各到二人,苏准会代表一人,红旗报记者一人列席。开会经过如下:

(一)首由苏准会代表报告苏维埃运动的意义及大会改期在二月七号的理由,并说明初选代表与复选代表的任务。

(二)选举:选举结果台湾青年团左翼作家联盟各一人当选,为出席苏代会正式代表。

(三)提案:苏准会代表提出意见,要各团体把自己群众的要求及意见提出交代表带往大会。结果决定由各团体在四天内召集群众集会讨论向苏大会的意见书和提案,及各部群众实际生活状况的报告,交代表带到大会去。

(四)其他问题;(1)由各代表提出,可否由各初选代表及革命群众领袖,组织参观团到苏区参观并出席大会旁听,议决提交苏准会决定后通告各团体,参观团旅费自己担负。(2)募捐:各团体在群众中举行募捐,以便购日用品赠前线上的战士。并募集代表的旅费,以扩大苏维埃宣传工作。

当选为正式代表的台湾青年团以独立姿态参与选举,似乎与“上反”无关;而且,正式代表只选出两名,而不是早先所说的四名;也就是少了两名。然而翁泽生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写给远东局的信透露出一些细节。首先,台湾青年团乃是代表“上反”参与选举;其次,“苏准会”希望能从岛内的台湾总工会、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之中选出两名代表参加“一苏大”;换言之,台湾直接作为“非苏区”而跃入“苏准会”的视线之中:[47]

上海“台湾青年会”(the “Formosan Youth Association”)被选为上海反帝大同盟(the Shanghai Anti-imperialist League)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经由台湾青年会的代表,全苏大会中央准备会(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Soviet Congress)与我洽谈关于派选台湾代表参加全苏大会的事宜。结果,苏准会决定派选两名台湾代表(一名工人一名农民)前往中国参与会议。代表将首先从工会、农组,以及文协的核心中选出,然后将从工会、农组,以及文协方面的预选代表中各自再选出两名。最后,再从这六名代表中选出两名代表参加全苏大会。与此同时,必须将这次选举的重大意义深入解释给各组织的群众。群众应该被要求发表他们的意见以让代表将他们的意见带到全苏大会上。代表前往中国的旅费应该从公开捐款中取得,并且应该组织考察团前往中国苏区考察。而且应该透过公开捐款来购买一些慰劳红军的东西。苏准会的代表已经同文协执行委员会委员碰面,而后者被要求将这些讯息带回台湾。

由于“苏准会”仍然要求以繁复的“初选-复选”模式选拔代表,因此翁泽生紧接着提出简化选举程序的请求:

但就我的意见来说,这里有一些值得我们重新考量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由于时间的压力以及台湾的客观环境,预选代表应该共同(jointly)从各地的工会、农组,以及文协之中选举出来,然后从这些预选代表中复选出一名工人与一名农民作为最终的代表。苏准会决定的程序似乎太复杂了。时间与环境都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关于这个问题,希望你能给予指示!

同年一月二十八日,翁泽生写给远东局的信中则指出:[48]

关于将代表送往参加全苏大会的问题,最终由苏准会以及台湾文化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名代表决定派遣一名工人与农民前往中国。现在这名文协成员已经返回台湾很长时间,而这两名代表或许也已选举出来,台湾的方言与福建相同,应该将不会有技术上的困难。因此,我想,没有必要再提醒他们不要再选代表了。不知你们的意见为何?

从结果来看,由于“一苏大”最终未能在一九三一年的“二七”召开,而是拖延至同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因此台湾青年团与翁泽生此时的努力终究流于未果,无法从岛内的总工会、农组,以及文协派选代表去参加。尽管如此,拥护中华苏维埃的运动却恰恰因为总工会、农组,以及文协而出现在岛内。

从文协左转以来,“支持中国革命”或“支持中国工农革命”便经常是岛内左翼团体的常备口号(甚至连台湾民众党也不例外)。但随着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得到开展,也开始有岛内左翼团体将支持“中华苏维埃”纳入口号之中。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农民组合扩大中央常委会在高雄召开。这次会议特别决议“支持中国苏维埃大会”。[49]

农民组合可能是岛内团体中留下最多关于支持中华苏维埃之史料的团体。农民组合在一九三一年还指出:[50]

我们确信,中国的工农革命如果早一天成功,我们台湾的工农大众就能早一天迎接快乐。换句话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同时,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送它上西天,是很显然的。对于关系如此重大的中国革命,我们岂可只是旁观?不可。台湾被压迫工农群众也负有重大的阶级任务。因此应该支持中国共产党,互相呼应,展开进攻。各位须唤起一决生死的努力,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为此,台湾的全体工农兄弟应以牺牲精神,巩固各自阵营的组织,不断训练,以高唱支持中国工农革命的右列口号:

一、决定支持共产党!

一、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

一、中国境内日本兵应即时撤退!

一、台湾与中国的革命工农应密切联系!

更重要的是,就在不久之后,台湾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台湾总工会(筹备会)、[51]农组,以及文化协会,向“一苏大”发出支持的公开信:[52]

公开信

致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

亲爱的代表与弟兄们!

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已经撼动了国际资本主义的稳定。经济危机伴随着世界性的失业潮而普遍发展着。

资本主义正在其崩溃的第三期!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重新瓜分已经造成了下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迫切危机。各国资产阶级透过引入产业合理化以及血腥剥削其国家及其殖民地广大群众而狂热地准备战争。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反苏集团(an Anti-Soviet block)以对抗苏维埃联盟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五年计划的飞速发展不但对资本主义各国形成威胁,也已展现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导部(the General of staff)的伟大存在。在此环境下,我们的中国弟兄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英雄地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战斗,并建立起远东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胜利,同时还是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信号。特别重要的是,当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密切关注广州暴动即将两周年的此刻,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将召开了。

因此,超过四百万的台湾被压迫群众不但为此而大受鼓舞,我们还要献给你们最伟大的阶级的敬礼!

亲爱的代表与弟兄们!

这仅仅是我们胜利的第一步。在明日的斗争中,还将有更多的困难与障碍需要我们的解决。无疑,这需要苏维埃联盟与共产国际的支援与指导。唯有藉此,我们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力量(revolutionary power)。我们确信,我们革命的中国弟兄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然能够经由推翻所有反革命的力量和殖民地被压迫诸民族(peoples)完全独立的支持来巩固他们的革命政权,从而能够取得我们最后的胜利!

亲爱的代表们!

我们,超过四百万的被压迫人民已经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超过三十年了。现在我们不再忍受奴隶般的生活,并已经在过去数十年间起而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帝国主义者逮捕了许多[台湾]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许多台湾的革命领袖也遭了逮捕。但即便在这样的压制状态中,我们广大的工农群众仍然同日本帝国主义与台湾民众党(Formosa Mass party)以及最近形成的自治联盟战斗,以获得台湾的完全独立!我们的独立运动无疑必须得到我们中国弟兄与日本无产阶级的援助与指导。

亲爱的代表们,

我们代表四百万被剥削的台湾民众,诚挚地希望你们能够最好地巩固并扩大你们的政权,不但要成为东方与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诸民族(peoples)的一座伟大灯塔,更要建立起我们世界性的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界性苏维埃大联盟!

最后,让我们高呼:——

1.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影响——帝国主义列强、国民党、改组派与取消派!

2.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

3.支持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苏维埃联盟!苏联的进步万岁!

4.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先进力量中国红军万岁!

5.中国的全国苏维埃政权(the national Soviet power)胜利万岁!

6.中国苏维埃政权唯一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7.世界无产阶级指导部共产国际万岁!

8.台湾与中国无产阶级紧密联合起来!台湾独立胜利万岁!

9.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署名:台湾总工会筹备会、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台湾文化协会

这封公开信有几个特点:(一)这封信显然以为“一苏大”要在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日召开,因此,至少从“一苏大”的预定召开日期从十一月七日改为十二月十一日后,这封信的撰稿者就知道了后一日期。问题只在于,这封信的撰稿者并不知道“一苏大”最后还是没有在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二)这封信特别提到了台共检举事件,由此可反映出台共对此三团体的重要性。(三)这封信提到了“台湾独立”,但这一口号必须理解为“台湾脱离日本而独立”,只有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支配才能正确理解这个口号。诚如苏新所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看是从那一宗主国分离出去,分离出去以后要干什么,才能正确判断……”[53]

第四节、结论

虽然“苏准会”与翁泽生为台湾派遣代表出席“一苏大”而做的规划未能得到落实,“苏准会”为台湾所提出的特别邀请却恰恰显示出台湾的不同地位,同时可能验证苏新的“两岸苏维埃统一论”。

“区代会→苏准会-一苏大”之间的变迁与冲突,有两点意义:(1)应该将中华苏维埃的建国过程视为一个复杂的、不断改变设想与组织方式的过程。即便这个过程可能反映了许多无效的努力,[54]也不能仅仅把1931年正式召开「一苏大」的中华苏维埃视为唯一的中华苏维埃。方法上,应该把“区代会→苏准会→一苏大”这整个过程视为中华苏维埃本身的变迁过程之一。从这种角度出发,那末,即便曾经被选出来的正式台湾代表未能参与「一苏大」,也不能否认这些代表的合法性与历史意义。(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完全有可能成为解释台湾社会运动史的媒介。当然,如果可以找到更多的史料,也需进一步比较同时期的其他殖民地革命运动是否也可镶嵌在“区代会→苏准会→一苏大”的阶段性发展中解释。但至少本文研究显示,台湾社会运动史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一般。

台湾与大陆之间「不一般」的密切关系,不能不从历史上台湾因为甲午战败而从中国被割让出去的历史来考虑。如果能够充分考虑两岸之间惨遭分割的这段渊源,就不会轻易地将苏新的“两岸苏维埃统一论”视为一个事后的建构、事后的论述,或者一种话语。但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苏新是历史当事人,如果他的解释没有公信力,对其解释的质疑则无疑更需展现其质疑的公信力之所在。其次,不能仅仅从「中国统一」的角度看待“两岸苏维埃统一论”。中华苏维埃作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意义并不只属于中国。她可视为一个「东方苏维埃」,既是前述引文所说的“远东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也是基于工农民主专政这一特殊的建国理想而成立的新型国家。这使当时许多越南、朝鲜等中国前藩属地革命者得以加入其中,更使殖民地台湾的人民也得到重新参与「中国」政治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华苏维埃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乃是藉由一个比单纯的中国统一还要更广博、更深刻的社会变革理想,使(东方)被压迫民族实现大联合,而使遭到分隔的两岸能够藉由包容其中来实现再统一,从而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统一。

具体的例子还可参见中华苏维埃基于“苏区”与“非苏区”的差别而提出的建国代表选举办法。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下,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各种日常理解的)中国疆域之内的划分,而更是“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内部的第一个“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的差别。这就为当时惨遭分裂的两岸提供了超越一般民族主义的、新的联合的可能。就算这种联合可能仍然表现为民族主义,其本质也发生了转变。诚如林书扬在1986年的一篇手稿所指出的,那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中国新民族主义」,[55]这种新民族主义将使人民之间产生阶级与民族的双重认同的「韧带作用」。而当我们进一步回顾二十世纪历史,也将发现到,这种「韧带作用」确实在二十世纪的两岸对峙的状况里不断起到积极弥合裂痕的作用。

当然,仅仅考虑台湾与中华苏维埃之间的关系并不充分,关键还是要逐个梳理当时的中华苏维埃与各个弱小民族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定置中华苏维埃的「对台」政策是否具有特殊性,或者只是中华苏维埃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对其「民族政策」之一运用。但从台湾与中华苏维埃之间的关系入手,无疑也能为近一步的梳理开个头。

虽然台湾人并未因为一九三〇年的中华苏维埃准备运动而真正参与后来召开的“一苏大”,但陆陆续续都有台湾人进入苏区。比方有这样一则记载:一九三〇年的长汀群众大会“除了朱德、毛泽东,和一台湾共产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工农份子。”[56]再接下来,就是一九三二年蔡孝乾、施至善等人在红军攻克漳州之后进入中央苏区的故事。[57]而这批台湾人,参加了“二苏大”。

总的来说,就历史的实际发展而言,两岸并没有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然而台湾光复所带来的民族再统一却使两岸的革命运动得到整合、使台湾的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历史这般的辩证发展,也许正是只有在海峡两岸之间才能出现的独特产物吧。

征引书目: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А. Э. Б.(2005).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村田阳一(编译)。﹙1993﹚。《资料集.初期日本共产党とコミンテルン》。东京:大月书店。

胡毓秀(1980),〈“苏准会”秘密机关〉《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总第04辑)(上海),33-37。

邱士杰(2009a)。〈一九二○年代台湾社会运动中的“大众党”问题〉。收录于:若林正丈、松永正义、薛化元(编),《跨域青年学者台湾史研究续集》(页129-184)。台北:稻乡出版社。

邱士杰(2009b)。《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邱士杰(2010)。〈《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若干考订之辨析──以翁泽生新见逸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为中心的讨论〉。《史原》,第22期(台北),259-292。

山辺健太郎(编)。(1977)。《社会主义运动》(一)。东京:みすず书房。

苏新(1993)。《未归的台共斗魂》。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1989a)。《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台北:创造出版社。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1989b)。《台湾社会运动史》“无政府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农民运动”(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台北:创造出版社。

外務省記錄(1932,6/3)。〈共產軍ニ加入セル要注意臺灣人ノ動靜ニ關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185700(第47画像目から)。《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台湾共産党関係》(I.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杨奎松(1991)。〈“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北京),196-220。

余伯流、凌步机(2001)。《中央苏区史》。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章夷白(1985),〈我参加“苏准会”工作及被捕入狱的有关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3辑(总第24辑)(上海),34-3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2002a)。《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9卷“1927-193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编)。(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第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统战部与中央档案馆(编)。(1990)。《中共中央土地革命前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

[1] 本文原宣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重庆,2010年)。

[2]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电子邮件:d97123006@ntu.edu.tw

[3]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1980.5.5),收录于苏新(1993:263-267)。

[4]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1980.5.5),收录于苏新(1993:263-267)。

[5] 由于二十世纪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导致一部分工人阶级支持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工人阶级则支持共产党。这种分裂形势促使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变成显着的问题。

[6] 关于专政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近者可着重参考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团结到底〉这三则依据延安经验而完成的论述。研究方面则请参见邱士杰(2009a, b)的讨论。

[7]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89a:24-38)。

[8]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剧变。传统上构成“第二国际”主体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所率领的各国新兴共产党分道扬镳,彼此打击。但在欧洲革命形势屡遭打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开始思考如何争取各国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工人阶级。对此,1921年的共产国际“三大”与《十二月提纲》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战略。1922年的共产国际“四大”再次肯定这一战略并提出了“工人政府”与“工农政府”口号,但主要是“工人政府”。德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是“工人政府”口号提出的关键,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个口号的肯定促使了德共得以在1923年同社民党共同在地方议会中组成联合政权。但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国际组织──偏右的第二国际与偏左的“第二半国际”──于同年宣布合并(1923年5月),共产国际内部便出现反对与社民党共组“工人政府”的声音。共产国际从1923年6月开始着重宣传“工农政府”口号并放弃“工人政府”口号。这种变化乍看之下是强调工人与农民的联合,实际上却是由于不再争取同样由工人所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所以要着重争取农民。无论是哪种“政府”(government)都能体现共产党把“夺取政权”视为最重要任务的理论认识。但在这两个围绕着“政府”而提出的口号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夺取政权”的设想是围绕着“专政”(dictatorship)而产生的。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得出了工人阶级必须先夺取政权(=工人阶级专政)的结论。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在十九世纪末期从工人阶级专政延伸出工人与农民联合专政(=工农民主专政)的想法,并引起长久的论战。因此,当“工人政府”与“工农政府”口号提出之后,马上就面临到如何解释这两个新兴的“政府”口号与古典的“专政”论述之间的关系。左倾的解释通常是强调“政府”就是“专政”,右倾的解释则是强调“政府”是通向“专政”之前的步骤。当“工人政府”口号被放弃之后,“政府”与“专政”之间的关系急遽转向左倾的解释。1924年的共产国际“五大”将“工农政府”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此后,由于革命形势在欧洲与中国出现空前挫败,遂使共产国际日趋左倾。1928年7-9月的“六大”不但继续强调反对社会民主党,更开始把社民党视为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不再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右翼。总体来说,“六大”的战略意图是把各国的阶级关系简单化,因此要求各国共产党打击同样也有工人阶级基础的社民党,并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因为各种因素而产生的“两党论”,以避免产生任何可能同社民党混同的政党并削弱共产党的力量。自此之后,共产国际从统一战线时期进入了所谓“(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时代。以上,关于“工农政府”与“专政”问题的相关书目以及相关问题与台湾的关系,请详见邱士杰(2009b)的介绍。

[9] 此纲领全文及其版本与传播过程可参见山辺健太郎(1977:xxix-xxx﹑lxi﹔84-95)所编资料集。該資料集所收之“一九二七年綱領”是綱領定案後於1928年發表於《マルクス主義》3月號的版本,發表時內容多伏字,並有部分文字遭竄改。可另见村田阳一(1993:194-225﹑375-378)编译的全文考证版。

[10]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89a:171-177)。

[11]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1980.5.5),收录于苏新(1993:263-267)。

[12] 余伯流、凌步机(2001:329-330)。

[1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1930.2.4),《红旗》,1930年2月12日,第3-4版。

[14] 余伯流、凌步机(2001:331-333)。

[15] 藉由“区代会”而发出的号召大多强调“区代会”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全国性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对立,因此呼吁民众支持“区代会”及其通过的各项文件。见:〈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红旗》,1930年6月4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特别号”,第1-2版;立三,〈[社论]两个政权的对立〉,《红旗》,1930年6月7日,第1版;〈[社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意义〉,《红旗》,1930年6月11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活动——中共中央通告第八十一号〉,《红旗》,1930年6月18日,第1版;〈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传纲要〉,《红旗》,1930年6月21日,第3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全国反对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中共中央通告第八十二号〉(1930.6.18),《红旗》,1930年6月25日,第3-4版。

[16] 号召“一苏大”的第一份公开文件是: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号召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宣言〉,《红旗》,1930年7月16日,第1-2版。

[1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1930.7.18),《红旗》,1930年7月23日,第4版。关于“苏准会”的日常运作,还可参见胡毓秀(1980)与章夷白(1985)的回忆。

[18]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扩大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9),收录于中央档案馆(1989:274-306)。直到同年十月底,瞿秋白仍指出:“目前具体的问题,就是综合全国一切斗争,组织群众。革命的力量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问题就是根据于群众和红军斗争力量之上,来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见:秋白,〈[社论]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实话》,1930年10月30日,第1版。

[19] 以十一月七日为“一苏大”召开日期的第一份公开文件是: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号召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宣言〉,《红旗》,1930年7月16日,第1-2版。

[20] 宣布日期改订为十二月十一日的公开文件首见于:〈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经过〉,《红旗日报》,1930年9月19日,第1版。这份文件宣称,日期乃是依据九月十二日首次召开的“苏准会”决议而改定。

[21] 〈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布告〉(1930.9),《红旗日报》,1930年10月08日,第1版。

[22]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10.24),收录于中央档案馆(1989:437-438)。

[23] 见:〈苏准会召集上海个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追记〉,《红旗日报》,1930年12月20日,第2版。

[24] 杨奎松(1991)是最早发现这种冲突的研究者,因此他的研究将是本文的主要对话对象。

[25] 向忠发指出:根据远东局的建议应该是召开“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大会,这不是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具有全国政权性质)。”根据初步计画拟于五月一日召开预备会议,而五月三十日正式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五月十六日代表抵达之后才发现多数苏区代表没到。基于种种原因,甚至没有区分预备会议与正式会议,中央决定宣布预备会议为正式会议,“因为否则就无法通过决议并加以贯彻。”此间与远东局失联,至恢复联系之时,“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以上见:〈[档案245]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1930.6.25),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201-203)。

[26] 远东局在“区代会”召开前夕即认为“区代会”是“一苏大”的“预备会议”:“再过几天将举行预备会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编者注:指苏区代表会议,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举行于上海]。因为这一延期,代表大会本身也不能在五月三十日举行,大约要推后一个月。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充分,尤其在企业中更是如此。”以上见:〈[档案2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5.18),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151)。后来远东局的埃斯勒向东方书记处指出:虽然“一苏大”准备会议顺利于五月二十日在上海召开,但“会后李[立三]向我们通报说,他们把会议改称为苏区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等于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似乎放弃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想法。”。见:〈[档案244]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6.23-25),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188-190)。

[27] 远东局的埃斯勒于六月二十二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立即以筹备会议[即“区代会”]的名义具体号召在三个月后召开全苏大会,认为“如果我们集中全力开展这一活动,我们就能纠正筹备会议所犯的错误。”见:〈[档案2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6.22),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186-187)。

[28] 关于“区代会”的“预备会议”转变为“区代会”的“正式会议”,向忠发指出:“以苏区正式会议的名义这样做要比以全国苏代表会议预备会议的名义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方便得多。我们还说,如果中央把具有最高政权性质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名,那无疑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苏代表会议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把它的预备会议改称为正式会议不是什么政治错误。但是他[远东局的埃斯勒]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中央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上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文中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以上见:〈[档案245]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1930.6.25),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201-203)。后来向忠发在中共党内进行检讨时,则把会议性质发生“转变”的责任推到李立三身上:“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过早办法的法令。”见:忠发[向忠发],〈中央政治局报告〉(1931.1.7),收录于中央统战部与中央档案馆(1990:571)。

[29] 两个政权对立论的文件可见:〈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红旗》,1930年6月4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特别号”,第1-2版;立三,〈[社论]两个政权的对立〉,《红旗》,1930年6月7日,第1版;〈[社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意义〉,《红旗》,1930年6月11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活动——中共中央通告第八十一号〉,《红旗》,1930年6月18日,第1版;〈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传纲要〉,《红旗》,1930年6月21日,第3版。

[30] 可具体参见前一注释所引文件,这些文件全都没有提到“区代会”之后还要召开“苏准会”与“一苏大”。

[31] 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1930.7.18),《红旗》,1930年7月23日,第4版;向忠发,〈[社论]为建立全中国中央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红旗》,1930年8月25日,第2版。

[32] 后来远东局的说法获得共产国际认可,因此中共中央遭批评“把预备会议改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分见:〈[档案25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之间分歧问题的决议〉(1930.7.29)以及〈[档案2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在一九三零年二月十七日至八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1930.7.29),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222-236)。

[33] 远东局曾以“亡羊补牢”的口吻指出:“八月政策”(即立三路线时期)的全国暴动口号曾使非苏维埃区域的党无所作为,并在“论述当前中国革命时反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并且取消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不过,“支持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现在真正认真地开展起来了。它能否像计画的那样于十二月十一日举行还是个问题。会期可能推迟一点。这将取决于群众对代表大会的准备程度。以上见:〈[档案31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10.20),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390-396)。

[34] 这种说法可见: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号召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宣言〉,《红旗》,1930年7月16日,第1-2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1930.7.18),《红旗》,1930年7月23日,第4版;〈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临时常委会报告〉,《红旗日报》,1930年9月12日,第4版。

[35] 〈[档案244]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6.23-25),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188-196)。

[36] 〈[档案22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5.1),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140)。

[37] 〈[档案2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5.18),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152-154)。

[38] 请见邱士杰(2010)的近期讨论。

[39] 即如下档案:“Док. No. 4. Доклад Линь Жигао (май 1930 г.),” “Док. No. 5.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Вэн Цзэшэна (12 мая 1930 г.),” “Док. No. 6. Доклад Линь Жигао (май 1930 г.).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and “Док. No. 7.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Вэн Цзэшэна (12 мая 1930 г.).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А. Э. Б. (2005: 276-337).

[40]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1930.2.4),《红旗》,1930年2月12日,第3-4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1930.2.15),《红旗》,1930年2月26日,第1版。

[41] 关于苏区与非苏区的划分与相关选举办法可见:〈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红旗日报》,1930年9月20日,第4版;〈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共中央通告〉,《红旗日报》,1930年9月23日,第2版;〈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二续)〉,《红旗日报》,1930年10月10日,第2版。以下这篇文章更特别指出这种区分两种区域的选举办法,可以体现了政权的全国性:〈[社论]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节录中共中央通告〉,《红旗日报》,1930年10月11日,第1版。

[42] 〈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二续)〉,《红旗日报》,1930年10月10日,第2版。

[43] 〈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三续)〉,《红旗日报》,1930年10月11日,第2版。

[44] 〈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积极进行复选工作〉,《红旗日报》,1930年12月23日,第2版。

[45] 〈苏准会筹备选举,续有革命团体代表报到〉,《红旗日报》,1930年12月24日,第2版。

[46] 〈各团体赴苏大会代表,昨日开会举行复选〉,《红旗日报》,1930年12月26日,第2版。

[47] “Док. No. 14. Письмо Вэн Цзэшэна в Дальбюро (5 января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А. Э. Б. (2005: 395-396).

[48] “Док. No. 22. Письмо Вэн Цзэшэна в Дальбюро (28 января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А. Э. Б. (2005: 418-419).

[49]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89b:225)。

[50]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89b:263-264)。

[51] 关于台湾总工会问题,请见邱士杰(2009a)的研究。

[52]“Док. No. 33.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 созданию Общетайвань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руда, ЦК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айваня и Ц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Тайваня к делегатам Всекитайского съезда советов (11 декабря 1930 г.),”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А. Э. Б. (2005: 449-451).

[53]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1980.5.5),收录于苏新(1993:263-267)。

[54] 比方中共中央曾描述过当时出现的一种说法:“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说:我们的苏维埃运动被立三运动妨碍到不能有最低限度的发展,至今还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的公函),于是便有人要求改变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全国的口号(郭妙根同志)。”对于郭妙根的这种说法,中共中央批评其“显然是退却的路线”。见:中共中央,〈中央通告第╳╳号(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1931.1),收录于中央统战部与中央档案馆(1990:585)。引文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55] 林书扬,〈有关反垄断同盟的几点意见〉,手稿,1986。

[56] 〈另一个世界的闽西〉,《红旗日报》,1930年8月28日,第4版。

[57] 蔡孝乾等人在红军打入漳州之后,与妻子(刘月蟾)参与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蔡担任政治部主任,施至善三子施怀清则担任宣传部主任。此外还有包含侯朝宗在内的台湾人参与该组织。(外務省記錄,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