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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魚」的旅行日記：1924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第八章

「蠹魚」的旅行日記
──1924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

引　言、一次特別的報告會
第一節、〈蠹魚的旅行日記〉尋蹤
　　1.戴國煇的追尋
　　2.〈蠹魚的旅行日記〉考證
　　3.「蠹魚」為何得以成行
第二節、向著五一節的東京而去的蠹魚
　　1.在前往日本的船上（4月26日至30日）
　　2.從神戶到東京（4月30日）
　　3.參與東京的五一節遊行（5月1日）
第三節、為了與山川夫婦的見面
　　1.在東京展開訪問行程（5月2日至4日）
　　2.為日本世界語學會而續留於東京（5月5日至14日）
　　3.訪問山川夫婦與返台（5月14日至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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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一次特別的報告會

雖然有1923年底「治警事件」的打擊以及許多組織的接連崩潰，文化協會卻堅持了下來。文協繼續進行著面向群眾的文化啟蒙工作。特別在台北，1923年以來開設了「短期講習會」[1]以及「通俗學術土曜講座」[2]。前者後來遭到禁止，[3]後者則在台北「港町」進行至1924年。蔣渭水（1890-1931）是「通俗學術土曜講座」講次最多的人，共九次；其次則是講了八次的連溫卿（1895-1957），[4]其間還曾遭到臨監警官的中止。[5]連溫卿指出，就動員力來看，「每回聽眾平均以五百名計算，已動員二萬二千人。」若就演講主題來看，則「以社會問題方面之講演為最多，幾乎及半，佔三十次之多，以民族問題，勞動問題及文學方面最少，祇各一次而已。」[6]

連溫卿的八次演講有一次是非學術的，即1924年5月30日臨時舉行的第廿七回講演──「內地旅行談」，這是他赴日本旅行的心得報告會。連溫卿於1924年4月底至5月中旬首次踏上日本進行考察訪問。這是連溫卿第一次離開台灣的土地、為了追尋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聯繫而展開的一場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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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首次組織化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第一章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首次組織化

引　言、上海的兩個祕密集會：1921年7月
第一節：上海的複雜背景
　　1.上海：「主義」的激戰地
　　2.上海台灣青年會及其成立前後的局勢
　　3.報端上的一瞬：「台灣赤華會」與《平平旬刊》的出現
第二節、平社與《平平旬刊》：兩種「主義」的兼容與分裂
　　1.概觀：平社及《平平旬刊》
　　2.「主義」對立：從平社、《平平旬刊》到赤華黨
　　3.台灣人青年組織的興衰與轉折：以1924年為中心
第三節、結論
　　1.介入現實
　　2.從上海走向全東亞
　　3.平社及「赤華黨」的歷史意義

引　言、上海的兩個祕密集會：1921年7月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1921年夏天的上海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就在這年的7月下旬，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治集結。這次大會的召開是秘密的，當然也是不合法的。由於租界警察的破壞，與會的十幾名代表在開會期間被迫從城裡的秘密會場轉移到了浙江的嘉興，並在嘉興「南湖」水上的一艘小船上完成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對於中共的重要性不在話下。但也恰恰是這次重要的大會在中共黨史上構成了一件長期懸案並成為反共者的一件話柄──因為竟沒有人（包括大會代表）能說清這次大會的開會日期。

這件懸案直到一九八○年代才得到解決。關鍵竟是一場凶殺案。1921年7月30日晚，租界警察突然搜查中共的一大會場；31日凌晨，借居於上海「大東旅社」的一大代表陳公博（1892-1946）在同旅社中遭遇凶殺案。連續遭到兩件事情驚嚇的陳公博驚魂未定，馬上帶著新婚妻子離開上海。由於陳公博在「大東旅社」所遭遇的不凡經歷，史家們才得以透過當時的報紙核對出正確的大會召開時間。[1]

就在陳公博逃出上海、離開大東旅社、拋下歷史性的「一大」不管之時。同樣的上海及同樣的大東旅社卻在同樣的31日進行著一個群集台灣、朝鮮、菲律賓、印度各弱小民族代表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為當時即將召開的「華盛頓會議」（1921.11.11-1922.2.6）而進行的對策集會，議題則是如何實現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獨立。據日本情報資料，會議至少在7月24日時就召開了（中共「一大」的召開則是23日），台灣的參與者是著名民族主義者蔡惠如（1881-1929）以及原在日本留學的彭華英（1891-1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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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獲「共鳴」﹕長期獨行的范本梁

1923年2月1日，一捆從北京寄往廈門的傳單《新台灣創刊的宣言》被廈門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所查獲。這是一份創刊宣言書。這份刊物由許地山發行﹑范本梁編輯。通信者與通信處，均賴當時仍在燕京大學的許地山轉交。這份傳單非常重要。這份傳單不但將范本梁的組織活動整整向前推進了一年，還證實了許地山與他的合作關係，更說明了「新台灣安社」有一個叫做「新台灣社」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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