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我的工作是有目的的。我願意幫助別人願意為追求生存喜悅的時代獻身。」──這是黃榮燦銘記在心的珂勒惠支的話，也是黃榮燦對自身命運的預言。不同於沈默但有尊嚴地安度餘生的莊索，黃榮燦在1952年被捕並犧牲。黃榮燦就義前的相片在近年公佈。他那憤怒而徬徨的眼神以及拒絕就範的姿態讓人不忍多看。此後三十年間，他的遺骨連同其他兩百多名犧牲者一起長眠在台北近郊的亂葬崗，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被發現。他們露出在地表上的石質墓碑非常之小──那幾乎是用B4紙甚至A4紙便能拓印下來的尺寸──因此經常如木刻作品一樣為追悼者所拓印、傳播，與追念。作為《恐怖的檢查》的作者，黃榮燦實際上是墓群中最著名的人物。2013年10月18日，《黃榮燦生平與作品回顧展》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展出。這是黃榮燦在大陸的首次個展。
本文節選版發表於《文訊》2024年5月號（第463期）。
文／邱士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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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觀察》雜誌第125號（2024年1月）
2023年11月6日秋冬之交的北京，來訪的兩岸學者和文化界人士，圍繞著中國現代文學館會議廳後方的陳列櫃，發出聲聲驚呼與讚嘆。櫃中陳列著台灣知名作家陳映真的局部手稿和筆記，當天舉行的「陳映真文學資料捐贈儀式及研究計畫啟動儀式」，則是這些珍貴文獻得以展現在公眾面前的機緣。
自陳映真先生2016年過世以來，這些文獻一直由他的夫人陳麗娜女士保存和整理，直到今年，初步整理完成的整批文獻，才正式選定中國現代文學館作為受贈單位，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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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將《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翻到最後一頁﹐就能看到該刊編輯兼發行者的大名﹔這個名字也不是別人﹐即是著名作家許地山﹙贊堃﹐1893-1941﹚﹐當時他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就讀｡許地山的參與反映出青年會組成份子的複雜性｡也許彼時台灣割讓不過三十年﹐離土未遠﹑親緣仍深﹐台灣割讓前後即跨海內渡的台灣人﹐仍可參與其中｡也或許始終以「老台灣人」自許的許地山﹐對於台灣的情感厚重依舊｡不過﹐許地山的參與還預示了一層更深的意義﹐即無政府主義向著台灣青年而滲透的開始｡然而這個問題﹐並無法從「許地山」這三個字直接抉出答案﹔問題還得從另一個重要的臺灣人說起｡這個人﹐正是從東京來到這座古都的范本梁｡
繼續閱讀摘要：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繼續閱讀
文件資訊：邱士杰（2006）｡〈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秋季號（台北）﹐197-208｡同文並曾節選發表於《新國際》｡
福本和夫（1894-1983）。最早參加法蘭克福研究所活動的亞洲人，深黯德文的他首先將盧卡奇、柯爾施等人所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思潮傳入亞洲，並改造成日後以「福本主義」（福本イズム）聞名東亞的思想路線。如同魯迅，福本也非常喜歡被德國人視為智慧象徵的貓頭鷹（梟・ふくろう），因而在晚年特意撰寫了關於貓頭鷹方方面面的一些專書：『唯物論者のみた梟』，『フクロウ―私の探梟記』，等等。（2018.3.10）
邱士杰的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