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0年代前期，台湾文学进入了普罗文学运动的高涨期。本文从1927年文协的“转换方向”谈起，通过文协、台湾作家协会、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等几个标志性组织团体的理论与活动，探讨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在台湾的发生与转化，同时在台日普罗文学运动与国际左翼思想交流的跨境视野下，勾勒出台湾普罗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政治从结合到分离的轨迹。（本文原載於《台灣研究集刊》2016年第6期。）
繼續閱讀 →

【邱士杰案】這篇是陳映真先生發表在1999年《新日本文學》的一篇文稿。在這篇文稿中，陳映真先生表示：「從1986年放下寫小說的筆，今日已屆60歲的我，也總算決心從社會活動再回到小說創作。」這篇文章可以視為陳映真重新創作小說之前的暖身宣告。由於目前尚不知道本文的漢語原稿為何（也可能直接以日文書寫），故由日譯稿重新譯回漢語。《新日本文學》是日本戰後左翼文學刊物之一，曾與日共有關，但後來卻因為路線分歧等問題而分道揚鑣。

登載陳映真此篇短文的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的《新日本文學》組織了一個「いま,アジアから」的特集，並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由徐勝、徐桂國先生所日譯的〈後街〉，第二篇是陳映真先生的〈最近的活動〉，第三篇則是徐桂國先生所寫的〈苦惱的台灣文學（苦悩する台湾文学）〉。由於〈後街〉是作為「小說」而發表的，因此也可看出〈後街〉在陳映真先生重拾小說之筆之前的重要地位。徐勝先生是著名的在日韓國學者，1970年代曾因白色恐怖而在韓國被捕入獄十九年，出獄後積極從事東亞的人權與和平連帶工作。徐桂國即「墨面」，是著名的旅日左翼華僑運動家。

本文由邱士杰根據日文版翻譯：陳映真，〈報告：最近の活動 (特集 いま,アジアから)〉，《新日本文学》，54(1)（1999，東京），頁20-22。譯文經修訂後，收入《陳映真全集》第17卷（頁156-161）。台北：人間出版社，2017。引用請以全集版譯文為準。

繼續閱讀 →

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然而，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並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卻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小關、乃慈、小胖、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邱士杰，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