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4年劉易斯提出二元經濟理論以來，西方學者大都只論傳統農業和現代化工業，並注重於農業的剩餘勞動力如何向工業轉移問題。費一拉尼斯乾脆把二元經濟定義為農業與工業兩大部門並存。¯他們也提到手工業者、小商人、服役人、搬運工等，但把這些人看成是“隱蔽的失業者”，或等待進人現代化部門的“城市傳統部門”。事實上，傳統經濟的非農業部門人數眾多，基本上不存在剩餘勞動力，在早期它們是與現代化產業並行發展的，並成為吸收農業剩餘勞動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稱明治維新以前已有的產業為“在來產業”，並進行專門研究。1981－1935年，日本農業就業人口是不斷下降的，同時期現代化產業就業人口增加約3300萬人，而在來部門產業就業人口增加逾6600萬人就是說，現代化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多餘勞動力主要是由傳統經濟中的非農業部門吸收的。 明治維新後，日本工場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中的散工制發後迅速，對日本現代化工業的建立起了輔助作用。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為發揮勞動力優勢，仍是在現代化企業中實行多班制，而將部分工序和零件生產轉包給小廠和家庭工業去完成。』

『實際上，傳統農業中非人力的物質投人是個重要的變量，農民主要是從農業剩餘上來考慮資本投人的。1922年日本的水稻生產成本中，土地（地租）佔30％，勞動佔36％，資本投人佔34％。』
『傳統農業原有很大的剩餘，這從封建地租常佔產量的一半可知。惟其剩餘多轉化為租賦以及商人和高利貸利潤，農民不能支配。日本明治維新時以1873年地稅改革將水稻產量的30％集中到政府手中，成為興辦現代化產業的資本。中國一向租重賦輕，而地租是最難轉化為資本的。甲午戰後，田賦日增，附加尤重，糧田殆無純剩餘。惟經濟作物和商品性副業一般仍有盈餘，否則農民不去生產。田地生產受氣候影響，商品性副業更具市場風險，故農家經營常是有虧有盈，總的看仍是略有盈餘的。』
『對剩餘勞動力的測算都是憑經驗數據。其概念是，農村勞動力投入田地（種植業）的勞動者，超過當時技術水平所必需的勞動者的部分，即剩餘勞動力。 西方二元論者大都把日本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作為最成功的經驗，並認為這是由於日本工業化是從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織工業人手，1930年後轉人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時，已有資本積累的能力了。這種觀察，遠非全面。日本在“殖產興業”（1870－1885）時期已建有一批基礎工業，輕紡工業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有人分析，19世紀，日本實以農產品加工等“有明顯傳統特點”的工業佔支配地位，20世紀後資本勞動“中間性“的紡織工業才佔優勢。又日本中小工業特別發達，19世紀末民營工廠中有60％在農村，有類我們現在的鄉鎮工業。以後，仍採取小工廠為大企業承包加工的政策。前面我已指出，迄三十年代，日本吸收多餘勞動力的主力 不是現代工業，而是傳統經濟中的非農業部門。現再指出，就業量最大的不是工業，而是第三產業。據1920年的國勢普查，全部就業人口中，第一產業1511萬人，基本上屬傳統產業；第二產業529萬人，內66％屬傳統部門；第三產業677萬人，內76％屬傳統部門。­1920－1930年，工業不景氣，很少增加工人，而第三產業增加了209萬人。總之，日本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成功，是農、輕、重和大、中、小合理配合，發展第三產業，現代化產業與傳統經濟互補協作的結果。 日本的農業就業，尚有兩事值得注意。其一，1872－1940年，日本全部就業人口以6.18％速率增長，農業就業人口以1.72％速率下降，但非總是如此。在19世紀七十年代，由於推行“明治農法”（主要是整理土地灌溉和推廣集約化耕作），農業勞動力是增長的。在1895－1905年間，由於迅速擴大桑蠶業，1925－1933年間，由於恢復和擴大複種，農業勞動力也是增加的，以至出現“再流人”現象。其二是，日本農業始終保持較高的勞動投人（也保持較高單產），乃至逐步機械化以後還是這樣。石川滋提供的資料如表一，因而他認為現代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農業的勞動投人偏低，就業問題“在近期內不可能通過工業化、城市化得到解決，而只能主要在農村內部尋找其解決辦法”。』

(摘自：吳承明，《論二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