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21)。〈歷史社會主義的盜火者〉[PDF]，《東方學刊》總第11期，頁121-124。

今天我已難以回想 20 世紀第一次見到陳明忠的具體時間和場景，但腦海裡還是不斷閃過一幕幕與他相處的畫面。他是充滿趣味的幽默老人。關於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著有趣且溫馨的要素。這樣的人格特質大概是在長年的磨難中錘鍊出來的修養吧。還記得，某回我們偶然聊到馬克思針對俄國農村公社前途而數易其稿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話和閩南話夾雜的方式，脫口而出“查蘇利奇‘彼個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蘇利奇那個女人）這個妙句：“查蘇利奇”以嚴肅的普通話發音，“那個女人”卻用洋溢鄉土風味的閩南話表達，彷彿查蘇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鄰家大媽。他的話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統治 50 年間飽受摧殘的台灣閩南話其實難以支持完整的理論思考，他卻能用這種有趣又純白的方式精准表達自己的“內曜心聲”，然後繼續談論這封回信和後進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關係。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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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紀初期的中日兩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曾是帶有兩義性的漢字譯詞。第一義是“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資本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1）而創立的“經濟學說”。（2）第二義則是社會主義者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制度預見或規律分析。此處所謂的制度預見並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熱衷的“為未來的食堂開調味單”，而是在無產階級越來越可能奪取政權並確實保持了政權的歷史趨勢下（從 1871 年巴黎公社到 1917 年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政權及其經濟發展的關係愈發成為有待論證的重大課題。兩義性的存在讓 20 世紀 20 年代及其以前的論者經常面臨理解上的困難。比如，1929 年由楊澄波翻譯、上海遠東圖書公司出版的通俗讀物《資本論概要》（W. H. Emmett, The Marxian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 , 1925）就曾抱怨一些題為“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著作不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內容，反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對象。這種名實不符的狀況正是兩義性帶來的後果。儘管如此，倘若仔細分析 20 世紀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日語和漢語文獻裡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概念，也能發現第一義越來越少而第二義越來越多的顯著趨勢。這是兩義性伴隨著蘇維埃經濟的不斷發展而逐漸消亡的體現。直到 20 世紀 40 年代的蘇聯理論界正式將蘇維埃經濟納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提出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解釋範圍，並承認客觀經濟規律在蘇聯的存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空間才終於在第二義上獲得解放。對於積極以本土實踐豐富自身理論的新中國經濟學界而言，這樣的理論空間正是新經濟學直接立足的起點。

蘇東劇變之後，堅信社會主義生命力的思考者自主開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以中國台灣地區來說，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陳明忠（1929—2019 年）。陳明忠是知名的中國台灣省社會主義運動者與愛國統一運動陣營的領袖，也是大陸主流媒體近年經常報道的人物。他的傳奇故事始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民族意識覺醒。陳明忠出生於台灣南部鄉下的富裕家庭，並因日本推動的皇民化運動而長期不知自己作為被殖民者的身份。直到中學時代與日本學生發生衝突，才因此發現自己原是中國人，並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祖國認同，然後在 1945 年台灣光復後的五年間進一步產生認同工農大眾的階級意識，毅然擁抱新生祖國。在台灣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陳明忠不但參與了地下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鬥爭，也直接加入地下黨，並在隨後的 30 年間接連兩次被捕，合計坐牢 22 年。陳明忠的傳奇生涯已因多年的歷史論辯而成為令人難以繞過的存在。例如，《人民日報》在 2015 年登載的陳明忠故事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 2016 年出版的陳明忠口述自傳《無悔》令他廣獲讀者注目。

陳明忠是一條隱蔽但堅韌的歷史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看見無數台灣本省籍社會主義者和老地下黨員，為了祖國統一和民族解放而在“短二十世紀”的海峽彼岸無悔戰鬥的歷程。這無疑是 20 世紀中國革命不可分割的有機部分。但對今天的台灣社會來說，這段歷程也仍然只是近現代台灣歷史的“後街”，（3）而陳明忠就是在晦暗的後街負重行路的運動者。儘管如此，陳明忠及其同志們在海島上的歷史搏鬥並不是諜報劇熱衷描寫的“潛伏”故事，而是始終努力與廣大民眾相結合、同甘苦的民眾史。包含陳明忠在內的所有“老同學”（4） 都擁有巨大的歷史觀。幾乎每一位都能清晰地將個人過去的實踐鑲嵌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內部加以敘述，並如研究者那樣，為了未來的運動而給自己規定一個必須攻關的“選題”，然後努力為此選題奮鬥。陳明忠也有自己的選題。就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伴隨著蘇聯解體而陷入低潮的 20 世紀 90 年代，他將自己的選題確定為 20 世紀社會主義經濟的歷史實踐。這是多數“老同學”都相當關注，卻未必有理論能力探索的課題。陳明忠選擇了介入。

陳明忠是盜火者。早在他第一次入獄的 20 世紀 50 年代，他便瞞著不曉英文的牢獄管理者公然購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研究》，並在第二次入獄的 20 世紀70 年代撰寫出同名講義以教育青年受難人。而在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即陳明忠第二次入獄前，他購入當時仍屬罕見的影印機以秘密印刷、發行進步書籍，並借著赴日出差的機會認識了著名的旅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祖國統一運動者劉進慶（1931—2005 年）。陳明忠將劉進慶的博士論文（5）秘密帶回台灣地區。當這部論文通過他的秘密傳布而獲得許多“老同學”的積極肯定，努力以馬克思主義分析戰後台灣地區經濟的劉進慶才終於獲得前所未有的快慰。

陳明忠的知識語言是日據時代打下基礎的日語。儘管他始終遺憾台灣光復後的時代動蕩未能讓他學好普通話，但他仍能通過閱讀日語書籍獲知國際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前沿成果。這樣的語言優勢讓他在蘇聯解體的 90 年代借由勤勉的筆記作業留下大量札記。1993 年 9 月，他的初步研究成果以《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階段”論爭》為題發表於“老同學”自辦的《遠望》雜誌。雖然這篇論文只有兩千多字，卻濃縮了此後所有論著的要旨。七年後，陳明忠以筆名“黃志龍”在陳映真等同人創辦的油印刊物上發表過去積累的札記。這些札記有：《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以這些札記為基礎，他在 2011 年進一步改寫成帶有總括性質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6）。

我國理論界關於“過渡時期”的三種著名論斷──大過渡論、中過渡論以及小過渡論──可以作為快速把握陳明忠研究心得的切入點。大過渡論認為，從無產階級專政（＝工人國家）成立直至專政自我消亡之間，都是過渡時期，其間始終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力量的較勁。以斯大林模式為典型的小過渡論則把無產階級專政成立視為過渡時期的起點，並將生產資料的集體化與剝削階級的消滅視為過渡時期的完結。至於中過渡論則把工農階級的消亡視為過渡時期結束的標誌。陳明忠的判斷迥異於以上三者。他認為：後進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應執著於爭論過渡時期的開端與結束，而應注意開端之前。也就是說，既然後進國社會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自然結果，就應該在過渡時期的開端之前再界定一個準備過程，如蘇聯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886—1937 年）所稱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普氏充分申明後進國的無產階級政權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曾完成的歷史任務，補完不足的部分，然後才能為後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基礎。尤其重要的任務是國有化的大工業應從私有的農業小生產中轉移剩餘以獲得工業化資金。雖然陳明忠並不欣賞普氏關於剝奪農民剩餘的看法，但他認為準備過程確有必要。對他來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以及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就是充分落實準備過程並獲得高度成就的歷史典範。

陳明忠對準備過程的正式命名是“特殊過渡階段”，列寧的三段經典論述正是他如此命名的來源。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絕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1918 年 5 月）（7）

應該在從理論上說明，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1920 年 7 月）（8）

在一個小生產者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裡，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1921 年 3 月）（9）

陳明忠從這三段話的字裡行間讀出工人國家一定要在“特殊過渡階段”堅決發展物質生產力的結論。不過，列寧這三段的原始語境其實是強調小農遍布的蘇聯必須盡快擴張工人階級的數量。只有當工人階級取得數量優勢，才能扭轉國內不利於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力量對比，進而鞏固政權。雖然工人階級的隊伍必然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擴大，但生產力畢竟不是列寧以上論述的重點。在這個意義上，陳明忠對列寧作品的略失原意的經典詮釋意外流露出某種焦慮。

陳明忠的焦慮來自祖國大陸曾經遭遇的曲折與苦難，以及台灣地區愈發分裂的認同感。對於陳明忠以及許多“老同學”來說，雖然近現代中國經歷的曲折苦難毫不減損他們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確信，但仍需知性的理論去解答歷史如此走來的原因。這是陳明忠闡發“特殊過渡階段論”的初心。他希望通過“特殊過渡階段論”同許多沒有經歷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台灣地區中青年世代對話，讓他們獲得同樣的確信。因此，在他的社會主義經濟研究之外，陳明忠也開始口述自己的歷史。2003 年，已然癌症末期的劉進慶首先以日語為他撰寫口述草稿，但因急逝而終未發表。直到陳明忠的訪談稿發表於 2008 年《思想》雜誌（台灣聯經版）第 9 期，以及 2014—2016 年先後刊行的繁、簡版《無悔》，陳明忠的口述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陳明忠口述史刊發的過程幫助我們看到兩種把握社會主義的方式：一是部分研究者基於邏輯向度而設想的“應然的社會主義”，另一則是陳明忠沿著歷史向度而親身感知到的“歷史社會主義”。這裡所稱的歷史社會主義不是指社會主義已成歷史，也不是西方社會習稱的“實存社會主義”（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是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歷程中不斷萌芽的、使社會主義只進不退的各種積極因素及其積累。由於這些積極因素的發生和存在未必能以既有邏輯解釋之，因此只有借歷史向度予以把握。歷史向度與邏輯向度的不同把握方式可從馬克思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談起。馬克思的《資本論》依據“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勾勒了資本主義的邏輯形象，形成前述“第一義”的經濟學說；沃勒斯坦則嘗試把資本主義界定為 15 世紀存續至今“具體的、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統一體”，進而提出所謂“歷史資本主義”（historical capitalism）。（10） 對陳明忠理論的爭鳴者而言，只要理論中想象的社會主義未能存在於現實、只要生動的現實不符合邏輯演繹的圖景，就拒絕承認社會主義實踐的真實性。但若沿著沃勒斯坦提示的歷史向度，我們也可將社會主義實踐視為“具體的、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統一體”。就此而言，內在於陳明忠視野的歷史向度讓他感受到歷史社會主義的每一天都在產生自我保存、自我積累，以及自我茁壯的各種萌芽因素，於是，他才能心生確信，勇敢前行。

何謂萌芽？明清經濟史專家吳承明將經濟史意義上的萌芽定義為不可抗御的新生事物。這種新生事物“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11）。社會主義實踐形成只進不退之歷史軌跡的關鍵正如盧荻所言：“初始積累要得以持續直至完成，必須有抵消、消弭制度疲勞和制度異化的因素。長期而言，人民群眾的生活改善是必需的，而維持革命熱情的社會主義政治同樣是必需的。這樣，對於社會主義過渡而言，無產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不僅與初始積累同等重要，甚至必須滲透進積累本身。”（12）同樣，陳明忠的慧眼也確認社會主義在中國擁有不可抗御的光明前途。這是拘泥於邏輯演繹者所斷難感知的客觀現實。就此而言，作為傳記的《無悔》正是歷史社會主義借由陳明忠而留下的人格化軌跡。全中國無數如陳明忠一樣堅持初心的信仰者，都以自身的實踐積累成社會主義絕不中輟的積極因素。

今天我已難以回想 20 世紀第一次見到陳明忠的具體時間和場景，但腦海裡還是不斷閃過一幕幕與他相處的畫面。他是充滿趣味的幽默老人。關於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著有趣且溫馨的要素。這樣的人格特質大概是在長年的磨難中錘鍊出來的修養吧。還記得，某回我們偶然聊到馬克思針對俄國農村公社前途而數易其稿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話和閩南話夾雜的方式，脫口而出“查蘇利奇‘彼個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蘇利奇那個女人）這個妙句：“查蘇利奇”以嚴肅的普通話發音，“那個女人”卻用洋溢鄉土風味的閩南話表達，彷彿查蘇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鄰家大媽。他的話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統治 50 年間飽受摧殘的台灣閩南話其實難以支持完整的理論思考，他卻能用這種有趣又純白的方式精准表達自己的“內曜心聲”，然後繼續談論這封回信和後進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關係。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於是，陳明忠是先生。與他的思考一同前進是幸福而又能不斷獲得教益的過程。每當我翻閱他贈送的日語馬克思主義書籍，總能在書中看到許多筆記。那些被紅、黑墨跡標示出來的經典作家論述，都在後來寫入《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無悔》。尤其是列寧關於“特殊過渡階段理論”的各種說法，以及馬克思關於“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各種預見。他重筆標出了《共產黨宣言》的這段話：“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閱讀他的筆記，我感覺他似乎更重視這些專著徵引的經典作家的文字，而不拘泥於學者對文字的闡釋。或許其中有他堅定的主體判斷。

2018 年 7 月，我去上海的敬老院訪問他，話題仍是社會主義經濟。臨告別時，我請求題字。“一句就好，您覺得什麼話最可代表您的想法？”面對我的問題，他沒有多想便寫下字字均富深義的題詞：“祖國統一變成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他而言，“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萌芽已經出現並肯定可以長成的國度即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絕非已經消亡的蘇聯，而是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奮進的中國。因此，這句題詞不但濃縮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全部核心理論觀點，也對必然實現的祖國統一寄予最高期望。如果說這句話能夠總結其數十年來的社會主義理論探索，也不為過吧。

怎能想到這是最後一次對話？2019 年 11 月，我和許多追悼者一道，冒著瀟瀟冬雨走進上海市龍華殯儀館的告別式禮堂，為他送行。會場氛圍因為免去閩台繁復的葬儀民俗而顯簡單，卻也合宜。面對著身覆純色紅布、靜靜地安臥在靈柩裡的他，我忽然想起《無悔》回憶的壯懷畫面：“入黨的地點是在台中陳福添的家裡。牆上貼一塊紅布，李舜雨帶著我們三個宣誓。”就這樣，在紅旗的引領下，作為“黨生活者”的陳明忠從 1948 年 3 月 2 日連續奮戰到 2019 年 11 月 21 日。想到這裡，我不再有任何預想的悲傷。我總感覺，死亡不屬於他所奉獻的事業和階級，也不屬於他。他是不死的，只是休息了。

儀式結束前夕，來自海峽兩岸的悼念者重新回到禮堂，列隊齊唱《安息歌》。這是地下黨員錢大衛和成幼姝為紀念西南聯大“一二·一”慘案於 1945 年寫下的作品。這首歌的首唱地正是上海，持續傳唱的地方卻是 1949 年後的台灣。在一次次的告別中，“老同學”將這首歌送給即將赴死的獄友、獻給已然離世的同志：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著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走出禮堂之際回望：20 世紀 70 年代末在日本發起陳明忠救援運動的旅日僑領林柏耀先生仍默默守在同志的靈柩旁。堂內懸掛的輓聯昂然在目，為他肌理壯闊的 91 年寫下紅色的注腳：

反殖民、反壓迫，中國人民的英勇戰士；

愛國家、愛鄉土，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

本文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頁。

(2) 《列寧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2 頁。

(3) 許南村[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中國時報》，1993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39 版“人間副刊”。

(4) “老同學”是 20 世紀 50—70 年代在台灣地區受政治受難者間的暱稱。
(5) 劉進慶的博士論文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1974 年由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
(6)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2011 年由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

(7) 《列寧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5 頁。

(8) 《列寧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 頁。

(9) 《列寧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頁。

(10) 參見 [ 美 ]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路愛國、丁浩金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年版。
(11)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概論》，《吳承明全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頁。
(12) 盧荻:《新中國經濟變革的現代化目標和社會主義追求的矛盾統一》，《東方學刊》2019 年第 3 期，第 2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