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21)。〈《中國經濟原論》研究方法的形成〉，《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年第4期，頁38-51。按此下載本文刊行時的PDF檔案。*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般項目“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研究”（批准號：18BZS008 ）的階段性成果。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以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本論》為理論經典，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主流共識認為中國社會性質不屬於資本主義。經典與共識的矛盾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進程，而王亞南在“民族形式”口號和《資本論》體系的啓發下撰寫的《中國經濟原論》是化解矛盾的代表作。雖然王亞南與民國時期經濟學界的互動使《中國經濟原論》經歷了漫長的撰寫和改寫，卻也幫助他不斷提煉與反思《中國經濟原論》的研究方法，進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和他個人的思想歷程留下重要一頁。
關鍵詞：王亞南 民族形式 《資本論》
一、從“中國經濟學”到《中國經濟原論》
二、《原論》研究方法的確立
三、《原論》基礎論點的形成：商業資本與簡單商品
四、廣義政治經濟學對《原論》的挑戰
五、戰後官僚資本問題與《原論》的改寫
六、結語
註釋
1938年出版的《資本論》三卷中文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里程碑。郭大力和王亞南是這部名著的翻譯者。由於《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1]但理論界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已在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之後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認識集中，因此，如何以《資本論》體系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民國時期中國理論界思考的課題。
王亞南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的《中國經濟原論》（以下簡稱《原論》）是回答上述問題的代表作。《原論》的寫作史相當漫長。以1941年為起點，王亞南陸續撰寫多篇論文。這些論文在1946年集結為《原論》，然後在重印或者改寫中接連推出1947年版、1950年版，以及最後的1957年版。[2]《原論》的寫作過程見證了時代變遷，尤其是中國經濟思想界的階段性變化，《原論》在王亞南與民國時期經濟思想界的互動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研究方法。本文將以這段互動過程為線索，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民國時期走過的中國化歷程。
一、從“中國經濟學”到《中國經濟原論》
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是王亞南進入經濟學研究的契機。期待北伐改變中國的王亞南因革命失敗而消沈。消沈後的流浪卻讓他偶然在杭州大佛寺結識終生摯友郭大力。“由於在大佛寺古廟中認識了郭大力，我專攻經濟理論的信心因以鞏固，我終身從事的學術工作的志願因以確立。”[3]郭、王二人在20世紀30年代合譯了《國富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等政治經濟學名著，並在1938年譯出中國第一部三卷本《資本論》。[4]王亞南在1940年前往當時正在廣東坪石的中山大學擔任經濟系教授，從此展開其學院生涯。
王亞南涉足經濟學研究之初曾注意到主流經濟學界“把屈居末位的消費論，升列在生產論前面”。[5]為了用“新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克服主流經濟學的弊病並改造中國經濟，[6]王亞南在1933年主張形成一種有利於改造中國經濟的“生產經濟學”。“我所探究的生產經濟學說，大體上雖是以馬克斯〔思〕經濟理論為張本，但在敘述的方法上，在論證的對象上，在探究的範圍上，均自成一個特殊的體系，而這個體系之完成，在目前是頗為必要的。”[7]他在1937年發表一本針貶中國經濟現狀的評論集《中國經濟讀本》。[8]此書沒有任何經濟體系的建構與應用，顯然“自成一個特殊的體系”的經濟學說還不是王亞南當時可以立即挑戰的課題。
毛澤東在1938年提出的“民族形式”口號和相應的文化運動加速了王亞南向“自成一個特殊的體系”進軍的步伐。民族形式口號源自毛澤東對斯大林“民族文化”（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理論的重塑。斯大林在1925年提出“無產階級的文化是不廢棄民族的文化而給它以內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廢棄無產階級的文化而給它以形式”。[9]毛澤東在1938年發表的《論新階段》進一步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特點”，才能獲得具體的應用，“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作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10]除了斯大林與毛澤東的論述，嵇文甫認為民族形式口號還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前期在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和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出現的知識普及和大眾化運動。[11]
民族形式口號引發一系列討論。首先是1940年前後的“文藝的民族形式論爭”。[12]論爭形成兩個主要陣營，一些論者主張民族形式要立足於五四運動締造的現實主義傳統，另一些論者則試圖從中國傳統資源（所謂“舊形式”或“民間形式”）找尋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其次是“學術中國化運動”，如當時的論者徐獲權所言，“自毛澤東氏《論新階段》一書出版以後，從今年（筆者注，指1939年）4月起，開始有了‘中國化’的呼聲”。類似徐氏的觀察也先後為葉青、桂馨、伯勞等人所指陳。[13]
在王亞南看來，《中國經濟原論》“至少是響應當時學術中國化……的一個鮮明紀錄。在今日或在今後，有誰要觸到學術中國化，特別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歷史，本書至少也許可以多多少少暗示出那該是怎樣一個經歷了多少摸索和‘嘗試錯誤’的艱難過程”。[14]
1941年10月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當做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發端》是王亞南響應學術中國化運動的第一步。雖然這篇論文最後只成為《原論》的“附論”——《原論》分為“本論”和“附論”兩個部分——卻是王亞南對“中國經濟學”的倡議書及其學院研究活動的起點。此文指出：
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應隨時莫忘記：我們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我們要借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逐漸努力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也許有人疑問：第一，科學無國界，用不著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學；第二，政治經濟學是現實經濟之理論上的表現，落後的中國經濟……是怎麼也不能產生一種經濟學的。但如果把我們要求創立的政治經濟學，解釋為特別有利於中國人閱讀，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學理論教程，那又當別論了。那種理論的全般體系可以特別注意其論斷或結論在中國社會經濟上的應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證，盡可能把中國經濟實況，作為材料。像這樣一個體裁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到目下為止，我們尚不曾發現。……自然，像我在這裡所規定的供中國人研究的政治經濟的內容，實際無非就是一個比較更切實用的政治經濟學讀本。[15]
王亞南在1942年1月為他計劃寫作的《中國經濟學論綱》預擬了具體篇目，[16]然而預定篇目有三篇從未完成，並有兩篇推遲發表。[17]寫作計劃的異動可能與“中國經濟學”遭到的批評有關。許多論者以“鞭撻”和“質疑”的態度批評“中國經濟學”的提法有“破壞科學統一性的嫌疑”。[18]儘管這些批評並未讓王亞南放棄“中國經濟學”，他卻另外提出與“學”相平行的“原論”，即在中山大學課堂講授的“中國經濟原論十講”。[19]目前不能確定“中國經濟原論十講”形成的最初時間點與各講內容，但日後收入《中國經濟原論》的諸篇論文的寫作起點是1942年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後來收入《原論》“附論”的《中國商業資本論》（1942年12月完成），[20]以及收入“本論”為敘述開端的《中國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1943年2月完成）。[21]除了《原論》正式出版時才全部完成的《中國經濟研究總論》，[22]“本論”其他論文分別以“貨幣”、“資本”、“利息與利潤”、“工資”、“地租”和“恐慌”為主題發表在1943-1944年間的《時代中國》第8卷第5至6期、《廣東省銀行季刊》第3卷第1至4期、第4卷第1期，以及《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4期。
王亞南在1943年10月提出新的寫作計劃：《經濟科學論叢》（1943年出版）、《中國經濟論叢》（1944年出版）、《中國經濟原論》（1946年出版），以及《中國經濟意識論叢》（未出版[23]）。《經濟科學論叢》專門檢討政治經濟學的抽象理論，《中國經濟論叢》則關注抗戰期間的中國具體經濟政策。二書分居極抽象和極具體的兩端，《原論》介乎兩端之間。
力求以“中國人的資格”來“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王亞南很類似“文藝的民族形式論爭”的五四現實主義派。但他從現實主義立場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同時，試圖抵消現實主義的經濟學復古論也同步興起。復古論的先聲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在20世紀30年代從中國傳統思想找尋形式性資源的嘗試。馬寅初就曾在其《中國經濟改造》中專門討論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對當代中國經濟的意義。但馬寅初知道傳統思想其實難以挪用於經濟學，故強調“吾只需取其精神，變通其法可也”，[24]該書主體仍據西方主流經濟學體系構成，現實主義立場亦相當強烈。其實文藝論爭中主張“舊形式”與“民間形式”的論者也站在現實主義立場，因此這些形式首先是被當成封建社會內部的反封建契機才得到他們的承認。[25]相較之下，20世紀40年代初期形成的經濟學復古論意圖直接挪用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經濟指導原則，因而論述的形式與內容都帶有強烈的前近代色彩。
蔣介石在1943年推出的《中國經濟學說》（原名《經濟的道理》，下文簡稱《學說》）是20世紀40年代經濟學復古論的代表。被蔣氏視為“立言之基業”[26]的《學說》主張“經濟的道理”乃是不受時空限制的“宇宙間本然之理”。古代先聖“已經完全體會經濟變化之理”，只需依靠先聖闡發的“經濟的道理”就能改造中國經濟。國家如何處理土地問題始終是歷代經濟學說之主題，由此便形成了具有三千年學說史的“中國經濟學”。[27]
《學說》的復古論是國統區“反理性主義”潮流的組成部分，亦是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相適應的一種意識型態。如胡繩所言，“1940年年底我在重慶開始注意到國內思想界中的很不健康的一些趨向，這些趨向似乎可以歸納在‘反理性主義’這一個概念中”，“反理性主義在中國所找到的最好掩護就是復古，而向封建專制主義時代倒退的傾向自然是和開明的理性對立的”。“一切唯心論者──特別是進入其腐敗時期的直覺論者，無例外地的，是絕端的主觀主義者，他們假設了‘先天的範疇’而把歷史硬裝進去。既然是依照‘先天的範疇’來純主觀地批評社會文化，當然他們就可以十分自由地，不顧古今中外的不同任意搬弄一切文化歷史的現象。”[28]
陶希聖為《學說》蒐集的內部意見都批評《學說》混淆了“理論”和“政策”，因此多數讀者建議放棄“經濟學”三字，並建議內部發行或暫緩刊行。[29]但因《學說》仍在1943年發表，對於此書的批判便進一步擴散到國內外論壇。全文英譯《學說》的美國《美亞》雜誌批評該書“用相當誇張的術語來闡發社會和經濟的相關概念”，導致該書體現出“一種應用於半封建的土地經濟上的寡頭集權主義。”[30]王亞南則在1944年公開批評《學說》“這部著作，顯然是實踐的意義大於理論的意義，或者說，政治指導的意義重於科學說明的意義”。[31]王亞南認為《學說》不夠資格作為“中國經濟學”，將之改稱“中國國家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其企望達成的內容，與目前有人所強調的‘中國國家經濟學’是大有出入的。站在科學的研究立場上，在‘中國經濟學’中插入‘國家’兩個字，其意義是極其含混的，也是不易明確把握‘中國國家經濟’這個研究對象的。如果，其目的不在講‘學’，而在講‘術’，講‘政策’，講‘經濟指導原理’，那與我所提倡的中國經濟本身的科學研究的起點與程序，是兩樣的。”[32]
儘管經濟學復古論對“中國經濟學”帶來消極因素，王亞南卻以批評《學說》為契機，做出重要的補充說明：“為了科學的慎重起見”，“仍不妨避名就實地用‘原論’這個語詞來代替‘學’好”。[33]對於理解《原論》與“中國經濟學”的關係，這段話是關鍵的提示。
二、《原論》研究方法的確立
王亞南為《原論》構思的研究進路可暫稱“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他在1941年指出：中國因為世界發達資本主義的包圍而“踟躕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因此中國就算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國人也有必要瞭解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運動規律，才能比較中國經濟和典型資本主義之間的落差。理論與現實的比較既有利於暴露中國經濟的“畸形”，也有利於中國人“確定我們對於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從而有利於中國經濟的改造並減少改造的痛苦。[34]比較的方法可細分為三：（1）差別或比較的方法。比較中國經濟的現實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之間的差異。（2）全面的方法。把中國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背景中比較。（3）發展的方法。中國經濟帶有前資本主義的殘餘，因此需以發展的眼光比較古今。[35]“在中國經濟研究中應用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同時也就是避免對中國經濟問題作不正確考察之一有效方法。”[36]此即“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的原則。但困難正在於如何應用“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尤其是如何將研究典型資本主義的《資本論》轉化為可應用的模型。對於當時的王亞南來說，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郭大力就是把握模型的典範。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馬克思依據黑格爾《邏輯學》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的著名方法。這個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的實證研究過程之後，通過敘述讓“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形成充分再現研究對象的“思維具體”。為將研究對象（資本主義經濟）再現為“思維具體”，馬克思的《資本論》嚴格安排各範疇在敘述行程中出現的先後次序，而開端尤其重要。“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37]開端的範疇越是內容簡單的規定性，越高級的範疇則擁有越豐富的規定性，並且包含了沿著開端而來的各範疇。[38]“而範疇的邏輯展開只有遵循被研究的具體的各要素在已發展的對象中，在處在發展和成熟的最高點上的對象中彼此所處的那種關係，才能揭示出對象形成過程的，他的內部結構形成過程的真正客觀順序的秘密。”[39]
韋伯以馬克思為對手而提出的“理想典型”是理解“思維具體”的著名參照。馬克思重視“思維具體”能否再現研究對象，因此“思維具體”是馬克思的目標。韋伯的“理想典型”則“並非目標，而是手段，目的在於獲得關於那些在個別的觀點下有意義的關聯的知識”。[40]也就是說，“理想典型”與研究對象的差異之處正是把握對象的關鍵。顯然，作為研究目標的“思維具體”與作為研究手段的“理想典型”大異其趣。正如王亞南所言，韋伯所屬的新康德主義者判斷一切客觀存在都“必須通過純主觀的認識方式與範疇”（如前述“理想典型”）才有辦法將“本來是一無條理秩序可言”的對象序整出“條理秩序”。[41]因而研究對象將因主觀認識的不同而產生不能反映對象本質的各種樣貌。
郭大力應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契機源自抗戰期間的江西農村生活經驗。農村生活中節儉的日常開支和所見所聞讓郭大力具體瞭解了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各範疇在農村經濟內部的相互關係。郭大力據此寫作的一系列論文在1942年的《時代中國》與《正氣月刊》連載，同年9月結集成《我們的農村生產》出版。《我們的農村生產》將研究對象規定為前資本主義的中國農村，並預設農村家庭的生產條件是：單一種植（稻米）、一年二作、單畝年產量2.5石稻米、勞動量為500工作日。然後以一個抽象的“完全的自耕農”（夫婦並作，自耕10畝地）作為敘述的開端。郭大力先分析“完全的自耕農”如何自我完成一個家庭的再生產，然後再接著講“完全的佃農”（夫婦+2老人+2小孩投入生產，佃入20畝地耕作）如何因為失去土地所有權而使地租作為經濟範疇而成立。最後再依次敘述日雇勞動者的工資、高利貸者的利息，以及商業資本的利潤如何在農村經濟中成立。“我的記述方法可以說是從一個抽象出發……但我必須聲明，在這裡，記述的目的是科學。我嘗試要由複雜的事象，尋出基本的法則來。要這樣做，我只有用抽象的方法。這種抽象，使我在敘述時，必須處處以範疇為對象。”[42]
《資本論》的邏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財富形式及其生產為開端，次是流通，終於分配。而生產即消費、流通即交換。從而諸範疇的敘述次序是：1.商品與商品價值→2.貨幣→3.資本→4.工資→5.利潤→6.利息→7.地租。《我們的農村生產》則是“完全的自耕農”→7→4→6→5。郭大力並未模仿《資本論》的敘述次序，但他模仿了《資本論》對開端範疇的重視，以及依序展開後續範疇的邏輯要求。《資本論》以商品為開端並形成資本主義經濟的“思維具體”，《我們的農村生產》則以農村的主要財富形式（即地租）為開端，形成了前資本主義中國農村經濟的“思維具體”。
《我們的農村生產》是中國第一部按照“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完成的研究著作。王亞南稱這部“最精辟最能深入的小著”[43]在寫作《原論》的過程中“給予了我不少的啓示”。[44]王亞南沒有說明啓示為何，但必然包含郭大力做到的以下幾點：第一，研究者應找尋最適合分析中國經濟之開端範疇;第二，研究者應瞭解《資本論》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而形成的“思維具體”；第三，研究者應重視從開端範疇之後諸範疇之次序，形成充分反映中國經濟的“思維具體”。
三、《原論》基礎論點的形成：商業資本與簡單商品
王亞南在1942年12月發表的《中國商業資本論》是他落實研究方法的第一篇實證研究。[45]儘管此文只作為“附論”收進《原論》，評論家日後共同注意到的《原論》分析主線──商業資本[46]──卻在此文中得到提綱挈領的說明。王亞南所說的商業資本並不是與資本主義社會佔統治地位的產業資本相適應的商品經營資本或貨幣經營資本，而是不以生產為前提也能在流通買賣中獲利的營利體。後來王亞南進一步將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購買土地的資金三者合稱為“原始性資本”。[47]由於商業資本在抗戰期間造成社會動蕩，加上戰事斷絕了商業資本與外國資本之間的聯繫，研究者便容易觀察商業資本獨立的運動規律。商業資本不同於產業資本的運動規律是王亞南特別考察的重點。
依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對1894—1948年間中國資本構成的變遷分析，抗戰期間的商業資本在全國總資本構成中的比例日趨縮小。這種變化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合乎規律性的現象”。但若只看商業資本在民族資本內部所佔的比例，又會發現這個比例在抗戰結束之後反而異常擴大。“這是一個逆轉。”而且“這裡還沒有計入活躍於大城市的投機商業資本。這時是生產敗壞、投機活躍，前途不堪設想”。[48]
投機運動不是物價飆升的唯一根源，[49]但商業資本對投機運動的主導和社會各界對投機運動的模仿卻是時人認識物價飆升的主要方向。儘管重慶當局出台了一系列阻止投機運動擾亂流通和分配領域的方案，大後方的物價飆漲卻未能減緩。[50]代表官方立場的趙蘭坪發表了“物價雖已高漲若干倍，而物資並不匱乏、戰時經濟反極安全”的看法。[51]郭大力則認為物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恰恰是物資匱乏，而匱乏又源自生產落後，於是讓商業資本肆虐於流通和分配領域。[52]王亞南的看法接近郭大力，但他把焦點鎖定在商業資本畸形的運動方式上。
按《資本論》，資本主義經濟由產業資本的利潤決定商業資本的利潤及生息資本的利息。這是產業資本主導商業資本和生息資本的根據。然而《中國商業資本論》發現抗戰經濟出現了與《資本論》恰好相反的逆轉:商業資本通過囤積物資和賤買貴賣等投機運動在流通領域獲取最大利潤，誘使其他兩種資本競相向商業資本轉化。產業資本不但因為商業資本主導經濟而萎縮，甚至出現商業資本向收租地主轉化的趨勢。因此，“商業資本是否必然無其他更有利途徑可循地要轉到土地上，要握住這個關鍵，我們就瞭明當前商業資本危害的程度，及當前統制商業資本諸方策的有限效用了。”[53]
以商業資本解釋中國歷史的先驅是主張前近代中國已形成獨特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陶希聖。[54]王亞南則將商業資本視為“中國地主經濟型的封建制”的寄生物：“在開始現代化程序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一向就賦有一種與生產資本疏隔的特質，這種特質，大體是由中國地主經濟型的封建制上取得其存在基礎的。”“在地主經濟形態下，商業資本對於地權的關係，就和在領主經濟下，截然兩樣。”[55]
王亞南在1943年2月7日完成的《中國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是《原論》為研究中國經濟而決定的敘述開端。王亞南認為商品由生產物轉變而來，但不同的歷史階段與不同的生產方式都能形成生產物並轉化為商品。如果資本主義已在該社會中取得支配地位，則標本必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商品；若還未能取得支配地位，則“在同一社會中，可以同時並存著經濟發展各階段的各種不同形態的商品”。解答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關鍵在於確定哪一種類型的商品可以作為“標本”：“我們對於擺在目前的各種形態的商品中，究應把那〔哪〕種性質的商品，或在那〔哪〕種條件下生產的商品，作為中國社會的商品的標本的問題，也自然是斷斷未決定的。也許說，中國社會性質論爭問題，其所以還不曾全無異議的正式宣告終結，卻正因為在這種問題上，具有根本的決定的作用的商品形態問題，以前不大有人觸到，後來觸到了，又不見有和深入的討論。”深入的關鍵在於回答“一般佔優勢的商品本身，是採取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產形態，抑是採取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形態的問題”。[56]
依據歷史發展階段區別商品生產類型的想法源自恩格斯，[57]不同類型商品同時混雜在流通過程之中的想法來自馬克思。[58]這些想法成為王亞南應用“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的基礎。但因王亞南試圖將中國經濟內部與資本主義商品混雜在流通中的簡單商品（此即“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產”的產物）確定為中國經濟的標本，顯然他仍嘗試應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郭大力選擇的開端是地租，他選擇簡單商品。
如王亞南所言，“商品價值的發展的程度及其表現的形態，可以決定一個社會的本質及其全般經濟的特定範疇，那我們上面有關中國社會商品價值的闡述就應當被視為理解中國全般經濟中其他一切形態──如貨幣形態、資本形態、工資形態、利潤形態等等──的鎖鑰。”[59]王亞南為中國經濟生活勾勒的圖像，不只是小商品生產者主動為市場生產出各種簡單商品，更是小生產者生產出各種使用價值之後，經由商業資本的購買才得以商品化。被動的商品化正是前近代性的體現。[60]
《原論》“本論”包括“商品與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利息與利潤”“工資”“地租”“恐慌”七章，在1944年全部發表完畢，並在同年5月進入付排的程序。[61]王亞南至此大致闡明諸經濟範疇在中國內部的各種聯繫：小商品生產產生使用價值，商業資本擴大使用價值的商品化，商業資本支配產業資本，商業利潤高於並決定產業利潤，利潤侵吞工資，利息制約利潤，地租決定農村高利貸的利息，國際利息率決定外國駐華銀行利息率，以上諸條件又決定了本國銀行的利息率的上下限。貨幣的過量發行導致商業資本異常活躍，全社會的經濟活動從已有的工業生產退化，生產活動從機器向勞動退化，並從生產社會財富向社會財富在流通領域的重新分配退化，甚至是地方交易實物化與儲蓄的貴金屬化，結局便是“農業的，生產不足的，慢性的經常化的經濟恐慌”。[62]日後他將以上現象概括為三種“原始性資本”交互作用而構成的"一序列破壞性經濟傾向或法則”。[63]
四、廣義政治經濟學對《原論》的挑戰
蘇聯學術界在1943年提倡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非資本主義經濟而引發的國際討論，給王亞南帶來了意外的理論挑戰。廣義政治經濟學始於恩格斯的倡議。他認為以《資本論》為代表的狹義政治經濟學“幾乎只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但“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64]也就是說，恩格斯認為《資本論》體系不能直接挪用於研究非資本主義社會，非資本主義社會應以廣義政治經濟學來研究。相較之下，王亞南應用於《原論》的方法更接近於用狹義政治經濟學實現廣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
由於廣義政治經濟學是只有大致輪廓的倡議，隨即便淹沒在恩格斯過世後廣為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對象有限論”之中。有限論主張前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能產生經濟學，且經濟學必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消亡，因而研究對象是有限的。[65]既然狹義政治經濟學是唯一可能的經濟學，區別廣義和狹義便沒有必要。羅莎・盧森堡與布哈林都是有限論的知名論者。1929年蘇聯農業集體化之後，有限論因將蘇維埃經濟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而遭到批評，[66]但影響猶在。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不但一度中斷原先計劃在1938年完成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67]高等院校的經濟學課程也在1940年前後中斷，直到1942—1943年間才獲恢復。[68]
為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蘇維埃經濟，蘇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雜誌在1943年發表著名專文《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該文主張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古今皆然的“支配著必要消費品（無論是個人的或是生產的消費用的）的生產與分配的法則”，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十分突出的交換和流通現象。該文還強調資本主義經濟里非常突出的某些現象（比方商品、貨幣、價值規律）也存在於蘇維埃經濟，但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69]
《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在蘇聯以外引發論戰。美國進步刊物《科學與社會》在1944年將該文全文英譯，並將題目改為《蘇聯的政治經濟學》。[70]《紐約時報》在同年4月針對此文發表系列評論。評論將該文視為社會主義蘇聯和資本主義諸國之間的體制差異將越來越小的象徵，故主張彼此將能合作與共榮。[71]接著又引來英譯者的批判。[72]雙方的論戰在同年5月延燒到中國。重慶《大公報》譯出《紐約時報》的評論，並有反理性主義傾向的“戰國策派”論者撰文附和。[73]有鑒於此，重慶《新華日報》也在同年6月15日發行的《群眾》第9卷第11期予以反擊。戈寶權撰寫駁論並譯出《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全文。
王亞南寫作《原論》“本論”之前曾論及廣義政治經濟學，[74]但未將《原論》寫作計劃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相聯繫。當《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在中國引起討論，王亞南注意到自己的研究與廣義政治經濟學之間存在某種需要解釋的距離。因為：廣義政治經濟學預設資本主義經濟和非資本主義經濟都各自蘊含著應當找出的經濟規律，但“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的終點是發現中國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偏離，從而“推斷其不是什麼”。[75]然而“推斷其不是什麼”並不保證“中國經濟特殊規律的發現”，《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無疑為王亞南的方法打上了問號。
王亞南對《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的第一個回應是將“中國經濟學”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相聯繫。他認為在資本主義之甲國發現的規律一定適用於同屬資本主義的乙國。然而時間越往前回溯，甲國所發現的經濟規律便越難直接挪用至乙國，共同的經濟規律必然越來越少。所以有必要直接研究各種前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殊規律，而且有必要通過廣義政治經濟學重新定義“中國經濟學”：“中國的封建經濟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顯示了極大的特點，而況，這個型的封建經濟，還在這樣大的領土上，經歷過這樣長的悠久歲月。如把中國這種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現代摻雜進的混合物，加以較詳盡的研究，那對於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和充實，是有極大的意義的。為了強調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我們不但在狹義經濟學的含義上，而在廣義經濟學的含義上，在廣義經濟學完成的過程中，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詞來，是有其必要的。”[76]
回應之二則是探討如何將“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應用於非資本主義經濟。具體而言，就是如何將已經分別發表的“商品與商品價值”“貨幣”“利息與利潤”“資本”“工資”“地租”“恐慌”等篇，以合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次序集結成《原論》“本論”。王亞南指出：“對於研究對象的敘述次第問題……從封建制研究起，是理論邏輯要求的程序，而且，先指證出我們典型的封建經濟形態，然後再循序探究這種經濟形態的崩潰過程，探究這種經濟形態在何種範圍、何種限度，為現代資本制經濟所代置、所左右、所改變，這無疑是非常順理成章的。”[77]以地租為開端範疇的《我們的農村生產》無疑符合“從封建制研究起是理論邏輯要求的程序”，但以簡單商品為開端也同樣符合要求。
1946年1月的初版《原論》“本論”敘述次序如下：總論→1.商品與商品價值→2.貨幣→3.資本→4a.利息與利潤→4b.工資→5.地租→6.恐慌。與《資本論》相同處是1→2→3→4→5的敘述次序，相異處則是開端著重分析簡單商品、先a後b，以及置於結尾的恐慌（危機）。相同處顯然向讀者提示《資本論》形成的“思維具體”就是《原論》的比較基準，“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在其中；相異處則體現出敘述中國近代經濟時的適當次序，“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亦在其中。
贊成以商品開端的評論者認為《原論》採取了“能夠發掘出中國社會經濟的本質的所在”的正確作法。[78]但沒有評論者注意到《原論》開端的分析重點並不是商品一般或資本主義商品，而是與資本主義商品混雜於中國經濟內部且佔據支配地位的簡單商品。
《原論》的出版也使許滌新在1947年出版的《現代中國經濟教程》[79]成為被比較的對象。有的評論者認為《現代中國經濟教程》過於重視經濟現象的描述，[80]有的評論者批評該書未能以商品為開端。[81]許滌新的回應發表在1949年刊行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第1卷。[82]他認為以商品為敘述起點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不適用於當時的中國。同時他還認為“中國經濟學”的提法過於突出中國特殊性，將破壞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性。[83]《原論》是他預設的對話者，儘管他並未點出王亞南之名。
王亞南在1957年回應許滌新等人的批評。他認為研究前資本主義經濟的可行途徑仍然是將“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形成的資本主義“思維具體”作為模型，然後基於此模型讓“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得以落實。因為：
到現在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產關係為出發點為中心的有關封建社會經濟的經濟學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並且，就是建立起來了，也不能機械地應用它來說明中國現代的封建生產關係，因為我們現代的封建生產關係，畢竟已在解體過程中，……對於這樣一種經濟構成，該當怎樣安排它的各種經濟範疇的敘述次第呢？我覺得，透過各種帶有資本主義外觀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質，即是，大體依照資本主義的那個體系來分別論證它的那些經濟範疇規律的非資本主義性質，由它的不是什麼而確定其是什麼。確定其相互間的依屬關係和發展演變規律；雖然迂迴一點，畢竟還算是可循的途徑。但採用這樣的體系，就需要借助於比較的、全面的和發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們這種經濟形態的特點特質及其特殊規律揭露出來。[84]
五、戰後官僚資本問題與《原論》的改寫
《原論》在1946年1月刊行初版之後旋即改寫，並在1947年10月推出第一部修訂版。官僚資本在戰後的膨脹與肆虐是王亞南迅速推出1947年版的關鍵背景。“官僚資本一詞，內涵屢變，但所指總是與官方和官僚關係密切、而與民間資本有區別的那一資本體系。”歷史上出現的洋務派企業、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官商合辦企業等，都常納入官僚資本的歷史系譜。[85]毛澤東、瞿秋白與李達早在20世紀20年代便開始使用官僚資本概念。[86]同時代的日本學者橘樸、大上末廣以及鈴木小兵衛等學者亦應用之。大上和鈴木將官僚資本視為以前資本主義土地所有關係為基礎並以商業資本之運動方式的存在。陶希聖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則是他們重視的思想資源。[87]
官僚資本問題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獲得社會的初步關注。馬寅初批判“幾位大官”“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而被逮捕是當時的著名事件。[88]但官僚資本真正取得全國關注的契機卻是抗戰勝利後的敵產接收、統制經濟解除，以及“官辦商行”對國民經濟的破壞。[89]如毛澤東所言，中共自1928年“六大”提出的十大綱領基本堅持至抗戰勝利之後，但“這十條裡面沒有沒收官僚資本”。[90]然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91]
王亞南對官僚資本的認識有其發展過程。他在1937年刊行的《中國經濟讀本》曾經譯介橘樸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定義。[92]1943年李約瑟向王亞南當面請教中國官僚政治的問題，使王亞南感覺“隨時像有這麼一個難題”讓自己“從此即注意蒐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資料”。[93]1945年發表的《中國公經濟研究》是王亞南第一篇觸及官僚資本的論文。以“公經濟”代稱官僚資本的此文指出：“商業活動在領導著、支配著全國公私產業，使產業有逐漸變成商業的俘虜或附庸的趨勢。”一切公營金融機關，都不與產業聯繫，卻與商業聯繫，成為所謂“商業資本的集團”。據此，“公經濟”必先通過土地公有消滅地主、消滅商業資本流向土地的各種可能，才能成為真正的“公經濟”。[94]
雖然《中國公經濟研究》作為“附論”收入1946年的《原論》初版，但“本論”幾無官僚資本批判。部分評論者認為批判的空白是《原論》的重大缺點。[95]“在反對買辦官僚統治的激烈鬥爭運動中”[96]和評論者的督促下，王亞南也展開其官僚資本批判。首先是以論文形式發表的《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分析》與《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二文。其次是長期連載並集結成書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最後則是將官僚資本批判增修至1947年版《原論》“本論”的第三篇“中國貨幣型態”，以及第四篇“中國資本型態”（這兩篇也是全書修訂最大的部分），同時將前述二文增入《原論》“附論”。[97]
包含王亞南在內的所有馬克思主義論者都力圖點明官僚資本的前資本主義性質。毛澤東指出官僚資本與“封建地主”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以許滌新為代表的理論家則視商業資本為官僚資本之本質。因此無論官僚資本壟斷多少新式工業，論者都視其為無生產甚至反生產的存在，即官僚資本的發財致富並不根源於生產，而是如商業資本通過流通領域的投機運動而改變社會財富的分配。[98]
王亞南認為，官僚資本“在本質上不能不是過渡期間由商業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襯托以專制主義或官僚主義的政治形態，而在外觀上顯示為‘國家經濟’的東西”。[99]然而這種“國家經濟”並不是“國家資本”，因為“允許官僚資本發達的社會生產組織，斷乎不能同時又允許國家資本的發達”。[100]官僚資本異常增生源自於政府惡化的循環性通貨膨脹，“許多事業在這循環過程中被統制，被合併，且被操縱捉弄。或者在國有國營的大名義下，化私為公；或者在優先補貼及其他特殊便利的誘惑下，化民有為官有，不論採取那一種方式，或兼採兩者的混合方式，原來是國民的產業，都直接間接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變為官有了”。因此，中國經濟的後進性不只是落後的商業資本壓制了先進的產業資本，更在於1946年版《原論》未指出的商業資本與官僚特權的結合：“抗戰以來的商業的特殊利得，是由商業特殊化了，獲得了違法反〔犯〕禁的保障，是得到了權勢者的默許，奧援或支持，由是，‘以商養工’‘化工為商’的傾向的存在，就是由於‘以官濟商’‘化官為商’的事實擺在前面，這一來，不但工業資本官僚資本化了，就是商業資本也官僚資本化了。直到現在，一般國民資本，還在繼續轉化為特殊國民──官僚的資本，這轉化，已成為大家都能體認到的一種傾向，一個具有不可抗御力量的運動規律”。[101]
1947年版《原論》對1946版“本論”的修改幅度遠大於後續版本對1947年版“本論”的修改。1950年版沒有修改“本論”。1957年版的修訂雖然遍及全書，甚至放棄《原論》之名，[102]但主要是將原來的《第一篇：中國經濟研究總論》擴寫為回顧性與批判性更強的《第一篇:導論──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形成發展及其研究上的兩條戰線》，並將總結“本論”但只是1950年版“附論”的《舊社會生產關係下的諸經濟傾向的總考察》[103]移至“本論”而為全書的正式結論，此外就是更新全書的名詞術語和訂正錯漏字。總體而言，原理性變動並未在1957年版出現。
六、結語
《原論》提示了應用《資本論》在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途徑：（1）以資本主義的“思維具體”為“理想典型”，然後以“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發現非資本主義社會與這種“理想典型”的差異;（2）確認開端範疇，然後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為非資本主義社會勾勒“思維具體”。《原論》以第1種方法為主，以第2種方法為輔，從而揭示了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利潤、利息、工資、地租以及恐慌等範疇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104]社會內部將彼此聯繫起來的邏輯。若問王亞南畢生的經濟學探索是否尋得民族形式，民族形式或許正在上述方法之中。
《原論》對於開端的重視影響了後來的研究者。比如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便以地租為開端分析了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社會。[105]吳承明進一步將《原論》開端關注的簡單商品特稱為使用價值商品，強調使用價值被動形成商品的特點是明清全國市場和商品經濟再發達也不可能自然導向資本主義的原因。[106]黃宗智日後關於“過密型商品化”不能導向資本主義萌芽的論點，亦是沿著王亞南乃至吳承明的思路才能理解的判斷。[107]《原論》的寫作和修改過程也反過來塑造了王亞南自己認識《資本論》的視角。在20世紀50至60年代關於“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否為《資本論》基本方法的討論中，王亞南認為唯物主義辯證法是《資本論》的基本方法，而該書採用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和其他多種方法都從屬於基本方法，並認為《資本論》的開端商品是簡單商品。[108]《原論》將“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置於次要地位並以簡單商品為開端的研究經驗，可能是王亞南如此解讀《資本論》的原因。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經驗同時也是以中國經驗重新解讀和豐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光輝歷程。王亞南作為先行者開闢了前進的道路，後來的研究者當繼續前進。
註釋
[1] 馬克思：《資本論》第1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8頁。
[2] 《中國經濟原論》主要版本以及本文擬採用的簡稱如下：（1）《原論》1946年版，經濟科學出版社刊行；（2）《原論》1947年版，生活書店刊行；（3）《原論》1950年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4）《原論》1957年版，人民出版社刊行並改題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以上不包含單純重印的版本（如1948年版）。
[3] 王亞南：《自傳》，轉引自蔣夷牧與王岱平《生命的轍印》，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頁。
[4] 郭、王二人曾在1929年擬定了預計在6至8年間共同完成的翻譯和寫作計劃。見王亞南《介紹與批判：經濟學史序論》，《讀書與出版》第2—3期（1933年）。計劃包含了兩人合譯的上述三部著作和最後由郭大力獨自譯出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約翰・穆勒《經濟學原論》，以及兩人預定合寫但沒有完成的《由亞當斯密到馬克斯〔思〕》。
[5] 王亞南：《生產經濟學（續）》，《人民日報》（福州）1933年12月21日，第3張第2版。
[6] 王亞南：《王亞南氏昨在政訓處講演：題為新經濟學，聽眾五百餘人》，《人民日報》（福州）1933年12月17日，第1張第3版。
[7] 王亞南：《生產經濟學（續）》，《人民日報》（福州）1934年1月10日，第2張第4版。
[8] 王漁邨：《中國經濟讀本》，一般書店1937年版。王漁邨為王亞南筆名。1934年上海“現實出版部"曾刊行杜魯人（何乾之）與任曙分別撰寫的兩本同名書。
[9] 史大林（即斯大林）：《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李鐵冰編：《論民族革命問題》，火炬出版社1937年版，第85頁。
[10]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11] 嵇文甫：《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鄭州大學嵇文甫文集編輯組編：《嵇文甫文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3頁。
[12] 論爭的概要過程可參見石鳳珍《文藝“民族形式”論爭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
[13] 姚宏志：《毛澤東與抗戰時期“學術中國化”運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14] 王亞南：《解放後新版序言》，《原論》1950年版，序言第1－2頁。
[15] 王亞南：《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當作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發端》，《新建設》第2卷第10期（1941年）。《資本論》早期中譯者陳豹隱也曾在1931年的《經濟學原理十講》提出建構“中國的經濟學”的問題，並在1933年指“我們知道無論學什麼科學，必然的要拿它和中國關聯起來，才合乎目的，所以我們應當以中國人的資格，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中國經濟學說與外國經濟學說間的區別和關聯，並指出現今中國的經濟學的發達程度及以後的發展傾向”。陳豹隱：《經濟學原理十講》，北平好望書店1931年版，第47-48頁；陳豹隱：《經濟學講話》，北平好望書店1933年版，第231頁。
[16] 《中國經濟學論綱》的寫作計劃參見王亞南《政治經濟學及其應用》，《新建設》第3卷第2-3期（1942年）。
[17] 分別是《政治經濟學在中國》（1941年10月發表於《新建設》）、《政治經濟學及其應用》（1942年3月發表於《新建設》）、《中國經濟學界的蘇聯學派經濟學》（未發表）、《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社會的應用範圍》（未發表）、《中國經濟學研究問題的提起及其限定》（未發表）、《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派經濟學》（1943年10月發表於《中山文化季刊》）、《政治經濟學上的中國經濟現象形態》（1947年6月發表於《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彙報》）。
[18] 王亞南：《中國經濟學的建立》，《聯合周報》第2卷第5期（1944年）。
[19] 王亞南：《中國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中國經濟原論十講”可能就是王亞南後來提到的“高等經濟學的講義”。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序言”第2頁。
[20] 王亞南：《中國商業資本論》，《廣東省銀行季刊》第2卷第4期（1942年）。
[21] 王亞南：《中國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
[22] 《中國經濟研究總論》是1946、1947、1950年版《原論》的第一篇。這篇的寫作歷程與“本論”其他論文不同，參見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序言”第2-3頁。
[23] 王亞南在1949年出版並分析當時中國經濟思想的《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研究》最接近《中國經濟意識論叢》的原始設想。該書於1950年再改寫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思想研究》。
[24] 馬寅初：《中國經濟改造》，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52頁。
[25] 宋玉：《向林冰“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論再探析》，《文學評論》2017年第2期。
[26] 《學說》的形成實況參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藏《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25日、6月3日、11日、19日，1943年2月28日、3月2日、31日，Box 42 , Folder 10, 11, Box 43 , Folder 1, 2 ,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7] 《學說》全文於1943年3月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名義內部刊行小冊，同年9月底公開發表於《福建訓練月刊》第2卷第3期（第1—22頁）。王亞南從這期刊物讀到《學說》。見王亞南《中國經濟學的建立》，《聯合周報》第2卷第5期（1944年）。
[28] 胡繩：《理性與自由——文化思想批評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2、25頁。
[29] 提出書面意見者包括吳鼎昌、陳立夫、陳豹隱、趙蘭坪、趙乃摶、何廉、谷春帆、陳伯莊、伍啓元、陳振漢、蕭錚、鄭振宇等人。主張保留經濟學之名的有陳豹隱和蕭錚。主張暫緩發行者包括吳達銓、翁文灝、方顯庭、盧作孚、陳立夫、蕭錚、曾養甫、戴季陶等。參見《陶希聖整理“關於‘中國經濟學說之意見’”》（1943年8月21日）、《陶希聖“附陳所見”》（1943年8月21日）、《陳佈雷呈蔣介石》（1943年8月27日），台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80108─00010。
[30] Philip Jaffe, “Chiang Kai-Shek’s Economic Credo: A Zaibatsu China" , Amerasia: A Review of America and Asia, Vol. X, No. 1, 1946, pp.3-5. 以及：Philip Jaffe, Chiang Kai-Shek’s China’s Destiny &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6.
[31] 王亞南：《中國經濟學的建立》，《聯合周報》第2卷第5期（1944年）
[32] 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第7頁。
[33] 王亞南：《中國經濟學的建立》，《聯合周報》第2卷第5期（1944年）。
[34] 王亞南：《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當作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發端》，《新建設》第2卷第10期（1941年）。
[35] 王亞南：《當前經濟問題的總分析》，王亞南：《中國經濟論叢》，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11—38頁；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第17—21頁。
[36] 徐雪寒等：《怎樣研究中國經濟》，《自修大學》第1卷第1輯第1號（1937年）。
[37] 馬克思：《資本論》第1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38]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8）》，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3頁。
[39] 艾・瓦・伊林科夫著，孫開煥等譯：《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頁。
[40] 韋伯：《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36頁。韋伯對馬克思方法的商榷可見同書第232—236頁。
[41] 引文參見王亞南《三論東西文化與東西經濟》，《社會科學論綱》，東南出版社1945年版，第134—135頁。王亞南稍晚還曾徵引過韋伯的《社會經濟史》，見王亞南《政治經濟學上的中國經濟現象形態：略論有關中國經濟形態的幾種認識》，《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彙報》第2期（1947年）。王亞南對新康德主義的正式批判收錄在《政治經濟學史大綱》，中華書局1949年版，第501—573頁。
[42] 郭大力：《我們的農村生產》，中華正氣出版社1942年版，第3頁。
[43] 王亞南：《中國經濟學的建立》，《聯合周報》第2卷第5期（1944年）。
[44] 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第5頁。
[45] 王亞南：《中國商業資本論》，《廣東省銀行季刊》第2卷第4期（1942年）。
[46] 《原論》以商業資本為分析主軸的評論可參見以下書評：教文《中國產業發達遲滯的原因在哪裡？介紹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原論》》，《東南日報》（無錫）1946年12月21日，第6版，教文為吳大琨筆名；楊惠《中國經濟原論：王亞南著、開明書店代售》，《申報》1946年10月17日，第10版；陳守實《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法則中之寄生層》，《倡言》（上海）第6期（1949年）。
[47] 王亞南：《舊社會生產關係與土地改革過程顯示的諸規律》，《新中華》第12卷第19期（1949年）。
[48]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9頁。
[49] 比方經濟學家趙蘭坪認為物價飆升的原因有十個。參見趙蘭坪《我國後方物價上漲之原因》，《經濟彙報》（重慶）第3期（1940年）。
[50] 重慶政府先後推出了以當局主動評定或限定商品價格為主的緊急措施：《非常時期評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1939年2月20日）、《日用必需品評價購銷辦法）（1939年12月5日）、《非常時期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1941年1月3日）、《平定物價緊急處置方案》（1942年7月）。最重要的是政府全盤控制生產、流通、分配的《加強管制物價方案》（1942年11月2日）。以上均載重慶市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經濟法規》（上），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
[51] 《經濟學家趙蘭坪論我國戰時經濟：物資充足無慮經濟崩潰、囤積居奇則應嚴予取締》，《重慶時事新報》1941年11月15日。
[52] 郭大力，《物價論》，中華正氣出版社1943年版。
[53] 王亞南：《中國商業資本論》，《廣東省銀行季刊》第2卷第4期（1942年）。
[54]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新生命書局1929年版。
[55] 王亞南：《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新工商》（桂林）第1卷第2期（1943年）。
[56] 王亞南：《中國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
[57] 用前資本主義性和資本主義性區別出兩種商品生產的觀點源自恩格斯對價值規律的詮釋。“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從開始出現使產品轉化為商品的那種交換時起，直到公元15世紀止這個時期內，在經濟上是普遍適用的。”“直到簡單商品生產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出現而發生變形之前是普遍適用的。”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冊增補》，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8—1019頁。
[58] 王亞南負責翻譯的《資本論》第2卷第一篇第四章“循環過程的三個公式”指出：“在產業資本當作貨幣或商品而作用著的流通過程內部，產業資本當作貨幣資本或商品資本而通過的循環，同時會和那在種種色色的社會生產方法（如果那同時是商品生產）下進行的商品流通，相交錯。”見馬克思著，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第2卷，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72頁。《資本論》的翻譯分工參見郭大力《譯者跋》，馬克思著，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第3卷，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764頁。
[59] 王亞南：《原論》1947年版，第44頁。
[60] 為了突出商業資本在商品化過程中的主動性，1947年版《原論》刪去了“一定要生產該物的勞動表現為價值，它才能轉化為商品”這句話，言下之意是不表現為價值的勞動生產物也可通過商業資本的運動而轉變為商品。參見王亞南《中國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第31頁；王亞南：《原論》1947年版，第34頁。
[61] 1944年5月發行的《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4期已在封底登出《原論》“在排印中”的廣告。但因桂林遭日軍攻陷而使出版推遲至1946年，並借推遲之機予以增修才成為初版《原論》。見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序言”第2—3頁。
[62] 王亞南：《中國經濟恐慌形態總論》，《廣東省銀行季刊》第4卷第1期（1944年）。
[63] 王亞南：《舊社會生產關係與土地改革過程顯示的諸規律》，《新中華》第12卷第19期（1949年）
[64] 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頁。
[65] 特里福諾夫、希羅科拉德著，李景琪等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9—50頁。
[66] 木原正雄『社會主義経済の理論』有斐閣，1966年，47─91、182─222頁。
[67] 特里福諾夫、希羅科拉德：《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第26—27、174頁。
[68] 戈寶權譯:《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原文載1943年7、8期合刊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群眾》第9卷第11期（1944年）。
[69] 戈寶權譯：《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原文載1943年7、8期合刊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群眾》第9卷第11期。俄文原文並未署名，但因為著名經濟學家列昂節夫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編委，普遍認為此文出自他的手筆。參見：L. A. Leontiev and other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Science and Society, Vol.8, No. 4, 1944, pp.115-125; “Russia’s New Capit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44, p.20.
[70] L. A. Leontiev and other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Science and Society, Vol.8, No. 4, 1944, pp.115-125.
[71] 主要評論見：Will Lissner, “Communist Dogmas Basically Revised" ,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44, p.7. 以及"Russia’s New Capitalism" ,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44, p.20. Lissner後來又在紐約時報上陸續寫了多篇相關文章，此處不再詳列。
[72] Henry Mins, “Letters to the Times–Russian Economic Teaching: Translator of Article Says Soviet Position Is Misinterpret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44, p.18. 和Mins類似的批評可參見：Editors, “On Misunderstanding Soviet Political Economy" , Science and Society, Vol.8, No. 4, 1944, p.342.
[73] 這部份言論集中收錄於多布著，梁純夫譯《蘇聯經濟新論》，生活書店1946年版。
[74] 王亞南：《政治經濟學及其應用》，《新建設》第3卷第2—3期（1942年）；王亞南：《哲學與經濟學》，《時代中國》，第5卷第6期（1942年）。
[75] 王亞南:《政治經濟學上的中國經濟現象形態:略論有關中國經濟形態的幾種認識》，《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彙報》第2期（1947年）。
[76] 王亞南：《關於中國經濟學建立之可能與必要的問題》（1944年11月），《王亞南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頁。
[77] 王亞南：《關於中國經濟學之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問題》（1944年11月），《王亞南文集》第1卷，第143—144頁。
[78] 胡士璋：《讀“中國經濟原論”》，《前線日報》1946年4月15日，第5版。
[79] 此書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改寫自許滌新以戰時經濟為主題的《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1944年）。全書按照時間順序從南京條約講到抗戰後的經濟危機，再講到中共推行的經濟政策和作者對中國未來的展望。
[80] 楊村：《書報評介：中國經濟的本質檢視——王亞南著，〈中國經濟原論〉紹介》，《文彙報》1947年5月13日，第8版。楊村為楊奎章筆名。
[81] 紀明：《評〈現代中國經濟教程〉》，《文彙報》1947年3月4日，第8版。紀明為壽進文筆名。壽進文：《憶〈新經濟〉》，文彙報報報史研究室編：《從風雨中走來：文彙報回憶錄》第1集，文匯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頁。
[82] 許滌新自言此書受到毛澤東《論新階段》和蘇聯《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的啓發，目標是以廣義政治經濟學“寫出一本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許滌新：《廣義政治經濟學》第1卷，香港新中國書局1949年版，第1－2頁。
[83] 許滌新：《廣義政治經濟學》第1卷，第35—43頁。陳其人（王亞南弟子）認為楊奎章（筆名楊村、楊群，王亞南弟子）在上海《文彙報》發表的《原論》書評是最早提出《資本論》敘述體系難以套用於舊中國經濟的論者。經查核，楊奎章確實以筆名“楊村”在《文彙報》評論《原論》（見第48頁注6）。但他並未涉及陳其人所說的問題。雖然陳其人曾在多篇論文提及楊奎章對《原論》的批評，但他可能將許滌新誤記為楊奎章。參見陳其人《在與苦難、逆境和病魔抗爭中蹣跚》，熊詩平、徐邊編：《經濟學家之路》第3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21頁。當時的楊奎章是上海《文彙報》的主要撰稿人。參見楊奎章等口述《台灣省民盟活動簡況》，曾理編：《南方民盟歷史》，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年版，第433頁。
[84] 王亞南：《原論》1957年版，第48—49頁。
[85]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1頁。
[86] 瞿秋白：《致李立三的信》（1929年4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322頁；毛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1923年7月），中央文獻研究室與新華通訊社編：《毛澤東新聞作品集》，新華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2頁；李達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上海崑崙書店1929年版，第156—158頁。
[87] 橘樸對“官僚資本”的分析以1906年《支那經濟全書》對於中國官僚和商人二合一現象之討論為起點：橘樸著作集刊行委員會編『橘樸著作集』第1巻 勁草書房，1966年，208─225頁。橘樸所領導的“滿鐵馬克思主義者”則將“官僚資本”改稱“官吏資本”。參見大上末広「支那國民経済序説（上）：主として官吏資本を中心として」 『経済論叢』第34巻第5號，1932年，760─773頁；大上末広：「支那國民経済序説（下）：主として官吏資本を中心として」 『経済論叢』第34巻第6號，1932年，942─965頁；鈴木小兵衛「官吏資本の一考察」，『満洲の農業機構』白揚社，1936年。
[88] 馬寅初：《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時事類編》（重慶）第54期（1940年）；吳敏超：《馬寅初被捕前後：一個經濟學家的政治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13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65—392頁。
[89] 參見鄭會欣《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創立及其經營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鄭會欣《戰後“官辦商行”的興起以中國孚中實業公司的創立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4期；鄭會欣《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1937—1945）》，上海社會科學院2009年版。
[90]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48年9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
[91]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頁。
[92] 王漁邨：《中國經濟讀本》，第110—111頁。
[93]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上海時代出版社1948年版，“序言”第2頁。
[94] 王亞南：《中國公經濟研究》，《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彙報》第1期（1945年）。王亞南改革公經濟的思路讓他高度肯定解放區的土地改革“由比較溫和的土地改革，掘去了封建勢力買辦官僚與高利貸者活動的社會基礎，而由是輕輕移去了抗戰的和生產的障礙”。參見王亞南《中國經濟研究之世界的展望，〈中國經濟原論〉日譯本序言》，《經濟周報》第6卷第21期（1948年）。
[95] 楊村：《書報評介：中國經濟的本質檢視——王亞南著，〈中國經濟原論〉紹介》，《文彙報》1947年5月13日，第8版。楊奎章這篇書評後來成為日本學者評論《原論》的參考，參見末永繁 「王亜南の“中國経済原論”」『中國研究所所報』第81巻，1948年，38─42頁。
[96] 王亞南：《關於“政治經濟學在教學上的理論聯繫實際”一文的自我批判》，《經濟調查研究集刊》（廈門）第1集（1958年）。
[97] 可比較王亞南《原論》1946年版，第56—59、88—94頁；王亞南《原論》1947年版，第63—66、96—99頁。
[98] 毛澤東以外的官僚資本論者及其主要著作可見：陳翰笙《獨佔集團與中國內戰》，《經濟周報》第4卷第1期（1947年）；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華東新華書店1949年版；許滌新《官僚資本論》，大連光華書店1948年版。
[99] 王亞南：《論中國國家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係》，《新中華》第6卷第4期（1948年）。類似論點並見王亞南《中國社會經濟改造上的資本問題》，《新中華》第12卷第2期（1949年）。
[100] 王亞南：《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時與文》第1卷第4期（1947年）；王亞南：《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中國建設》第6卷第2期（1948年）。
[101] 王亞南：《原論》1947年版，第97—98頁。
[102] 在確定改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之前，王亞南曾致信《原論》日譯者，提出把中文版《原論》改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分析》（半植民地的半封建的経済の分析）的設想。王亜南著，中國経済研究會『半植民地経済論・上」，青木書店，1955年，3頁。王亞南曾言，馬克思“一般是用‘考察’、‘研究’、‘說明’一類字眼，而分析則被限定在一定範圍、一定條件下”。王亞南:《〈資本論〉的方法》，《經濟研究》1962年12月。
[103] 此文修改自王亞南《舊社會生產關係與土地改革過程顯示的諸規律》，《新中華》第12卷第19期（1949年）。
[104] 吳承明認為王亞南採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比“半殖民半封建”更好且“深有見地”的表述方式。參見吳承明《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的思考》，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雲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9頁。
[105]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
[106] 除了指出商業資本的運動將成為商品化的動力之外，吳承明特別強調了地租和賦稅也是商品化的動力之一，因為地主和國家收取這些無償流出的剩餘之後，必然將其中一部分投放到市場上購買其他商品，進而使這些剩餘商品化。吳承明：《什麼是自然經濟》，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216頁；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7]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
[108] 王亞南：《〈資本論〉的產生、其性質、其結構及其研究方法》，《廈門大學學報》1956年第2期；王亞南：《〈資本論研究的對象與方法》，《中國經濟問題》1963年第9期。近期研究以及論爭中的相關書目可見：周可《王亞南與新中國〈資本論〉方法研究的開啓》，《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6期。
邱士杰的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