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共一大相關的歷史「謎團」

本文原載於台北《觀察》2021年7月號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日，但1921年召開於上海法租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非在7月1日舉行，而是秘密召開於7月下旬。由於法租界警特在開會之際闖入會場，與會代表便被迫從秘密會場轉移到了浙江嘉興，並在嘉興南湖水面上的小船上完成此次大會。如毛澤東所言，「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但在很長時間裡，與會代表和黨史研究者都沒能說清一大具體的召開日期。一大召開日期遂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謎團。

謎團直到學術界注意到1921年7月發生的一起凶殺案才得到解決。1921年7月30日晚，租界警特突然搜查中共的一大會場；31日凌晨，借居上海「大東旅社」的一大代表陳公博（1892-1946）在同旅社遭遇凶殺案。連續兩次遇險的陳公博驚魂難定，乾脆帶著新婚妻子馬上逃出上海。由於陳公博在「大東旅社」的奇特經歷及其日後的相關回憶，史家才透過當時報紙對兇殺案的報導而核對出正確的大會開幕日期，即7月23日。

除了一大開幕日期，另一個引起爭論的謎樣問題則是一大為何遭到租界警特的發現與破壞。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課題組（以下簡稱一大課題組）在2018年發表的〈法租界巡捕突闖中共「一大」上海會議會研究〉概括了四種論點：第一種論點主張是法租界巡捕的通風報信；第二種論點主張大會消息早已洩漏，因此連日本方面都知道有「上海支那共產黨」正在集會；第三種論點主張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會議發言音量過大而引起外界注意；第四種論點則主張法租界警特是偶然誤闖會場，不是真的知道中共正在此地召開一大。一大課題組依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的「外務省記錄」與許多史料，反駁了前三種看法，並對第四種論點提出論證。課題組認為當時上海的中外當局實際上都已經注意到中國與朝鮮等地的「東方共產主義」或「激進主義」份子正在上海集結，但當時的中外當局還沒有能力區分各種過激份子之間的主張差別，因此，日方注意到的所謂「上海支那共產黨」未必是指中國共產黨本身，而可能指其他也在上海集結的左翼激進份子。

與中共一大同步於上海的蔡惠如抗日活動

一大課題組的論點與論據很有說服力。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1921年7月聚集在上海的激進份子裡，也有試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力求台灣脫離殖民統治的革命者。

就在陳公博逃出上海、離開大東旅社、拋下歷史性的「一大」而逃走之時，同樣的上海及同樣的大東旅社卻在同樣的31日進行著一個群集台灣、朝鮮、菲律賓、印度等地之革命者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華盛頓會議」（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而發動的對策集會。據日本情報資料，會議至少在中共一大召開的隔日即7月24日便召開，台灣的參與者是著名的抗日民族主義者蔡惠如（1881-1929）。

1921年的蔡惠如是日本警特格外注意的對象，因此在日方情報留下相當詳細的記錄。同年3月，蔡惠如從東京抵達北京。然後在4月與林呈祿以處理「五國合資公司貿易部」名義到天津、北京、上海以及廣東等地與當地的「過激派」、「不逞韓人」以及當地民眾等互通聲息，謀廣募同志。其間曾於天津訪問美國公使﹐批評日本。由於遭到天津日僑檢舉﹐他們便逃往上海，並與當地「過激派」、「不逞韓人」以及中華全國學生會等進行排日宣傳。同年7月，蔡惠如與彭華英（1891-1968）在上海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共同參與亞洲各殖民地革命者針對華盛頓會議而舉行的協進會。此事的具體情報有二：第一，7月24日前後，蔡惠如在上海「大東旅舍〔社〕」與菲律賓、印度以及朝鮮人聚會，討論了是否派遣台灣代表參與太平洋會議的問題。但因認為台灣對日關係異於朝鮮對日關係，以及成效有疑，故決定只向會議提出請願書，不派代表參加。第二，7月31日，台灣、朝鮮、印度、菲律賓等三十餘人在上海大東旅館〔社〕集會，祕議利用太平洋會議推動殖民地脫離殖民統治。同年8月，蔡惠如、彭華英等人曾作為「大阪一派的可思母俱樂部成員」而列席於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1893-1928）在上海舉辦的宴席。9月17日，上海大東旅社舉辦中韓互助社的茶話會，蔡惠如出席並發表講話。上海《民國日報》曾記載蔡惠如的發言如下：「台灣人某君報告某國種種慘忍蠻橫。聞者皆為髮指。餘人亦有演說。大致謂[中韓]兩國互助之必要。及強力之終不可恃云。」日本甚至有情報指出朝鮮革命者將蘇聯提供的運動資金轉交給「台灣社會黨」人的記載。（以上細節詳見筆者所著《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之考證。）

此時聚集了殖民地革命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大東旅社是東亞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也許，正是蔡惠如在內的殖民地革命份子的活動與其他激進主義者的活動從「點」變成了「線」，並從「線」形成了令上海中外政權懼怕的「面」，才使同步在1921年7月下旬進行的中共一大意外遭到租界警特的闖入。以一大課題組在日本外務省記錄發現的中國左翼過激人物來說，羅豁（羅任一，1897-1965）就是日後與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許乃昌（1907-1975）共同創立台灣最早的左翼組織「平社」的關鍵人物。東亞左翼份子在1921年的上海交織而成的點、線、面，對日後的影響可說十分深遠。

為台灣社會運動奉獻三代人的蔡惠如一家

蔡惠如寫給妹婿郭肇基的書信提到：「我之所以難以留居台灣雖有許多理由，但主要是受到日本政府的壓迫，不容納我的絲毫意見。憤於成功無望並放棄幻想而來到此地。這裡，上海，是東亞第一的大都會，是俄國激進派、朝鮮獨立政府與其他各國不平份子的聚集地，對於日後的運動極為方便。我將投入我蔡家一門之生命，儘可能從事排日宣傳，並極力妨礙中日親善交流政策。」

如果沒有日本警特的祕密抄錄，後人恐怕難以知道蔡惠如曾經許下如此誓言。其實，蔡惠如一家也確實不負此誓。1923至1924年間，彭華英與許乃昌共同組織了平社，並發行台灣史上最早的左翼刊物《平平旬刊》。許乃昌更主導了馬克思主義傾向更明顯的台灣赤華會（又稱赤華黨）。許乃昌在1924年下半年赴蘇聯留學時曾經向共產國際提出一份〈台灣狀況的報告〉（1924年11月），蔡惠如的兩個兒子蔡珍曜與蔡炳曜都在許乃昌為國際開列台灣「共產主義者的姓名」時上榜。許氏指出兩人都是平社社員，蔡炳曜同時是赤華黨黨員。（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128，卷宗9，手稿頁45，原文日文。）

蔡珍曜之子蔡意誠在台灣光復之後繼續了家族的革命事業。如葉蔚南所言，蔡意誠「一生兩度入獄，共服監23年7個月，第一次是1950年代參加郭琇琮讀書會而入獄，在綠島和陳桑[陳明忠]同監了6年，因為兩人都是讓獄方頭痛的人物，所以被關在同房。蔡意誠第二次被關，竟只是因為閱讀、散布了陳桑從日本攜回的影印資料，就被判『為匪宣傳』，判刑10年。」蔡意誠第二次被捕前夕，「1976年7月3日，蔡意誠拿10萬元交給陳明忠，當晚陳明忠將這筆款項如數交給了陳映真，7月4日清晨，陳明忠就被捕了。」「蔡意誠這10萬元就是頭款，有了這筆資金，才開展了《夏潮》雜誌的人馬。」（以上引自葉蔚南〈蔡惠如一門忠烈〉）七十年代台灣島內啟動的左翼愛國統一運動，便以《夏潮》雜誌為嚆矢。

劃時代的中共一大從1921年走來，至今已然一百週年，然而沿著蔡惠如的革命腳步而在1921年同步展開的台灣左翼運動還沒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日據時期的左翼運動以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為要務，光復後的左翼運動則以台灣社會變革和民族再統一為目標。百年事業，猶待賡續。有志者當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