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一章第三節。
標題「山口小靜的生與死」借自尾崎秀樹﹙1982﹚｡
關於小靜的返台﹐《台灣社會運動史》有著如下的記載｡首先﹕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學中﹐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1921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學而回來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1
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來說﹐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可謂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小靜﹑如果不是連溫卿﹐在島內社會矛盾因著日本資本主義的滲透而愈發尖銳的情況下﹐島外﹙大陸以及日本﹚社會主義思潮或遲或早一樣會進入島內｡但就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向島內的實際發展而言﹐當以小靜與連溫卿的相遇為轉戾點｡以一轉戾點繫於二人之相遇﹐說來很具戲劇性﹔但也恰恰是這般戲劇性的相遇﹐才使連溫卿進而尋得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家相聯繫的管道｡
繼續閱讀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一章第一節
1915年﹐這是台灣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份｡
首先﹐台南西來庵爆發了由余清芳﹙1879-1915﹚﹑江定﹙1866-1915﹚﹑羅俊﹙1854-1915﹚等人所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現象上﹐這是日本殖民台灣期間規模最大﹑宗教性格最強烈﹑同時也是具有結束意義的漢人武裝起義﹐史稱「噍吧哖事件」｡其次﹐由日本伯爵板垣退助﹙1837-1919﹚赴台推動的「台灣同化會」遭到總督府當局命令解散﹐此事乃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台灣社會運動史」開端｡其三﹐由島內知名士紳所出資﹑波折甚多﹑籌備也久的「台中中學」正式招生開學﹐而「台中中學」設置運動正是經歷過那段時光的島內士紳所追加認定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的濫觴」｡1
這三個看似互不相關﹑沿革各異﹐卻又相互交錯於1915年的事件﹐使得1915年成為一塊界碑｡1915年象徵著「前資本主義的／島內的／漢人武裝鬥爭」向著異質性的「資本主義的／島內外並起的／社會運動」轉化的分水嶺｡然而余清芳及其領導的武裝起義並不僅僅是前一階段反抗形式的代表而已｡曾親歷那個時代的日本大阪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1903-1981﹚──證言了余清芳及其起義之意義實跨越了1915年所劃開的兩個階段｡因為領導暴動的余清芳是個有著日本社會運動體驗的無政府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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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的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