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四章引言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1921年夏天的上海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就在這年的7月下旬，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治集結。這次大會的召開是秘密的，當然也是不合法的。由於租界警察的破壞，與會的十幾名代表在開會期間被迫從城裡的秘密會場轉移到了浙江的嘉興，並在嘉興「南湖」水上的一艘小船上完成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對於中共的重要性不在話下。但也恰恰是這次重要的大會在中共黨史上構成了一件長期懸案──因為竟沒有人﹙包括大會代表﹚能說清這次大會的開會日期。
這件懸案直到一九八○年代才得到解決。關鍵竟是一場凶殺案。1921年7月30日晚，租界警察突然搜查中共的一大會場；31日凌晨，借居於上海「大東旅社」的一大代表陳公博﹙1892-1946﹚在同旅社中遭遇凶殺案。連續遭到兩件事情驚嚇的陳公博驚魂未定，馬上帶著新婚妻子離開上海。由於陳公博在「大東旅社」所遭遇的不凡經歷，史家們才得以透過當時的報紙核對出正確的大會召開時間。1
就在陳公博逃出上海、離開大東旅社、拋下歷史性的「一大」不管之時。同樣的上海及同樣的大東旅社卻在同樣的31日進行著一個群集台灣、朝鮮、菲律賓、印度各弱小民族代表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為當時即將召開的「華盛頓會議」﹙1921.11.11-1922.2.6﹚而進行的對策集會，議題則是如何實現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獨立。據日本情報資料，會議至少在7月24日時就召開了﹙中共「一大」的召開則是23日﹚，台灣的參與者是著名民族主義者蔡惠如﹙1881-1929﹚以及原在日本留學的彭華英﹙1891-1968﹚。2
某種意義上，此時聚集了弱小民族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大東旅社正是東亞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因為當時的上海是東亞各地激進份子的聚集地。蔡惠如從議會請願運動開始之後便奔走東北亞各地從事排日運動，並以上海為基地。3范本梁﹙1897-1945﹚曾大力讚揚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1893-1928，見表3-2: 03﹚當時也在上海。據日本情報，蔡惠如、彭華英等人曾作為「大阪一派的可思母俱樂部成員」而列席於和田於上海舉辦的宴席。4和田久太郎就是本研究前面曾提到的大阪無政府主義者組織中的一名。此外，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的親善合作為目的「中韓互助社」也於同年下半年正式成立。在該社舉辦於大東旅社的一次茶話會上，蔡惠如曾起而發言。當時的報紙記云：「又次台灣人某君報告某國種種慘忍蠻橫。聞者皆為髮指。餘人亦有演說。大致謂﹛中韓﹜兩國互助之必要。及強力之終不可恃云。」5在日本的情報中，甚至還有朝鮮革命者金立﹙?-1922﹚將蘇聯提供的運動資金轉交給「台灣社會黨」人的記載。6
由於法租界當局公告於8月1日之後將加強取締未經告知的秘密集會，因此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推測這項臨時規定可能是為了對付據聞召開的中共一大；石川並指出，租界當局不但曾接獲中共一大將有日本人參加的消息，還曾在搜查會場時誤將陳公博視為「日本社會黨」人。7這兩場秘密集會顯示了選擇在上海召開一大的中共並非孤立進行自己的集結，而是與跨地域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連帶同時積極形成。當然，上海租界內的秘密集會也可能僅僅是中共「一大」本身，但這一切都需要更多史料來說明。
不管真相為何，當時的上海成為各國各地域激進份子的集結地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上海是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也是集一切破敗及罪惡於其中的淵藪。8雜揉各種矛盾於一身的特質使上海成為激進主義的產生地以及東方各地革命者的搖籃及避難所。蔡惠如寫給其妹婿郭肇基的信中提到：
我之所以難以留居台灣雖有許多理由，但主要是受到日本政府的壓迫，不容納我的絲毫意見。憤於成功無望並放棄幻想而來到此地。這裡，上海，是東亞第一的大都會，是俄國激進派、朝鮮獨立政府與其他各國不平份子的聚集地，對於日後的運動極為方便。我將投入我蔡家一門之生命，儘可能從事排日宣傳並極力妨礙中日親善交流政策。9
曾在上海待過的張深切﹙1904-1965﹚則指出：
東京的社會運動，當然比不上上海，上海有租界的掩護體，可以大聲疾呼談吐革命，所以各弱小民族或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志士，多避入租界裡從事革命活動。……租界無疑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基地，同時也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培養革命家的溫床。有這特殊的地界，所以中國更形四分五裂，軍閥層出不窮，任打不倒；也因為有這互不相侵的特殊地界，所以中國革命才能發展進步……10
也許正是這樣的原因，各弱小民族激進份子群聚上海尋求跨地域連帶才成為一幕不可磨滅的史像。無論上海租界內的集會只有中共「一大」還是兩場集會兼有，弱小民族在此「集結」的故事本身就是現實的反映乃至未來的預示。
然而蔡惠如與彭華英的活動並不直接是台灣人在上海開展運動的起點。對於1921年才首次嘗試「政治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人而言，以東京為主要舞台的請願運動仍有極大的吸引力。此時上海也尚未成為足以撼動中國﹙乃至東亞﹚發展的社會運動核心地域。直到1923年下半年，以台灣人為中心的社會運動才開始在上海出現。
本章所要討論的對象就是一個在1923年下半年之後誕生於上海的跨地域結社──「平社」。這是一個有台灣、大陸、朝鮮、日本等地激進青年參與其中的結社，也是台灣史上首次定期發行機關刊物﹙《平平旬刊》﹚並宣傳社團主張的結社。由於「平社」的歷史性準備，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才首次升級進入組「黨」階段，誕生了台灣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赤華黨」。本章的任務是大致描繪這一集結的輪廓。「平社」及「赤華黨」的組織者──台灣青年許乃昌﹙1907-1975?﹚，則是本章將時時碰觸的重要線索。因為他是唯一能夠全面說明此過程的關鍵人物。
註釋
- 關於這一考證的故事，可見石川禎浩﹙2006: 266-273﹚。 ↩︎
- 關於該秘密集會的細節，見表4-1。 ↩︎
- 細節見表4-1。 ↩︎
- 外務省記錄﹙1921a﹚。並見表4-1。 ↩︎
- 1921年9月，中韓互助社曾邀廣東政府徐謙出席茶話會，據《台灣社會運動史》云，蔡惠如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發表反日言論。《台灣社會運動史》記為1920年，實誤。分見以下三份史料：﹙1﹚民國日報﹙1921﹚，﹙2﹚外務省記錄﹙1921c﹚，﹙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2-83﹚。蔡惠如在茶話會上的講話，在第二份史料裡被加油添醋：「又次台灣代表報告某國統治台灣之黑暗及其種殘忍蠻橫並摧殘台灣教育使人民變成愚蠢無知之動物﹛。﹜聞物皆為髮指﹛。﹜其餘到會者多有演說。大致強力之終不可。」第三份史料雖只有明確云及蔡惠如於會上「進行演講報告，抨擊日本佔有台灣後的統治手段」，但同史料另外提及林呈祿與彭華英多次參與互助社集會並發表演說之內容，卻與前述第二份史料類似﹙但更加油添醋﹚：「愚民政策，殘忍的革命審判，極端的差別待遇，橫暴的剝削制度」，這段話可能這是被該史料編纂者嫁接後的內容。最後，關於中韓互助社的研究，可見康基柱﹙1998: 266-279﹚、裴京漢﹙2003: 34-43﹚。 ↩︎
- 金立是朝鮮共產主義者。金立最為人知的事蹟就是將蘇聯提供的運動資金帶回東亞之事。金立於1921年參與上海的「高麗共產黨」建黨，後因某些人主張該資金應交給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而將之暗殺﹙강만길성대경, 1996: 64﹚。金立一行人於該年12月抵達上海。翌年從帶回來的「四十萬圓宣傳費」中寄贈「若干金」給「日本社會黨及中國廣東的社會黨以及台灣社會黨。」﹙金正明, 1967: 319; 梶村秀樹與姜德相, 1972: 247, 455, 462﹚《台灣社會運動史》則記載金立於1921年9月支付蘇聯提供的「三千圓」運動資金給台灣革命者，但未說明收款者﹙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c: 2﹚。就收款者而言，《台灣社會運動史》曾有關於「高麗共產黨員崔昌植、呂運亨、金萬謙、姜漢記」與台灣人林呈祿、彭華英來往的記載，並云後者因此而「收受過第三國際提交的運動資金」﹙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2-83﹚。就「三千圓」款項而言，目前只有看到關於蔡惠如收到「蔡以修」的「三千圓」匯款的記錄﹙外務省記錄, 1921a﹚，並請參考表4-1。 ↩︎
- 石川禎浩﹙2006: 271-273﹚。 ↩︎
- 「上海的社會現象，無一不使海外回來的僑胞觸目傷心。」「台灣的智識青年，一看這罪惡淵藪，無不扼腕悲痛，恨不能一手擎天，掀起大革命，把一切的罪惡掃除乾淨。」﹙張深切, 1998: 39﹚ ↩︎
- 外務省記錄﹙1921b﹚。 ↩︎
- 張深切﹙1998: 274﹚。 ↩︎
邱士杰的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