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四章第三節
本節原標題：〈結論〉

1.介入現實

1923年6月至翌年3月，《民鐸》雜誌先後發表由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易家鉞﹙1898-1972﹚所寫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與〈中國的丘八問題〉，[36]引發接連論戰與圍剿。[37]「丘八」即「兵」，蔑稱軍閥士兵。由於流亡學生屢掀學潮，[38]有惡意的批評家遂以「丘九」蔑稱學生，謂之恐怖百倍於軍閥的群體。易家鉞認為學生該好好讀書，不應參與政治。許乃昌在平社成立之前即抨擊云：[39]

易家鉞君呀！政治問題若不根本的解決，怎樣能夠讀真正的書呢？假使能知道「讀書的價值」知道「讀書的方法」知道「讀書的規式」，在這樣暗無天日的社會，能靜靜地讀書？……﹙學生若是可說是丘九，易先生是丘十，軍閥大概是丘十一罷﹚……

唉！可笑的沙上的讀書運動！建設在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甘為奴隸的讀書運動！

平平同人賀威聖則認為「社會運動是學術運動的初步辦法──學術運動者應該加入，社會運動」。[40]他在《平平旬刊》發表的十三篇文章中，有六篇直接討論社會運動與學術運動的關係，其中五篇還是大篇幅的連載文章。[41]可見對於平平同人來說，透過「實踐」介入現實乃是急需提上日程的大問題。

雖然來自不同地域的平平同人分別在《平平旬刊》表現了不同的關懷，但他們都關心各地的壓迫形勢。台灣同人也是如此：

首先是如何面對「冢中枯骨的祖國」並行動起來。許乃昌在平社結成之前便撰文指出，「中國真窮困極了，大多數的人們都沒有得著『人的生活』。﹙這是二三年前張東蓀氏的話﹚不但沒有得著『人的生活』，而且時時看見些『平民的慘死』。」「在我們這百鬼橫行的萬惡社會，這樣『平民的慘死』已經變成平常的小事。」但是，「我們卻以為這是一張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沉痛的抗議文，用『死』而寫成的深刻的抗議文！」[42]平平同人「任一」亦痛訴，在勞動者流血流汗、身陷貧乏之時，「資產家」的家犬不但穿金戴銀，就連尋狗啟事的獎金也可以與尋人等值，那真是「人不如狗」的時代！[43]

平平同人「蕾」指出，當時的台灣人通常會「把上海當作中國的代表看」。但他認為這種觀點不但「錯誤」，「他們判斷中國的事實都是很皮毛的。他們的眼光看得太近了。他們看中國這樣鬧法就失望，就以為中國無望了。」他指出，「就是在中國的中國人也往往抱悲觀失望的人不少。但是有志於國事者總應該抱樂觀的態度去努力才好！」[44]總之正如張深切所言，「上海的社會現象，無一不使海外回來的僑胞觸目傷心」，「台灣的智識青年，一看這罪惡淵藪，無不扼腕悲痛，恨不能一手擎天，掀起大革命，把一切的罪惡掃除乾淨。」[45]

其次是日本獨霸東亞之下的台灣處境。署名「真一」的同人在《平平旬刊》創刊號寫了一篇寓言故事﹙題為〈台灣怎麼樣了〉﹚，分別以「華先生」、「女兒」、「倭寇」代表中國、台灣，與日本；並試圖將馬關割台以來的中、台、日關係微縮其中。[46]這樣的寫作手法與同年更早發表於《台灣民報》的〈台娘悲史〉非常接近。〈台娘悲史〉由留學於上海南方大學的施文杞所寫，是台灣本土白話小說的先驅。在〈台娘悲史〉裡，本有女兒「台娘」的「華大」，因「日猛」以「高麗參」為釁而被打輸，台娘被迫嫁給日猛作妾。嫁過去的台娘，日子過得痛苦；想向日猛請願，卻更不得翻身。這一尚稱委婉含蓄的寓言，卻使當期《台灣民報》在台灣遭禁。[47]﹙內容極為雷同的〈台灣怎麼樣了〉與〈台娘悲史〉，說明「真一」有可能是就讀於南大的「施文杞」。若從南大與「平社」的關係來看，似更能加強此推測。﹚

其他平平同人也譴責在大陸作亂的台灣人：「日本是深怕台灣人和中國人攜手。所以才利用台灣的廢物無賴漢來在中國作亂，使中國人痛恨台灣人。」「台灣無賴子越鬧得兇，即是日本心越利害，而台灣同胞就越無立足之地。這是多麼可惜，可恨！台匪竟作了日本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犧牲品。」[48]

最後一項則是如何看待作為既存社會運動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於這個問題，留待下一章討論。

2.從上海走向全東亞

現有史料顯示平社以發行機關刊物《平平旬刊》為主要活動。實際上，《平平旬刊》賦予自己的任務也是文字宣傳。雖然目前尚未見到平社以集體名義進行出版以外的活動之事實，他們卻成功實現刊物的定期發行；以十天發行一次的頻率成為台灣史上首份定期社會主義刊物。又由於刊物積極討論各種時事問題，幾位刊物同人廣泛向外投稿﹙甚至發生論戰﹚[49]並與當時的許多報刊建立起廣告與被廣告的聯繫，[50]因此刊物的活動力並不弱。也許恰恰是平社及《平平旬刊》的存在，才為隨後出現的幾個具有激進活動的組織，提供了歷史性的準備﹙比方台韓同志會﹚。

1924年6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郵局禁止寄遞一系列過激刊物，《平平旬刊》赫然列名其中。[51]由此可見《平平旬刊》所形成的影響力。除北京政府的禁止外，發行僅有三個月的《平平旬刊》也因暑假的來臨而宣布暫時停刊，大概因為他們及他們的讀者多是學生吧。[52]《平平旬刊》的句點畫在北京政府的禁止、學生的暑假，以及前述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之間，這是頗為弔詭的結局。然而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並未因此止步。在國共合作引領整個中國激進化的1924年，在當時大陸報刊所激烈爭論的「讀書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爭論之中，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紛紛走出讀書運動的框框而投身社會運動。又由於他們所個別具有的東亞各地域的背景，因此，他們從上海所邁上的征途，更是以整個東亞為範圍的長征。如果不是上海此時此刻所具有的特殊背景，這種跨地域的連帶顯然難以形成。[53]

如表4-4之考證：除了盧劍波、秦滌清這兩個無政府主義者之外，大陸籍的平平同人──如羅任一、賀威聖、華崗、姜冰生、崔曉立、徐介藩、劉一清、王秋心──大多加入了中共﹙乃至國民黨[54]﹚。朝鮮與日本的同人則全與共產主義運動有關。羅任一並未久留於中共黨內。實際上，他同時告別了他曾經想聯合的「A」「B」兩派，而與鄧演達﹙1895-1931﹚共同創立了第三黨﹙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幾次在西安策動張學良反蔣。賀威聖則在犧牲在大革命中，成為中共第一個浙江籍烈士。大革命失敗後的華崗，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中寫下第一本關於大革命的專書：《中國大革命史》，成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哲學家。劉一清則是上大的積極份子，是五卅慘案隔日的示威總指揮。[55]最有意思的是崔曉立。最後於抗戰中犧牲的他，在國民黨的「杭州軍人監獄」中結識駱耕漠﹙1908-2008，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駱耕漠正是在此處認識了台灣人李友邦﹙1906-1952﹚。[56]台灣籍的同人，以許乃昌與彭華英最為突出。同樣加入中共的許乃昌於同年前往蘇聯，回國後轉戰日本、上海、台灣三地，並在1926至1927年間參與「中國改造論爭」，直接領導左翼對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奪權並加速台灣社會運動的左右分化。彭華英雖然逐漸淡出左翼，卻也成為文化協會、民眾黨的重要幹部。朝鮮籍的尹滋英，輾轉滿州等地的組織工作之後，前往蘇聯。最後卻因協助季諾維也夫﹙1883-1936﹚的嫌疑而遭清洗，處死於1938年。2004年，韓國政府正式頒發「建國勳章」給包括尹滋英在內的左翼獨立運動家，他所獲得之「獨立章」是同次授勳中最高等的獎章。[57]

3.平社及「赤華黨」的歷史意義

平社或赤華黨都以學生知識份子為主體。因此這兩個組織﹙特別是建黨了的後者﹚恐怕無法視為「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當時，台灣島內的工人運動才剛剛起步。1923年，台北爆發由印刷製本業的工人所領導的罷工，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不但連溫卿到老都還記得當年的「印刷工第一次罷工」，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也特別強調他們的罷工。據其所言，印刷製本業工人的工會組織罷工之後即遭鎮壓。台灣直至1924年仍無任何工會。許乃昌認為，只有日本的工會組織提供協助，台灣的工會才可能被組織起來。[58]

雖然本研究把「台灣赤華會」與「赤華黨」兩者聯繫看待，但兩者之關係以及平社與《平平旬刊》的作用究竟為何？「台灣赤華會」出現於廈門「台匪」亂事方熾之時。她以呼籲兩岸人民相互親睦、攜手奮鬥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然此姿態首先僅僅展示為一紙宣言。許乃昌親身參與了「台灣赤華會」與「赤華黨」。但就實踐上來看，也許並不存在一個從「台灣赤華『會』」直線發展為「赤華『黨』」﹙Sehikwo-“tow”﹚的筆直過程。這個過程既斷裂又連續，平社則是其間的媒介與實際的起點。[59]

赤華黨可謂台灣共產黨之前的台灣共產黨，但她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的並不只有「赤色」，而還有「中華」﹙China / Китая﹚。雖然1928年的〈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將赤華黨意譯為「The Red Celestial Party」，但誠如郭杰與白安娜所推測的，此處的「Celestial」當源於「中華帝國﹙Celestial Empire﹚」的概念，也還是「中華」。[60]這些台灣青年，在廈門匪亂之中崛起、在治警事件後激進、在各種既有的台灣青年團體中吸收力量並最終走向組黨。這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於1924年時的主旋律。雖然這次集結沒有下文，但是：

Pero era tarde ya, y el movimiento

del hombre, mi partido,

es la invencible primavera, dura

bajo la tierra, cuando fue esperanza

y fruto general para más tarde. ﹙Pablo Neruda, “Se reúne el acero”﹚[61]

已經晚了，

人類的運動，我的黨，

一旦變成未來的希望和普遍的結果，

就成了堅實地扎根地下的

不可戰勝的春天。﹙聶魯達，〈鋼鐵聚匯〉，張廣森譯﹚

註釋

[36] 易家鉞所寫的〈中國的丘九問題〉發表於1923年，〈中國的丘八問題〉發表於1924年3月1日，恰在《平平旬刊》出刊前夕。筆者未能見得上述兩篇全文，只見存目﹙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 1979b: 1012-1013﹚。

[37] 1921年，易家鉞曾因疑似匿名寫作〈嗚呼蘇梅〉一文攻擊蘇雪林﹙即蘇梅﹚，而遭文化界圍剿，胡適更因此刊登啟事嚴責之﹙陳雪嶺, 1998; 陸發春, 2003: 61﹚。

[38] 據云此詞起於安徽。當時安徽反對軍閥的鬥爭方熾。平平同人中的安徽作者亦與安徽學潮有關﹙顧修, 1923﹚。

[39] 乃昌﹝許乃昌﹞﹙1923b﹚。

[40] 威聖﹝賀威聖﹞﹙1924g: 8﹚。

[41] 這六篇文章即：威聖﹝賀威聖﹞﹙1924b, c, d, e, f, g﹚。

[42] 乃昌﹝許乃昌﹞﹙1924﹚。

[43] 任一﹝羅任一﹞﹙1924a: 2﹚。

[44] 蕾﹙1924: 5-6﹚。

[45] 張深切﹙1998: 39﹚。

[46] 真一﹙1924a: 9﹚

[47] 施文杞﹙1924: 15-16﹚。此外，施文杞又稱〈台娘悲史〉為〈台娘痛史〉﹙淚子﹝施文杞﹞, 1924: 13﹚。

[48] 花蕾﹙1924: 3﹚。

[49] 除了最多同人稿件的《覺悟》之外，在《婦女週報》可見到賀威聖為「西洋人釘死奶媽」問題的投書﹙阿鳳﹝賀威聖﹞, 1924d﹚。在《中國青年》也可見到同人「王秋心」關於「文學與革命」問題的來信與惲代英的回應﹙王秋心與代英﹝惲代英﹞, 1924﹚。

[50] 打廣告也是一種政治傾向的表態方式。不但《覺悟》副刊曾為《平平旬刊》打廣告，《平平旬刊》也替《民國日報》作宣傳。《學匯》、《春雷》﹙這兩者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台灣民報》，以及上大學生主辦的《孤星旬刊》，也與《平平旬刊》互有廣告或被廣告的關係。隨著史料的逐漸發掘，這方面的實例相信將會更多。《平平旬刊》的廣告登載可參見表4-3。

[51]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2000: 61-62﹚。

[52] 「現因各學校均將放假，讀者在家的住址我們知道的很少，所以暫停兩月。」﹙平社, 1924b: 16﹚

[53] 以同樣誕生於上海大學之內的《孤星旬刊》為例，他們也號召推動「亞細亞各民族革命運動」，並把台灣算進必須團結的「弱小民族」之一﹙劍平, 1992: 3-8﹚。《孤星旬刊》是後來「中國少年勞動黨」的前身。

[54] 據羅任一親筆寫給國民黨上海黨部的信，他是在1924年的上海加入國民黨的﹙羅豁﹝羅任一﹞, 1925﹚。

[55] 黃美真與石源華等﹙1984: 139-140﹚。

[56] 駱耕漠﹙1981: 55-59; 1982: 15-19﹚。

[57] 金喜坤﹙2005: 432-443﹚。

[58] 許乃昌指罷工發生於1923年3月並於6月被鎮壓﹙Belogurova, 2003: 16, 62-63﹚，但目前能核實的印刷工罷工卻發生於1923年8月：由於台灣印刷製本業者同盟組合以戰後物價跌落為由，聯合降低旗下各工廠的工資，旋引起印刷工人罷工，直至9月才抗爭勝利﹙台灣日日新報, 1923h﹚。連溫卿﹙1954a: 41﹚也曾提及罷工，卻誤記時間為1921年。連溫卿指出：﹙1﹚印刷工會乃是台灣極少見的、稍有無政府主義色彩──「自由聯合主義」──的組織﹙連溫卿, 1988: 222﹚；﹙2﹚印刷「工會」不同於「前資本主義」的「工友會」，但當時多數「集在工會之人們都屬於新興茶葉」﹙連溫卿, 1953b: 73﹚。大稻埕的茶業發展是連溫卿非常重視的對象﹙連溫卿, 1953a﹚。

[59] 此外，一個名為「赤星會」的組織也曾記於《台灣社會運動史》之中：「尤其是上海，在旅滬同鄉會名義下促使左傾學生組織化的蔡孝乾、陳炎田等與謝廉清共同組織『赤星會』，發行機關報《赤星》，進行共產主義之研究與宣傳。」﹙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c: 3﹚「赤星會」是否與「赤華黨」有關？其間關係值得考察。

[60] 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62﹚。

[61] Neruda﹙1970: 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