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邱士杰著：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①

深串徹②

台大出版中心／2022年1月／415頁／5120日圓＋税

劉進慶（1931-2005）是現代台灣經濟研究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1945年到1965年》（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被視為研究台灣經濟時的「必讀之書」。③自1980年代以來，他把研究領域擴大到中國經濟，並從統一派的立場積極地發表關於中台關係的言論。此外，他在2004年的演講中提出的「亞洲是否有『戰後』？」這一問題，不僅對經濟學家產生了深刻印象，也在日本的許多台灣研究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④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劉在日本的留學期間深受馬克思經濟學的影響，強烈反對國民黨政權，並持批判的態度看待台灣獨立運動，他的思想和一生象徵著台灣和東亞現代史的複雜性，充滿著多面性和吸引力。本書試圖通過分析劉進慶公開發表的著作以及個人文件、學生時代的筆記、學位論文手稿等，來闡明他的經濟思想。除序言和結語外，本書分為五章。

第一章「抵抗的人生──民眾集體抵抗史中的個人軌跡」以「抵抗」為關鍵詞，描繪了劉進慶的一生。正如他回顧70歲生日時發表的演講題目「我的抵抗和學問」一樣，「抵抗」對劉來說是貫穿他一生的一個規定性。出生在雲林斗六的富裕家庭中，雖然成長為「軍國少年」，但劉意識到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對台灣光復後的短暫喜悅很快就被228事件所取代。對國民黨政權的恐懼和憎恨成為他一生中「抵抗」的「原體驗」。在29歲時前往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大學經濟研究科並選定以戰後台灣經濟研究為主題，劉進慶擔任了以台灣留學生為主體的團體——東大中國同學會的會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營救被捕留學生，並提交了「國是建議書」等匯總留學生意見的文件給當局，成為了日本「反蔣民主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同時，他與台灣獨立運動保持距離，參與了《洪流》雜誌的出版和中國統一促進會的活動。結果，他於1973年被當局作為「親共分子」沒收了護照。1975年，他進入東京經濟大學工作，同年博士論文以《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名義出版。1984年6月，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和孩子的未來，他決定獲得日本國籍，為他的「抵抗人生」畫上了法律上的「句號」。在第二章「學術傳承-20世紀60年代東京大學的馬克思經濟學」中，為了追溯代表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學術淵源，整理了馬克思經濟學在日本的接受史。在馬克思經濟學傳入後，日本左派內部展開了所謂的「日本資本主義論爭」，圍繞明治維新以來資本主義的解釋進行了講座派和勞農派之間的爭論。山田盛太郎是講座派的主要論辯者之一，他是《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的作者。山田規定，明治維新只是將封建經濟改編為半封建經濟。劉進慶在演習中閱讀了《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並在《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書名中借鑒了山田的著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留下的問題，隨後由大塚久雄和宇野弘藏繼續傳承。大塚主張，近代化是全面的產業化，這意味著所有的生產活動都由近代的營利企業承擔。劉認為，全面的產業化是近代化的基礎，但同時強調了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的變革的重要性。宇野弘蔵的弟子大內力認為，自193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危機是由「國家獨佔資本主義」所延續的，日本的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確立的經濟結構在戰後也得以延續。對於如何看待1945年前後經濟的持續與中斷這一問題，對台灣經濟進行研究的劉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最後介紹的隅谷三喜男是劉的指導教授，他關注的問題是由資本主義化程度的差異導致的雙重結構，以及發達國家帶給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部門和前資本主義部門的並存的雙重經濟問題。在他的演習中，劉學習了壟斷資本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差異，以及台灣工業化的趨勢等。

第三章「分析的誕生──戦後台灣経済本質之探尋」探討劉進慶如何對台灣經濟進行分析，著重於他對「資本」進行的分類。在論文中，劉進慶將台灣的資本分為「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國家資本是指國有企業，由國家資本和財政共同組成的「公業」。戰後龐大的國有資本是由國有化殖民時期日本國家獨佔資本所形成的，公業的獨佔支配成為半封建社會中國民黨官僚的經濟基礎。「民間資本」又稱「私業」，可分為本土資本（殖民時期萌芽的台灣本土企業）和外來資本（外國資本、華僑資本、大陸資本）兩種。劉進慶解釋這兩種資本是前現代漢人社會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延續，而戰後二十年的台灣經濟仍未完全發展為資本主義，被定位為「蔣家家產制國家的半封建經濟」。然而，官僚們擔任公業角色時，可以透過與民間資本結盟，將其權力轉化為資本，因此公業和私業之間的關係並非總是相互對立的。這種主導資本的關係被稱為「官商資本」。第四章「消失的史論──《原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台灣史敘述」分析了論文中省略的明末台灣歷史敘述部分。在博士論文中，劉進慶將明清時期漢人社會的經濟本質定義為「封建性」，並將其實質定義為國家或君主是生產手段和財富的唯一所有者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在戰後，公業仍然是執政者的「家產」，民間資本是「私產」，因此戰後台灣的經濟在本質上也仍然不是資本主義。

在台灣歷史敘述中，另一個關鍵概念是「殖民地性」。博士論文中對此有兩種定義。第一種是指外來資本主義和本土前資本主義經濟共存的「雙重性」，第二種則是「殖民＝移民」的概念。對於後者，劉認為自明末以來漢族移民湧入台灣就是殖民，並強調歷代政權的「外來性」。但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沒有採用這種「殖民＝移民」的定義。另一方面，第一種定義指外來資本主義和本土前資本主義經濟的共存，從鴉片戰爭開始，歐美資本主義開始進入台灣，直到戰後一直持續存在，傳統農業＝小規模農耕上面存在著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雙重資本，這些資本由於外國資本的進入而買辦化。與博士論文相比，《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中的概念如「亞細亞生產方式」、「家產性」等減少了，歷史敘述的許多部分也被刪除。在1970年代，台灣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這導致劉對他分析的台灣經濟本質的歷史起源以及它如何與之相關聯的解釋變得困難。

第五章「論爭的季節──後進國經濟發展討論中的晩年劉進慶」探討了劉進慶如何橋接其研究台灣經濟本質（半封建性）與現實急速發展之間的問題。第一種方法是從從屬論入手，他最初認為台灣之資本主義發展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周邊的。但之後，他認為從屬論無法完全解釋國家主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開始慎重對待這一理論。第二種方法是通過原始積累論，當台灣被作為NIEs（新興工業化地域）時，他提出NIEs現象的本質是一種原始積累的過程，並且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台灣正處於產業資本的建立階段。另外，他在1998年的論文中，規定台灣在戰後20年的經濟發展，不是開發導向的「開發獨裁經濟」，而是「收奪獨裁經濟」，對於獨裁統治的合理性提出異議。第三種方法是通過對資本的商人資本形式進行討論。在劉進慶的觀點中，台灣的社會經濟並不是現代工業資本主義，而是廣義的商人資本主義，這既是中小企業繁榮的原因，也是表面上看似順利的台灣經濟發展中的阻礙因素。

本章中，將討論劉進慶如何試圖架起他的研究和台灣經濟快速發展這一現實之間的橋梁，重點關注他的研究方法和觀點。劉進慶曾採用從屬論和原始積累論等方法來解釋台灣經濟的發展。此外，本章還將與近年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討論台灣經濟史的連續性和中斷，黨國資本主義論與官商資本論之間的區別，以及與韓國經濟學家朴玄採的觀點的異同。最後，介紹了劉進慶發表在去世後的論文中提出的日本未來的任務是建立「低成長但公平而富裕的社會」的思想和他的遺言，作為本書的總結。

這本書值得高度評價的地方，在於不僅收錄了劉進慶出版和公開的文章，還涉獵了學生時代的筆記、記事、博士論文草稿，甚至涉及了東京大學教授們的著作等廣泛的資料。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這些努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詳細記錄了他在東京大學受到的學術影響以及如何培養自己的思想。特別是在博士論文中分析台灣史論的第四章，對評論家來說是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正如前言所述，劉雖然在政治立場上屬統一派，但在歷史分析中，將「殖民＝移民」視為一體，強調了歷代政權的「外來性」。然而，關於這種「外來性」，台灣自近代以來已形成了「漢番複合」、「閩粵複合」、「日台複合」、「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複合」等「複合社會」，並未以「台灣社會」的存在為前提，這一點與劉的歷史認識不同於史明、王育德等獨立派的台灣史論（第230-235頁）。這樣的指出，不僅對經濟思想史，而且對社會思想史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採用「殖民＝移民」的殖民地性定義在《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中沒有採納的原因可能是，中國政府在1972年後表明反對以「殖民地」一詞來表述中國領土，以及中國統一論者在1974年強烈批評王育德等台灣獨立論者（第239-240頁）。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劉的學問也免不了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關於這些經過，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無法向劉詢問。其次，這本書也作為以劉為媒介的日台思想交流史具有相當的興趣。眾所周知，馬克思經濟學在日本經歷了獨特而高度的發展。劉在自己回憶生涯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大內力、大塚久雄的學派以及恩師隅谷三喜男等等。然而，他具體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並未詳述。相反地，本書詳細地再現了劉基於什麼樣的興趣，在誰的影響下，思考了什麼樣的問題。此外，《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雖然在台灣成為禁書，但卻被廣泛閱讀，並由陳映真的人間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出版。在戰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的左派知識分子遭受了嚴厲的打壓，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劉吸收日本的馬克思經濟學所形成的思想脈絡仍然流傳，並獲得了許多政治受難者的思想共鳴。

另一方面，在閱讀本書後，也浮現出新的疑問。這個問題是關於劉進慶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思想之間如何相關的。劉在學生時代是日本的「反蔣民主化運動領袖」，但在晚年的演講中，他表示：「作為一個殖民地出身的知識分子，我有兩種價值觀：民主價值和民族統一利益。我自己在兩者之間猶豫不決，但如果必須選擇一方，那就是民族的利益。」⑤這讓人理解為，相對於民主，劉的統一論更強調民族主義，這是源自於他個人的價值觀。然而，在同一場演講中，劉還表示：「台灣社會整體來看仍然是華僑社會。是移民社會。（略）政治方面也是商人的。我父親也是華僑。經濟可以做得好，但政治方面不太碰的。」⑥這句話出現在說明戰後台灣相較於朝鮮半島，其動向較為保守的背景下，但如果「政治方面不太碰」是台灣社會的基本趨勢，那麼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對於民主與否等政治體制的問題可能不會引起太強烈的關注。

此外，劉進慶可能實際上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在他於198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表示「從香港和其他情況來看，如果民眾相信自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繼續下去，他們會接受一國兩制。這種方式是指台灣的資本主義可以得到維護，相當高的自治權得到確保，並且人們可以繼續享受現有的豐富生活」。⑦認為只要自治和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就會接受一國兩制的想法是建立在預設台灣民眾不太可能追求高度民主的前提下的論述。換言之，認為統一比民主更重要的立場不僅僅是劉個人的偏好，而且劉認為台灣的大多數人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劉進慶的統一論並不能僅僅歸因於他對中國文化的傾慕，而是涵蓋了他對「台灣社會＝華僑社會」的觀點，也就是他所謂的「台灣社會論」或「台灣」。那麼，劉進慶的這種看法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從他的經濟分析──他揭示了台灣社會經濟體制是「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且經濟具有商人資本主義的特點──之中派生出來的嗎？還是從觀察自己的父親和周圍人的「華僑式」生活中產生的呢？

現在回顧台灣已經進行了三次通過選舉進行民主政權交替的歷程，可以認為「台灣社會＝華僑社會」論是不切實際的。然而，如果認為民主是「無止境的旅程」⑧，需要不斷維護，那麼在未來的某個時間，也許仍需要考慮劉進慶對台灣社會的看法。因此，劉的社會思想，和他的經濟分析一樣，應該會一再被引用。

總之，本書是一項優秀的研究成果，貼身進逼著劉進慶這位台灣出生的知識分子的經濟思想。同時，這些論點也牽涉到日台關係史和社會思想史，為我們考慮戰後台灣的歷程提供了許多啓示。我們希望不僅經濟學的讀者，而且廣泛的讀者都能夠閱讀本書。

（邱士杰譯。本譯文經作者深串徹教授同意後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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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原載於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会編《中国２１》５８号（名古屋、２０２３.３）。

② 島根県立大学国際関係学部准教授。

③ 石田浩「劉進慶教授のご逝去に対し心より哀悼の意を表します」『日本台湾学会ニュースレター』第十号「特集劉進慶先生追悼文集」（二〇〇五年一一月）http://jats.gr.jp/cp-bin/wordpress5/wp-content/uploads/2022/04/newsletter010.pdf（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確認）

④ 劉進慶・駒込武「『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第一期第九号、二〇〇六年、二三一－二三二頁。

⑤ 同右、二四一頁。

⑥ 同右、二四五頁。

⑦ 劉進慶「台湾が一国両制を受け入れる日」『知識』第八七号、一九八九年三月、一五三頁。

⑧ Ｒ・Ａ・ダール著、中村孝文訳『デモクラシーとは何か』岩波書店、二〇〇一年、二四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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