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光復節晚上，做完慶祝活動回到家時已是午夜時刻，剛抵家門，日本的陳仁端學長打來電話告知進慶學長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清晨過世，並且也已做完家族密葬的消息。聽了，雖明知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是，萬萬沒料到會如此提前。我才於十九日給他發完信，這樣看來，是來不及看到信就離去了。唉！恨我太遲於發信了。頓時，惆悵與落寞交集襲來，久久，不能平息。 繼續閱讀 →

劉進慶先生的學術成就是蜚聲國際的成就。這樣的學者，對待任何人———包括不學的門外漢如我，態度永遠謙和親切，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架子，有所求教，必不厭其詳地教示，永遠以一副溫藹親切的笑臉迎人，為人留下無限的思慕與悲懷……

繼續閱讀 →

我從1931年在台灣得到生命來到世間以來，已經歷了74年的星霜。
此間，在台灣接受教育，後步入社會開始工作，又於1962年渡日進入了追求學問的人生之路。
東京大學求學期間，在良師的教誨以及益友的幫助支持之下，投入了戰後台灣經濟的研究。同時，為反抗壓迫也竭力參與反蔣民主運動，就這樣度過了我30歲階段的青春時光。
之後,又在東京大學的好同事及好學生們相伴的環境中，潛心在國際經濟，亞洲經濟，中國經濟的教育、研究方面，認真走上了學者的路。在這期間，為了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也積極參與各種活動。這可以說是作為我這一代台灣人的歷史性課題。
隨著年齡的增加我的造血細胞發生了變化，生命所需的血球開始變得不足，已感生命到了盡頭。回顧一生，雖然飽嚐了活在動盪年代的辛酸，但是自己可以始終不失主體地頑強走過，可說是幸福的。在此，僅向世間給予我的恩情厚愛表達感謝之意，以此作為我的辭世感言。謝謝。
2005年10月23日
東京經濟大學榮譽教授　劉進慶

陀繩怎樣鞭打陀螺，
生活就怎樣抽打了妳。
工人邱惠珍啊，
為了養育三個子女，
妳像在鞭笞下
筋疲力竭、卻不能不奮力轉動的陀螺，
身兼數職，
一天工作十三個小時，
不得休息。
但妳以檜木的正直，
以花崗岩石的堅毅，
工人邱惠珍啊，
妳呼喚工人出來開會，
問老闆和廠長催討積欠三個月的工錢，
為斷炊的工人要緊急救援。
因為妳相信：
凡人皆有嚮往公平幸福生活的權利。
如同滿潮一剎時退出了海岸，
彷若驟起的風雲遮蔽了朗朗的春日，
工人邱惠珍啊，
妳忽然驚訝地發現，
一同抗爭的兄弟姊妹，
背著妳悄悄地和老闆、廠長談好了條件，
都踩著貓步退出了戰線，
留下妳孤單地面對獰笑的豺狼。
惡吏怎樣拷問含冤的草民，
市井怎樣嘲弄流浪的窮人，
工人邱惠珍啊，
當自己的兄弟姊妹背叛了妳，
領班就當眾辱罵妳，
廠長威脅要妳走路，
工人們低著頭躲著妳，
而妳竟因而想到死在這巨大又冷酷的廠房裡。
妳難道要以死去喚醒
工人們絕不能喪失的自尊，
和敢於為義震怒的勇氣？
妳難道要以死去譴責和控訴
奴隸主不知饜足的貪婪，
和豺狼似的凶殘？
工人邱惠珍啊，
妳難道和世上一切受苦的人一樣，
在至大的逼迫和絕望之中，
只知道以死作為最後搏擊的武器？
小時候，為急病的母親抓藥，
在寒夜中飛趕的碎石路
絕沒有這般漫長。
餓著肚子的窮人家的女孩，
披著寒星，翻過山頭，
跋涉到村間小學的泥濘山徑
也絕不曾這樣艱難。
工人邱惠珍啊，
妳沒有料到出門上工前喝下的農藥，
在半途就如刀剜般翻絞著妳的肚腸。
妳驚慌、痛苦，滿面冷汗。
妳不甘心，步履踉蹌。
啊啊！
當妳終於仆倒，
工廠的大門離妳只剩下一公里的路途。
大篇幅報導企鵝寶寶的報紙和電視，
沒有片言隻字提到妳的死訊。
高喊熱愛台灣，疼惜台灣人的政客，
對妳的死去裝聾作啞。
打著飽嗝、吐著酒臭、淫亂敗德的生活，
對妳悲憤的自裁發出聳人毛骨的冷笑。
工人兄弟和姊妹
因了幻想老闆和廠長補發積欠工錢諾言實現，
別過臉去，遠遠地繞過妳的屍體走開。
而蓄著山羊鬍子的「左」派教授，
對於妳的死諫，只能輕聲嘆息。
對於像妳這樣，
呻吟在飽食社會陰暗角落裡的
多少弱小又受苦的人，
我們寫的小說和詩歌是多麼蒼白軟弱，
我們的議論和運動是多麼空虛偽善。
工人邱惠珍啊，
為了使我們在妳仆倒的地方站起；
為了延燒妳那為義震怒的火炬；
為了共享妳對公平與幸福最執拗的渴想，
讓妳的死鞭打我們吧，
斥責我們吧，
教育我們吧，
好叫我們變得更堅強、成材。

首次登載於2002年01月05日聯合報

高偉凱：關於邱惠珍
因華隆員工薪資低，邱惠珍丈夫失業，故她在華隆頭份總廠上常中班（就是固定上中班，不輪早中夜），每天早上去雜貨店做第二份工作，經年累月如此，養家活口。
華隆紡織欠薪三個月，勞資開調解會，說十月某日要給又食言，因前一兩週泰勞鬧事，資方就先發一部份，所以本地勞工就決定罷工，堵住工廠料不進貨不出，不過還是很多人在裡面生產。在工廠門口兩天後資方開出還錢方案，與會員代表大會達成協議，鎖廠結束。
過程中邱惠珍十分熱心，當勞動黨協助工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以使勞方行動能合法化時，邱惠珍也上宣傳車呼籲會員代表出席，以免流會。
事後，邱惠珍被主管叫去數次，回來跟同事說主管罵她為何參加抗爭，還上去講話，邱惠珍說怕被開除，可能有被威脅。第二天早上先去上兼職的工作，兩點多回家，三點多再去上班，出發前喝農藥，騎車到距工廠一公里處倒在路邊，路人發現送醫，隔日不治。

〈將軍族〉是陳映真於一九六四年一月發表在台北《文學季刊》上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篇對陳映真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特別提出來討論。

此文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為它觸及的主題和問題正是陳映真最重視，而在其他文章中也分別出現的。這幾個論題在簡介過小說故事之後會一一討論到。

故事是一個大陸來台的中年男人，從軍隊退伍下來，在一個康樂隊（巡迴作勞軍演出的歌舞團）裡過著糜爛頹廢的流浪日子。隊裡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是不甘被家裡賣作娼妓而逃出來的。有一天，小女孩告訴了這個中年人她的身世，激起他一種父性的──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更廣義的，不幸的人之間的──同情和愛心。不久小女孩又告訴他，她一定要回家去被賣掉，否則家裡活不下去，妹妹們也會被賣掉了。他聽了，悄悄地把自己所有的儲蓄──一筆數目不大的退伍金乘她不知道的時候塞給了她，然後離開隊去，到別處流浪了五年。五年後他們偶然地碰面了，女孩子告訴他：她回家去，想用他給的那筆錢贖身，結果仍是免不了被賣掉的命運，失了身，還被人弄瞎了一隻眼。可是她毅然地活下去，再贖了身，然後到處尋找他。他們都覺得自己已經腐爛了，不配彼此共同生活。為了淨化，雙雙自殺在田野中。

這篇作品第一個讓人感觸到的就是陳映真最重視的東西──人道主義，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同情，尤其是不幸人之間「相噓以氣，相濡以沫」的寶貴情懷。他的「人道主義」，不是象牙塔裡的廉價的、施捨式的憐憫，他對無產者的悲苦的同情，溶化進了作品裡，便是一對對互愛互助的人，勢孤力薄地超脫他們的不幸，最後是悲劇的挫敗。此文裡的「三角臉」（中年人）和「小瘦丫頭兒」（小女孩）是一對典型，在他其他的作品中，〈綠色之侯鳥〉裡的季公與他的妻子，〈六月裡的玫瑰花〉裡的奴隸後裔黑人上等兵與養女出身的吧女，也都是一樣。

其次一點，也是陳映真一向愛強調的，就是所有「外省人」與「本省人」在不幸者的同情愛之下，是沒有絲毫隔閡的。台省籍的陳映真十分重視這個問題，他曾經拒絕自己的作品被選入台北一家雜誌社出版的《本省作家選集》中，因為他認為這樣的劃分只是狹隘的地方主義作祟。〈將軍族〉裡三角臉是「外省人」，「小瘦丫頭兒」是台東人。他們的籍貫年齡、背景都是完全不同，可是這不但不是問題，陳映真更用這種差異來強調那高於一切的、無所不包的同類愛。

陳映真從不誇大地著意渲染台灣社會的病態。但是我們可以從每一篇看出來這個社會的現狀，極真實而客觀的。隨手舉來，像〈麵攤〉裡貧病交迫的一家，在街頭擺小麵攤被警察追來趕去的，是我們熟悉的「小人物」。〈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小女孩眼中的死難的礦工，〈第一件差事〉裡無能的官僚、警察和覺得生活無聊無意義的中產階級，〈六月裡的玫瑰花〉裡的養女、吧女制度，〈最後的夏日〉與〈唐倩的喜劇〉裡的所謂「知識份子」的醜態……我們都曾聽過或見過這些現狀，而陳映真，以他無比的熱情和悲痛把這些展示給我們，那個社會的病和在病中受苦難煎熬的靈魂。

像〈將軍族〉裡的「三角臉」，也是我們熟悉的一種人物，在大陸上有家有妻子的，卻因偶然參加了軍隊（或許還是被「拉伕」拉的，也有不少人是因為活不下去了，為了餉銀才賣身投軍的），糊裡糊塗地一個人跟到了台灣。他沒有理想，沒有明天，甚至連自己是什麼也不在乎了，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地吃喝嫖賭。直到比他還更苦命的「小瘦丫頭兒」告訴了他，她的身世，他才有如被觸及了心靈深處，說：「像我吧，連家鄉都沒有呢。」「過去的事，想它做什麼？我要像你，想，想！那我一天也不要活了！」當她說：「可是你斷斷不知道，一個人被賣出去是什麼滋味。」他會「睜大了眼睛」，猛然地說「我知道。」「小瘦丫頭」被貧窮的家裡一賣再賣，她以為別人不會了解那份感覺。可是「三角臉」知道。因為他自己的命運也正如被出賣了一樣，只是被一個更大的惡勢力出賣了。

「小瘦丫頭兒」說她預備回家，做家裡的犧牲品時，他表示願意出錢為她贖身，她以為他是開玩笑的，還嘲笑了他一頓。經過那麼多冷酷悲慘的現實，這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對人世已經根本沒有信心了，她再也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人不為什麼地幫助另外一個人。可是他做了，然後悄悄地走了。她飽受心靈和肉體的折磨之後仍然活看，找他，不是為道謝──這種事已經不是謝的問題了──是為了告訴他，她「終於領會了。」領會了什麼呢？陳映真沒有說，但我們可以知道，她領會了陳映真要強調的那些東西。

文章的結尾──兩人雙雙自殺──有人批評過是「鬧劇式的敗筆」。真的，如果不仔細分析，會覺得這個結尾十分荒謬──至少十分奇怪。兩人都自承不乾淨了，要來生再純潔地結合。可是何至於就十分戲劇化地當場死去呢？陳映真這樣離奇的安排，十分耐人尋味。照字面上的敘述，他們兩人見面、談了話，走到田野，快樂地奏著喇叭。（他是喇叭手，她是小職業女子樂隊指揮。）日落時，他們的影子「在長長的坡堤的那邊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人們在蔗田裡發現一對屍首，男女都穿著樂隊制服，雙手交握胸前，指揮棒和小喇叭整齊的放在胸前。圍觀的人說「像兩位大將軍。」這個故事一直是非常寫實的，這一部份卻一點也不寫實了──他們怎麼死的？沒有「伏筆」提到刀、槍或者安眠藥之類的東西。整整齊齊地死，既未跳河，也未上吊，屍首沒有傷痕也無掙扎的痕跡，連睡覺也不可能如此安詳整齊，好像被修補、安排過了似的。這樣故意地荒謬而不合情理，顯然是陳映真一個有意的象徵性筆法。

一般小說家安排這個結局可能有以下幾個方式，其一，兩人雖然自承身體都不潔了，但誰都知道他們的心靈是極高貴優美的，於是他們結合了。其二，他們想結合，但重重的現實困難仍然圍繞著他們，於是不得不分開。其三，女孩子一直很自慚形穢，先自殺了，男的悲痛欲絕，也隨之自盡，但是是在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況下做的，不會這麼「鬧劇式」。陳映真捨棄了這幾種結局，可能是他想要的一個結局不能寫。他要的是兩個人互憐互助之後團結的反抗。如果是第一個結局，那是理想主義的不負責任的結局，因為事情不是那樣就可以完了的。第二個結局是最可能的事實，可是是徹底的失敗主義。第三個結局聽來類似真正的結局，卻更是徹底的低頭與屈服。這兩個人是悲劇英雄，他們要掙扎也要反抗。正如那個堅強的女孩子，每次被賣了，都堅持說：「我只賣笑不賣身。」當然她最後逃避不了，可是她始終是在反抗的。陳映真塑造了這樣的人，就不是要他們屈服的。可是在那樣的社會裡，他怎麼寫得出「反抗」兩個字？他讓他們奇異地、尊嚴十足地死去，無疑告訴讀者，這不是他要的結局。這兩個人的身體莫名其妙地躺在這裡了，可是真正的，淨化了的他們是在走著他們要走的路──一個揮舞著指揮棒，一個吹著進行曲，大踏步地走著，誰也不能阻擋他們。

世界上受侮辱受迫害的人也在這樣走著。誰也不能阻擋他們。

原載於《抖擻》，一九七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