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的鄉土文學，就其反現代主義及反殖民經濟的立場來講，具有反帝國主義、回歸民族主義、回歸「鄉土」的傾向。它的反美、反日，在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有關跨國公司及殖民經濟的小說中極易辨明，而它的回歸中國本位的立場，也可以從小說及理論陳述的字裡行間去體會出來。
然而，從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以後，「鄉土文學」的口號卻逐漸為「台灣文學」所取代，而其內容也經歷了相反方向的改變。根據已成形的「台灣文學自主論」，「回歸」所要尋求的變成是「台灣」、以及「台灣文學」，而「台灣」及其自主性的主要敵人卻變成「中國」，本來被「反」的美國、日本反而喪失了其目標性，且在必要時，可以接受成為「反中國」的助力。
這樣的「轉變」，從辯證發展的立場看，是從「Ａ」到「非Ａ」，對原來提倡鄉土文學的人來講，實在是絕大的諷刺。 繼續閱讀 →

整整二十年前﹙一九七七﹚的四月﹐銀正雄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了《墳地那裡來的鐘聲》﹐針對王拓的小說《墳地鐘聲》提出鄉土文學從“清新可人 ”﹑“純真”和“悲天憫人”“變質”為“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危險”﹐打響了從政治上﹑思想開攻擊鄉土文學的第一聲 炮火。同一期的‘仙人掌’也刊出朱西寧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諷刺鄉土文學“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其成氣候”。同月﹐王拓發表《是現實主義 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五月﹐王拓﹙以李拙為筆名﹚又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動向》﹐為台灣鄉土文學發展歷程和性質做了一番整理。同月﹐葉石濤發表《台 灣鄉土文學導論》﹐提出了他的日據台灣文學性質論。六月﹐陳映真以《鄉土文學的盲點》﹐就教於葉石濤。七月﹐彭歌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連續專欄‘三三 草’中﹐刊出要儆戒“赤色思想滲透”的雜文多篇。同月﹐陳映真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對戰後台灣當代文學的政治經濟學背景﹑性質和發展做了概 括。八月十七日開始﹐彭歌一連三天發表了對王拓﹑尉天驄和陳映真長篇公開點名的思想政治批判。八月二十日﹐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控訴台灣有人提倡中共的 “工農兵”文學﹐一時風聲鶴戾﹐對鄉土文學恐怖的鎮壓達到了高潮。 繼續閱讀 →

三十年了，真快，一溜煙，一個恍眼。
一九七七降生的幼苗，明年要跨過「而立」朝向「不惑」邁進。
人們，誰還清清楚楚牢牢記得三十年前台灣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那一場論戰，險些釀成腥風血雨，只差沒把幾位剛正不阿的文學戰士，莫名狠狠的予以埋葬。因為那一場論戰，而獲至實利者，比比皆是，必需務實的承認，一批批所謂割稻子尾的人士（包括轉向者），個個手握鐮刀容光煥發意氣昂揚，穩穩的坐在奪權後全面接收因襲舊朝的豐腴，以同質但翻新的語彙歌詠著彼此之間的榮寵，並且擠眉弄眼饜笑溢於言表。 繼續閱讀 →

邱士杰按：本文首先發表在2003年10月10日的《人間網》，並登載於人間出版社於同年12月出版的《告別革命文學？：兩岸文論史的反思》（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六）。

葉石濤有關台灣文學的議論﹐長期以來一貫自相矛盾﹐前言反對後語﹐論旨返覆無常﹐莫衷一是﹐從來沒有過始終貫通統一的主張﹑立場﹑觀點和思想。這些白字黑字﹑文獻皆在的論說﹐本來只能當兒戲文章﹐不值得研究推敲。無如由於兩個原因—即葉石濤當前已經成為既受台獨派權力的榮寵﹐儼然被台獨派台灣文學研究界奉為宗師﹐插旗成幟﹐更為日本右派支持台獨文論的學界百般獎掖。另一方面﹐開始於一九八○年初中國大陸研究台灣新文學蔚然成風﹐長年以來﹐由於海峽隔斷﹐資料的蒐集不能全面﹐很容易受到葉石濤陽為“愛國主義”的許多說法所蒙蔽﹐再加上由於近年來大陸年輕學界自八○年代以來“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特殊學風的影響﹐少數一些不乏認真治學的學者﹐有意迴避“反對文學台獨”的“政策”﹐力圖在論說上另闢“自主”的研究蹊徑﹐馴至為反撥而反撥﹐在一定程度上揚喻葉石濤。 繼續閱讀 →

前言
鄉土文學論戰是七○年代台灣文學界的大事，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否認的。但二十年來，卻鮮有對論戰在文學思想史上和社會思想史上的意義進行深入而全面探討的專論出現。最近幾年，隨著社會意識的急速質變，出現了一些立場鮮明的評價；總體看來，有朝向負面評價和正面刳取的傾向。
譬如，從「本土論」立場出發的評價中，就有一種觀點；認為論戰只是「真正的本土文學作者」缺席或拒絕承認的意識形態代理人鬥爭。當然，這種觀點只是本土論的少數，絕大多數本土論的觀點，則是一面肯定論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把論戰中提出的文學觀裡面次要的部分放大成主要的部分，來建構文學的本土論述。另外一種傾向則認為：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一個文學課題的論戰？只不過是互丟帽子、砸招牌，而且義理粗糙的意識形態論爭；受傷最大是文學本身。還有一種說法雖然肯定論戰是文學界的一次「典範更替」革命，但卻不繼續深入探討典範更替的道理，反而大幅討論論戰造成中文沒落、文學式微、文學閱讀品味逆轉等後遺症的問題。 繼續閱讀 →

一九三○年因為台灣語文和鄉土認同問題而引發的文學論戰，一般都認為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和台灣主體性意識萌芽的開始，論者大概都認為它斷續潛伏在日據時期及二次大戰後部分台灣作家的意識之中，而後集中和全面表現於一九七七年開始的持續數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裡。（註一）
不論是戰前或戰後，有關「鄉土文學」的觀念及內涵，除了七○年代的論戰中，代表官方說法的一邊，曾粗暴地將它定性為「自大而又偏狹的地域觀念」，甚至扣上了「工農兵文藝」、「統戰」之類的白色恐怖帽子，（註二）一般說來，作為它的觀念核心的「鄉土」，在歷次論爭的開始，似乎一直是個先驗的、不辯自明的而又義界模糊的存在，可是隨著論辯的展開，卻不斷呈現著意義增殖的現象。在七○年代末的論戰中，雖有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長文，試圖以現實主義的思想方法和藝術性質，澄清環繞著「鄉土」一詞的意念上的紛爭，但仍無法解決這個關鍵性辭彙在論戰過程中，一再被不同的意識形態遮蔽，一再扮演著變動中的權力結構的文學性浮標的現實。這情況隨著八○年代鄉土文學內部的南北分裂和本土論的興起，而愈益明顯。 繼續閱讀 →

一個民族的文學教育，總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把自己民族的文學，當作主要的教師和教材，使那個民族的文學之獨特的民族風格，得以代代傳續。
然而，在我們這一代，外國的、別的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特別是現代美國的頹廢的文學作品，成了大多數文學青年的榜樣和範本。
我們的民族，是富於文學資產的民族。然而，在大部分我們這一代作家還是文學青年的時候，卻只能在一大堆外國的、世紀末的作家和作品中，如飢如渴地把別人的東西，當做自己的「傳統」。
每次想著這些，總是感到無由言說的愴痛。而這愴痛，因著眼看今日的青年朋友大抵依然過著文學的亡國者的生活，而仍舊或者益加深沉。 繼續閱讀 →

（一）文學與殖民主義
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學可以說一直沒有與殖民主義斷絕過關係。二次大戰以前不待說，就是大戰以後的這二十幾年間，也與殖民主義的絲縷斬不斷關聯。但是，二次大戰之前和之後，台灣文學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卻有本質上的不同。戰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除了用武力鎮壓台灣當地的各種民族主義運動以外，還以懷柔政策的手法在文化、思想上推行種種歸化運動，企圖使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斷絕思想和感情上的聯想，閹割漢民族的意識。國語（即日語）運動、皇民化運動是其中較突出的實例。在這種殖民政策下尋找縫隙，表現民族的淪落、辱沒、反抗和鬥爭等種種面貌是當時台灣文藝工作者的第一課題。在他們的作品上所表現的幾個特徵往往是：語言稍嫌粗糙，結構略缺經營，人物刻畫不夠圓熟，情節演進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但是內容富鄉土色彩，面對現實，主題與歷史的動脈息息相連。賴和的《善訟人的故事》、楊逵的《無醫村》、張文環的《閹雞》、呂赫若的《牛車》以及在日據時代就開始寫作而在光復以後始得出版的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就是這樣的作品。二次大戰以後，台灣已經不復是日本的殖民地。然而，名義上台灣雖然重新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是實際上的局面是相當複雜的。自五○年以來這二十幾年間，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各部門都一一打上了美國牌的烙印。文化、思想的領域自然難以與這些根本的政策背道而馳，也因此接受了同樣的命運，無形中處處出現了「中美合作」的商標。自從五○年代開始，台灣經濟上依靠美援，在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發達國家所提倡的「現代化」以後，精神氣概就淪入自甘落後的深淵之中。於是「全盤西化」幾乎成為台灣知識份子的活動基調。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的主流也是在這種精神上先成為西方俘虜的狀態下，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一年一年發展下去。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