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敝人前年在香港中文大學「重讀通識經典（一）：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討會上報告的一篇小論文（此文已發表於去年刊行的專書），記得當時還是在集美的隔離旅館中（糟糕的疫情回憶），與香港等地學者視訊開的會。其實，此文內容還可延伸出更多問題，但還是等想法成熟一點再來就教諸位師友先進。以下摘錄全文結語：

『鄭超麟（1901-1998）如此評價改革開放初期的異化討論：「隨著客觀形勢變化而修正某些部份的基本原理，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但明知馬克思青年期在探索中寫出的言論，後來已為本人拋棄了的，現在重新撿起來去修正成熟期所建立的理論體系，即馬克思主義，那是不能許可的。」今天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中，認為異化仍然存在於晚年馬克思想法中的論者大有人在。然而，問題似乎並不是馬克思哪個人生階段的想法比較正確或不正確，而在於馬克思不同人生階段的理論思考為何被馬克思的追隨者和反對者各自有選擇地接受──鄭學稼對青年馬克思及其異化論的接受就是馬克思的反對者吸收馬克思思想的典型實例。

『這樣的接受史本身，體現了馬克思思想的普遍化。這樣的普遍化讓馬克思的思想（比方社會形態理論）能在特定時期和場合成為某種「普遍的社會科學」（比方戰前日本）。同時，這樣的普遍化也意味著馬克思的思想可能在普遍化的過程中庸俗化。不過，批判異化論的#阿爾都塞學說 在八十年代以降傳入台灣，因而一定程度抵消了異化論的影響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