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四章引言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1921年夏天的上海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就在這年的7月下旬，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治集結。這次大會的召開是秘密的，當然也是不合法的。由於租界警察的破壞，與會的十幾名代表在開會期間被迫從城裡的秘密會場轉移到了浙江的嘉興，並在嘉興「南湖」水上的一艘小船上完成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對於中共的重要性不在話下。但也恰恰是這次重要的大會在中共黨史上構成了一件長期懸案──因為竟沒有人﹙包括大會代表﹚能說清這次大會的開會日期。

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三章第三節

1.重新檢視黃玉齋《台灣革命史》

范本梁絕非白白走過。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恰恰說明了范本梁的足跡如何難以磨滅。黃玉齋將台灣革命分為三期。最近的第三期，就屬於今日習見意義上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由於第三期正是黃玉齋直接身處的時代，因此他有一定的條件去運用他所取得的各種運動材料來分析第三期的革命運動（第十八、十九章）。直接引用到材料原文的部份，除了文協系統的刊物（如《台灣青年》、《台灣民報》）之外，也引用到今已不存的《新台灣》創刊號。¹其中，引用最多的一份刊物叫做《台灣新青年》，達三次。²這是廈門「中國台灣新青年社」所刊行的機關刊物，發行於1925年6月。

黃玉齋所引的這些原文，迄今看來有幾個重大意義。首先，這是一種史料保存。若與收羅並日譯所有史料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相比，即便《台灣革命史》只擷取若干史料的片段，卻足使後人窺見其原文面貌。其次，顯然黃玉齋當年是能取得這些原始材料的。但他是基於什麼條件而取得呢？是不是他與這些組織或個人有什麼聯繫呢？其三，黃玉齋顯然也知道當時存在過《平平旬刊》或「台灣同志會」³之類的刊物或組織，但他為什麼沒有引用，甚至沒有將之歸類？是不是對他來說，這些刊物或組織只是耳聞？

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三章引言

台灣革命運動進化史，以我們研究結果約有二大進化的趨勢:一是，由「無組織」的革命運動，進化到了「有組織」的革命運動!一是，由「狹義」的革命運動，進化到了「廣義」的革命運動!……直到下期的革命，(1920-1925)才純是廣義的革命運動了，……

他是一九二○年在日本東京設立台灣青年雜誌社；一九二一年提出台灣民選議會於日本；同年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於台北；一九二二年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立；一九二三年台灣尚志社設於廈門；同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一九二四年新台灣安社創設於北京；同年，台灣及朝鮮合作平平旬刊社於上海，一九二五年中國台灣新青年社開始設立。……同年台灣同志會成立於上海等等。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團體次第設立，這種情形是初期和中期的革命所萬萬不能及的。

──漢人，《台灣革命史》，1926。¹

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一章第一節

1.無政府主義者余清芳

1915年﹐這是台灣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份｡

首先﹐台南西來庵爆發了由余清芳﹙1879-1915﹚﹑江定﹙1866-1915﹚﹑羅俊﹙1854-1915﹚等人所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現象上﹐這是日本殖民台灣期間規模最大﹑宗教性格最強烈﹑同時也是具有結束意義的漢人武裝起義﹐史稱「噍吧哖事件」｡其次﹐由日本伯爵板垣退助﹙1837-1919﹚赴台推動的「台灣同化會」遭到總督府當局命令解散﹐此事乃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台灣社會運動史」開端｡其三﹐由島內知名士紳所出資﹑波折甚多﹑籌備也久的「台中中學」正式招生開學﹐而「台中中學」設置運動正是經歷過那段時光的島內士紳所追加認定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的濫觴」｡¹

這三個看似互不相關﹑沿革各異﹐卻又相互交錯於1915年的事件﹐使得1915年成為一塊界碑｡1915年象徵著「前資本主義的／島內的／漢人武裝鬥爭」向著異質性的「資本主義的／島內外並起的／社會運動」轉化的分水嶺｡然而余清芳及其領導的武裝起義並不僅僅是前一階段反抗形式的代表而已｡曾親歷那個時代的日本大阪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1903-1981﹚──證言了余清芳及其起義之意義實跨越了1915年所劃開的兩個階段｡因為領導暴動的余清芳是個有著日本社會運動體驗的無政府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