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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邱士杰[1])

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圖一)前排由左至右:臺北州官、張道福、臺北州官、林添進、莊春火、臺北州官(課長)、臺北州官、XX、謝雪紅、盧新發。後排由左至右:潘欽信、林朝培、XX、陳昆侖、林媽喜、廖瑞發、莊守、林日高、楊克煌、林兌、王萬得、廖九芎、XX、林朝宗。框內高甘露。(參見《臺灣史料研究》第2期以及楊克煌《我的回憶》)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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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藍博洲)

前言
1949年1月21日,就在蔣介石在各方逼退的壓力下宣佈引退的同一天,上海《大公報》刊出了一則後來被稱之為「和平宣言」的「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
眾所週知,1949年4月6日,楊逵先生(1905-1985)因為發表這篇力倡民族內部團結的「和平宣言」,被捕入獄,其後並以「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的「罪名」,處刑12年。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