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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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

邱士杰[1]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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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2013)。〈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分〉，《跨時革新版》第一期(香港)。

引言

起源於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有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分別為：第一期日據時期（1931年以前）；第二期台灣回歸台灣回歸中國後五年間（1945到1949）；第三期七十年代至今。[1]這三個階段所培養的人脈和理論資源，在不斷的斷裂與接續中，逐漸積累而形成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史」與「論述史」。「組織史」正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

在漢語世界中，「組織史」往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研究有關。「組織」有幾重意思，首先是核心的黨組織；然後是派生出來的青年團、軍事武裝組織與及各種群眾性組織；最後是黨在各黨外團體中的黨組黨團。[2]這些組織的裡與外，都有領導與被領導的明確分工。若按時間序列觀察組織發展，甚至能夠觀察到組織的收縮或膨脹趨勢。

「組織史」可以指狹義的共產主義運動史，但亦可有更廣的含義。本文探討的不僅僅是某個組織本身的發展史，還包括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各種組織的多樣性統一，而形成的歷史。不同的組織，意味著不同的人際網絡所形成的集合體。有些人際網絡得到了長時間的發展，有些中途夭折，有些彼此整併。這些狀況可能是共時的，也可能是歷時的。

更重要的是，各種人際網絡都不能只以台灣一島作為考察範圍。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自始至今都是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問題只在於如何成為其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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