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資訊：邱士杰（2009）｡〈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收錄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頁129-184）｡台北：稻鄉出版社｡本文為2009年台北「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與會論文｡繼續閱讀
摘要：本文是一篇關於共產黨如何嘗試在台灣落腳的案例研究。本文將以台共與「大眾黨」戰略──也就是透過一個合法的跨階級「政黨」來掩護並發展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為研究主線，並以台共與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間的關係作為參照系。以上述方式為媒介，本文希望能夠探索共產國際路線、日本社會運動路線，以及島內既存社會運動路線三者間的聯繫及其變遷；尤其是共產黨企圖介入台灣時所發生的問題。本文總結認為：台共所構想的「大眾黨」戰略，既借鑑了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的實踐經驗，也是對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現實格局的一種調適，但在實踐上卻陷入合法與非法、階級性與群眾性之間的兩難。台共一方面企圖以合法政黨作為掩護，另一方面又受限於其地下組織特性及與連溫卿為代表的台灣在地左翼勢力之間的矛盾，結果出現台共先接受「大眾黨」戰略，卻又被迫拋棄這個戰略，然而這個戰略卻又同時被新文協乃至民眾黨等左翼組織所接受，導致為台共帶來意外的外部競爭，從而暴露出台共面臨的結構性困境。透過對此困境的分析，本文試圖反思台灣左翼政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發展侷限與可能性。(這是2025年重新撰寫的摘要)
引 言：如何介入？
第一節、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左右分裂與「大眾黨」問題
（一）1927至1928年間的左右分裂與「共同戰線黨」的提出
（二）「共同戰線黨」的第一種設想：「新政黨組織」（1928.5.18）
（三）「共同戰線黨」的第二種設想：「台灣大眾黨」（也是1928.5.18）
第二節、共產黨與「大眾黨」的關係
（一）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制定過程中的「大眾黨」主張
（二）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發展脈絡下的「大眾黨」戰略
第三節、「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批判的台灣版：以連溫卿及其工會路線為中心的考察
（一）被台共溫和對待的「福本主義者」連溫卿
（二）被台灣嚴厲批判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山川主義者」連溫卿
第四節、「大眾黨」戰略的展開與批判
（一）「大眾黨」戰略在島內的展開與「雙重傾向」的出現
（二）文協「三大」上的爭論與「大眾黨」式綱領的通過
第五節、聯繫共產國際遠東局之後：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戰略的批判
結 論：「大眾」崛起的系譜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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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獲「共鳴」﹕長期獨行的范本梁
1923年2月1日，一捆從北京寄往廈門的傳單《新台灣創刊的宣言》被廈門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所查獲。這是一份創刊宣言書。這份刊物由許地山發行﹑范本梁編輯。通信者與通信處，均賴當時仍在燕京大學的許地山轉交。這份傳單非常重要。這份傳單不但將范本梁的組織活動整整向前推進了一年，還證實了許地山與他的合作關係，更說明了「新台灣安社」有一個叫做「新台灣社」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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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起源﹕東京與北京
如將《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翻到最後一頁﹐就能看到該刊編輯兼發行者的大名﹔這個名字也不是別人﹐即是著名作家許地山﹙贊堃﹐1893-1941﹚﹐當時他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就讀｡許地山的參與反映出青年會組成份子的複雜性｡也許彼時台灣割讓不過三十年﹐離土未遠﹑親緣仍深﹐台灣割讓前後即跨海內渡的台灣人﹐仍可參與其中｡也或許始終以「老台灣人」自許的許地山﹐對於台灣的情感厚重依舊｡不過﹐許地山的參與還預示了一層更深的意義﹐即無政府主義向著台灣青年而滲透的開始｡然而這個問題﹐並無法從「許地山」這三個字直接抉出答案﹔問題還得從另一個重要的臺灣人說起｡這個人﹐正是從東京來到這座古都的范本梁｡
繼續閱讀邱士杰｜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
邱士杰（2019）。〈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頁85-95。本文初稿以〈左翼之間的競逐──重探1920年代台共黨內爭論〉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研究室、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遵義師範學院主辦「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14日-15日）。繼續閱讀
摘 要：存在於1928至1931年間的台灣共產黨是日據時期台灣抗日運動和中國革命相接軌的象徵，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台灣首次的政治集結。雖然台共史可供討論的議題甚多，但台灣島內歷史學界關注最多的卻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斷激化的黨內鬥爭，並將台共黨內鬥爭簡化成島外左傾路線尤其是中共左傾路線及其台灣代理人造成的後果。本文則認為日共是左傾路線從島外傳入島內的關鍵源頭，而且島外左傾路線除了影響台共，更意外使1927年後出現左右分化的島內各抗日團體也向左傾斜或更傾斜，進而讓不能公開活動的台共感到競爭壓力，不得不以“左上加左”的姿態爭奪社會運動的領導權。但由於黨內成員無法形成一致的態度去回應競爭壓力帶來的困境，遂誘發黨內衝突，並埋下台共瓦解的內因。
關鍵詞：台灣共產黨 統一戰線 左傾路線 左翼間的競爭壓力 台灣民眾黨
「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
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
邱士杰[1]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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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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