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工時鬥爭」最能展顯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也最能暴露出資本家的剝削機制—價值創造過程中的「合法剝奪」的真相。
因為社會總生產中的總工時，不僅和總分配直接有關，進而和總消費有關，更和收奪者資本家的再投資比率有關。因此，在景氣循環中，圍繞在工時問題周邊的各種經濟性或政治性的爭議必然相當繁雜。有時候甚至引發規模不等的工潮政爭，並不罕見。
一個工運團體當其與資本家，及為資本家籌謀護航的政府機關進行各種鬥爭時，除了力爭主動，鬥智鬥力外，對有關鬥爭主題的一些原則性觀念，也要適時理清，妥加把握。否則難免產生一時間的認識混淆和運動步驟上的混亂。一般而言，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法定工時鬥爭中，勞方應該堅守下面幾點認識。
一、這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性矛盾」之一。但是否做為該社會在任何時空背景下的「主要矛盾」，需要按照社會整體的總形勢來加以考察。
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擁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力的勞工之間，對於工資與工時的具體規定，總是往相反方向拉鋸—資本家往低工資長工時方向，勞工則往昇工資縮工時方向。但這不是單純的、物理的作用反作用現象。而是兩個對抗性階級之間，事關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力現象。資本家的貪婪將導致社會生產力的枯萎，但勞工的自衛，反而具有維護勞動生產性的客觀意義，及保持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前提的意義。
三、在經濟嚴重衰退的時期，經常會出現勞資協調論、共生體論等階級休戰的聲音。其實，在市場機制下資本家的「費用結構」愈來愈複雜。除了成本要素中的一些基本項目，像工資、原材料費、機械折舊，能源費、販賣費、利息、稅負等外，還有研發費用、市場化費用、技術報酬、供需變化、經營管理等，都會直接影響到資本家的利潤收入。而這些有關因素中，的確有多種項目不在資本家能逕自決定的範圍內。只有屬於勞動條件的工資、工時等，原來就在資本家的階級優勢下所訂。這部分可透過政治領域的立法操控，把一切不利因素全數轉嫁在勞工身上，以提高剝削度來彌補所有的利空因素。這是資本家常用的策略。特別在不景氣時期，雇主更可以利用一般消費大眾的不安心理，提出共體時艱的論調。因此勞工必須平時留意，對有關經濟大環境的重點理解和個別企業的經營實況，都要經過工會勞教有所掌握。這樣才不致於受資本家的偽善歪論所混淆，堅持鬥爭主題的合理性的信心。
四、法定工時鬥爭雖然是現行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的表面化，但還不是一切社會衝突中最重大的關鍵要素。一項工時規定對勞工的現實生活有多方的影響，固然不言可喻，且對經濟總形勢的決定性作用，也不難理解。但即便如此，如果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出現一種外在因素，甚至非經濟或超經濟因素所引發的另一類問題或情況，當它的嚴重性、迫切性和涵蓋範圍超過了恆常性、結構性的基本矛盾時，顯然該項問題已經形成了一時的社會主要矛盾而凌駕於基本矛盾之上。生產關係中的階級衝突—這是基本矛盾，此時必須為了涵蓋面更廣大的一時性的主要矛盾，讓出它的運動場域。舉例說，像戰爭或持續性全面性的自然災害等，一旦來襲，則全面的抗戰或抗災將頓時變成全社會的首要共同任務。那些經濟生活中的內部衝突，也只得暫時擱置，除非一種基本矛盾彼時已經提昇到主要矛盾的位置。
五、台灣的工會向有「三低」特性—組織率低、凝結力低、運動目標低。面對著形勢複雜的當前工時鬥爭，不僅要抗拒政府和資方的政治性、經濟性壓力，同時還要承擔來自部份群眾、市民、小經營者出於本位立場的指責。在這樣的運動條件下要期待所謂原則的堅定性、方法的靈活性，委實相當困難。要把呈現在眼前的多種問題，從執政與在野之間的政策對抗、官商複合體與工運聯盟在宣傳造勢上的交手，從會議室內的爭理到街頭上的爭勢，其中衍生的實際問題有多少，不難想像。而針對著每一個問題，按其性質作出輕重先後的判斷且取得多數的共識，更需要一種戰略性的衡量視野。這樣才能避免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微妙關係上建立起來的工時大聯盟發生離心分裂，才能在艱困的共同戰線上維繫著有效的攻防進退。
六、最後，目前台灣的勞資雙方共同面對的，其實不止於是一種慣有的景氣危機，也不止於是一種習見的政情危機。而是政治的異常脫軌和經濟的衰退慌亂互相轉化、互相激盪，說得上是形態怪異的總危機。以全球經濟的嚴峻衰退為大背景，台灣NIES體制的先天弱質，兩岸關係中的自閉和自戕立場等，台灣的社會沉淪恐怕還未到谷底。而層層困境中的勞資對立，此時激射出一場法定工時鬥爭，自有其迴避不了的客觀因素。
在這樣的巨輻動盪中，勞工們雖然也積極應戰了，但受限於基礎條件的薄弱，即使上千上萬飆上街頭，甚至趁著朝野黨爭，守住了兩週八十四小時制，仍然未能佔到策略的制高點。面對著政企聯合的後續反制，此刻工運聯盟如何強化實質的組織紐帶，應該是不容置疑的急務。總之，羅馬非一日之成，只要滿街的勞動者經過工廠外的火熱推擠和吶喊，而領會出使他們的勞動「異化」的社會體系確然存在，從而奮發鬥志、加強團結，那種意義絕對是無可抹消的。不論一時間的戰果大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