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為題，發表在《南風窗》2013年第13期。紙本PDF檔按此下載。
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1]
邱士杰[2]
今年春夏之交的東亞海域，因為兩個「琉球」事件而顯得沸沸揚揚。
一是台灣“廣大興廿八號漁船”遭菲律賓海上武裝掃射以致漁民身亡的事件。遭遇攻擊的漁民和船隻，來自台灣省屏東縣琉球鄉。琉球鄉是台灣島的附屬島嶼，地居台灣海峽，台灣人俗稱“小琉球”。該島物資貧乏、漁業較盛，早年曾是國民黨當局在綠島集中營之外另一個流放左翼政治犯的強制勞動地。
另一事件則是國內學術界針對釣魚島歸屬問題而順道拋出的“琉球再議”論。[3]對於日本而言，過去的琉球，就是今日的沖繩縣；但對海峽兩岸來說，現在的沖繩，卻是與前近代中國關係密切的琉球王國、“大琉球”（這是今日已然消失的俗稱）。雖然“琉球再議”論不過是在常識的意義上指出“琉球”慘遭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而失去主權的歷史，卻引起了日本當局的強烈抗議。此時的抗議無疑體現了日本當局對沖繩主權的不自信──尤其在沖繩獨立聲浪始終未絕的狀況下。
繼續閱讀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乃慈、小胖、小關、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2017.1.3）
邱士杰（2019）。〈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頁85-95。本文初稿以〈左翼之間的競逐──重探1920年代台共黨內爭論〉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研究室、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遵義師範學院主辦「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14日-15日）。繼續閱讀
摘 要：存在於1928至1931年間的台灣共產黨是日據時期台灣抗日運動和中國革命相接軌的象徵，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台灣首次的政治集結。雖然台共史可供討論的議題甚多，但台灣島內歷史學界關注最多的卻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斷激化的黨內鬥爭，並將台共黨內鬥爭簡化成島外左傾路線尤其是中共左傾路線及其台灣代理人造成的後果。本文則認為日共是左傾路線從島外傳入島內的關鍵源頭，而且島外左傾路線除了影響台共，更意外使1927年後出現左右分化的島內各抗日團體也向左傾斜或更傾斜，進而讓不能公開活動的台共感到競爭壓力，不得不以“左上加左”的姿態爭奪社會運動的領導權。但由於黨內成員無法形成一致的態度去回應競爭壓力帶來的困境，遂誘發黨內衝突，並埋下台共瓦解的內因。
關鍵詞：台灣共產黨 統一戰線 左傾路線 左翼間的競爭壓力 台灣民眾黨
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然而這本書不僅僅是中國志願軍的故事。
故事，其實是以兩位作者的探尋過程為線索而得以重建的。因此我們也能隨著故事的展開，而重新經歷兩位作者為了追尋這段歷史而不斷遭遇的挫折和驚喜。實際上，故事也往往因為這些驚喜而出現新的延伸。比方原先以為是中國人的志願軍，其實有的來自亞洲其他國家。而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各國志願軍，竟也有許多人在內戰失敗之後轉往中國參與抗日戰爭（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白求恩大夫）。──於是，我們不但能借著這本書走向反法西斯的馬德里，更能從馬德里走向延安，走向世界上任何一個曾因國際主義而頑強戰鬥的地方。
西班牙內戰並沒有來自台灣的中國戰士，然而西班牙內戰與台灣之間，卻有著命運般的牽連。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來台不到兩年的外省籍畫家黃榮燦為此次事件刻畫了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雖然黃榮燦是在魯迅木刻傳統底下成長起來的本土藝術家，日本學者橫地剛卻發現《恐怖的檢查》的主題與構圖，同畢卡索譴責納粹介入西班牙內戰的《格爾尼卡（Guernica）》非常類似。（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對於最後在50年代死在國民黨槍下的黃榮燦來說，畢卡索在格爾尼卡看到的暴虐和殺戮，也許同樣是他亟欲為「二二八」死難的台灣同胞所控訴的罪行罷！
雖然倪慧如和鄒寧遠的追尋始於偶然的發現，卻有必然的因由；即便他們的追尋並未涉及台灣與西班牙內戰的某種聯繫，卻始終未曾脫離台灣的歷史脈動。七十年代，他們和多數海外華僑學生一樣，投入了洶湧澎湃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釣運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認同運動之後，他們不但因為社會主義的信仰而得以昇華自己的思想，更積極投身台灣島內民主化運動的支援工作。──特別是1976年的「陳明忠事件」。
「陳明忠事件」的淵源同樣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二二八」。青年陳明忠在「二二八」後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此後更加入中共地下黨。為此，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被捕入獄。此時他所戴上的「統一派」與「左派」的「紅帽子」，成為他在1976年二度被捕的天然理由之一。雖然此次事件使他成為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但海外華僑與國際救援組織的大規模奔走終於使他免於一死。此間，鄒寧遠倪慧如的救援工作，起了非常關鍵而及時的作用。──雖然直到90年代初，獲准離台赴美的陳明忠才首次與他們相會。
《橄欖桂冠的召喚》出版十年之後，終於另以《當世界年輕的時候》為名發行簡化字版。作為這本書十年以上的讀者，我也終於在今年認識了作者之一的倪慧如老師。這些日子以來，總能在許多社運場合看到倪老師的身影。雖然她與鄒寧遠先生迄今仍在國外積極投入各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但在多數情況下，倪老師更願意傾聽，而不張揚自己的實踐。與陳明忠先生會面的此時此刻，也仍然如此。
才在北京出席《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新書座談會的倪老師，鄭重地將這本新書送給陳明忠先生；陳先生也回贈了他的新書，用雕刻般的運筆題贈給「倪慧如、鄒寧遠同志」。不甘寂寞的我，也請倪老師為青年朋友們題字。她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追求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從未停止過，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飽受磨難的陳明忠先生堅定地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我的路走對了。」倪老師則說，「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像我們作實驗一樣，也會犯錯。但這些錯誤不能取消社會主義的理想。因為這些理想是正確的。」今年十月，是國際縱隊撤離西班牙七十五週年，倪老師還將前往馬德里。
「現在的世界，也還是年輕的時候罷？」我開玩笑地說。
倪老師說：「只要願意，這個世界永遠都是年輕的時候！」
（本文原登載於2013/7/5《北京青年報》）
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邱士杰[1]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繼續閱讀邱士杰（2013）。〈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現代中文學刊》第5卷第6期（上海），頁48-67。本文初稿宣讀於2013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刊行時的PDF按此下載。
引 言：
一、社會性質問題的來由
二、陳映真出獄後的思想困境
（一）文藝與革命的矛盾
（二）分離主義史論與文論的挑戰
三、劉進慶提供的思想出路與新問題
（一）陳映真思想的「劉進慶時期」
（二）從半封建政權論到波拿巴國家論
四、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的問題與克服
（一）民族資產階級是否可能
（二）從台灣社會性質論述史發現反帝史
五、為社會變革而論爭
六、結語
注 釋
徵引書目（按漢語拼音排列）
引言：
「社會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論述最突出的概念之一。雖然這個概念並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後形成的一整套理論傳統。這套傳統提示著：只有正確認識革命者所身處的社會，才能制定正確的革命理論，從而指導運動實踐。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下，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分析內涵的論述，而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乃是當代最熱情呼應這套理論傳統的人物。為了發展社會性質論，陳映真甚至不惜長期放下寫小說的筆，全心投入台灣社會性質及其歷史分期的研究，形成他在小說創作之外最龐大的思想積累。本文的目的，即在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研究工作進行初步的疏理。
繼續閱讀邱士杰（2020）。〈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史的法權分析階段〉，《經濟思想史研究》第2期，頁42-60。同文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學科反思：慶賀張海鵬先生八十華誕暨史學研究55週年》上冊（頁163-18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本文初稿以〈「近代中國」的自我批判和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形成史的片斷考察（1927-1930）〉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學術反思研討會」（2018年5月5日至5月6日）。本文在《經濟思想史研究》刊行的PDF版按此下載。繼續閱讀
摘要：封建（feudalism）和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將農民設定為被剝削者的著名概念。由於1920年代中國革命發現了農民的革命潛力，因此這兩個概念都曾經用於分析中國社會性質。雖然亞細亞生產方式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解釋曇花一現，卻意外引進以所有權和使用權為中心的法權分析並據此在1928年形成“資本主義商品買賣（土地所有權）＋封建剝削（土地使用權）＝半封建”的定義。但因這個定義無法揭示資本主義和封建兩種因素在半殖民地條件下的有機聯繫，導致李立三和王明往往過度強調某一單個因素的支配性地位。直到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揭示了兩種因素的有機聯繫，半封建概念才終於取得有效且持久的定義。
關鍵詞：社會性質 半封建 亞細亞生產方式 法權分析 所有權與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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