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仁端，東京大學農學博士。曾任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科學部教授、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日本）代表、日本華人教授協會監事、全日本華僑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

　　劉進慶先生去世將近十年了，由於他的摯友林啟洋先生的努力和許多朋友們的協助，劉進慶文選即將問世，這確是一個好消息。林啟洋先生要我為這個文選寫一些東西，雖然我還沒有機會看到這個文選，但是盛情難卻，乃冒昧作此拙文。古人說：文如其人。就寫下一些我跟劉進慶先生的交友往事，以及我對他的為人和做學問的印象，算是寄予劉進慶文選的心意吧。

　　我跟劉進慶先生的交友始於東京大學的留學生時代。我在1961年留學東京大學，劉先生大概是晚幾年進來吧；他屬於經濟學部，我屬於農學部的農業經濟學系。好在當時東大裡面有一個台灣的留學生組織叫做東大中國同學會，這個同學會和它的會誌《暖流》就成為分散屬於不同學系的二百多個學子互相交流的平台。

　　離開東大以後各奔前程，劉先生不久即就職於東京經濟大學，我則很長一段期間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崗位，雖然都仍留在日本，我們之間的交流自然就比較疏遠了。直到新世紀初在東京舉行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以及之後成立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劉先生和我才又聚在一起。

　　在這之前，1985年夏季經由劉先生介紹，我們一起參加在廈門舉行的「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第二屆）」，討論會之後主辦單位還為全體與會者組織了一次絲綢之路旅遊。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中國大陸之行，印象極其深刻。在討論會以及絲綢之路旅遊的前後十幾天期間，大家同起居，互相討論台灣問題和中國問題，共同度過了一段濃密而有意義的生活。記得我們到蘭州的第二天早上，劉先生告訴我說他早晨起來就作晨操，跑步到黃河邊沾了沾黃河水。聽了我覺得我是完全能夠理解他的心情的。我們都知道中國人都說黃河是母親河。

　　1987年底劉先生邀我在主要由他支持的台灣學術研究會上講演。那年11月我隨同日中農林水產業交流協會的中國水稻田經營訪中團訪問了中國農村剛回來，劉先生要我談談我所看到的中國農村和農業的印象。自從那以後，該研究會開始陸續寄來他們每期的會誌，由此我獲悉他們的活動情況，也了解到劉先生是該會誌的積極投稿人，發表的文章幾乎都是討論二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問題的。

　　2001年夏季在東京舉行的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是一次盛大而成功的大會。劉進慶先生從大會的籌備階段直到大會結束，包括大會論文集的編輯出版，他都積極參與，可以說是使這次大會成功的主要推動者。應劉先生的邀請我也參加這個大會並提交論文。大會結束後鑑於這次大會的成功經驗，在東京華僑總會陳焜旺會長的領導下，以劉先生為中心結集在日研究者成立了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推舉劉先生為代表，我也成為該研究中心之一員。離開東大以後彼此疏遠了一段時期的我們從此又走在了一起，積極投身於祖國的統一運動。

　　不幸的是，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成立三年後，劉先生因白血病逝世。他住院時我跟陳焜旺先生一起去醫院看他。為了想鼓勵他，我在紙條上寫了「我命在我不在天」幾個字交給他看。於是他也拿了一張紙寫上「敦品勵學、愛鄉愛華」八個字交給我說：這是我的座右銘。我想，「鄉」當然是指故鄉台灣，「華」肯定是指中華或中國。他的一生確實是熱愛故鄉熱愛祖國的一生。記得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回台灣調查研究島內民情，路經他的故鄉斗六，他帶我去看他的老家。當時在他老家屋後正在蓋著一棟兩層樓房子，劉先生告訴我這是他準備回來住的房子，還站在房子旁邊叫我替他拍照片。

　　此文既然是為劉進慶文選而作，就應該談到劉先生的學術成就。老實說我自覺沒有資格談他的學問，首先要坦白我沒有系統地研究過劉先生的學術著作。這裡只能憑過去我跟劉先生的交友生活中，從他那裡聽到或感受到的，或者讀到的一些他的論文的粗淺印象，來談一談他做學問的立場，態度方面的感想。

　　我們在東京大學求學的1960年代，不但在日本是學生運動高潮的時代，在全球範圍也是一個火紅的時代。歐洲的以法國為首的青年運動、美國的反戰運動、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標誌著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東大的學生也在鬧革命，他們的口號也跟中國大陸一樣是「造反有理」，這確實使我們吃了一驚，同時也讓不少中國留學生感到自豪。

　　劉進慶在他古稀之年寫了題為〈我的抵抗與學問〉的感言（原文為日文；有曾健民先生的中譯本），在那裡他用「抵抗」一詞來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理解是有壓迫就有反抗，而於劉先生所意識到的「壓迫」首先是來自於蔣介石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壓迫，在這裡抵抗就是「反蔣」。在東大求學時代劉先生積極參加中國同學會的活動，還擔任過總幹事的職務。轟動一時的「劉顏事件」就在他擔任總幹事的時候發生的，做為總幹事的劉先生義不容辭的為同學會會員的劉、顏二君發起救援運動，這就是劉先生的抵抗的表現。

　　我認為劉先生在做學問方面也貫穿著他的抵抗精神，主要表現在對專制統治下台灣經濟的畸形發展的批判上面，而抵抗也是批判。眾所周知1960年代以後台灣經濟的發展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美國人甚至於誇獎其為「自由之窗口」，而「改革開放」後大陸執政當局和其智囊學者們都說要向台灣經驗學習。如何評價台灣的經濟發展這個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這既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又是具有實踐意義的問題。劉先生的主要研究課題也就是這個問題，他的研究成果見之於其主要著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以及後續一連串有關論文。其分析的方法、邏輯推演容或有混亂、矛盾等值得商榷之處，其結論還是應該受到肯定的。劉先生的研究指明戰後台灣經濟雖然有長足發展（主要表現在物質財富的增長），但是它本質上仍然未脫離殖民地性質的經濟，是依附型經濟（主要依附於美日），而政治上是專制的，從屬於美國的。這個結論我認為仍適用於今天的台灣乃至於中國大陸。

　　最後我要感謝劉進慶先生，他在臨終前不久把他珍藏的一套《魯迅全集》贈送給我，此外還包括一大堆有關中國三農問題的書籍。

　　讓我們把這即將出版的劉進慶文選當成劉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來珍惜、活學活用吧。

陳仁端於201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