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明報》2022年5月6日。

　　台灣旅日學者劉進慶（1931-2005），是眾所周知的台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先行者，其傳世之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在台灣學界和社運界很有影響。

　　今年初，廈門大學台籍學者邱士杰的新作《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問世，對劉進慶的生平和學問做出深刻、生動的論述。針對這部思想傳記，台灣、大陸、日本都將在近期舉辦研討活動，際此台灣前途面臨轉折時候，這些活動有可能會帶來一股熱潮，重新檢視劉進慶的分析和論述、探討其尚未解答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劉進慶的「抵抗與學問」

　　「抵抗與學問」，這是劉進慶的人生主題，在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漫長歲月中是這樣，在解嚴之後以至政黨輪替年代還是這樣。按照他的自述：「我往復於對抗專制政治的民主化運動的感性，和研究專制政治的下層構造的經濟的理性認識之間，這使台灣政治經濟的全貌和本質更加明確地浮現出來。」

　　可見，「抵抗與學問」不是兩個並行主題，是兩者緊密結合，將「抵抗」建立在「學問」的基礎上。所謂抵抗，指的是就是爭民主，求發展，讓辛勤的勞動大眾過上有尊嚴的富裕的生活。所謂學問，指的是政治經濟學。

　　按照劉進慶的論述，戰後二十年（1945-65年）的台灣是「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蘊含著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經濟，殖民地無論新與舊意味著本地經濟剩餘攫取者的買辦性，封建無論是否完全意味著寄生性，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對立面。二是政治，與寄生性和買辦性相聯繫的，是統治階級的掠奪導向，也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再生產內在地具有催生、依靠專制政治的傾向。

　　隨著台灣經濟在1960年代進入高速工業化階段，以及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關係普遍滲透，「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愈益顯得不足以解釋現實。於是，劉進慶的台灣論述進入新階段，在一系列論著中闡釋「新殖民地NIE」論（NIE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簡稱），將重心從「半封建」轉到「新殖民」。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並不意味著擺脫不發展，更加與擺脫專制無涉，歸根究底，這是因為「資本倚仗強權，犧牲廣大小農經濟和低廉勞工的利益推動原始積累，其本質仍然是附庸依外」。換言之，「半封建」主導的社會中經濟剩餘被浪費掉，「新殖民」主導的社會中經濟剩餘則主要是被發達國家攫取了，而這兩者都是有賴於壓榨小農和工人，盡量強制他們生產和提供經濟剩餘，這就是從根本上背離了民主和發展。

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

　　如何在知識意義上看待劉進慶的「抵抗與學問」？尤其是，如何理解他一貫的專注和強調，即，政治倡議必須建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

　　在寫作本文的時候，筆者意識到自己對劉進慶的學問和人生都是認識極其有限，同時卻又深為他的「抵抗與學問」這一問題意識所吸引。我在一九八八｜一九九〇年期間其實兩次見過劉進慶，接觸到他的論述。那正是香港、台灣、大陸同時面臨大轉折的年頭，思想震蕩此起彼落；而包括劉進慶在內的一眾台灣政治活躍知識分子絡繹不絕訪港，與他們的接觸，徹底改變了我對台灣的認識，同時也大大拓寬了我的知識視野。在此之前，也就是我的大學年代，所見到的台灣學者，其論調幾乎都是《中央日報》/《香港時報》那種國民黨外宣。少數具判性者，則不離思想家殷海光那種論述，所謂「自由主義民主是民主的唯一真義，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有害的」。——歸根究底，這是「只有個人，沒有社會」，以普世價值透視和要求現實的歷史觀。當時我的對立認識，是簡單地訴諸列寧式「資產階級民主也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理論，對於特定社會中如何辨認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等等確實所知不多。

　　後來的現實發展是，在香港和台灣，政治倡議無視政治經濟學批判，普世價值論成為絕對主導，成為公共空間各種政治話語、政治鼓動的基調，包括各路自稱左翼也被統攝其間。

　　猶記得，一九九〇年在中文大學的一個研討會上，有一位很有親和力的民進黨理論大師，就是在這種基調上面大段大段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談葛蘭西、「後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理論」等等，讓黨國系學者一派懵逼，讓滿懷熱誠的青年們陶醉不已。忘記了在中文大學見到劉進慶時是不是這同一研討會，可以確定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而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論述的基調卻是「價值的歷史化，而非歷史的價值化」，就是說，合理的政治訴求和行動，必須是建立在對歷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上。

　　政治經濟學不能替代政治理論，但是前者為後者的邊界划定所不可或缺，也就意味著後者不可能顛覆或消解前者：沒有認定系統性的資本積累邏輯，以及在難以逾越的歷史條件中對這個邏輯的抵抗與屈從，就不可能認定階級關係以及政治的可能邊界。換一個具體說法，說「（製造）貧窮是最大的罪惡」與說「發展主義就是不顧人的尊嚴而只談豬的權利」，這兩者不只是道德選擇，而是反映了對現實的不同認識，以及認識背後的政治-階級利益。

　　現在回頭看，三十多年來港台政治、群眾運動，根本性地背離了劉進慶所追求的「抵抗」，走到它的對立面，這與普世價值式政治論述統攝一切大有關係。我想，按照劉進慶的思路來理解或加以發揮，這正是港台兩地的歷史發展、兩地社會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特性使然，簡言之就是相當於列寧所概括的「工人貴族」政治。

發展、民主、統一運動

　　劉進慶的「抵抗與學問」，在台灣學界中一方面得到尊敬，另一方面其實也頗受批評、挑戰、或被簡單漠視，這包括三方面：發展、民主、統一運動。

　　發展問題其實並不簡單。劉進慶判斷台灣作為「新殖民地」不可能發展，這與實際歷史表現好像是大相徑庭，不過，這個矛盾不足以動搖他的基本分析的合理性，因為在基本分析與實際表現之間必然存在一系列中介因素和外生因素。台灣的經濟發展，在一九八〇年之前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有賴於冷戰紅利，在全球化年代則得益於大陸的改革開放，而隨著這些特殊歷史條件的消退，基本分析所揭示的內在動力終究會起到主導作用。

　　民主問題同樣並非一目瞭然。台灣的政黨輪替，不能否定劉進慶所揭示的「新殖民地無法民主」——廣大勞動者處於無權和被剝削、被壓榨狀態仍是事實，所以對政黨輪替可以應之於「資產階級民主也只是資產階級專政」。更重要是，在今日世界和台灣資本主義進入危機階段，冷戰的負擔愈益沈重，基本分析所揭示的內在動力愈益起到作用，「資產階級民主」很有大步後退的跡象。

　　統一問題才是真正的複雜。劉進慶是在日僑界的中國統一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其動力主要是來自對歷史正義的體認，至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則是一方面訴諸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反資本主義性質，另一方面是闡釋惟有統一才能使台灣擺脫「新殖民地」的命運。只是這種闡釋遠不足以讓今日台灣的即使是認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界和社運界信服，近十年前「太陽花運動」時候台灣各路自稱左翼的論述，就是幾乎與此反著來。

　　關鍵始終是如何認識資本主義。按照劉進慶的論述，資本主義是一個歷史性體系，其系統運作邏輯包括「中心地區資本」剝削「外圍地區勞動」，而勞動者構成人民的主體，因此，資本主義內在地具有壓制外圍地區的發展和民主的特性。

　　從這個論述引申，反資本主義不僅是反對特定的資本，甚至不僅是一般而言的「外圍地區勞動」抵抗「中心地區資本」，更根本是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整體秩序、系統運作邏輯。而「中國人民」這個歷史範疇，其基礎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不僅是抵抗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資本主義秩序「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也即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而且是隨後至今抵抗著「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也即新殖民主義。這種抵抗正是今日台灣、香港各路自稱左翼要促進的運動所欠缺的，也正是從這一點可以判斷，「中國人民」的主權，其正義性遠遠超過台灣或香港的任何性質、任何形式的「自決」。

　　就實際情況看，近十年來港台兩地反中政治主導社會，其所擁抱的甚至不再是以普世價值為包裝的「美利堅治世」，而是墮落到擁抱早已被全世界人民唾棄的「不列顛治世」，表現為「戀殖」也即對戰前英國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推崇和認同，對「中國人民」和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敵視和敵對，這實質上就是攀附世界資本主義霸權的地方沙文主義的最低劣表現。而這種倒退、墮落其實也正是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主導趨勢——經濟空心化、社會崩壞、統治危機、保守主義民粹政治蜂起等等，強化盤剝「外圍地區勞動」於是勢不可免，新冷戰是必然趨勢，而港台政治只不過是這個大趨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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