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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裡薛溪東支流，

汪晖：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

[内容提要]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http://www.opentimes.cn） 繼續閱讀 →

和田春樹《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摘錄

和田春树教授（相片来自韩国中央日报网站）

和田春树教授（相片来自韩国中央日报网站）

微信ID:sanlianshutong按：『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研究专著《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全面呈现了这场战争的错综起源，在全面调查日、俄、韩等资料的基础上，全新论述了日俄战争为什么发生，又是如何开始。和田春树先生力求阐明：战争因日本长期觊觎并入侵朝鲜而肇始，最终发展为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这一观点有力地反驳了日本人长久以来的错误史观，诚如作者所言：“当日本获得战争胜利，吞并朝鲜后，亚洲人民才发现，日本是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点选「继续阅读」进入『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公众号阅读《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的摘录文字＝＞ 繼續閱讀 →

[书摘]霍布斯邦谈传统的发明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彷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然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证实的，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和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1932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将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依照定义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1789年。然而，就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
——[英国]E.霍布斯鲍姆，T.兰杰编,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8.8,第1-2页

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一九三零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連溫卿著、林書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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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家連溫卿的日記。連溫卿是1920年代率領島內左翼與民族主義者分裂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轉變為左派組織，即所謂新文協。在他的主持之下，新文協於1928年創辦了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不過，由於1928年秘密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潛回台灣島內，並決意奪取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遂使連溫卿和楊逵於1929年被逐出組織。這份日記就是他被逐出新文協後前往日本「散心」的日記。

本文由林書揚於1986年譯出。發表時於《台灣風物》時署譯者名「林勞歸」。並有譯者介紹如下：「林勞歸，沈潛三十餘年後，目前從事譯述。」當時林書揚先生才從34年又7個月的國民黨牢獄中走出來。因有顧慮而並未親署自己的本名。

本文封面圖片是築地小劇場上演的左翼話劇《沒有太陽的街》的演員合影。連溫卿的1930年之行曾親往現場觀賞。

──邱士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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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文学与政治 ——1930年代台湾普罗文学运动的展开(吴舒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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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30年代前期，台湾文学进入了普罗文学运动的高涨期。本文从1927年文协的“转换方向”谈起，通过文协、台湾作家协会、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等几个标志性组织团体的理论与活动，探讨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在台湾的发生与转化，同时在台日普罗文学运动与国际左翼思想交流的跨境视野下，勾勒出台湾普罗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政治从结合到分离的轨迹。（本文原載於《台灣研究集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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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稿的譯稿】陳映真〈最近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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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案】這篇是陳映真先生發表在1999年《新日本文學》的一篇文稿。在這篇文稿中，陳映真先生表示：「從1986年放下寫小說的筆，今日已屆60歲的我，也總算決心從社會活動再回到小說創作。」這篇文章可以視為陳映真重新創作小說之前的暖身宣告。由於目前尚不知道本文的漢語原稿為何（也可能直接以日文書寫），故由日譯稿重新譯回漢語。《新日本文學》是日本戰後左翼文學刊物之一，曾與日共有關，但後來卻因為路線分歧等問題而分道揚鑣。

登載陳映真此篇短文的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的《新日本文學》組織了一個「いま,アジアから」的特集，並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由徐勝、徐桂國先生所日譯的〈後街〉，第二篇是陳映真先生的〈最近的活動〉，第三篇則是徐桂國先生所寫的〈苦惱的台灣文學（苦悩する台湾文学）〉。由於〈後街〉是作為「小說」而發表的，因此也可看出〈後街〉在陳映真先生重拾小說之筆之前的重要地位。徐勝先生是著名的在日韓國學者，1970年代曾因白色恐怖而在韓國被捕入獄十九年，出獄後積極從事東亞的人權與和平連帶工作。徐桂國即「墨面」，是著名的旅日左翼華僑運動家。

本文由邱士杰根據日文版翻譯：陳映真，〈報告：最近の活動 (特集 いま,アジアから)〉，《新日本文学》，54(1)（1999，東京），頁20-22。譯文經修訂後，收入《陳映真全集》第17卷（頁156-161）。台北：人間出版社，2017。引用請以全集版譯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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