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楊春松 下的所有文章

邱士杰｜「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一九二○年代的台灣──以幾種「過渡」（transition）論述為對象的考察

DOI: 10.5281/zenodo.15428909

本文原宣讀於2010年天津南開大學「第十一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修改後收錄於：胡春惠、呂紹理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基層社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2011年9月），頁219-240。正式刊行時的紙本PDF按此下載。

摘　要：馬克思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套植基於西歐歷史經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順利取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實現社會形態之「過渡」──的理論體系，並在二十世紀進入多種生產方式相互交錯、「過渡」前景尚不明朗的東亞。為了適應在地實際、為了論證共產國際兩條路線的正誤，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各地都出現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為基礎的新論述。而本文的目的就在於說明集中出現於一九二○年代台灣的一系列論述如何使該理論體系在地化。在方法上，本文以論述對於「過渡」的肯定與否定為線索，並著重比較論述與原理論體系之間的異、同、對、錯。就結論而言，本文認為越晚期的論述越接近台灣的現實，即否定「過渡」的可能性或現實性、愈發重視多種生產方式與階級對立的並存。但從這些論述未能成為被積累的思想資源來看，也說明了這些論述隱含著一些缺陷。

關鍵詞：過渡　政治經濟學批判　生產方式　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

引　言：當「政治經濟學批判」移植到東亞
一、「過渡」肯定論I：「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1924年）
二、「過渡」肯定論II：「資本主義化」論（1926-1929年）
　　（一）「原始積累」諸範疇的引入
　　（二）山川與矢內原的政治目的
三、從「過渡」肯定論向否定論的轉變
　　（一）引入盧森堡論述的王學文（1928-1929年）
　　（二）「中國改造論爭」（1926-1927年）與台共（1928）年的論述
四、結語
註　釋
繼續閱讀 →

「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 

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

邱士杰[1]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圖一）前排由左至右：臺北州官、張道福、臺北州官、林添進、莊春火、臺北州官（課長）、臺北州官、ＸＸ、謝雪紅、盧新發。後排由左至右：潘欽信、林朝培、ＸＸ、陳昆侖、林媽喜、廖瑞發、莊守、林日高、楊克煌、林兌、王萬得、廖九芎、ＸＸ、林朝宗。框內高甘露。（參見《臺灣史料研究》第2期以及楊克煌《我的回憶》）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