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8日，新世代アジア史研究会

邱士杰[1]

初めて劉進慶先生に会ったのが2002年7月であった。その後、ずっと台湾の社会運動に従事しながら、林書揚先生、陳明忠先生、及び作家・陳映真先生といった社会運動家の指導の下で学んできたから、彼らがよく知っていた劉進慶先生と会って同氏の著作を読むようになった。2004年、陳映真先生は、劉先生が台湾に帰って定住した後、同氏の原稿の整理を手伝ってあげたらどうかと私に提案した。しかし、2005年、劉先生が突然に辞世した。2015年、長期にわたって旅日華僑左翼運動に従事した林啓洋(別名王啓洋)先生から、『劉進慶文選』の編集の委託をいただいた。それをきっかけに、劉先生の原稿を整理する機会をいただき、同氏の「レジスタンス」も「学問」もある人生を認識し始めた。「レジスタンス」とは、劉先生は民主主義を追求したり威圧に反抗したりして、華僑左翼運動に従事したことを指す。「学問」とは、自らの「レジスタンス」を支えるために発展してきた戦後台湾経済論を指す。

今日の報告は、「劉進慶のレジスタンス」、「劉進慶の学問」、「『戦後台湾経済分析』への反省とその発展」と3つの部分に分け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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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2021)。〈劉進慶與他的抵抗時代〉，《思想》第43期(臺北)，頁1-35。本文刊行時的紙本PDF按此下載。

引言
從「原始體驗」走向「抵抗」與「學問」
博士論文的完成與臺灣問題研究會的成立
在留學生的政治分化中走向中國統一運動
旅日左翼統一運動者的集結與連帶
陳明忠事件前後
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抵抗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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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然而這本書不僅僅是中國志願軍的故事。

故事，其實是以兩位作者的探尋過程為線索而得以重建的。因此我們也能隨著故事的展開，而重新經歷兩位作者為了追尋這段歷史而不斷遭遇的挫折和驚喜。實際上，故事也往往因為這些驚喜而出現新的延伸。比方原先以為是中國人的志願軍，其實有的來自亞洲其他國家。而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各國志願軍，竟也有許多人在內戰失敗之後轉往中國參與抗日戰爭（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白求恩大夫）。──於是，我們不但能借著這本書走向反法西斯的馬德里，更能從馬德里走向延安，走向世界上任何一個曾因國際主義而頑強戰鬥的地方。

西班牙內戰並沒有來自台灣的中國戰士，然而西班牙內戰與台灣之間，卻有著命運般的牽連。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來台不到兩年的外省籍畫家黃榮燦為此次事件刻畫了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雖然黃榮燦是在魯迅木刻傳統底下成長起來的本土藝術家，日本學者橫地剛卻發現《恐怖的檢查》的主題與構圖，同畢卡索譴責納粹介入西班牙內戰的《格爾尼卡（Guernica）》非常類似。（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對於最後在50年代死在國民黨槍下的黃榮燦來說，畢卡索在格爾尼卡看到的暴虐和殺戮，也許同樣是他亟欲為「二二八」死難的台灣同胞所控訴的罪行罷！

雖然倪慧如和鄒寧遠的追尋始於偶然的發現，卻有必然的因由；即便他們的追尋並未涉及台灣與西班牙內戰的某種聯繫，卻始終未曾脫離台灣的歷史脈動。七十年代，他們和多數海外華僑學生一樣，投入了洶湧澎湃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釣運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認同運動之後，他們不但因為社會主義的信仰而得以昇華自己的思想，更積極投身台灣島內民主化運動的支援工作。──特別是1976年的「陳明忠事件」。

「陳明忠事件」的淵源同樣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二二八」。青年陳明忠在「二二八」後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此後更加入中共地下黨。為此，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被捕入獄。此時他所戴上的「統一派」與「左派」的「紅帽子」，成為他在1976年二度被捕的天然理由之一。雖然此次事件使他成為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但海外華僑與國際救援組織的大規模奔走終於使他免於一死。此間，鄒寧遠倪慧如的救援工作，起了非常關鍵而及時的作用。──雖然直到90年代初，獲准離台赴美的陳明忠才首次與他們相會。

《橄欖桂冠的召喚》出版十年之後，終於另以《當世界年輕的時候》為名發行簡化字版。作為這本書十年以上的讀者，我也終於在今年認識了作者之一的倪慧如老師。這些日子以來，總能在許多社運場合看到倪老師的身影。雖然她與鄒寧遠先生迄今仍在國外積極投入各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但在多數情況下，倪老師更願意傾聽，而不張揚自己的實踐。與陳明忠先生會面的此時此刻，也仍然如此。

才在北京出席《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新書座談會的倪老師，鄭重地將這本新書送給陳明忠先生；陳先生也回贈了他的新書，用雕刻般的運筆題贈給「倪慧如、鄒寧遠同志」。不甘寂寞的我，也請倪老師為青年朋友們題字。她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追求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從未停止過，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飽受磨難的陳明忠先生堅定地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我的路走對了。」倪老師則說，「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像我們作實驗一樣，也會犯錯。但這些錯誤不能取消社會主義的理想。因為這些理想是正確的。」今年十月，是國際縱隊撤離西班牙七十五週年，倪老師還將前往馬德里。

「現在的世界，也還是年輕的時候罷？」我開玩笑地說。
倪老師說：「只要願意，這個世界永遠都是年輕的時候！」

（本文原登載於2013/7/5《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