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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慶思想評傳》後記

第一次見到劉進慶教授是2002年7月31日。那天，在知名台灣左翼運動家、眾人皆暱稱為「林桑」的林書揚先生主持下，劉教授在勞動人權協會講了一場以台灣經濟史與兩岸經貿交流為主題的講座。當時還是本科低年級學生的我已經知道劉教授在台灣經濟研究和台灣左翼運動的成就與貢獻。因此，除在會上積極向他提問，我還不知天高地厚地請求合影與贈言(「青年學徒們，前途無量!」—劉教授的題詞)。他在會上講了一句讓我反芻多年的話:「只要林先生呼喚，任何活動我都回來參加!」當時我沒想明白林桑為何對他來說不可拒絕。日後才體會到，林桑以其三十四年又七個月獄中非轉向歲月所欲證明的理想，也是劉教授其人及其學問力求達到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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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東方馬克思主義的未竟志業──《劉進慶思想評傳》代序

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系教授）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這句箴言對服膺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來說，是執著的信念，也是知識的源泉。相對於西方，在西方之外的廣大的欠發達或後進社會中，馬克思主義所面對的歷史環境更為嚴酷，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更為艱巨，箴言的意義更為深遠。就其志業及知識導向而言，台灣旅日學者劉進慶無疑是位列這個「東方馬克思主義」傳統，這是他的平生論著所清晰表露出來；本書作為其思想傳記，對此則有既生動且深刻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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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華黨與平社集結的歷史意義

本文即《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四章第三節
本節原標題：〈結論〉

1.介入現實

1923年6月至翌年3月，《民鐸》雜誌先後發表由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易家鉞﹙1898-1972﹚所寫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與〈中國的丘八問題〉，[36]引發接連論戰與圍剿。[37]「丘八」即「兵」，蔑稱軍閥士兵。由於流亡學生屢掀學潮，[38]有惡意的批評家遂以「丘九」蔑稱學生，謂之恐怖百倍於軍閥的群體。易家鉞認為學生該好好讀書，不應參與政治。許乃昌在平社成立之前即抨擊云：[39]

易家鉞君呀！政治問題若不根本的解決，怎樣能夠讀真正的書呢？假使能知道「讀書的價值」知道「讀書的方法」知道「讀書的規式」，在這樣暗無天日的社會，能靜靜地讀書？……﹙學生若是可說是丘九，易先生是丘十，軍閥大概是丘十一罷﹚……

唉！可笑的沙上的讀書運動！建設在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甘為奴隸的讀書運動！

平平同人賀威聖則認為「社會運動是學術運動的初步辦法──學術運動者應該加入，社會運動」。[40]他在《平平旬刊》發表的十三篇文章中，有六篇直接討論社會運動與學術運動的關係，其中五篇還是大篇幅的連載文章。[41]可見對於平平同人來說，透過「實踐」介入現實乃是急需提上日程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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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兩個祕密集會：1921年7月

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四章引言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1921年夏天的上海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就在這年的7月下旬，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治集結。這次大會的召開是秘密的，當然也是不合法的。由於租界警察的破壞，與會的十幾名代表在開會期間被迫從城裡的秘密會場轉移到了浙江的嘉興，並在嘉興「南湖」水上的一艘小船上完成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對於中共的重要性不在話下。但也恰恰是這次重要的大會在中共黨史上構成了一件長期懸案──因為竟沒有人﹙包括大會代表﹚能說清這次大會的開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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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梁以及北京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後續

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三章第三節

1.重新檢視黃玉齋《台灣革命史》

范本梁絕非白白走過。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恰恰說明了范本梁的足跡如何難以磨滅。黃玉齋將台灣革命分為三期。最近的第三期，就屬於今日習見意義上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由於第三期正是黃玉齋直接身處的時代，因此他有一定的條件去運用他所取得的各種運動材料來分析第三期的革命運動（第十八、十九章）。直接引用到材料原文的部份，除了文協系統的刊物（如《台灣青年》、《台灣民報》）之外，也引用到今已不存的《新台灣》創刊號。1其中，引用最多的一份刊物叫做《台灣新青年》，達三次。2這是廈門「中國台灣新青年社」所刊行的機關刊物，發行於1925年6月。

黃玉齋所引的這些原文，迄今看來有幾個重大意義。首先，這是一種史料保存。若與收羅並日譯所有史料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相比，即便《台灣革命史》只擷取若干史料的片段，卻足使後人窺見其原文面貌。其次，顯然黃玉齋當年是能取得這些原始材料的。但他是基於什麼條件而取得呢？是不是他與這些組織或個人有什麼聯繫呢？其三，黃玉齋顯然也知道當時存在過《平平旬刊》或「台灣同志會」3之類的刊物或組織，但他為什麼沒有引用，甚至沒有將之歸類？是不是對他來說，這些刊物或組織只是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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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小靜的生與死

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一章第三節。
標題「山口小靜的生與死」借自尾崎秀樹﹙1982﹚｡

連溫卿與山口小靜的相遇

關於小靜的返台﹐《台灣社會運動史》有著如下的記載｡首先﹕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學中﹐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1921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學而回來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1

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來說﹐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可謂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小靜﹑如果不是連溫卿﹐在島內社會矛盾因著日本資本主義的滲透而愈發尖銳的情況下﹐島外﹙大陸以及日本﹚社會主義思潮或遲或早一樣會進入島內｡但就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向島內的實際發展而言﹐當以小靜與連溫卿的相遇為轉戾點｡以一轉戾點繫於二人之相遇﹐說來很具戲劇性﹔但也恰恰是這般戲劇性的相遇﹐才使連溫卿進而尋得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家相聯繫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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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台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先導與後繼

本文原載於《明報》2022年5月6日。

　　台灣旅日學者劉進慶（1931-2005），是眾所周知的台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先行者，其傳世之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在台灣學界和社運界很有影響。

　　今年初，廈門大學台籍學者邱士杰的新作《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問世，對劉進慶的生平和學問做出深刻、生動的論述。針對這部思想傳記，台灣、大陸、日本都將在近期舉辦研討活動，際此台灣前途面臨轉折時候，這些活動有可能會帶來一股熱潮，重新檢視劉進慶的分析和論述、探討其尚未解答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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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曙﹕馬及馬及的靈藥

邱士杰著《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二

馬及馬及的靈藥

唐　曙

　　1974年6月﹐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羅伯特‧布雷奇﹙Robert Blackey﹚在《現代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法農與卡布拉﹕一個非洲革命理論的比較》﹙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1]的文章｡文章從非洲革命的性質﹑社會階級結構﹑黨的組織與領導權﹑革命的暴力以及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角度﹐比較了兩人的革命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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