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軍法官模樣的人，高高站在庭上，念著，「某某人某某人判幾年。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問說，許強現在怎麼樣了。……法官說，「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胡鑫麟醫師證言

一九七三年六月，台北醫學院依照學習成績及學生志願，分發醫科七年級學生許達夫，前往三軍總醫院實習。然而，就在該生報到前一星期，三軍總醫院卻通知台北醫學院，拒絕接受該生到院實習。由於事出突然，學校當局無法另作安排，於是通知該生轉往一家私人小醫院實習。
許達夫接到學校通知後當然感到不解，於是趕往學校，向教務處理論。教務處的承辦人員在他強烈要求解釋的情況下，只好一邊出示三總的通知一邊告訴他說：「三總是因為你的身家調查有問題，所以才不讓你去實習的……。」
許達夫帶著一種莫名受辱的委屈，回到家裡，然後氣呼呼地質問母親﹕「我們家到底有過什麼不清白的事情﹖」他生平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家世問題，因此堅決要求母親劉順娣女士向他徹底解釋他所不瞭解的家族史。
劉順娣並沒有因此生氣，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安靜地走回房間，然後從保險櫃的角落，拿出一包顯然已經收藏許久而泛黃的信封袋，交給許達夫，說：「你自己看吧!」許達夫感到驚訝地隨手抽出信封袋裡頭的一疊資料，首先映入眼睛的竟是一份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的《新生報》；他看到那張發黃的舊報紙上頭醒目的標題寫著：

不法叛逆危害黨國
十四匪諜槍決

許達夫好奇地讀著那則新聞的內文﹕「朱毛匪幫潛臺匪諜郭琇琮、吳思漢、許強……」。
許達夫赫然看到父親許強的名字竟然也在裡頭，一時之間，內心突然感到一股電擊般震撼。

「我的父親是匪諜!這是真的嗎﹖為什麼媽媽從來都沒有告訴我呢﹖……」

父親去世時，許達夫才一歲多，正在牙牙學語。對他而言，父親的形象一直是那麼地遙遠而陌生。可他懂事之後卻一直感覺到，父親的影子總是跟著他及他們全家人。因此，現在，他於是懷著想要認識父親的強烈願望，要求母親向他訴說關於父親許強的歷史……。[1]
佳里興的農家子弟
許強，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於日據下台南廳北門區佳里街佳里興三三二番地。父親許丑，母親許郭鎮。一九三九年，廿七歲，於台北與劉順娣結婚；一共育有一子四女。
劉順娣﹕我和許強同年。我是高雄六龜人，在家排行老二，另有一個哥哥、弟弟和妹妹。因為父親早逝，家裡由母親當家。母親是封建社會的女人，重男輕女；她認為，女孩子不必念太多書。所以，我在年輕時候便到廈門當護士。
有一次，病院的三等病房住了一個女病人；這位女病人其實家境很富裕，因為節儉，才住進一般病人住的三等病房。因為職業倦怠的關係，其他護士並沒有對她特別照顧；只有我，對她就跟對其他病人一樣，總是態度親切地關心照顧。因為這樣，她對我的印象很好。有一天，她就主動跟我聊天。聊到後來，她就問我：「為什麼不繼續求學﹖」我老實告訴她：「因為家裡窮，兄弟又要念書；所以沒法讓我這個女孩子繼續求學。……」她聽了以後就慷慨地表示，她願意資助我繼續念書。我於是在她幫忙下，前往日本東京女子醫專繼續求學。
我很珍惜這難得的求學機會，決心努力學習，取得醫學士學位，日後可為更多窮苦的病人服務。臨行前，胸懷大志的我還給自己另取一名——劉志雲，以表志上雲霄的決心。
就讀東京女子醫專期間的某個假期，因為在早稻田大學就讀的弟弟邱萬順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的許強。弟弟和他是南二中的同學。
那時候，我整天都埋頭苦讀，除了醫學專業以外，什麼都不太知道；生活圈子也很小。我和許強經常通信，討論的也都是有關醫學的種種問題。
許強的爸爸和哥哥﹙許再添﹚都是農民。我聽他們說，許強從小就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讀公學校時成績優異，頗受日籍老師的賞識。
十一歲那年，許強畢業於公學校。許強的爸爸雖然作農，也有望子成龍的願望，卻因無力籌措教育費用，而不讓許強報考中學校；許強的日籍老師於是親自登門拜訪，想要說服他。
「只要許強考得上，」日籍老師向他承諾說：「那麼，他所需要的一切教育費用都由我來負擔。」
許強的父親拗不過日籍老師的熱誠，只好答應了。[2]
張漢其：我是許強的外甥。其實，就我的理解，許強家裡並不很窮；他父親雖然務農，卻當過保正﹙村長﹚。所以，應該生活得還不錯。我們家就比較窮，都是靠他們家的土地過活；小時候，我經常到他們家，印象中，他們都吃得不錯。
聽我父親說，許強唸公學校時，大家還不知道他的頭腦那麼好。畢業那年，他去考台南二中並沒考上，因為是「草地嬰仔」嘛！唸了一年高等科後，我父親陪他去重考，才考上。許強曾告訴我說，他自考上台南二中以後，就沒有再參加過考試；他後來唸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大，都是保送的；這在日本時代是很不簡單的。[3]
從南二中到台北高校
一九二二年，台灣總督府公佈<台灣新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台共學」制；表面上，日台學生之間的差別，大致撤除。但是，因為錄取名額限制、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教科書、成績佔有相當份量的日語口試大多由日本人校長和教員主持……等等原因，本省學生進入中等以上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
因此，來自「鹽分地帶」的「草地嬰仔」許強，在台南二中第一次入學考試落榜，並不令人意外。為了繼續升學，許強於是進入高等科就讀。
日本殖民當局設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實是有它特別的用意的。首先，它要利用「高等」的美名，籠絡台胞，使其不求上進；再者，高等科完全是簡易的職業教育，與上級學校缺少聯絡，極大地限制了有志升學的台灣學童。[4]
儘管如此，許強還是不負日籍老師的期望，克服了種種客觀限制，於一年後的一九二九年考取台南二中﹙第八屆﹚。[5]
當時，中學校的修業年限是五年。但是，只要有足夠的自信，修完四年課程的學生也可以報考大學預科或台北高等學校。[6]按規定，許強應於一九三四年三月畢業；然而，一九三三年四月，台南二中才唸了四年的許強，就跨級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第九屆。[7]
台北高等學校的全稱是「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一九二二年四月創設時，原名「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為大學預備教育機關，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一九二五年繼設高等科，分文、理兩類，修業年限三年；每年只招考新生人數的一半，另外一半則由尋常科畢業生和各中學校長推薦保送。一九二六年起，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正式於古亭町校舍﹙今和平東路師大﹚上課。由於台北高等學校及各中學的校長都是日本人，日本學生進入台北高校的機會，自然遠遠超過台灣學生。台灣學生能夠倖而進入的，可以說是少數中的少數。[8]
就以許強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的一九三三年的統計來看，高等科共計有434個學生，其中日本人325名，台灣學生只有1○9人。[9]
就南二中而言，許強更是唯一進入台北高校第九屆的學生。
台北高校生戴的帽子有兩條白線環繞蕉葉帽徽，一般稱為「白線帽」。由於台灣子弟要考進台北高等學校非常不容易，所以，戴「白線帽」的青年便成為當時少女崇拜的對象。儘管如此，在異民族殖民統治下，作為殖民地知識菁英的這些佼佼者，仍然不可免地要遭受到民族歧視的待遇。許強和幾個民族意識強烈的台灣同學於是通過思想的探索，進而在行動上尋找民族解放的道路。
李鎮源：我在台北高等學校時代和許強先生是前後期同學[10]，然而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接觸。我們都是台南二中的校友[11]。許強先生雖然年紀比我大二歲，﹙但﹚他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卻﹚低我一屆。進入台北高校通常要經過考試。許強先生是被保送進入﹙的﹚，當時各校只有一、二個保送的名額，可以說並不容易。[12]
邱林淵：我是嘉義人，畢業於嘉義中學。許強和我是台南州的同鄉。一九三三年，我和他一同考進台北高等學校理科乙類。當時，台北高等學校非常注重外國語文的訓練，除了日語和漢文之外，還設有第一和第二外國語。理科甲類，選讀英語；我們理科乙類將來準備唸醫學，所以，大多是研讀德語。那時候，唸理科乙類的大多是台灣人，和我一起的還有蕭道應和許強。
當時，日本學生經常欺負我們台灣學生。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因為日本殖民當局不准台灣學生在學校說台灣方言，有一次，有些台灣學生說台灣話被一些日本學生聽到，他們就藉機欺負那些台灣學生。結果，這事被許強、蕭道應和謝有福等人知道了，他們就毫不退縮地起來反抗那些日本學生。
我一直認為，許強和蕭道應都是非常有志氣的台灣青年，他們面對日本人的壓迫，很敢反抗。這在當時，需要不小的勇氣，因為，如果因此而被退學、趕出學校的話，是很麻煩的。[13]
蕭道應：許強教授是台南佳里人，我是屏東茄苳人。中學時代，我讀高雄中學，許強讀台南二中；我們兩人都於一九三三年考上台北高等學校理科乙類。
許教授是閩南系，我是客家系。在高校，我們最初遇到的問題便是閩客之間的問題。通過討論以後，我們發現彼此都同意反封建，我們都認為我們應該反封建。
首先，我們認識到：人本來是動物，而動物都有排外、保己的本能，這是動物所有的最低本能的表現。所以，我們兩人都同意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也就是互相摒棄狹窄的民族意識。
接著，我們談到反封建的課題。我們認為，封建意識的範疇相當廣泛。迷信，也屬於這個範疇之內；所以，反迷信即為反封建的主要課題之一。
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形式與內容的辯証關係：儘管在形式表現上，我們是反迷信；但這是形式。本質上，我們之所以反迷信還是基於反封建意識的認識。另外，我們原則上認為「世上並無命運問題」——人，如果不努力，必不進步，那就一定陷於不好的命運。所以，形式上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本質上我們還是反封建。對家庭的諸多問題，我們也是抱持反對的看法；所以，形式上我們似乎是反家庭者，但本質上我們還是在反對封建意識。
在形式與內容辯證關係的認識基礎上，我們還了解到：人並非造出來的！我們因此不相信日人所謂「天照天皇」的說法。這樣，在形式上我們又變為「反宗教」了。其實，我們之所以「反宗教」，基本上還是基於反對封建意識。
除了反封建，我們也常常談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認為，台灣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和人，都是它們所擁有的。基於自衛，我們展開最消極的反抗。
我們都反對一切「改良主義」的手段。我們認為，一切「爭取台灣人權利」的合法鬥爭是沒有用的，反而有害。如果不能給日帝致命打擊，想要爭取真正的台灣人權益，是不可能的。
我們最消極的態度就是，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備。
在台灣的日本人認為，台灣是它們的。所以，他們稱自己為「內地人」，台灣人是「本島人」。但是，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華僑，不是日本人。所以，我們絕不稱呼日本人為「內地人」，一般都稱為「日本人」。為了避免引起身份認同上的麻煩，當我們跟日本人對話，不得不提到日本人時，我們都避稱「日人」或「內地人」，一切稱謂都改用「你們」來稱呼；提到台灣人時，就用「我們」來稱呼。這雖是生活上無關緊要的小節，但整個問題的重點卻是為了使我們自己不要忘了「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
最後，我要說的是，當時，在認識事物的觀念上，我們都認為：觀察世上的一切事物與現象，要採取「運動」的觀點。因為今日之我並非明日之我，今日之友並非明日之友；世界上沒有一概不動、一成不變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都要經歷一個運動過程。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屬性，靜止則是物質運動的特殊形態；世界上沒有絕對靜止的東西，任何事物都在變；「變」是絕對的、永恆的、無條件的，而「靜止」則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
這些都是我們日常所談的問題，這樣的思想認識也規定了我們以後必走的正確道路。[14]
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
在台北高等學校，許強通過學校當局為他申請的「育英會」獎學金，完成了三年的學習；然後直升台北帝國大學新設的醫學部。
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一九二八年，起初只設文政與理農兩學部；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才增設醫學部。據<台灣教育沿革誌>記載：醫學部之所以較遲才設立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台灣地跨亞熱及熱帶，對於熱帶醫學具有研究者甚難羅致；其次是因為醫學儀器設備的費用甚大，經費方面一時難以應付。
由於日本當局認為﹕學文、法科系的台灣學生思想最為不穩，最具危險性。所以，它並不願意讓太多台灣學生進文、法科系，但又不好明令禁止，因此就讓這些學生畢業後不容易找工作，或者只能做低階的工作。這樣，為了現實的就業問題，大部份的台灣學生祇好選擇走學實科的路，而且以學醫為上策。
因為這樣，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招生時，報考的人數非常踴躍。據前台灣總督府各年統計書及學事年報一覽材料，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投考人數是67人，入學人數4○人，錄取的百分比是59.7%。[15]
許強和蕭道應、邱林淵及李鎮源等人都是這四十人之一。
邱林淵：我十分敬重許強。他很愛幫助人，學業成績又非常好。基本上，在高等學校，成績比較好的，大多是台灣人。一九三六年三月，高等學校畢業後，我和許強及蕭道應又一起考進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李鎮源：我進大學那年，正好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開始創立。當時﹙因為是﹚第一屆，許多人聞風而至，包括許多日本學生、留在台灣的先期前輩，以及應屆畢業的學生，都參加了這次考試。百名以上各地的精英來爭取四十個名額。而四十個名額中，台灣人只有四成，十六個名額，其他都保留給日本人。名額可說是少之又少，競爭之激烈也可想而知。
我和許強先生成了同班同學。……他在大學時代十分喜歡下棋，偶而我也和他打乒乓球，在課外活動上，﹙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對他也沒有特別的注意。
我記得大學時代，日本的教授十分嚴格，雖然考試可以隨時舉行，但是通過並不容易，一旦不能通過則一考再考，直到老師滿意，及格為止，稱之為「補考」。就我所知，許強是極少數不曾有過「補考」紀錄而能全部通過的學生。
九州帝大醫學博士
一九四○年三月，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學生畢業；卅七人被授予醫學士學位，其中，包括許強在內的台籍學生共十四名。[16]
當時，台北帝大各學部採取「講座制」，規定學生須修畢若干講座才能畢業，通常每個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原則。[17]
台北帝大醫學部部長三田定則認為，風土病、肺結核及消化系疾病是內科學應該發展的三個主要研究題目，因此在醫學部設有三個內科講座。其中，澤田藤一郎教授擔任第三內科講座主任；研究主題是消化系統疾病。
澤田藤一郎自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之後，即被安排進入該校法醫學科，以生化學的方法研究人體內解毒機轉，獲得博士學位；然後進入小野寺教授主持的第三內科擔任助手。小野寺教授以其獨創的胃曲線及臂部壓點等研究，成為日本聞名的消化系醫學學者。澤田在擔任小野寺教授助手期間，繼續研究人體內解毒機轉，因而在日本的消化系醫學及生化學界成名，之後並升為助教授。他然後又留學法、德、加、美等國兩年半，從法國醫學界吸收了諸如以「bismuthnitrate」治療消化性潰瘍及詳細觀察病人之重要性等許多構想。
一九三九年二月，澤田獲聘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三內科講座主任。澤田於是延攬九州帝大第三內科講師佐藤八郎為助教授，並於同年五月，開辦台北帝大醫學部內科學第三講座。[18]
另外，台北帝大設有大學院，招收大學部畢業生，在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工作兩年。研究期滿後，提出博士論文，送請有關學部教授會審查。教授會乃推選部內教授二人負責審查；必要時，得請部外人員審查。論文審竣後，再交教授會討論。開會時，出席教授須在四分之三以上，並須經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准予通過。台北帝大自一九二八年創校起至一九四三年止，一共授予卅二人博士學位，其中理學博士四人，農學博士三人，其餘都是醫學博士。[19]
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之後，許強就進入澤田內科研究室，跟隨澤田藤一郎教授作研究；並於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據說，澤田曾經公開斷言：「許強不但是台灣，同時也是亞洲第一個有可能得到諾貝爾醫學獎的人。」
劉順娣：一九三九年，我和許強結婚。婚後，我們又各自回學校，完成最後一年的實習。畢業後，我從東京回到台灣。我們於是在台北大龍峒租了一棟舊房子，作為住家與我的私人診所。許強則到台北帝大醫學部澤田﹙第三﹚內科上班，每天早出晚歸；人家是下午五點下班，可他總要到晚上九點以後才有回來。
宋瑞樓：許強教授畢業後進入母校附屬醫院的第三內科進修內科學，本人……畢業後也進入第三內科進修內科學，因此許強教授是本人的學長。我們的教授﹙主任﹚是日人澤田藤一郎先生；澤田教授的研究領域是肝臟學、腸胃學與新陳代謝學，第一研究主題是<人體解毒機轉>。﹙我們﹚進修一段時期後，如果還會留下，就有機會﹙跟他﹚做研究。
人體體內的解毒機轉主要是肝內解毒。因此，我們的研究題目大部份與肝臟解毒機能有關。
當時的台灣，肝病與腳氣病的罹患率非常高。澤田教授認為，糖份新陳代謝步驟的後段是焦性葡萄酸產生，於是要許學長做一個試驗，那就是把糖份中的一種果糖，分別注射到腳氣病與肝病患者的體內，然後檢驗它對病人血液裡頭焦性葡萄酸的影響。許學長的研究發現：果糖液注射﹙負荷﹚後，腳氣病與肝病病人血液內的焦性葡萄酸的量都會上昇；但是再經維生素B1注射後，如果是腳氣病患者，那麼，他的血液內的焦性葡萄酸量，又會恢復正常。因此，可以用這樣的檢驗來鑑別診斷腳氣病與肝病。在戰後的日本，有一段時間，醫界還是常用這個方法做檢驗。
後來，澤田教授在台北帝大服務時代的研究成就被母校九州帝國大學﹙戰後改稱九州大學﹚醫學部教授會認同，並受邀回去擔任第三內科教授﹙主任﹚。澤田教授走了之後，台北帝大便邀請當時擔任台北帝大熱帶醫學研究所營養學主任的柳金太郎教授接任。
柳教授早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內科時期，就是一個以生化學研究腳氣病有貢獻的學者。柳教授很欣賞許學長的研究，讓學長繼續研究，終於得以完成這份研究論文，並由九州帝大授與醫學博士學位。[20]
邱林淵：我們第一屆同學拿到醫學博士學位的有：許強、李鎮源、邱仕榮，還有我；謝有福沒有拿到，因為他的博士論文沒有寫完。我們這些人的博士學位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經過教授會議通過的。因此，我們的醫學博士學位，都是台北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
在我們這幾個人當中，我認為，許強的思想是最進步的。至於許強的學術評價，我實事求是的說，如果說他是可以拿到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那麼這個評價是太高了一點。許強的教授是澤田。我也曾在一個日本人寫的材料上看過，他指出許強是有希望的人選；畢竟當時他在研究工作方面是有成就的。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許強當時的研究，在水平上應該還沒有達到領諾貝爾獎的標準。要達到領獎金的目標，還是有一段距離的。……那個時代，許強已經投身於組織的工作，通常晚上都還要忙於聯絡，所以，也沒有時間再繼續做研究。
抗日的秘密組織
一九三七年，也就是許強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的第二年，隨著日本法西斯化的不斷深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也進入「皇民化」階段。首先是在四月一日宣佈禁用漢文，強迫台灣人民學習日語日文；接著，七月七日，日本帝國在大陸發動中日戰爭。台灣乃於八月十五日進入戰時體制。
這時候，二○年代以來台灣本土的反日政治運動和團體早已遭到徹底的彈壓。那些政治意識覺醒的台灣青年，於是把反日的戰場轉向祖國大陸。
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26○○年」紀念日﹐日本殖民當局通過戶口規則的修訂﹐制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通過這樣的「改姓名運動」﹐進入最緊張的階段。十一月廿五日﹐為了鼓勵更多的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台灣精神動員本部公佈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綱要>。此外﹐日本當局又制定一種獎勵方法﹐規定說日語的家庭為「國語家庭」﹐在諸如物資配給等實際生活上﹐給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因為地理關係而成為日本南侵的主要根據地；因此，一切經濟政策也完全以對南洋侵略的軍事需要為主。
一九四四年六月，以醫學部學生蔡忠恕、郭琇琮，台北二中的陳炳基及台北高商的雷燦南等為主的北部地區青年學生，因為反日的思想學習與組織，受到日警的大檢舉。
許強雖然沒有受到這次事件的株連，但是，這段時期，他卻參加了一個進步的、秘密的反日組織——「不定期會」。
黃怡珍：我是台北汐止人。一九三七年八月，我跟隨經商的養父，從福州回到台北。因為中日戰爭爆發，學北京話竟然成為當時的風尚，很多年輕人都想學。一位同在福州讀過書的人就介紹我到宮前町﹙今圓山附近﹚，教幾個台北高等學校和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學生「北京話」。
這些學生大部份是客家人，包括從日本回來渡暑假的鐘和鳴，以及鐘九河、邱仕榮和蕭道應等，另外還有不是客家人的許強。除了教他們北京話之外，我也教他們唱<總理紀念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因為大家年紀差不多，下了課，大家就會談論起中日戰爭的局勢。他們認為，這次的中日戰爭是關係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我們與其在台灣這樣活下去，不如回大陸參加抗戰。後來，大家就決議﹕既然大部份人是學醫的，那麼，乾脆就組個「醫療服務團」吧!
因為種種原因，這個醫療服務團並沒有組成。後來，鐘和鳴就和他的表弟李南鋒、及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先到上海探路。一九四○年三月，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的學生畢業了，蕭道應隨即和我一齊奔赴上海，與他雄中時期的同學鍾和鳴會合，參加抗戰。[21]
周青：我出身工人，光復初期曾任《人民導報》和《中外日報》記者；一九四九年，為了躲避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流亡大陸。不定期會也者，乃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一九三一年台共被破壞之後，為保持其外圍勢力的存在而結合起來的反日愛國進步組織，但它的集會，為安全起見則採取不定期的方式進行。一般利用「角頭」的迎神賽會和宴請的方式集合，研討祖國抗日的最新形勢，有關延安的各種消息，歐洲反法西斯戰線的進展和窺察日軍在侵略戰爭中不斷「轉進」的敗象來向台灣人民進行宣傳。
它的成員包括：徐淵琛、朱點人、廖瑞發、王忠賢﹙阿忠﹚、鄭德來、潘金火、李成、周植兄弟、廖阿盛、高添燈、陳君玉、許強和我；這些人包括﹕知識份子、小公務員、醫生、作家、記者、小商人、木工和泥水匠等。
這個不定期會和謝雪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一九三九年謝雪紅保釋出獄後，我們就一直派代表與她聯繫。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八月二十日左右，不定期會派人與她聯繫，這時，她已開始籌劃成立「人民協會」；不定期會的成員於是成為人民協會台北分會籌備會的基礎成員。
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這個不定期會的成員有一大部份先後犧牲，他們包括：徐淵琛、朱點人、廖瑞發、王忠賢和許強。[22]
富有氣概的台灣人
隨著戰局的發展，一九四四年，盟軍飛機經常轟炸台灣各地，人心惶惶。六月十八日，總督府當局發表<稠密都市住民疏散綱要>，指定台北、基隆、台南和高雄四市為必須疏散地區。八月廿二日，當局又宣佈﹕「台灣進入戰場狀態」。十月十二日，盟軍飛機千餘架又再轟炸台灣各地；十月廿二日，「疏散指導部」設立。同年年底，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會議決議進行學校和醫院疏散計劃，選定台北溪洲和桃園大溪為疏散地。一九四五年三月，台北帝大附屬醫院門診及病房，借大溪公學校的一部份校舍正式運作，施行診療與醫學生的臨床醫學教育。
這段鄉居期間，因為工作壓力不像在台北時沉重，柳金太郎教授於是有機會在工作之餘，和學生談到與學問無關的話題……。
宋瑞樓：柳教授在來台之前曾經在大陸東北﹙滿洲﹚的日本機關，擔任過保健局長。因為在東北待過一段時期，對當地大陸人的一般性格，有他一定的認識與看法。有一次，他和我們談到東北人和台灣人的性格問題。儘管兩地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是，柳教授卻發現台灣人與東北人並不相同。
「哪裡不同﹖」有人問說。
「缺乏氣概!」柳教授當著台灣學生的面前毫不客氣地表達了看法。
幾個台灣學生對他這樣坦白的看法似乎也無法提出什麼有力的辯駁，只好尷尬地沉默著。
「但是，」柳教授接著說﹕「你們的許強學長跟其他人不同，他是個富有氣概的人。」
柳教授於是談了許強讓他認為「富有氣慨」的幾個實際例子……。
第一，許學長與教授下棋時絕對不讓。
第二，台北帝大附屬醫院有三個內科，輪流擔任初診與星期天急診。有一個星期天，許學長值班時，恰好總督府大官民政局長不舒服，來台大醫院就醫。許學長要給他診察時，追隨來的科長卻要求許學長通知教授，許學長回說先讓他診察後再報告教授；科長聽了之後非常生氣，就直接與院長通電話；院長是第一內科主任，於是親自赴院處理。第二天，院長又以電話告訴柳教授星期天發生的事，並責問值班醫師。柳教授於是問許學長事情的經過。聽了許學長的報告後，柳教授就給院長回電說，他認為值班醫師當天的措施並無不當之處。
當時，台大醫院的日本人醫師，除了教授﹙主任﹚與身體檢查不及格的醫師之外，都被召集去服兵役，擔任軍醫。[23]第三內科之助教授佐藤八郎先生，當然也被召集，但是因患嚴重的痔瘡，不久又被送回來。這時候，因為視力太差而身體檢查不及格的講師，剛好擔任醫局長；他平常不用照顧病人，只在研究室繼續研究。柳教授認為這樣不公平，於是就讓他回故鄉，並推薦擔任助手的許學長接醫局長。但是，醫學院當局不同意讓許學長擔任醫局長，改由佐藤助教授兼任。
柳教授對許學長如此的肯定，證明許學長不但在學術能力上，而且在做人的人格、思想上，都是高尚的。
接收委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台灣回歸中國。
十月十三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擬訂具體計劃接管台灣教育，其中，台北帝大改為國立台北大學。[24]
十月廿五日，中國戰區台灣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舉行。
十一月，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聘杜聰明為台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負責接收原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院事宜。同月十五日，行政院令設國立台灣大學於台北帝國大學原址，由羅宗洛擔任代理校長。原台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代表校方，將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學專門部及附屬醫院，移交國民政府代表——教育部特派員羅宗洛。接收後，台北帝大醫學部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台北赤十字醫院則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十二月一日，杜聰明任醫學院院長兼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25]
這段期間，第三內科助教的許強被選為以杜聰明為首的六人接收小組成員。接收小組除了共同扛起重整校園、重建學校的責任之外，並且協助國軍接收分布全島的軍用醫療物品。在接收過程中，許強實際負責醫院營養部的接管工作[26]。
翁廷俊：一九三七年，我畢業於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隨即進入台北醫院﹙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內科。
由於戰爭關係，台大醫院﹙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於民國三十四年疏散到大溪公學校，那年八月十五日，我們在大溪聽到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廣播後，就開始遷回台北。各種醫療器﹙具﹚由醫師、護士像搬運工人一樣，陸續運回台北，差不多到十月，一切都已就緒。這期間，最興奮、激動的當屬醫學部第一期生，在大溪回台北的車上，可聽見他們議論紛陳，喜悅不已。
回台北後，醫學部的日本人組織了「和親會」，互助合作。醫學部在職的台灣人醫師也相應地組織了「台醫同學會」，並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許強、許燦煌﹙第一屆﹚、李鎮源、賴肇東﹙第三屆﹚和我五位委員，參加杜聰明先生為首的六人小組會議，協助杜聰明先生接收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學專門部、台大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及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及支部醫院（今市立中興醫院）……。
那時候，大家都為了能脫離被統治的身份而喜悅，那種上下一心的感受，充滿每個人的心田。[27]
宋瑞樓﹕當時，為了接收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組成了接收委員會；許學長就是委員之一。[28]
日據時代，營養部由「仁濟團」包辦，並由第三內科的助教授監督。然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卅一日的台北大轟炸中，它已被炸得滿目瘡痍了。許強於是特地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一直要到一九四九年護理部正式成立後，才把工作移交。[29]
李鎮源：光復之後，台北帝國大學的移交工作展開，他﹙許強﹚是杜聰明先生底下接收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的委員之一，工作得十分認真。這時候我開始發現他的個性很正直、很有正義感，是非黑白分明。只要是對的事情，他就極力支持，不對的事情，則反對到底。這和我的個性很相似。由於相同的性情，我們都曾得罪過杜聰明先生。而在初期台大醫學院的教授會中，我們倆人的意見，也特別相近。
良師良醫
根據杜聰明在<留用日本人教授及起用本省人材來建設醫院>一文的說法﹕台北帝大的接收工作完成，改制為內分文、法、理、工、醫、農六學院的國立台灣大學後，台大醫學院除了各科留用的日籍教授以外，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卒﹙畢﹚業生卒業後五、六年，按資歷應是副教授程度，所以各科卒業生就起用為副教授兼主任。
因此，許強不但主持了台大醫院第三內科，同時也是受到學生歡迎的老師。
宋瑞樓：光復後，……醫學院內科繼續維持三科制，鄭培禮助手擔任副教授，主持第三內科；但是，鄭主任不久就因患病，請病假。第三內科主任於是由升任講師的許學長代理。當時，本人之研究室兼辦公室與許學長同一間，看到他忙於準備上課與出席開會，本人也忙於工作；因此，接觸機會較少，非常可惜。不久，許學長升任副教授。鄭主任去世﹙一九四七年﹚以後，許學長就升任主任，搬入主任室。
許學長在講堂的上課，像老師澤田教授簡明而啟發學生了解重點，吸引不少學生，使不少學生畢業後進入第三內科進修內科，給第三內科帶來發展的動力。
施振坤：我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入學台北帝大醫學部，一九四八年七月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二屆﹚，可以說是受胎於台北帝大醫學部，由台灣大學醫學院出世。……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方酣時，唸完基礎醫學，大部分同學﹙便被迫﹚「投筆從戎」，去當學徒兵。
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時熱情的青年學生，都以激動感激的心情，去參加各種慶祝活動，感到無比的歡樂與興奮。有時候去歡迎八年抗戰勝利的國軍進駐台灣，或者學習國語，研讀三民主義等，﹙這些﹚都是年輕人對台灣光復，投入祖國懷抱的感激而自發的行動。街頭巷尾鞭炮的聲音不絕於耳，大家歡天喜地的心情，持續了一段時間，想「改頭換面」，準備「重新」做一個「中國人」。到十月慢慢安靜下來開始上課。
上課以前，我們醫科第一屆、第二屆的同學，集合在中山南路的醫學院大門口，先拆除「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招牌，搖身一變成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學生。[30]
翁廷詮：回憶當時，我們﹙台大醫科﹚第三屆的五十一名日人學生被遣送返國後，只剩下十幾名台籍學生。後來由外地歸隊的醫科學生陸續報到後，才形成六十一名的醫科班。光復初年的台大醫科生都是至優的學生。這群純粹無暇的年輕人遇千載難逢的光復時機，莫不歡欣鼓舞，如奔騰不羈的野馬般，為了祖國復興，積極地組織學生聯盟或學生自治會，並頻辦文化體育及學術討論交換意見等活動。……學生自治會的活動到了二二八事件後也自動地解散了。[31]
顏世鴻：我是台南人，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據下台南二中第二十屆畢業。一九四六年，我進入台大醫學院就讀，算是光復後的第五屆學生；當時也是五年制的最後一屆。﹙後來的兩屆改成六年制，從第八屆開始才改成七年制。﹚我曾經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一九五○年六月，因牽連所謂「學委案」被捕，處刑十二年。
許強先生是我南二中和台大醫學院的學長。
我個人認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的學長，可以說都是當時的頂尖人物，如許強先生、李鎮源先生、邱仕榮先生、謝有福先生和陳登科先生；再加上醫專時代的精華，如徐千田先生、董大成先生、徐傍興先生；還有留下來的幾位日籍教授，如解剖學的金關丈夫先生、生理學的細谷先生、組織學的森於菟先生、外科的河石教授和寄生蟲的森下教授﹙也留下一段時間﹚；再加上由大陸來的、留日的病理學教授葉曙﹙千葉大學畢業﹚和細菌學的嚴智鐘教授﹙東京帝大﹚；這些人勉強支撐了光復初期台大醫學院的教學。[32]
蘇友鵬：我是台大醫學院第三屆畢業生。許強醫師是台大醫學院第一、二、三、四屆的老師，所以，我給他教過。他講授消化系統，上課非常準時；當時的醫學術語都用德語，我們這些學生都很喜歡學他講那種帶有台灣腔的、德語的醫學術語；他講話的聲音柔和、慢條斯理、娓娓道來，不像他的名字「強」那麼有力。許強老師很喜歡中文，他自己說過，他覺得，他的姓名用中文發音要比用台語或日語發音來得好聽。[33]
顏世鴻：三年級的時候，我和另兩個同學都還留著和尚頭。在那個時代還留這樣髮型的人，有的是為了乾淨起見，而我卻是為了省錢；因為留和尚頭，只要我母親用剃頭刀隨便刮一刮就可以了啊！當時，宿舍裡的伙食有份量限制，可我正處於發育期，很會吃，經常要到外面吃切仔麵，因此零用錢比較不夠用。在台大福利社理髮雖然比外面便宜三倍，我還是把剃頭的錢省下來了。台灣人一般在生產時對和尚頭是有忌諱的！因為我們四年級時要到婦產科實習，所以，許強先生就勸我們別再留和尚頭了。我於是把頭髮留起來。
許強先生當時也是第三內科的主任，主科是胃腸科。我曾經因為胃痛去給他看過病。許強先生了解我沒錢，也就沒有勉強我去照X光。結果，他診斷出我有十二指腸潰瘍，勸我利用暑假開刀。後來，我並沒有遵照許強先生的囑咐去開刀，而長年的胃病也始終沒有治好；一直到許強先生為我診斷的卅九年後，我因為第十一次﹙最後一次﹚胃出血去照X光，這才發現自己的確有潰瘍的毛病。這也証實許強先生當年的診斷是確切的。
謝呈周：我是台北人，一九二五年，我從台北工業應用化學科畢業以後，進入公賣局製酒科當雇員，光復後繼續留任升為技正，與台大農學院教授王西華先生合作，在台灣各酒廠研究生產酒類之技術。
我與許強醫師認識是因為給他看病的關係。
我有胃病，長年治不好。台大醫院魏火曜院長就介紹我去找許醫師。結果，許醫師診斷出我有嚴重胃下垂；他同時告訴我，治療胃下垂有二種方法：一是開刀，二是藥物和食物治療。因為當時的開刀手術不很進步，所以我選擇藥物和食物治療。許醫師的問診態度親切，首先就讓我對他有信心。他給我開了胃藥，並指導我用牛油攪飯以增加腹部肌肉的食物療法。我照他的指示服藥與食療，經過三個月後，我就感到很舒服；治療一年就痊癒了。
許強醫師的醫術高明，治好了我的胃病，讓我能活到八、九十歲，我對他非常感激。[34]
罷診事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台大當局在接收完成後給七十名有薪職員發了證書；同時，杜聰明院長也安慰其他無薪職員說﹕「近將補充定員之職員，而定員外之無俸之職員亦將發給證書，此事業已受羅代理校長准核。」
為了儘快穩定醫學院的人事問題，讓同仁安心工作，杜聰明院長於是向校方提了一份<編制內補缺及擬聘無薪助理醫師>的名冊。
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台大代理校長羅宗洛赴渝﹙重慶﹚述職，由教務長陳建功代行校務。二月十三日，校長室周秘書到職。杜聰明院長提交的人事建議案卻一直被擱置，沒有處理；經多次交涉，周秘書答覆說﹕「職員登錄問題皆屬於校長，現在校長不在，且無有任何指示，須要俟校長歸任，始能解決。」針對這樣不負責任的答覆，台大醫院的無薪助理醫師們非常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為什麼其他學院還在繼續登取新職員，獨獨醫學院卻置之度外!三月十九日正午，他們在醫學院各科「有俸職員」援助下，以要執行正當業務，須有合法行為起見，全體連名，向校長室周秘書提出要求書，要求以廿一日下午五點為限，發給「委任狀」；否則對以後發生的任何現象，不負其責。
三月廿一日，台大當局針對上述的要求答稱﹕「無有證書之職員，原來不是職員，故無要求之權利；有證書之職員，已有證書，無再要求之必要。」因此拒絕醫師們的要求。
會商決裂了，醫學院的醫師們與台大當局的正面衝突，似乎已經無法避免了。
杜聰明院長「鑑于情形重大」，於是在當天下午四點聚集全體職員，在附屬醫院講堂舉行會議；他表示，為了避免此一「危機」，希望把期限延到廿二日上午九點。醫院的職員們答應了杜院長的要求，但主張強硬地說，「我國為法治國，當應合法執行業務為妥，倘若至期限[仍]無發給證書，醫院將停其醫務，社會亦影響不小」。
然而，一直到期限規定的第二天﹙廿二日﹚上午九點，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圓滿解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全體醫員於是發動罷診抗議。[35]
台大第一附屬醫院的院門口隨即張貼了三張休診告示﹕
一、本日起休止門診。
二、
三、革除學內專制，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大學。
四、
三、我們這次的罷診，對於一般來診病人，實在太對不起，我們這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沒有一定的身份保障，我們是做不到的。[36]
三月廿四日，《台灣新生報》首先刊載了一篇題為<要求發給正式證書——臺大醫學院職員罷診>的報導。
三月廿五日，早晨，台大周主任秘書接見杜聰明院長，要他代為傳達學校當局的處理意見﹕
一、追究將此項問題發表於各報之責任者。
二、
三、急速恢復應診，照常服務，當局將於三日後考慮適當之策。
四、
對此，第一附屬醫院的醫員代表向採訪記者表示：在民主政治時代，他們的正當要求毫無置諸秘密之必要，所謂「追究責任者」，實屬滑稽矛盾；至於恢復服務一節，仍以大學當局應先發給委任證件為先決條件，故難遵照辦理。
與此同時，台大第二附屬醫院院長陳禮節鑑於事態重大，為了避免波及第二附屬醫院，乃於上午十點，召集該院全體職員於會議室，宣稱﹕「日前余曾攜君等之陳情至本部接洽，據答﹕第二醫院因未如第一醫院之妄行罷診，不久即將發給正式辭令。周主任秘書並謂對第一醫院罷診全體職員，將予嚴懲，縱使醫學院或附屬醫院終行封鎖，亦決採取強硬態度，君等萬不可輕舉妄動。」然而，陳禮節的這一番話不但不能安撫該院員工的心，反而引起該院職員之「痛憤」，第二附屬醫院的全體職員於是決定起而響應罷診。
罷診的風潮迅速擴大到醫學院各方面的學生。因為附屬醫院罷診，使得這些學生不能繼續實習，他們於是懇求台大當局之善處，不料卻遭到「缺乏誠意之高壓態度」，因此決定以「罷課」來支持附屬醫院的罷診。據聞，其他各學院的學生也「聞風繼起，呼應醫學院之學潮，決為打破學園之官僚化，爭求大學之民主化而共同邁進。」[37]
三月廿六日，《台灣新生報》頭版刊登了一則署名「國立臺灣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第二附屬醫院醫員一同」的<對來診病人道歉聲明>﹕
我們這次的罷診。對於一般來診病人。實在太對不起。然而我們這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沒有一定的身份保障我們的服務是做不到的。因為責任的限度究竟到那裡，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不相信大學最高當局沒有解決的辦法。如果打算解決的話。我們認為大學裡是決不可有專制和欺騙的。這是不合於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的。故此我們的要求不僅是為了一部份人的委任與不委任。這點熱誠和苦衷還希望社會人士瞭解與原諒。在罷診期間中急症病人照常診療。特此道歉聲明。
三月廿七日，第二附屬醫院醫員也加入了罷診的行列。這時候，台大代理校長陳建功除了電請人在重慶的羅宗洛校長指示之外，並「迭囑」杜聰明院長負責勸導。請願人員於是委請杜院長代為轉達兩項新的要求：
一、限大學於廿八日發出委任狀。
二、大學當局應改正其官僚態度。
杜聰明院長於是聲明：「調解無效」。事態更加擴大。[38]
因為這樣，這場台灣史無前例的醫師罷診事件，終於引起國民政府中央的注意。
四月九日，羅宗洛校長由上海飛返台北，他在機場向<中央社>記者表示﹕「蔣﹙介石﹚主席對台大甚為關懷，……教育部已將台大預算，全部通過，刻呈行政院審核可望照准。……關於醫學院附屬醫院怠診風潮，當徵詢各方意見，可望於一二日內解決。」[39]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日，羅宗洛校長會見了醫師代表，瞭解罷診的原因，並答應改進「大學民主化」的問題，同時先發給「無薪助理醫師」聘書。
四月十一日，附屬醫院的全體醫員於是向市民發表一份<復診聲明書>，結束了長達半月的罷診行動。[40]
翁廷俊：光復後，台大醫院除了各科留用一位日人教授之外，其他編制為副教授、講師、助教﹙頂多三人﹚、有薪助理醫師三人，其他都是無薪助理醫師。校方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根據日本的移交清冊，先發一批聘書給當時的有薪人員，並同意將陸續對編制內補缺者發聘書，並對編制外的醫師發給無薪助理醫師聘書，使這群留在台大醫院的中堅分子有合法身份。無薪助理醫師對疏散物品的搬回，清理被空襲破壞的院舍、醫院接收等工作，以及醫院的診療業務，與有薪的職員一樣盡職復責。事實上，當時如無這些無薪助理醫師，既不足應付門診及住院病人的診療，更談不上教學與學術研究。[41]
魏火曜：日據時代，醫師算文官制度的一部份，教授也是任官的，職等較高，都拿高薪。醫院中的助手是判任官，級數最低。大半醫師都是日本人，戰時日本人當兵去了，才由台灣人遞補遺缺。……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剛回台灣，臺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就要我進臺大醫學院任教，當小兒科教授，那時候校長是羅宗洛。因為中國大學制度與日本不同，所以光復之初，台大非常亂，醫院中有不少無給醫師或助教。……[42]
當時的物質條件太差，整個大學未上軌道，醫院的行政管理也很糟，院內到處是破、爛和髒，那時一般社會有一種變相的「民主作風」，校內也難免有此風氣，院內此風更盛。附屬醫院醫師們和臺大當局惹起衝突﹙記得原因是人事問題﹚，而醫師們的空前絕後的罷診事件就在此時發生。[43]
邱林淵：在日據時代，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的體制上，副手分「有月給」和「無月給」兩種；另外，還有一種助手，說好聽些叫「助教」。不過，光復後，國民黨來接收，卻不承認那批畢業後留在醫院工作的學弟們，並且不給他們任何職務，這當然就侵犯了他們的工作權啊！這一點是很不合理的。
許強於是就起來帶頭，領導他們向國民黨提出要求。
我們是第一屆畢業生，資格上算是最老的，他們是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等；問題出在有的人打算畢業後，在醫院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出國深造，結果，因為沒有證書，就沒有機會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要求一定要給聘書，只要給個職務，讓我們有飯吃，也可以看病，要求不高嘛！可是，學校當局就是不願承認啊！吃飯權沒有了，聘書也不給你，我們向學校校長提出要求，他當然不同意；所以，大家生氣了，就開始罷診。
罷診事件是許強推動的。當時，許強一方面領導醫師罷診，一方面製造社會輿論。那時候，許強已經認識蘇新﹙佳里人﹚了，蘇新是《人民導報》的總編輯，宋斐如是社長﹙教育處副處長﹚，他們都支持罷診的行動。
翁廷俊：直到四月九日，羅校長返台，於台北機場發表談話表示﹕蔣總統甚為關切台大問題，指示儘速辦理。羅校長即於次日召見醫師代表，問明罷診的原由。林天賜先生、林天祐先生和我回答說，我們自己教出來的畢業生，得不到臨床訓練機會，不要薪水而只要求一張憑證而不可得。羅校長當場答應我們的要求，問題迅速解決。於是四月十一日恢復門診，一星期後，不僅各科編制內缺額的聘書發出，原先只要求無薪助理醫師聘書的人也接到有薪助理醫師之聘書，整個罷診風波於此告一段落。[44]
楊思標﹕時隔四十年，如今回憶這宗不幸事件，好比兩個兄弟從小在不同文化教育制度，不同語言習慣環境下成長五十年後，再聚時，未經充分的溝通及互相諒解下，所引起的摩擦，或許是免不了的小插曲，經過充分溝通應該可以避免或化解的。[45]
讀書活動
台大醫院罷診風波，終於成功落幕了。然而，只要社會潛存的基本矛盾沒有得到解決，歷史的「悲劇」就不到落幕的時刻。
不到一年之後的一九四七年二月底，一場比這場罷診事件更大的風暴，就因為延平路上的緝煙「摩擦」，點燃了全島民眾抗暴的「二.二八」烽火。經歷了一場「二.二八事變」後，絕大部份的台灣青年不可免地陷入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
事實上，大部份進步的台灣青年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了；他們後來便通過對同時涵蓋大陸與台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略規律的認識，轉而傾向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
在那樣的大時代裡，台大醫院裡據說以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為主的部份醫生們，也秘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
李鎮源：光復之初，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我們心裡都感到無比興奮，甚至寫了標語歡迎國軍到來。然而目睹了來接收的文武官員腐敗的行為，慢慢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特別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台灣菁英，或者被殺、或者失蹤。一般民心，受到這事件影響，紛紛背離。而共產黨藉著宣傳優勢，獲得民心支持，迫使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來。因此當時﹙的﹚共產黨，不管是形象或者是民心，都比國民黨還要好，或多或少許多知識份子都受了這樣的影響。
劉順娣：婚後，我們陸陸續續地生了五個孩子。許強處處為公不為私，從來不管家務事；即使是颱風天，他仍然忙著照顧病人，也不管那四、五個小孩。我自己是個除了醫學專業之外，什麼也不懂的人；沒什麼思想。他從來也沒跟我談過什麼思想問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思想﹖更不知道，他以後會走上那條路。
顏世鴻：許強先生究竟是如何走到這一條路上來的呢？對此，我一無所知。我向來不問他人的私事，尤其不敢問胡鑫麟先生。我對胡先生的脾氣很清楚，問了，他也不會談的，說不定還會遭到一陣罵，況且可能連胡先生也不會知道。如果許先生不自己說，胡先生也不會去問人家私事。胡先生與我一樣，除了自然知道的，或可以由前後推理的，一向不去管人家的私事。何況，這種事，知道愈少愈好。
事實上，許強他們一開始所認同的祖國是蔣介石領導的祖國，為什麼像他們這樣優秀的青年會對蔣介石政府失望？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二.二八事變」讓他們思考到必須在「紅色祖國」和「白色祖國」中選擇，最後，當然是選擇了前者。其實，這說起來也是很簡單的；因為在日據時期，年輕人讀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書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到處都可以買到這些書。日本人在思想上是不干涉的，他們在乎的是行動。
胡鑫麟：我是一九一九年出生於台南，……在台北高等學校讀完四年的尋常科和三年的高等科，我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算起來是第四屆的學子。……二二八事件後，目睹屠殺和逮捕，那種恐懼實在無以名之。隨著時間的流逝，恐懼也漸漸忘懷，又敢出來做一些自以為應該做的事了。……世界思潮所致，學生時代我們多少讀過社會主義的著作。日本殖民統治雖然控制人民思想，卻不限制知識份子讀什麼書，馬克思主義的書，四處都買得到，不會像後來的國民黨重重限制，這本書也不能讀、那本書也不能看。以前日本京都大學有位名學者﹙河上肇﹚講共產主義經濟的，許多人受他影響。我也讀過孫文日文版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46]，我很贊成新民主主義的說法……不過我讀的最多的是中國三○年代的小說。[47]
蘇友鵬：一九四九年，我畢業於台大醫學院；然後就進入台大醫院耳鼻喉科，擔任醫師兼助教，直到被國民黨的特務組織逮捕為止。
在台大醫院時，我們搞了一個讀書會，但是規模並不大，主要是讀一些三○年代的書籍；像是巴金、茅盾、老舍、魯迅的作品。當時的耳鼻喉科主任杜詩綿也常向我借書。那時候，我在是台大醫院有自己的一個房間，他常常會悄悄地從我書桌上拿走那些書去讀，看完後向我道謝，然後再悄悄地放回我的桌上；他很清楚那些書都是禁書，在當時是不能閱讀的。我們當時的組織就是這個讀書會而已。
我和許強他們的組織，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許強當時在福利社的福利委員會工作，為員工的福利投入不少心力。儘管我和許強沒有正式的思想討論，但是與他長年相處下來，福利委員會有些日文書進來時，他都會拿給我看。當時他也推薦我參加組織，並且要我寫自傳，但是我太忙了；有時候，晚上，他也會到耳鼻喉室來找我聊天。[48]
邱林淵：我記得，在高等學校時期，許強向我們這些同級、較要好的朋友介紹過河上肇的思想。所以，我們在日據時代已經看過河上肇的《貧乏物語》了。這本書有很特殊的基本知識在裡面，對當時的我們，影響很大。
在帝大醫學部時期，我並沒有和許強他們有太多思想上的接觸。蕭道應醫學部沒有讀畢業，好像是唸到要實習的那一年，就去大陸抗戰了。至於許強，他的思想就比較進步，這是有原因的。其一是受了教我們幾個學生普通話的徐征的影響，他是台大文學院的老師，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了。
一九四六年，有一陣子，許強不見了。他當時只對我說：「有事要到上海。」可是，我無法確定，他究竟去了沒有﹖後來，再見到他時，我才知道，他真的到過上海，而且找到李偉光﹙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和地下黨的組織發生了聯繫。回到台灣後，他就比以前要更加活躍了。
我和許強、蕭道應等人，原來就交情不錯。許強一向很關心我們這些朋友，也很希望我們的思想能夠進步，看問題的眼光可以更遠大。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而國民黨報紙的資料又都是假的；所以，他會拿一些解放區的材料給我們看。另外，他還叫我們聽來自張家口解放區介紹解放戰爭情況的日語廣播。可以這麼說，我們那幾個同學，對於解放區的知識，大多是從許強那裡獲得的。
看了許強給我們的關於解放區的資料以後，我感到他們共產黨人真的是在為中國奮鬥，比較有前途，而且，中國將來就應該有這樣進步的社會才對。所以，我覺得，為中國的革命工作，要比我去做一些無足輕重的事業，來得有意義。從那之後，我開始想離開台灣，到大陸解放區去。
一九四八年年底，我們一起出來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吳萬耀，嘉義朴子人，高等學校同期的學生，醫校晚我一期；另一個是王慶壽，艋胛人。我們先到香港，再進大陸。我當時也不想回來台灣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討厭國民黨，不滿它的專橫無理。
當我決定要離開台灣的時候，曾向幾個人說過這事；第一個是蕭道應，第二個是許強，第三個是胡鑫麟，第四個是翁廷俊；我就只跟他們四個人說。當時，我有找許強一起走；不過，他說，他暫時還離不開，大概要再一年後，他才可能過去。可是，不到一年，他就被抓走了。
地下組織
《安全局機密文件》秘載：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派台灣彰化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同年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同年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洽調來台幹部。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嘉義新港籍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上海，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四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七月，蔡孝乾潛台，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機構工作。張志忠則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49]
國民黨特務機構所掌握的情報進一步指稱，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至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在香港秘密舉行「台灣工作幹部會議」期間，「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北區建立的組織包括﹕「台北市工作委員會」，下轄九個支部;「台北市學生工作委員會」，下轄三個支部;「郵電職工總支部」，下轄兩個支部;一共有黨員一百六十三名，佔了全省黨員人數的五分之三。[50]
關於「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的成立過程與內容，《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的相關檔案指稱：
一九四七年六月，台大醫學院助教郭琇琮參加地下黨組織。同年秋天，「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十月，郭琇琮充任該委員會委員。一九四八年二月，許強由郭琇琮親自吸收，加入地下黨。同年春天﹐「台大醫學院支部」成立。五月，郭琇琮前往香港，參加「台灣工作幹部會議」；六月底返台，代理「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不久，郭琇琮正式擔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負責人許強﹚。[51]
《安全局機密文件》另載，蕭道應於「三十七﹙一九四八﹚年春﹐擔任台大醫學院匪黨支部書記」[52]。
如果官方檔案確屬事實的話，那麼，所謂「台大醫學院支部書記」究竟是蕭道應還是許強呢﹖
林書揚﹕我是麻豆人。許強是我南二中的學長。一九五○年五月卅一日，我在家裡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實際監禁三十四年七個月。
蔡孝乾這個人的名字，我在日據時代就曾經聽我的表兄莊孟侯提過。當時，他並不是特別提出蔡孝乾來介紹，而是談到一些流亡大陸的、早期台灣社會運動的領導者的人名時，也提到蔡孝乾這個名字。
光復以後，我又聽到一個從大陸回來的親戚提到他。我的親戚說﹕「聽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派一個台灣出身的幹部，叫做蔡前的，回來台灣進行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的組織工作。」
他所說的「蔡前」，其實就是蔡孝乾。當時，儘管我的親戚並沒特別交待，我們也知道這個消息的敏感性，所以，聽了以後，除了和一些同時在看左派書籍的朋友提過之外，也沒有擴大，到處去說。當然，我和那些同時在看左派書籍的朋友多少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我們的看法是﹕「這個人累積了那麼多的運動經驗，又參加過兩萬五千里的長征；一定是一個相當有領導力、相當強的人。這個蔡孝乾如果真的有回來台灣，恐怕就是下一個階段的台灣政治的主導人物。當時，我們的確是有那樣的暗中的期待心理。只是，我們都沒有想到以後會是什麼樣的變局﹖而蔡孝乾又有怎麼樣的下落﹖[53]
胡鑫麟：我被捕，是因為蔡孝乾的關係。
其實當年蔡孝乾初來台灣時，省政府馬上就知道了。杜聰明先生時任參政員，後來是省府委員，在省政府開會，有什麼消息，回到台大醫院，有時會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告訴我們說，共產黨那邊派個「姓蔡的人」來了，我們要提防國民黨，也要提防共產黨。……
我覺得很奇怪，中共派人來，係屬極機密，為什麼國民黨會得悉。
我之所以會加入組織，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和自己的處境。經過戰爭的慘烈轟炸，台大醫院的建築也被炸，我們一直在半毀的醫院，事倍功半的工作。屢次向學校反應，學校都說，要做什麼研究，用什麼儀器，你寫來吧。於是我們寫了，交上去，沒有回音，寫一次，再寫一次，再寫一次，還是沒有回音，簡直每天都在寫申請表。在那種情況下，根本沒辦法研究。什麼都沒有，無從研究起。大家都不滿，都很憤慨。
你說日本政府很差，但研究經費從來沒問題，國民政府來了以後，什麼都有問題了。久而久之，大家認為不能再如此這般的繼續下去，主張想個辦法，以便脫離困境，改善情形。最重要的是，個人的力量有限，應該有個組織，大家一起做事。這種想法，漸漸成為大家的共識了。
一方面，國民黨在大陸已遭到人民唾棄，二二八事件以後在台灣，更是完全失信於民。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當然是主張民主改革的共產黨了。當時的潮流就是這樣。全中國標榜公正進步的報刊，幾乎都響應中共，學潮所示，青年知識份子都心向共黨，連外國，包括美國，也看好中共。台灣的情形也差不多，想做官發財的，就投靠國民黨，想為重建台灣盡一點力，就要借重中共。……
我不記得蔡孝乾是什麼時候來找我的。那時中國內戰方熾，一直到蔣介石撤退來台，國民黨才開始大舉捉「匪諜」。蔡孝乾透過朋友的介紹，到醫院來找我，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試探。後來我之所以答應，是為了台灣。當時我的想法是，為了台灣好，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蔡孝乾來找我時，一直用化名，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來歷和身份。雖然杜聰明先生曾告訴我，共產黨那邊有一個姓蔡的人要來，我並沒有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加入組織後，照規矩是他直接和我聯絡，我再和其他人聯絡，這種單線聯絡，使我對組織的情況無法很清楚。
蔡孝乾從來沒有提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一直到我被捉進保密局，偵訊中，才第一次聽到這些名詞。先前我只知道他負責一個地下組織，有豐富經驗，又有力量，到入獄後，我才知道蔡孝乾這個名字。[54]
蕭道應：二二八後，我經由高雄電台台長莊孟倫介紹，認識了張志忠；然後便由張志忠吸收入黨。……那時候，我在台大法醫研究室服務。雖然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黨員，可我沒有介紹過任何一個人入黨。有一天，張志忠叫我去主持一個小組會議；他說，有一個支部，你什麼時候去主持開會。我於是在他所說的時間，前往南昌街謝桂林醫師家，進去一看，在座的都是些醫生，包括：許強、郭琇琮、謝桂林、翁廷俊在內。……我們沒有講什麼名義，更不用說什麼「支部書記」或其他什麼，只是分工。現在看來，它可能是「台北市委」下面所屬的醫師組織，但不是台大醫學院方面的支部。那時候，調來調去的，有危險就馬上調離。開完會後，我又被調走；它就由張志忠直接領導。後來，張志忠就把我和他們隔開來了。[55]
邱林淵：那時候，許強還在新公園旁開了一家診所；一個叫邱魏根的桃園人，在他樓下賣水果，樓上則是診所。聽說，許強的診所，事實上就是他做地下工作的地點；開診所只是一個掩護。
許強的活動是很隱密的，連我是他的好朋友都無從得知，我還是到了八○年代，在日本見到胡鑫麟，聽他說了以後才知道的。我知道許強是地下黨員﹙其實用猜也可以猜得到﹚，他搞了個診所，其實就是在做聯繫的工作。他曾經跟我說過：「我搞診所不是因為貪錢，是為了做一點功德。」可是，他沒有說，這間診所是做為組織聯繫用的。我們完全是由他平日一直追求進步、正派、樂於助人的表現去了解：的確，他這家診所並不是一般的診所。其實，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像兄弟一樣，許強有很多事情都會跟我說；雖然那個時候我的思想還不是很進步。不過，牽涉到組織祕密的事，他就不會講了。
顏世鴻：我要強調的是，台大醫學院第一個在外面開業看病的就是許強。這在當時很不得台大少數同仁的諒解，連學生都罵他愛錢；畢竟那時候的醫生都還富有理想性。不過，據我後來在獄中所知，許強並不是為了錢而出來開業的。其實，這是蔡孝乾要他這麼做的；因為蔡孝乾當時欠缺活動經費嘛！許強先生賺的錢都讓老蔡拿走了。﹙許強應該直屬蔡孝乾﹚為了澄清一些人心內的誤會，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一點提出來。
許扶美﹕我是許強醫師的二女兒。記得，小時候，爸爸在台大醫院工作，又在新公園門口對面診所兼差，每逢週六，我和大姐就坐三輪車去台大醫院看爸爸，我們常在台大醫院又寬又長的走道跑來跑去，新公園也是常玩之地。……爸爸非常疼我們，常常帶我去日本料理店吃飯，因為他知道，我最愛吃碎肉白菜卷……。[56]
在台大醫院院長室被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在國共內戰中全面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大陸，由廣州播遷台北。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職；三月十二日，陳誠內閣就任；台北國府的時代正式展開。三月廿二日，為了政治安全的重建，在國防部設立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把大陸時期不同系統的特務機構加以一元化的集中加強，準備以恐怖手段來推行其在台的軍法統治。
事實上，更早之前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基隆中學師生逮捕事件為序幕的、情治系統的秘密逮捕行動，早已在全省各地同時展開；各情治機構的監牢也已人滿為患。
一九四九年十月間，郭琇琮將台灣省地圖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書，交給一位名叫林秋興的同志，帶往香港；但是，啟程前，林秋興卻在基隆被捕。郭琇琮的身份暴露。情治機構於是展開嚴密偵查，並於一九五○年一月起陸續逮捕與郭琇琮有關的「潛伏之匪諜」。[57]
特務的魔爪終於也毫不留情地伸進台大醫院了。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和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在院長辦公室當場被捕。
胡寶珍：一九四八年，我畢業於台大醫學院，進入台大醫院皮膚科服務。被捕的時候，我正在醫院看病，有人來說：「院長有事找你！」我覺得莫名其妙，天底下哪裡有這回事？我在看診，院長找我做什麼？不可能的嘛！可我還是去了。到了院長室，我看到已經有十個人左右坐在那裡等我。
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我究竟是因為怎樣的關係被捕的﹖照理說，我是和郭琇琮關係比較近才是；可跟我一起被捕的許強、胡鑫麟和蘇友鵬，卻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真是覺得莫名其妙。其實，我也沒有入黨，就只是和郭琇琮談談話而已。[58]
胡鑫麟：當時台大校長是傅斯年，傅斯年有些份量，情治人員不敢太得罪他，不太敢逕行逮捕台大醫生，於是他們先去找傅斯年校長，要他點頭。
傅斯年說，這些人是我們台大的重要人士，要捉人，證據先拿出來，否則我不能交人。……
那時，保密局交不出證據來，雙方交涉後，傅斯年提出幾個條件，第一，不能用逮捕的方式，只能以傳訊的方式處理。傳訊進去後，如果有問題，立刻問明白，沒問題，立刻放人出來。如果要拘留，必須允諾家屬送東西進去。傅斯年說，「這些條件統統答應，我才交人。」
凡此種種，都是出獄後我才知道的。……
保密局答應傅斯年的條件，馬上就來台大醫院捉人。那時我們正要開主任會議，他們先是找魏火曜﹙院長﹚談，談完，直接就把許強和我從會議室帶走了。[59]
蘇友鵬：我和許強醫師是同一天被捕的。被捕時，我在台大醫院耳鼻喉科擔任萬年的值班醫師。因為案情爆發，凡是有參加組織的，或是與組織有聯繫的，全被列為可疑份子，逮捕起來。在逮捕前，我們完全沒有聽到任何抓人的風聲。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大約是下午一、二點鐘，當時我正用鐳錠診療一位鼻咽癌的患者。就在這時候，副院長林天賜先生從院長室撥來電話，要我立刻到院長室去。我心想，究竟是什麼事情這麼緊急？因為我當時住在醫院四樓宿舍，晚上常常拉小提琴；我以為是吵到了隔壁的小兒科醫院，他們反應到院長那裡？可我想，我拉小提琴都有裝上滅音器，照理是不會影響到別人才對？我還是去了。
一進院長室，我就看見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坐在沙發上，兩旁坐著兩個特務「保護」著。隨後，當時的眼科主任胡鑫麟也被找來。平常，我與胡鑫麟醫師很熟絡。我們都是台南人，而且都很喜歡音樂；我拉小提琴，他拉大提琴，時常一起合奏。他一見許強坐在那裡，心知不妙，當場臉色就發白。我看胡鑫麟的臉色不對，就知道慘了，一定是出事了。後來，胡寶珍也來了。他們把人一個一個叫到院長室來。
我們在那裡坐了一個多鐘頭，為的是要等第一內科主任翁廷俊。不過，他沒有來。我後來才聽說，他事先獲得親戚通知，知道要逮捕他，所以溜掉了。結果，我和胡鑫麟、許強和胡寶珍，分別被帶上兩部停在外頭的吉普車。
在保密局南所
許強、胡鑫麟、蘇友鵬及胡寶珍等幾位醫師，隨即被帶離台大醫院院長辦公室，押往小南門附近，位於延平南路上的保密局總部，然後分別關在彷如人間地獄一般的保密局南所狹窄陰濕的不同押房，接受秘密偵訊。
胡寶珍：我們從院長室被押到醫院外頭，上了吉普車，隨即被送到現在總統府後面的保密局軍人監獄。在保密局，我們就被分別關在不同的押房裡。我那一間小小的押房一共關了十三個人。我印象中，一起被關的有一個中將，叫史國英，另外還有一個叫吳石﹙國防部參謀次長﹚。
胡鑫麟：保密局的牢房，我那間約兩、三坪大，關二、三十人，平均一坪住十人。那麼狹小的空間，晚上睡覺時，根本沒辦法同時躺下同時睡，要分班次，一部分人睡，一部分人站著，睡一會兒後，再換另一班次的人睡，另一班次的人站。輪到睡覺的人，躺在地上，一個挨著一個，緊緊的，間不容髮，密不通風。
牢房壁角有個小洞，牢飯從小洞送進來。從那裡偷偷往外看，可以看見走廊的動靜……。[60]
吳澍培：一九五○年四月八日，星期六，晚上十一點左右，我在宿舍被捕。當時，我才十七歲，還是台中一中高二的學生。被捕以後，我先關在台中火車站倉庫；半夜兩點左右，我連同八、九個陸續被抓來的不認識的人，一起被推上夜行的貨車車廂；天快亮時，火車駛抵台北。下車以後，我們又被推上一輛卡車，然後矇上眼睛，把我們載到一個地方。進了牢房以後，那些先來的難友才告訴我們，我們被關的地方就是彷如人間地獄一般的保密局南所。我後來知道，那裡就是保密局總部，在延平南路靠近小南門的地方，也就是後來的警備總部﹙現在的海巡部﹚後方。
我進去的時候，那個押房已經關了五、六個人。那段期間，每天都有人調進調出的。有一天，大概是一個星期後，許強醫師也進來了。起初，剛進牢房的人，因為互相不認識，所以彼此就不太講話。因此，我並不知道他是誰﹖然而，既然大家都關在同一個押房，整天都生活在一起，還是要說些話的。最起碼，彼此總該知道互相怎麼稱呼吧!這樣，一、兩天後，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許強了；但究竟許強是個怎麼樣的人﹖我還是不清楚，也不方便問。[61]
胡寶珍：在那裡關了一年之後，我才被叫去偵訊。這段期間，我也沒有受到什麼刑求。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被抓的人太多了，他們根本沒有時間一個一個偵訊，也沒有時間一個個刑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上頭的人都已經供了，他們也就不需要訊問我了。
吳澍培：我和許強先生在那個押房一起關了三個月左右。我記得，許強進去一個多月以後才被調出去偵訊，時間很短就回來了，也沒有受到什麼刑求；一直到七、八月左右，我調離那個押房時，他也沒被再調去問過。至於我離開以後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胡鑫麟：關進去保密局，在那裡，根本無所謂偵查和判刑。有的人犯被叫去問一問，有的連問都不曾被問過。保密局為什麼捉人捉個不停，為什麼要捉那麼多人？捉進來，為什麼又愛問不問，可問可不問的？關久了，謎底方才揭曉。
當時在「肅清共匪」的首要目標下，保密局每捉一個人，有兩萬元的獎金，——-我在台大當醫生的月薪才幾百元。辦案人員拼老命的捉人，但是問案的人沒有獎金，當然就懶得問。於是捉的人很忙，問的人很閒，被捉的人，只能呆坐黑牢了。……沒問案，怎麼判刑呢？簡單得很，一旦被抓進保密局，就是有罪，而量刑就看軍法處。[62]
吳澍培：那時候，除了被調出去偵訊，也沒什麼事情。我們關在押房裡頭，沒有任何書報可看，互相之間也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因此，平常就只有下下棋了。同房一個比我先進去的竹崎來的醫生——林立[63]，年紀比我大很多，很會下棋。因為我是押房裡頭最年輕的人吧!他就常常找我下。我不太會下棋，他讓我車、馬、包，我還是下輸他。有一天，林立跟我下棋的時候，許強先生也在一邊觀棋。結果，我輸了。許強就說，他的棋下得還可以，他也要跟林立下一盤。他和林立於是就誰也不讓誰，公平下。結果，許強的棋力差了一點，輸了那盤棋。
自從下過那盤棋以後，許強先生後來就經常找我下棋。當時，保密局的氣氛非常肅殺，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戒心理!儘管已經一起下過幾盤棋了，下棋時，我們彼此仍然不太說話，只是偶爾簡單寒暄一些無關案情的話題。漸漸地，他知道我還是個中學生，怎麼進來的；我也知道他不但是台大醫學院的教授，而且還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
一般來講，保密局是一個秘密的機構，外界不太可能知道我們被關在那裡。但是，許強卻跟我們不一樣，他的家人還能夠送些吃的或穿的日用品給他。許強的性格很開朗大方，每次，他一定平均分配給同押房的人一起吃；包括其中兩、三個可能是進來監視我們的人。有一次，我正和許強先生下棋的時候，又有人送東西進來給他。我沒問他，他卻主動告訴我，保密局裡頭，有個上校還是什麼官的太太，以前是他的患者，常常去給他看病，跟他很熟，所以他太太就託他帶東西進來。
胡鑫麟：事實上，整個保密局的人犯裡，能有家屬送東西進去的，只有我們這些台大的人。其他的人，連保密局在什麼地方，都是高度機密，秘密被捉，形同秘密失蹤，完全與外界隔離。後來我當然明白了，保密局根本是個「進得去、出不來」，又有進無出的地方。……那地方說要送東西進去，沒人敢送，也沒法子送。我們幾個台大的醫生，竟然有家人送毯子送魚鬆送肉鬆來，別人簡直不敢想像。[64]
吳澍培：一直到現在，我還印象深刻地記得許強先生跟我說過的一番話。那是我調離南所前不久的事。那天，我們在下棋的時候，他一邊下，一邊談了很多他過去的經歷。我想，他是含蓄地向我表白，他是如何走到革命這條路的吧!
「年輕人啊!」我記得，最後，他語重心長地鼓勵我說：「總是要在動盪的時代裡頭才能成長!才能認清是非!才能找出一條自己應該走的路。你還年輕，是不是能出去還不曉得﹖但我想應該是可以的。出去以後，只要能夠把自己的人生觀跟時代聯繫起來，走自己的路，前途還是明亮的!……」
我那時候還年輕，所以沒有聽懂他這些話。其實，他也是向我暗示：他已經覺悟自己是不能出去的了。
移監高砂鐵工廠
在保密局南所關押一段時間之後，許強等人又被移送由高砂鐵工廠改建的保密局北所監獄。高砂鐵工廠位於台北橋旁，所有人辜顏碧霞因牽連呂赫若的關係被捕，她所擁有的鐵工廠也被沒收。因為所屬的看守所已經關不下一天一天抓來的所謂「匪諜」，保密局於是將高砂鐵工廠改建為保密局的臨時看守所，一般稱之為「北所」。工廠原有人辜顏碧霞，也和許強醫師等無以數計不分性別的受難者，一起被關在水泥都還沒有乾的押房裡頭。
胡鑫麟：我們總共在保密局﹙南所﹚關了多久，無法詳細計算。牢中無歲月，白天黑夜在意識模糊中流逝。記得大約是韓戰開始時，保密局捉了太多人，牢房再也擠不下去，就把大橋旁的﹙高砂﹚鐵工廠，當做臨時的看守所﹙北所﹚，把我們移監到那裡去。……那陣子突然飛機聲音很多，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聽看守的人說韓戰爆發了。以此推算，是一九五○年六月廿五日以後，麥克阿瑟的飛機來來去去的聲音。
韓戰爆發，對我們的判決很有影響。本來﹙，﹚死刑、無期，或十五年的，案情輕重其實差不多，局勢如果緊張，他們就往死刑判，局勢和緩，就往十五年判。[65]
高明柏：我是台北人，在台北市稅捐處當雇員。一九五○年，我才十九歲；五月十三日，凌晨兩、三點，我在睡夢中被特務抓到保密局南所。關了一個月後，我被送到高砂鐵工廠，與我同房的都是醫生。我進牢房時，他們正在擦地板，其中有位醫生看我沒內衣褲可換洗，於是就拿一套給我。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許強醫師。[66]
林賜安：我是高雄人，一九五○年五月廿九日被捕。當時，我在高雄市政府稅捐處工作。我這個案子屬於「台北學委案」，一共槍決了十六個人。
我被捕後，先在高雄警察局關了將近一個星期；六月初才被送到台北北所﹙高砂鐵工廠﹚。那段期間，同房關的、比較有印象的難友有：許強、林立、江漢津、蕭坤裕和王白淵。同樣是醫生的原因吧！林立和許強倆人似乎很熟。
許強經常和江漢津下圍棋。我帶進去的一件毯子就常常給他們鋪在地上，下棋用；結果，毯子有毛變沒毛。棋盤，是另外用畫的；當時，台大校長會送東西來給許強，他們就拿一塊紙板來畫。棋子，則是用飯粒揉一些棉被裡的棉絮﹙這樣比較不容易裂﹚做成的。通常，較不會走的拿黑棋，先手；江漢津的棋藝略高一些，所以，江漢津拿白棋，許強拿黑棋。[67]
江漢津：我是台中豐原人，一九一四年出生；被捕前，是鄉村的小學老師。一九五○年四月七日下午，我在課堂上被帶走；二十五年又三個月後才回到家。
大約是六月，我記得，韓戰還沒發生的時候，我從台北市警局所屬的「南署」拘留所，移送到由高砂鐵工廠改建的保密局北所。我到北所的時候，押房裡頭的水泥還沒有乾，隨手搖一搖，磚上的水泥便紛紛脫落。可以想見，施工的時候一定是偷工減料的。
不久，台北案的許強醫生，也從保密局南所移來北所；，並且前後和我同房有一個月之久。許強和我同年。同房難友中還有一位竹崎的醫生林立，以及文學家王白淵，我們四個都是差不多年齡的人。許強話不多，在押房裡更不輕易談自己的思想、案情。有一段時期，我們兩人同「桌」﹙同一個餐盤、六人一盤﹚吃飯。
在北所，我們一天有兩餐飯可吃。早餐，是稀飯配水煮花生。稀飯，隨便我們吃；一個人通常要吃五、六碗﹙大碗﹚才會飽，也有食量大者都吃七、八碗。花生，一個人平均分不到十粒；另外，花生湯有點鹹，我們都用來攪稀飯。晚餐，吃米飯﹙通常是發霉的，帶雜質的米﹚，鹹菜，從來沒有魚或肉，再加上冬瓜湯。長期下來，大家都面黃肌瘦。
我和許強等難友就是在這種困苦歲月中相處的。在那裡，要看書也沒有書；聊天，重要的事不能談，生活上的瑣事談來談去就是那麼一回事，大家也覺得沒趣。後來，大家就想到以下圍棋來消磨時間。經過一番捉對廝殺之後，我和許強兩人算是棋逢敵手，因此就常和他下棋。我們用飯粒揉上棉絮來做棋子，棋盤就在地上用劃的。我的棋藝稍高，一直到分手時，還讓他兩子。因為下棋，就更不需要費心交談來打發時間了！[68]
林賜安：我在那裡感覺到，許強確實是一個人格者。怎麼說？當時，我聽說他是胃腸科的專家，一點醫藥常識都沒有的我就問他：「什麼胃腸藥比較好？」結果，他說：「最要緊的是生活正常！不能光靠藥物。」
有一次，我們「學委案」的一個難友﹙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被叫出去問話；他走著出去卻被抬著回來。他的大腿腫得連褲子都脫不下來，許強就把台大校長送進來的罐頭，磨成刀片，然後把他的褲子割破。許強告訴我，褲子這樣繃著，那個難友會很難受。那時候，押房裡頭根本沒有藥可以治療，許強就幫他輕輕按摩。靠著同房難友輪流按摩，那個難友才逐漸恢復過來。
江漢津：許強被捕的時候，是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我聽說，他正在作一項有關胃腸內科非常重要的研究，但我不懂醫學，不知道他的研究在醫學學術上所有的重要性。我還聽說，許強除了在台大醫院上班之外，也在新公園附近開了一個私人診所；而地下黨領導人之一張志忠﹙化名楊春霖﹚也住在附近。兩人住得這麼近，我不知道許強是否認識他？與他又有什麼組織上的關係？
許強是台南縣佳里的鄉下人，農民子弟。北門地區是鹽分地帶，只有麻豆一帶的土地才可以耕種；一般說來，經濟條件都比較差。在這種環境下，許強能考上台南二中，可以說非常不簡單。我想，許強出身貧窮鄉村的農家，在成長過程中，對城鄉差距、階級差別，自然會特別敏感，也就會有一定的階級意識；再加上受到佳里地區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前輩如蘇新、吳新榮等的影響，自然會有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產生。
林賜安：我看得出來，許強是重要的角色。在牢裡那樣的地方，他們那些屬於重要人物的人，心情自然較沉重，考慮的事當然也較多。我當時才二十歲左右，說起來也還不大成熟。許強算是前輩，他的心情多少……，所以我也不會去找他說話，怕影響他的心情。再說，在那種調查機關，情勢比較緊張，大家也不會講什麼。他雖然講話不多，但說出來的都很中肯；他曾對我說，他在加入共產黨時，就已經覺悟到會有今天！
江漢津：我記得，有一次，下棋的時候，許強突兀地向我輕聲評價同房的難友說：「老江，少年的不提，我們這一房四個年紀較大的人，據我的觀察，林立話不多，也不太與人來往，是一個真正的實踐者！至於王白淵，只知道嘴巴講講理論而已，談不上什麼實踐的能力……。」後來，王白淵無罪釋放；林立刑死馬場町。
林賜安：較早進來的人睡較後面，是押房自來的規矩。當時，林立睡最後面，再來是許強、江漢津；他們三個年紀也差不多，平常比較有話聊。七月初，一個空軍被關進來，我們才知道韓戰爆發。對這個變化，他們幾個重要人物私底下作了討論。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拿出來公開談，所以，原則上，我不應該也不方便打聽，究竟他們談了些什麼﹖
我和許強一起關同房有二、三個月，調房後，就沒有再看過他。直到送往軍法處後，我才間接聽到他已被槍決了！
再移軍法處看守所
保密局的偵訊告一段落後，台大醫院的醫師們又被移送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等待命運的最後宣判。這段期間，許強被關押在軍法處看守所一區第十五號房。
吳澍培：我再見到許強先生是調到青島東路軍法處的時候。軍法處的押房一共分成四區，樓下是一區和二區，有十六間押房；樓上是三區和四區，中間有一個大廳，隔間不同。當時，我在一區三號房；許強先生比我晚到，也在一區，第十五號房。我們雖然不同房，但他放封時會經過我的押房。
顏世鴻：我被捕以後，一直沒有碰見過許強先生，因為當時實在是人太擠了，一直要到九月二日移送軍法處看守所後，我才有機會見到他。有一天，許先生到我們的房外看病。當然是當病人，不是當醫師。當他看到我時，特意將手往額子上一抹，微微一笑。大概他已經知道這一關是難逃了。
胡寶珍：我在高砂鐵工廠關了將近一年後，又再被送到軍法處等待判決。到了軍法處，就是龍蛇雜處了，也和殺人犯什麼的關在一起；我印象中還有十多個警察局長，和幾個孫立人屬下的軍官也被關在那裡。
許強被槍斃前的一段時期和我同房。當時，我們這間牢房關了二、三十人，擠得不得了，睡覺都要輪流，一個躺、一個就要用坐的。他曾對我說：「上頭只供出一小部份，大部份的人都沒有供出來」。……我其實並沒有參加組織，只是接受那樣的思想而已。在當時，相信這樣的思想，算是普遍的風氣；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我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或什麼怨嘆!
蘇友鵬：在軍法處坐牢期間，我和許強老師同過房。那段期間，因為案子已經「結」了，我們幾乎無所不談。許強老師常用德文向我們闡述真理，他認為真理是有普遍性、妥當性的，是超越時間的；在真理之前，人人是平等的。他很重視科學，認為科學是一個個真理和定理累積起來的東西，不是魔術，也不是奇蹟。
判決
一九五○年九月七日。
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裁定許強與郭琇琮、吳思漢、謝湧鏡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另外，謝桂林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
根據該判決書，許強「顛覆政府」的所謂「事實」是﹕「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參加叛亂組織後吸收胡鑫麟翁廷俊組成支部充任書記每兩週開會一次」。
接著，該判決書羅列了種種「理由」。其中屬於許強個人部份的是：
一、供稱「郭琇琮指示我和胡翁兩人合組一個支部」等語，罪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二、
二、「於參加叛亂組織後擔任支部書記」，並「於叛徒中處於領導地位迭據分別供認不諱」。
三、與郭琇琮等十名同案「係台北市叛亂組織之首腦及主要匪幹策劃叛亂行動指使匪徒實施煽誘動搖份子擴展非法組織實達意圖破壞國體顛覆政府之程度依法均應處以極刑褫奪公權終身以昭炯戒」。
蘇友鵬：我們被判刑時，沒有人旁聽，沒有律師，沒有申述，沒有對質；其實，我們在被捕時就已經被判刑了，根本就不需要審判的程序，也沒有上訴的機會。
胡鑫麟：軍法處判刑約略有個方式：不識字的判五年，識字的、確實沒活動的，判十年，略略有些活動的，判十二至十五年，再上去就是無期徒刑，若有職銜的，比方說是書記或什麼委員，一律死刑。
所謂的職銜，﹙並﹚不是你真正的職銜，而是他們想像的職銜。……他心情不好時，封你是支部書記或小組長，一律死刑。他心情好時，判你無期，心情不好，就大筆一勾，判你死刑。……反正有個蔡孝乾在他們手中，隨便他做人事組織表，任由他封官。保密局就是封神台。……
許強被保密封神台封為支部書記。許、翁、我三個人構成的所謂「台大支部」的書記。﹙其實不只三個人，還多著呢。﹚[69]
李鎮源：我並不知道許強先生是否參加共產黨。在他的判決書上並沒有說明。只說他是「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就事論事，我知道他們小組所討論的主要內容是改革，根本沒有過推翻政府的想法。這樣的判決是不公平的。至於他是否為共產黨員，或者參加共黨的組織，我自己並不清楚，我想這有待歷史的考證與論斷。
邱林淵：當時，地下黨台大醫學院的支部書記是許強。據說，參加活動的有五個人：胡鑫麟、許強、翁廷俊、謝有福；還有一個人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謝有福過世時，胡鑫麟曾經很感傷地說：「現在，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由這句話可見：謝有福是漏網之魚，他在組織裡的活動，並沒有暴露出來。不過，這也是到一九八○年代才弄清楚的。地下黨的事情，我主要是從胡鑫麟處獲知的。
蘇友鵬：實際上，許強和胡鑫麟是直接和組織有關，這是胡鑫麟醫師自己說的，他的案子主要是和蔡孝乾有牽連；是不是和郭琇琮有關？就不清楚了。也就是因為這樣，蔡孝乾被破獲後，一切和他有關連的人都被抓了。
當時台大醫院讀書的人就我們幾個，其它有興趣的人有多少？我並不知道。而且，當時的台大醫院也看不出來有什麼活動。我曾聽胡鑫麟醫師說，台大醫院裡和組織有關聯的，不只他們這些人，只是許強他們沒有供出來，所以案情才沒有再擴散……。
援救
九月廿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所謂「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39>安潔字第二二○四號」判決書，呈報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最後定奪。[70]
許強和郭琇琮等幾位台大醫師及其他涉案者的最終命運，於是就在蔣經國氏的一念之間。
許強的一位病人和台大醫院的同事，於是展開援救行動；他們分別找上傅斯年校長，甚至設法透過關係，拜託蔣經國……。
劉順娣：許強被捕之前，曾經有個刑警到家裡來，東看西看的。他下班後，我把情況告訴他，並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我也不知道！」然後就沒再說什麼了。
許強是個老實人，人很好。我認為他不可能在外頭亂搞什麼。
後來，我還是因為台大醫院派人來通知，才知道他被抓了。但是，我送東西去，卻找不到人。後來，還是因為他一個患者，跟裡頭的人認識，在那個患者的安排下，我才背著兩歲大的么兒，和他見了一面。他瘦了很多，也沒跟我多說什麼，只說：「孩子顧好，要認命！」
謝呈周：有一天，許太太愴惶來找我；她告訴我，許醫師被軍法處帶走，請我幫忙。我立刻去找台灣大學傅斯年校長，請他幫忙。傅斯年校長告訴我，他底下許多位醫師都出了問題，他可能也會受到處分，無法幫忙。他然後拿出許強醫師的自白書給我看，其中有一條說：有一位郭醫師帶資料到研究室找他，向他介紹蘇聯的醫學制度；他認為蘇聯的醫學制度非常好，但他對蘇聯醫學制度的興趣完全是學術上的研究，並沒有參加其它的政治活動。……
許強醫師只是對蘇聯的醫學制度做學術研究，並沒有參與政治，這樣就被捕；真是令人心寒。我認為，許強醫師是一位很優秀的醫師，他被捕的原因不嚴重，大概很快就會被放出來，政府若放他出來，他一定會用他的醫術照顧很多患者，可以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李鎮源：當時我們大家透過杜聰明院長，以及郭松根教務主任，請傅斯年校長是否能以各種方式或管道保釋許強先生。最初，傅斯年校長告知我們許強先生被關一陣子應該就會沒事。我們也想辦法透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校友拜託蔣經國先生幫忙，然而都無法挽回。三、四個月之後，當我們再去找傅斯年校長時，他無奈地表示蔣介石已經下令﹐只要是組織首領，不論組織大小、情節輕重，一概槍斃處死，絕無轉闤的餘地了。
拒絕悔過
對於「匪諜」，蔣經國認為「絕不能客氣，絕不能講人道，要幹就幹得徹底，使他絕無存在的機會。」因此，向來主張採取古人所說「除惡務盡」的處理態度。[71]
那麼，除非許強願意「悔過自新」，否則的話，蔣經國又怎麼會在乎許強一家人的「痛哭啼叫」呢﹖
問題是，在日籍老師眼裡是個絕無僅有「富有氣概」的台灣人的許強，面對那樣難堪的生死抉擇的考驗時，他會願意以個人政治信仰的「轉向」，換得「自新」的待遇而茍存於世嗎﹖
胡鑫麟：我們剛被抓進去時，保密局就叫許強寫「感想」。許強果真寫了，寫一些台大醫院裡面的問題和改善方式。移往軍法處時，就不是這樣了，要他寫「悔過書」，意思是說，如果寫悔過書，可免一死。許強不肯，說，「我沒做錯什麼事，為什麼要寫悔過書？再說，如果台灣人走上這條路，也是你們政府逼的。假使政府不是如此惡質，台灣人怎會起反感。」
軍法處堅持許強寫悔過書，許強始終拒絕寫。他們就叫他太太和小孩來勸他。他太太哭著對他說，「許強，寫一張，寫一張，只要你寫一張，眼睛閉上的寫，至少保住一條性命。」
我和許強不同房，這些事情是聽別人說的。後來許強到底有沒有寫悔過書，我不知道，據了解是抵不過妻兒的苦求哭喊而寫了。但是事後證實，拒絕寫悔過書，是死路一條，寫悔過書，也是死路一條。只要被封做書記，就逃不過槍斃的命運。[72]
謝呈周：台灣大學傅斯年校長不肯幫忙，我就儘量再想辦法。我想到，以前在里鄰大會時，認識一位警備司令部政治科的吳科長，我就帶許太太去找吳科長。我向吳科長說，許強醫師是一位良醫，我很感激他治好我的胃病，請吳科長幫忙想辦法救許醫師；吳科長接受我的拜託，當場寫了一張介紹信。
第二天，我和許太太就帶著吳科長的介紹信，到軍法處的監獄﹙台北來來大飯店之舊址﹚。我們遞出介紹信後，在軍法處外面等了很久，等到後來，心裡就開始緊張、害怕，想說為什麼要這麼久呢？說不定等會兒連我也要抓進去？我們等了一個多鐘頭，才有人來招手帶我們進去一個房間內等。不久，我們看見穿著紅色短褲的許醫師，從一個如同狗洞一般的牆洞鑽出來。
會面時間只有三分鐘。許醫師和他太太談話，內容都是家內事，我不便加入。過了二分多鐘，軍法處的人開始催我們離開。我急忙向許醫師說：「你立刻寫三封悔過書，寄給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軍法處及警備司令部，你就有機會被放出來。」許醫師對我說，他不願寫悔過書。當時我已經沒有時間可以勸他，急得大聲叫：「你不要囉唆，照我的話去做就對了！」
三天後，許太太來找我，向我說許醫師「註死」了，我認為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是，許醫師執意不肯寫悔過書，我也沒辦法。
可我不死心，十月十日，我又寫了一封信勸他：
強博士吾兄勛鑒﹕謹啟者，前月因蒙司令部特別恩典與兄接見以來經已二旬，諒必玉體康安為慰。惟吾兄過去一時純被不良份子欺騙，致入迷途，實感遺憾。此次，弟深望吾兄迅速放棄過去思想，改過自新者，必得政府多予愿諒與同情。弟因深知吾兄抱有優秀醫術，早日能得身體自由而貢獻社會人士者，係屬無上痛快事。茲為救護同胞之一念而勸勉也。希望接信之際立刻悔悟，自書呈文，致軍法處長包，轉呈國防部，表白為要，是所至禱。
秋安
弟謝呈周拜
邱林淵：許強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直要求進步，而且是一個正派的人，樂於幫助人，醫德也非常好。他被捕時，身份雖然暴露了，不過，他並沒有揭露任何一個人，就他自己一個人承擔。後來，傅斯年校長極力要保他。可是，國民黨所提出來的條件太苛刻了，當然他不幹啊！關於這個，我是從別的地方聽來的；就是說，要許強在蔣介石的照片前下跪、認罪。
顏世鴻：我覺得，政治，說起來是很無情的！當時，雖然也有投機份子；但是，這些信仰社會主義的理想者，卻明知走這條路要用性命去賭，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其實，許強當時是台灣消化系統疾病的最高權威，有很多名人都給他看過診，如果他有意求生，或許做得到。我聽說，他的家人屢次要他寫「自白書」，他後來倒是寫了。不過是照他自己的意思表達，而不是能使審查的法官接受的形式。我想，他大概不堪在那麼多人走了以後，自己留下來吧!
遺書
許強被捕以後一直不曾寫信回家。可是，就在他槍決前不久，劉順娣卻收到一封他寄來的家書。
敬啟者：
十八日的來信，二十日接到了。林君送東西來，真是一個好意。但我也顧及她的薪水生活，老早謝絕了。請你放心吧!
家內事情一切有你，我已放心。
我在這囹圄裡已守規安份，深覺過去錯誤，改過自新，回復自己的天職——醫術救人——但恐時間已遲，未能達望。現在因身居不自由，過去傾心研究的幾篇醫學論文列舉於左，將來如有機會請代予整理，發表於醫學雜誌，以資賞慰我醫學者的心；並且望你在醫學界上多多努力，以繼醫術救人之我志，甚為欣慰。
未發表之研究論文﹕
一、關於血中及尿中焦性葡萄酸﹙Pyravicaeid﹚之臨床及實驗研究
二、關於維他命B1減少症之化學診斷法之研究﹙許氏尿中腳氣反應﹚
三、關於胃、十二指腸潰瘍之臨床統計觀察
四、關於斑疹熱﹙地方病型斑疹傷寒中台灣之所謂二週熱﹚之臨床觀察
以上四論文之原稿均放在第三內科研究室，請宋醫師代予整理為盼。
除了這封交代如何處理「未發表之研究論文」的信，家書裡頭還夾著一張許強在獄中手抄<萬里長城>和<安息歌>的歌詞。多年以後，許強的獨子許達夫才通過這份手稿的內容，清楚了解到：原來，他們敬愛的父親，那個「滿腔熱血、心向祖國」的父親，當時已經「準備為祖國犧牲，為爭取民主自由而成為烈士」了。[73]
然而，劉順娣女士當時卻怎麼也沒有想到，那封語氣冷靜的信竟然會是許強向她交待後事的遺書。接到許強的來信之後，人在病中的她無法即刻回信；當時正就讀小學四年級的長女許惠美，於是高興地寫了一封回信給父親許強。
我親愛的爸爸﹕
今天接到爸爸的信，我很高興，媽媽昨天，再去大學校﹙台大﹚，回來，再﹙在﹚吐血，剛才很苦，不能寫信﹙。﹚爸爸要的東西，明天叫漢其寄去﹙。﹚內褲大﹙，﹚二條長褲，已經送去了。爸爸身體保重，一切不免煩老﹙勞，﹚這個話﹙，﹚媽媽說的。
可是媽媽的病不快好，爸爸也不快回來，我就很可鄰﹙憐﹚。
爸爸快快回來，弟弟很大了，我們三個人上學，弟弟和素美一同玩，我們的運動會快到了，今天練習運動會，須美跑一等。爸爸再見十一月一日晚上1○點
四年級許惠美
槍決與收屍
然而，小學四年級的許惠美期待「快快回來」的親愛的爸爸，卻永遠也不能回來了!
一九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國防部以「勁助字第○三九號」代電核定所謂「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判決，並擬定死刑執行日期為十二月三日。[74]
但是，十一月廿九日，《中央日報》及各大報紙卻刊載了一則許強等十四名「潛臺匪諜」昨晨被執行槍決的新聞。
胡寶珍：那時候，如果當天有槍決，大概都是一早五點鐘就來開門，只要鐵門聲一響，我們就知道有人要被槍斃，是誰？就不得而知。當天下午，同案的倖存者就會被叫出去宣判；其實，他們只是要做做「審判」的形式罷了。
胡鑫麟：我們從保密局移往大橋邊的倉庫，再移送軍法處。從軍法處再送新店拘留所，那是一間舊戲院改成的牢房。忘了是哪一天，關太久了，已經沒有時間觀念，有一天下午，他們載我們回軍法處，叫我們排成一列，有一個軍法官模樣的人，高高站在庭上，唸著，「某某人某某人判幾年。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問說，許強現在怎麼樣了？因為我們沒有關在一起，不知道他的現況。法官說，「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原來當天清晨，許強已被槍斃了。[75]
吳澍培：一九五○年七、八月開始，大概每隔一、兩天都會有難友被叫出去槍決。那天，天要亮的時候，他們又來點名。這次，一共點了十幾個人，點到名的都是「台北案」的難友，我那一房有一個叫劉永福的難友，也在名單之中；他被捕以前是士林官邸招待所的廚師。我聽到許強先生的名字也被點到了。
點完名後，他們才進來押房，按照房號次序，把人一個個帶出去；帶到大門以後再回來開另一間押房。通常，那些就要赴義的難友，早已經有了心理準備，點完名後，他們就跟同房難友握手道別；有些人會唱歌，有些人則喊口號……；每一房的情況不太一樣。
路統信：我是河南人，一九五○年七月廿八日，在台大學生宿舍睡午覺時被捕，當時我是台大哲學系的學生。被捕以後，我先是被送到環河北路77號的調查局，接受冗長的疲勞審問；然後又被移送到大龍峒的一處民宅臨時看守所；兩個月後，又被移送到軍法處看守所。
那段時間，軍法處幾乎每天凌晨都有人被叫出去槍決；我現在還深刻地記得，大概都是在凌晨四點左右。尤其是台大醫院的許強和郭琇琮醫師那批，人數相當多，都是國家優秀的知識份子；他們個個都唱著國際歌、高呼口號，堅強地走出去；大伙兒都擠到押房前頭，目視他們致敬送別。那種場面，對同是台大人的我，有不同於別人的感受。現在想起來，心情還是會激動。[76]
胡寶珍：那天早上，鏗鏗的開鐵門響聲自我們牢房發出，隨後就喊：「許強，出來！」許強用手拍拍我，用台灣話向我說了一聲：「再見！」就走了。我不曾流過眼淚，但是聽了他這句告別的話，當場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吳澍培：後來，我看到許強先生被兩名憲兵各夾一手，從我的押房前面走過，一個開門的看守拿著一串鑰匙走在後面；他們把許強先生帶到一區門口時，給許強先生上了腳鐐手銬；然後，我們就聽到許強和其他同時犧牲的難友們一路高喊的口號聲……。
早上十點左右，早餐開飯前，我們先為當天清晨犧牲的難友默哀，然後唱<安息歌>……。
蘇友鵬：許強老師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廿八日被槍決，當我得知敬愛的老師和幾位前輩們已經被槍殺了，有一個多星期，我天天以淚洗面……。
顏世鴻：一九五○年九月三十日起，秋決開始。首先是林書揚他們的「麻豆案」宣判，結果判了三個死刑，八、九個無期徒刑，連那種不識字的六十多歲老翁也被判無期徒刑。
在「台北案」的判決書中，許強排名第三；結果，光是他們這個案件就被槍斃了十四個人。就我自己的見解，這是蔣介石下的令，而且和韓戰的情勢有關。因為韓戰爆發後，美軍準備攻進鴨綠江，但十月廿五日中共加入戰局，整個局勢就改變了。
當時載運赴死者的每一部卡車，派四個憲兵押兩個被捕者。我聽說，許強他們在綁赴刑場時，就在卡車上沿街唱起<國際歌>和喊口號。他們這個案件算是非常特別。怎麼說呢？據說，他們十四個人被槍斃後還被留在現場示眾，不准家屬收屍；第二天，我們「學委案」的十一個人去的時候，他們十四具屍體還留在那裡。
張漢其：許強槍決的那天，許太太沒有接到通知，所以並沒有到場。清晨，天剛亮。我聽到消息後，立刻和一個同學，趕去馬場町刑場。
我們沿著重慶南路一路走去。當我們走到距離中正橋頭約150公尺的堤防上時，我們看到行刑的車隊正要進入刑場。我看到他們在車內還一路高喊著口號！
我覺得，他們這些思想犯很不簡單，他們被槍決前，並沒有「要哭要啼」的!也不像那些被判死刑的黑社會，臉色會變；他們就是大大聲地喊著。許強的家庭並不窮，可他會走到共產主義路線去，我以為，像他這樣的人的思想才確實徹底。
當時的堤防還是石頭路，不像現在用水泥蓋得那樣高；堤防再過去才有水。刑場就在堤防邊的河岸邊上，距離我們站的地方大概不到一公里。我看到他們被推下車後，一跪地，隨即就「砰」下去了。很快，才幾分鐘的時間；等我趕到那裡時，許強已經過世了。
那時候，被槍決者的屍體是不能在現場領的。他們先把屍體送到殯儀館，然後要家屬到軍法處辦好收屍手續後，才給領回。我於是趕緊跑去通知許太太。
謝呈周：許醫師被執行槍殺時並沒有通知他的家人。許醫師有一位姪子常常去探聽消息，有一天，他通知許太太說，許醫師和一批人已經被送去刑場了。我和許太太就趕緊到刑場。那時，當日的槍殺已執行完畢，工人們正在運送屍體；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許醫師的屍體。有個工人就告訴我們，之前已經送出一批屍體。我們於是又趕到收屍體的所在。
在那個所在，我看到有一個個六呎深的水泥桶裡面堆放著一仙仙的屍體。我就一個個去找。在一個桶內，我翻了一仙又一仙，當我翻到第三仙時才猛然看到被壓在第二仙屍體之下的許醫師；我看到他的胸口有綻開的彈孔。當時，我悲從中來，一下子就淚流滿面。天呀！這麼優秀的醫師居然會被人無情的槍殺。
許扶美：爸爸走的時候，我才七歲，太小，沒辦法了解媽媽內心的悲情，她也不能告訴我們爸爸所遭受到的恐怖。有一天，一位長輩告訴我，你爸爸死了，我仍不信；直到在殯儀館看到爸爸躺在那裡。第二天，火化了，媽媽帶我去揀骨；大火爐一開，只見白骨灰燼，我一根一根揀，一邊跟著哭，只見媽媽臉對著牆壁痛哭。……[77]
許須美：一九五○年十一月廿八日，卅七歲的父親遭到「槍決」，我年僅五歲，對逝父之痛懵懂不知，但我卻清晰記得：事後，有一天，母親帶著兩個姐姐和我，走入一間好大好大的大廳，那裡停放著一個個用廉子遮掩的東西。母親帶我們走進其中之一，掀開廉子，突然看見父親躺在一木箱內。看著母親和姐姐們在痛哭，我只覺得很奇怪；我完全不知，睡在那裡的父親，與我們已是生離死別。
父親火葬的鏡頭，深深烙印在稚齡的我的心中。記得，當時只有隔壁鄰居一位太太牽著我的小手，跟著母親、姐姐們移動；我看到一個好大好大的火爐，爐門忽地打開，棺木送入，隨即熔於熊熊火燄。我想，這個可怕的鏡頭一定對我的心靈衝擊很大。至今，即使有親朋過世，我都不願再去親睹這樣的場景。
母親說，由於父親是以政治犯被槍決，即使是生前同窗同事好友都不敢來探訪遺屬，就是同一血緣之兄弟親人，也都無人出現在已是非常簡單的葬禮。
哀哉!父親悲壯的犧牲，卻是如此淒涼。[78]
惜哉許強!
一九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劉順娣把許強火化後的骨灰存放在仁愛路一段的東和寺。一直要到一九七八年八月，因為經濟條件比較好了，她才在八里山上的墓地，修了一個墳，讓許強永眠地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許強醫師犧牲四十一年後，為了紀念許強的人格，更為了「能見到他耿直的精神在這個紛亂的時代重生。」以李鎮源醫師為首的一群醫界人士，終於在戒嚴體制解除後，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許強醫師紀念會。[79]
李鎮源：我對許強先生最佩服的一點是他堅毅的精神與骨氣。雖然台大被捕的人有許強先生、胡鑫麟先生、蘇友鵬先生、胡寶珍先生等人，事實上，這件事情，還有可能株連許多台大的人。然而在許強先生被捕期間，儘管他們用各種方式要他招供其它的成員，但是他都不肯再牽連其它的人。由於許強先生的堅忍，使得這個歷史的悲劇得以不再擴大，殃及更多無辜的人。
蘇友鵬：優秀的人才是非常難得的!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殖民地台灣才出現幾個像許強老師那麼優秀的人才；可是光復後五年，一場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輕易就把他撲殺了。真是可惜啊!
宋瑞樓：許學長﹙不但﹚是秀才，而﹙且﹚運動健強，個性剛正，富有正義感，具有原則，具有行動力。……愛國心強，經日本教育變成更強，因為愛國、愛台灣、愛社會，……結果被﹙國民﹚政府認為是「叛國」，而被處死。
如果許學長有機會繼續在台大醫院服務，相信他就是我們要的一位領導人物，對台大醫學院，對醫界與社會，一定會提供重大的貢獻，非常可惜。
謝呈周：我覺得做人應該有正義感、勇敢，社會才會進步；而真正的實踐者卻是少數，並且得不到社會的同情。
許強醫師身後留下許太太和五個小孩，十歲、七歲、五歲、三歲和兩歲，最小的只有兩歲。許太太非常賢慧，但是一個人養著五個幼兒實在真辛苦，因此，我在事後也時常去拜訪她們，給她們安慰和鼓勵。
許扶美：沒有了爸爸，媽媽就到比較熱鬧的台北橋附近租房子開業，我們仍住在大龍峒。那時候，媽媽當婦產科醫生，也兼眼科，並當校醫；白天辛苦了一整天，半夜又經常出外，為人接生。我們雖有佣人照顧，一歲多的小弟弟卻經常半夜哭著要媽媽半夜，十歲的大姐幾乎天天背著他，哄他入睡。媽媽也經常忙到天亮沒睡覺……。[80]
許須美：小時候，我最怕有人問我﹕「妳爸爸呢﹖」「你爸爸怎麼死的﹖」我的回答總是「病死的」或「意外死的」；不善說謊的我，最怕別人繼續追問。雖然我羨慕別人有「爸爸」可以叫，但在母親的愛心呵護下，我卻毫無失怙之感。只是，在整個社會視白色恐怖為禁忌下，我們從小時候一直到成家立業，一直對父親的死，噤若寒蟬，而且也遵照母親的叮嚀，不參加任何與政治有關的活動……。[81]
劉順娣：許強被槍決後，我心裡想，日後要設法在台大醫院那裡，給他立個紀念碑。但是，一方面是為了生活忙碌，一方面也因為長期受到列管，也就沒能實現這個心願。現在，我惟一能夠安慰許強的是，我不但把五個小孩拉拔長大，而且都讓他們受完大學教育；算是對得起他了！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八日二稿
——二○○三年四月七日三稿
——二○○三年五月廿三日四稿
[1]許達夫<我的父親許強>，收錄於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2]劉順娣口述證言，一九八七年一二月採訪，台北市。以下劉順娣證言皆同。
[3]一九九一年一二月採訪，台北市。以下張漢其證言皆同。
[4]汪知亭《臺灣教育史》﹙台北市:臺灣書店，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增訂再版﹚，頁四二、四三。
[5]南一中校友會編《省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原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校友錄》﹙一九七九年﹚，頁一五。
[6]前引汪知亭《臺灣教育史》，頁八九。
[7]吳建堂編《台高會名錄》﹙台北市:台高會，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頁一三。
[8]前引汪知亭《臺灣教育史》，頁八九、九○。
[9]台灣總督府各年統計書及學事年報一覽材料；轉引汪知亭《臺灣教育史》，頁一五八。
[10]李鎮源是台北高等學校第八屆理科乙類，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畢業；前引吳建堂編《台高會名錄》，頁一二。
[11]李鎮源是台南二中第七屆，一九三三年三月畢業；前引《省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原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校友錄》，頁十三、十四。
[12]李鎮源口述、侯文詠整理<我與許強醫師>，一九九一年一二月一五日，《自立晚報》副刊。以下李鎮源證言皆同。
[13]一九九三年十月十日採訪，廈門。以下邱林淵證言皆同。
[14]蕭道應致筆者信函，題為<我所了解的許強教授>，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15]前引汪知亭《臺灣教育史》，頁一六二、一六○、一五五。
[16]八木俊一《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同窗會—東寧會會員名簿》﹙東京：一九七三年十月卅一日﹚，頁二○—二三。
[17]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一五○。
[18]宋瑞樓<第三內科簡史>，收錄於《臺大醫院壹百年》﹙﹚，頁四四—五○。
[19]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一五一。
[20]宋瑞樓:<懷念一位傑出的學長—許強教授>﹐未刊稿﹐許須美提供；以下宋瑞樓證言未另註出處者皆同。
[21]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採訪，台北市。
[22]一九九○年四月採訪，北京。另見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台北《海峽評論》，一九九四年一月。周青<「不定期會」與謝雪紅>，台北《遠望》雜誌，一九九五年三月。
[23]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台灣醫療關係者徵用令>公佈。
[24]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大公報》；轉引薛化元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一九四五—一九六五﹚》﹙台北市：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一九九○年十一月初版﹚，頁五。
[25]<臺大醫院重要大事記>，前引《臺大醫院壹百年》，頁一三。
[26]邱仕榮<光復前後的臺大醫院>，原載《青杏》第十八期；轉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台大景福基金會，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八日﹚，頁五○。
[27]<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一九八五年三月卅日，台大景福館，主持人楊思標﹚；轉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四九-五○。
[28]前引宋瑞樓<懷念一位傑出的學長—許強教授>。
[29]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七。
[30]施振坤<建校前後瑣憶舊>；前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三五六。
[31]翁廷詮<光復初年的台大醫學院學生生活與台大外科面面觀>；前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三五九。
[32]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採訪，台南顏宅；以下顏世鴻證言皆同。
[33]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台北，許強醫師追思會。
[34]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台北，許強醫師追思會；以下謝呈周證言皆同。
[35]<要求發給正式證書—臺大醫學院職員罷診>，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四日，《台灣新生報》。
[36]<臺大醫院風潮擴大—一院罷診後二院繼之其他學院亦有響應趨勢>，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六日，《台灣新生報》三版。
[37]前引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六日，《台灣新生報》三版報導。
[38]<台灣大學附屬醫院罷診事態演變經過>，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台灣新生報》三版。
[39]<蔣主席關懷臺大>，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台灣新生報》三版與《人民導報》二版。
[40]<臺大醫院復診—醫員聯合發表復診聲明書>，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台灣新生報》二版。
[41]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五一。
[42]雄秉真、江東亮<魏火曜先生訪問錄>﹙中研院口述歷史叢書<廿四>，一九九○年六月﹚，頁三○。
[43]魏火曜<臺大醫學院十六年>﹐《傳記文學》第一卷第七期，頁三五。
[44]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一。
[45]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一。
[46]一九四○年一月，毛澤東於延安《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文中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
[47]胡鑫麟口述、胡慧玲整理<醫者之路>﹙一—三﹚，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廿二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
[48]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採訪﹐台北蘇宅。
[49]《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卅一日初版﹚，頁一二。
[50]《中共的特務活動》﹙香港阿爾泰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頁三三一。
[51]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一四—二二。
[52]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二○八。
[53]一九九五年三月廿四日採訪﹐麻豆林家故居。
[54]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二、三﹚，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一、廿二日。
[55]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採訪，台北蕭宅。
[56]許扶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媽媽>，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二—一八三。
[57]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一四—一五。
[58]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採訪，台南新營；以下胡寶珍證言皆同。
[59]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60]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61]一九九一年九月廿七日採訪，台北；以下吳澍培證言皆同。
[62]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五﹚，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63]林立，四十八歲，台北醫專畢業，自設道生醫院，一九五○年因「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案」被捕。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七六。
[64]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65]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八﹚，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廿七日。
[66]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採訪，台北。
[67]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採訪，台北；以下林賜安證言皆同。
[68]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採訪，后里泰安；以下江漢津證言皆同。
[69]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五、八﹚，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四、廿七日。
[70]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二二。
[71]蔣經國《勝利之路—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正中書局，一九八八年二月臺初版三印﹚，頁一一九。
[72]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八﹚，一九九四年一一月二七日。
[73]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九六。
[74]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二二。
[75]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八﹚，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76]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九日採訪，台大。
[77]許扶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媽媽>，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三。
[78]許須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最敬愛的母親>，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七—一八八。
[79]黃芳彥<為什麼我們要舉辦許強醫師紀念會>，《自立晚報》本土副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
[80]許扶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媽媽>，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四。
[81]許須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最敬愛的母親>，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