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苦澀的糖〉
藍博洲
幾百年來，中國大陸的漢族農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一波又一波地從閩、粵沿海移民來台，譜寫了一頁頁血淚交纖的台灣開發史。一九四九年，隨非國民黨政府內戰的失敗，最後一批大陸移民集體來台：台灣社會的族群構造於是有了更為複雜的內容，並且人為地產生新的族群間題，至今未能合理地解決。
然而，就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隨著殖民地台灣的復歸中國，已有為數不少的大陸各省青年，慕「寶島」之名，隻身渡海來台求學；並且在兩岸對斷的歷史大變局下，成為台灣的「新住民」。他們的歷史經驗也為「唐山過台灣」的台灣史，增添了新的內容。
路統信，河南人，因為小學課本上─篇〈台灣糖〉的課文而認識到殖民地台灣的存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他無懼於「二二八事件」後本省民眾可能「排外」的心理威脅，毅然隻身來台，投考台大哲學系。一九五○年，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席捲全島各地，他因為曾經參加學生社團「耕耘社」，而於暑假時期的七月卄八日，在台大學生宿舍被捕，處刑十年。
對他來說，原本「甜津津」的台灣糖的滋味．竟是苦澀的！

《台灣糖的滋味一個外省學生的台灣經驗》
路統信/口述
藍博洲/採訪
(1)台灣糖
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苦在心；要問這糖何處造？這糖造自台灣人；申午年，起糾紛，鴨綠江中浪滾滾！中日一戰清軍敗，從此台灣歸日本！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這是我小學二年級國語課的一篇課文，題目叫：〈台灣糖〉。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因此，你應該不難想像，它當年給我的印象有多麼深刻啊！其實，我是從那一刻起就知道我國疆土台灣這個地方；同時也就在那時，割讓台灣的國恥，讓我幼小的心靈感到悲痛。也許，這樣的情感就是我後來毅然渡海來台的原因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家鄉淪陷，我到國民政府管轄區念中學。那個年代，全國同胞為救亡圖存，團結抗戰，救國運動特別多；我們經常跟在遊行隊伍中，喊著：「打倒列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因為家鄉淪陷了，所以，「救亡圖存」的口號，對我而言，就不僅僅是口號而已！當時，我切身地感受到：你如果不救自己的國家，就要做亡國奴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我就夢想：有機會也能到台灣走走看看。後來，我有一個同學，因為他哥哥跟隨政府部門到台灣服務；他也跟著過去，並轉到建國中學就讀。一九四七年春天，他從台灣回到家鄉，我就和一些同學去看他，想聽他談談台灣的情形。那時，台灣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剛剛平息未久，他是因為在動亂中挨了打，精神受到刺激，所以才回鄉療養。聽他這麼說，原本也想到台灣的同學，就不敢去了。可我並沒考慮那麼多，心裡頭想，有機會我還是要去的。
(2)隻身來台
第二年(一九四八)初夏，我高中畢業。這時候，國共內戰打得正激烈(按：中原、豫西和豫東的解放軍，從五月到七月，發動夏季攻勢)；我想繼續念書，於是就自己一個人，從家鄉輾轉來到台灣。到了台灣，我先後報考了幾所學校．，最後，我決定讀台大哲學系。
一九四八年九月，學校開學。我原先有些擔心：像我這樣的所謂「外省人」，會不會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而被本省同學排斥？然而，一段時間過去之後，我個人並沒有被本省同學排斥的情形；我覺得，校園中的本省同學與外省同學之間，並沒有太大的隔閡，相處融洽。
我因為剛進台大，生活還沒安定，也沒有參加任何社團活動。那時候，大陸各大城市時有學潮；但台大校園的氣氛，就我個人的體會，倒還平靜。校園社團比較知名的如「麥浪歌詠隊」，主要在唱各地的民歌和民謠；我曾去看過他們彩排或演出。
(3)暴風圈外
我在台大的那段時間，一直都住在羅斯福路四段的男生宿舍；那是一棟兩層樓的木造房子(現已拆除，改建為捷運公館站)，大概住了一百名不到的學生。我記得，從舟山路的台大側門出去，是氣象館，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沒有甚麼房子；當時，那條路也不叫舟山路，是基隆路；現在的基隆路是後來才拓寬的。因為我不住在新生南路的男生宿舍，所以，在「四六事件」的風暴中，我不在現場。
就我所知，「四六事件」的導火線，跟「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很小的事情引起的。聽說，有一天(三月十九日或是二十日)，台大和師院的兩位同學，共騎一輛腳踏車，經過現在的仁愛路、新生南路口時，被警察取締；因為警察的態度很不好，學生心裡也不服氣，雙方就起了衝突；爭執中，警察動手打了學生，事情就這樣鬧了起來。
第二天，台大和師院的學生就聯合起來，遊行到台北市警察局，要求警察不可以隨便打人、抓人；警察局長為了平息眾怒，也出面做出承諾。當然，秋後算帳也隨之而來。
四月六日，一大早，同學們奔相走告：昨天晚上，警察包圍了新生南路的台大男生宿舍和和平東路的師院宿舍，許多同學已經被抓走了。事後，我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他們先秘密抓了一位師院自治會的主席(按：周慎源)，可是，當押人的三輪車行經台大醫院旁的學生宿舍時，那位同學卻機警地跳車求救；宿舍裡的台大學生就把情治人員擋住，不讓他們進去抓人；情治單位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原先是想把那些他們認為的「問題學生」各別逮捕的，既然逮人不成，那就乾脆連夜包圍宿舍，企圖一次就把那些學生統統逮捕，以免學生鬧起來後，無法控制。
事件後，同學們成立了營救會，買些食品、罐頭，送到台北監獄，給那些被關在裡頭的同學。當時，傳斯年算是強勢的校長，平常就強調民主、自由的理念，對這件事，他不但反對秘密抓人，而且還指派訓導處的人，跟學生一起處理營救之事。
(4)四六之後
四六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社會控制，隨著國軍在內戰的節節敗退而更加嚴厲。首先，在五月一日，實施全島戶口總檢查；接著，又在五月十九日宣告：自二十日起，全省戒嚴；廿四日，立法院通過實施「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廿八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頒布「出境登記辦法」；與此同時，為了防止所謂「共匪滲透」，公教人員開始實施連坐保證制度。
到了九月，新學期開始的時候，連我們學生也要有保證人，不然就不讓我們註冊；為了找保人，當時我真是傷透了腦筋！因為我在台灣一個親人也沒有，要找誰來保呢？
(5)考生服務團
在此之前的暑假，台大招生考試時，我曾參加台大同學辦的「考生服務團」，專門為那些來台大報考的考生服務；傅斯年校長也很支持我們的服務工作。
我會參加「考生服務團」，主要是因為高中畢業那年，來台之前，我先是到南京考中央大學；那時，我才十八歲，從來沒有出過遠門，在戰亂的情勢下，自己一個人，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來到完全陌生的南京；因為舉目無親，又不知道到考場的路怎麼走？一路上，心裡頭總覺得不踏實。但是，下了火車，走出車站，我就看到南京中大考生服務團的同學，拉著醒目的布條，在為外地來的考生服務；我於是走過去，然後在他們的安排下，坐上開往中大的校車。
那時候，我對中央大學考生服務團同學的服務熱誠，非常感動；基於這種體驗，我們認為也應該給那些來報考的考生服務。基本上，「考生服務團」在同學聯誼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開學以後，許多新成立的學生社團，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自然組成的。
(6)海天合唱團
「麥浪歌詠隊」在四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衝擊，有人被捕入獄，有人逃回大陸；因為這樣，「四六」之後，「麥浪歌詠隊」基本上已經沒甚麼活動了。第二個學期剛開始，台大學生又新成立一個合唱團：「海天」；雖然和「麥浪」一樣是唱歌的學生社團，但是跟「麥浪」比起來卻非常保守，選唱的歌都是藝術歌曲。因為，在當局看起來，那些帶有地方特色的民謠和民歌，都是共產黨的歌啊！
「海天」成立時，我參加了；那時，我們的音樂老師是賴孫德芳女士，指揮是中廣公司的計大偉先生。在校內的公開演唱，事先都要把曲目送訓導處審核，通過以後才可以唱；即便如此，有些國民黨的特務學生還是會藉機擾亂。
一九五○年元旦，台大在法學院禮堂舉行新年晚會。「海天合唱團」的同學在晚會節目中合唱〈李大媽〉，歌詞是：「太陽出來照眼花，李庄有個李大媽，身體胖那麼耳朵大呀，好像一個活菩薩……」這原本是抗日戰爭時期流行的一首民謠，沒有什麼政治意味。可節目進行當中，卻有一些同學在台下鬧場，大聲叫嚷：「這是共產黨的秧歌……」事後，他們又向校方檢舉告發。
其實，在此之前不久，中廣電台才剛播出過這首民謠，校方於是正式行文，向中廣取得〈李大媽〉的歌譜，以此證明：這首民謠並非鬧場學生所指的禁歌，並向保安司令部澄清說明；這樣，一場校園風波才算平息。這之後，兩名為首的鬧場學生也因另一違反校規的事件，遭到校方開除。可以這麼說，當時的傅斯年校長，對那些擾亂校園安寧的職業學生，也是深惡痛絕的。
那時候，我已經大二了；經過一年的適應，我也逐漸參與學校的社團活動。除了「海天合唱團」之外，還有「美術社」(指導老師是師範學院的美術系主任孫多慈教授)、「耕耘社」……等等。這些社團其實並不帶有政治性，但是，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凡是學生自組的社團都有問題，雖然這些社團都是經過訓導處登記認可的，但是參加的人也很難不被牽連到這樣那樣的所謂「匪諜」案。
(7)耕耘社
我之所以被捕與我參加了「耕耘社」有關。
在國民黨官方的說法中，「耕耘社」被當作是「匪學運外圍組織」；這根本就是硬扣給我們的「紅帽子」。其實，「耕耘社」不過是一個種菜的學生社團而已。
一般說來，當時，大多數學生的經濟能力都很差。早餐，就只是幾片黃蘿蔔和幾粒花生米配稀飯而已；然而，因為大家都還年輕，求知慾又高，對這些並不在意，也不覺得有多苦。而且，只要外頭兼個家教，再加上公費補助，生活還勉強過得去。可是，隨著內戰的發展，大多數的同學都和家人失去聯絡，家裡每月寄來的生活費也都斷了。這樣，不想個辦法，生活就會有困難了。於是就有幾位同學在校園共同闢地種菜，後來參加的同學多了，就向校方登記，正式成為學生社團。
「耕耘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我們在傳斯年校長的支持下，在農學院的空地上開闢了幾塊菜園，自己勞動種菜自己吃；如此而已！不搞讀書會，更不搞任何活動。另外，還有一個「健康社」，後來也有很多同學被抓；他們也只是一個自己磨豆漿喝，如果有多的，也賣給其他同學喝的社團而已！
(8)牽連
我們「耕耘社」最早被捕的是一個叫做于凱的同學。在校時，我被分配跟于凱住同一間寢室，他雖然是歷史系的學生，也跟我們一起參加「耕耘社」。他這個人，就我平常的印象來看，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地方，他很少和我或其他同學談論思想方面的問題，從他平時閱讀的書，也看不出有任何「左傾」的色彩。他之所以被捕，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他與師院一位于非教授的交往有關。
于非(原名朱芳春)教授是心理學老師，當時，台灣省政府社會處辦了幾次「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講座，其中「實用心理學補習班」，請他去做了幾次演講。那時候，學生的物質生活雖苦，但求知慾旺盛；因為校園裡已不常有活動了，所以只要哪裡有學術活動，大夥兒都會去參加。就這樣，幾次下來，那些聽講的人慢慢就互相認識了，後來也都一個一個地被捕、判刑。
據說，于非在于凱被捕之前已逃離台灣了。這時，我們這些和于凱有來往、認識的，住同一宿舍，或者同是「耕耘社」的人，全都有問題了。于凱大概是在一九五○年五月某日突然失蹤的；後來，陸續又有一些同學突然不見，我們就明白：他們一定是被秘密逮捕了。
我當時就想，不知哪一天會不會也輪到我！
(9)在午睡中被捕
一九五○年七月廿八日，下午兩點多，我正在睡午覺，一名訓導處的人陪同兩名便衣特務，到宿舍找我。其中一名特務一進來，就到處東翻西找的；另外一名特務就對我說，他們有點事，要我跟他們過去談談。
當下，我心裡就明白了，一定是為了于凱的事；於是跟著他們走出宿舍。出門前，那名負責搜查的特務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然後問我：「這是你的嗎？」
我看了一眼他拿在手上的書，原來是一個美國作家寫的《新中國》；我就說：「是。」他於是就如獲至寶地帶走。其實，這本書的「新中國」指的是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的新中國；寫的是當時中國的社會情形。因為用字淺顯，容易學，有人就把它翻譯成中文；後來在全國各地被當做中、英對照的英文教材。但是，在白色恐怖的五○年代，那些特務卻是看到「新」字就認為有問題。
那個年代，國民黨政府非常注重思想的箝制；比如說，光復初期，本省同學閱讀文言文，非常吃力，當時的台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教授，就特別為此編了一本白話文的《大學國文》，裡頭包括魯迅、郭沫若、夏衍……等進步作家的文章；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些作家都沒有跟隨國民黨到台灣，於是就成為「附匪」作家；這樣，這本台大講義組出版的《大學國文》就變成禁書了。
(10)軍法審判
我在宿舍被捕以後，就被送到環河北路七十七號的調查局，接受冗長的疲勞審問；他們主要問我和于凱的關係，我就所知回答。然後，他們又把我移送大龍峒的一處民宅臨時看守所(保安處的看守所已經關不下人了)；民宅的三個房間一共關了十幾個人。
兩個月後，我又被移送青島東路的軍法處。在那裡，他們又多次審問；問來問去，還是問我和于凱的關係。我的回答仍然一樣。
那段時間，軍法處也是人滿為患；而且幾乎每天凌晨都有人被叫出去槍決。我現在還深刻地記得，大概都是在凌晨四點左右；尤其是台大醫院的許強和郭琇琮醫師那批，人數相當多(按：十四人)，都是國家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個個都唱著國際歌、高呼口號，堅強地走出去；大夥兒都擠到押房前頭，目視他們致敬送別。那種場面，對同是台大人的我，有不同於別人的感受；現在想起來，心情還會激動。
在軍法處，開了兩次庭後，我就被移送到碧潭附近的新店戲院，關在戲院中用木棍隔成的押房。我聽一些先到的難友說，關在那裡的人，通常都判刑比較輕。這樣，心情也稍微安定。
第二年．(一九五一年)四月間，判決書送達；結果，我以「參加叛亂組織」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那樣的白色恐怖年代，這已算是幸運的了。接著，我就被移送設在內湖國小的「新生訓導處」；一個多星期後，我又和大批難友被押到基隆港，上了船；然後移送綠島「管訓」。
所謂「新生」，就是政治犯。在國民黨看來，都是思想有問題的人，所以要把我們集中起來，施以三民主義的感化教育，換換腦筋，然後才可以「新生」做人。
(11)出獄感懷
我在綠島待了兩年，就被遣返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整整七年後，刑期滿了，才得交保出獄。那是一九六○年八月一日。
出獄後，我已不能回台大復學；後來通過轉學生插班考試，重回台大校園，到森林系就讀。
我想，我們這個世代的人，都是在戰亂的年代成長的；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的同學，絕大多數的人，對國家前途與未來都充滿著希望與熱愛；因此，在內戰年代，我們的共同心願就是：趕快結束戰爭，加緊國家建設，使民生樂利，國家富強。
雖然我受了災難、吃了苦，可是我並不後悔當初隻身負笈來台求學的決定，在這個動亂的歷史大洪流中，個人的遭遇是時代決定的，在即將進入廿一世紀的現在，我只希望同樣的悲劇，永遠不要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上重演。
【1998-10-25、26/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